尊敬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拉吉夫·沙阿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女生们，先生们：
感谢傅莹大使推荐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来参加第73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办的“国际发展合作的未来：战略伙伴关系和创新合作”早餐会，既兴奋又不安。
兴奋是又来到纽约，想起18年前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就是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来纽约，作为复旦-耶鲁交换学生（Fox Fellow）取道去耶鲁大学学习，打开了人生的天窗。期间从纽黑文到纽约参访，第一次来到联合国总部，了解其用地就是洛克菲勒先生以一美元租给联合国的，肃然起敬。这是美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做杰出贡献的光辉写照。
不安是我并非研究国际发展合作的，更重要的是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此早餐会主题是学习借鉴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全球领导经验，非常独特。做惯了发达国家的学生，要给老师介绍经验，中国还真的感到不自在。
谈几点个人不成熟看法，请大家指正。
一
欧洲审计院日前发表报告，承认欧盟对非洲和平安全的财政支持政策效果不佳。报告指出，多年来，“非洲和平与安全框架”（APSA）严重依赖外部资金援助。欧盟80%援助资金均用于支付安全行动费用，而不是帮助非洲加强安全能力建设。欧盟应对此进行反思，将援助重心转移至后者。此外，欧盟倾向于削减对非盟军事力量的财政支持，但经常遭到非洲国家抵制。非盟一半以上预算依赖外部援助，帮助非盟加强能力建设将是欧盟持续面临的挑战。前些年《龙的礼物》一书已经揭示了这一现象。中国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中国也有不少失败教训，对欧盟深刻检讨表示钦佩。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以前多用对外援助的提法，首先学习了借鉴了不少国家经验，但有鲜明中国特色，即国际主义、人民中心。改革开放后，中国集中学习发达国家——刚组建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就借鉴了美国的做法，取得了不菲成就，但仍有不少改进的地方。
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国际发展合作首先具有许多共同点，比如方式主要包括援建成套项目、提供一般物资、开展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派遣援外医疗队和志愿者、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减免受援国债务等，都强调国际合作，尤其是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作用。
但正如《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描述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尤其是对外援助也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是中国提供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诺、互利共赢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中国外援性质与西方不同，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不是施舍。
二是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中国重点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促进农业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服务，建设社会公益设施，并在其他国家遭遇重大灾害时及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改革开放两句口头禅——“要致富，先修路”（基础设施先行），“再穷不能穷教育”（避免贫困恶性循环），在发展中国家很流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摆脱贫困》两书近年在非洲的热捧，就是明证。
三是方式上先试点再推广，充分照顾对象国接受条件，不超过其发展阶段搞一刀切，不搞脱离实际的高标准，尤其是实事求是，实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中国主张，发展是解决所有难题的总钥匙；规则当然重要，但要不断成熟、循序渐进形成。
中国坚持“授人以渔”的援助理念，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志愿者服务等方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和实用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增强自主发展的造血功能。
中国对外援助资金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种方式。
——无偿援助重点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中小型社会福利项目以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物资援助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
——无息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社会公共设施和民生项目。
——优惠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有经济社会效益的生产型项目、大中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较大型成套设备、机电产品等。
援外预算资金由财政部按预决算制统一管理。优惠贷款本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通过市场筹措，贷款利率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由此产生的利息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
具体做法，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有几条经验：
一是问题导向，解决所在国家迫切问题的方案是好方案，不是我们以为好的方案。为此不搞政治挂帅，价值观输出，不干涉内政。西方的NGO很活跃，在国际发展合作上个体理性，为此可能造成集体非理性，原因就在这里。
二是人民中心，聚焦民生与教育。我来自江西，是中国较穷的省，高考都往省外考，最后留在发达城市工作。这种现象也发生在欧洲在非洲推广的教育，超越当地需要，结果反而导致人才流失。两个例子都说明，不能盲目搞高标准。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好模式，最符合当地人民需要的就是好模式。
三是目标驱动，久久为功，步步为营。五年计划，十年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实现发展目标。具体制订方案多“三石一鸟”，而非“一石三鸟”，逐步积累信心，助力对象国自主发展、集约发展，开放发展，可持续发展。
外界对中国外援不透明，制造债务陷阱的担心是以己度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广义上的国际发展合作，是南南合作，不能以发达国家透明度标准要求，对象国常常担心第三方反应，中国必须尊重。还有所谓“债务陷阱”，是把对象国的历史累积债务推到近年投资增长快的中国头上，不符合现实也不负责任。比如，斯里兰卡等国家欠中国债务才十分之一，绝大部分是历史遗留欠发达国家、国际金融机构的。而且，中国的投资多聚焦于基础设施项目，培育长远经济发展奠定工业化基础，不能以短时期计算成本。简单说来是养鸡生蛋，不是杀鸡取卵，因此不会也没有造成债务陷阱。
二
作为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产物，结合世界的需要和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年前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将对外援助上升到国际发展合作高度，让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迈向新时代。
“一带一路”标志中国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向“全球中国”迈进，是与世界分享发展经验，推行全球治理的合作倡议，让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不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国不只是凭良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凭实力：中国最复杂的生态环境、最密集的人口分布，超强的运用能力，练就了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绿色低碳技术和可持续发展模式，彰显了中国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中医思维，典型的例子就是习近平主席2015年在联合国总部提出的全球能源互联网计划。
世界能源分布极不均衡：
l 水能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俄罗斯、东南亚
l 风能主要集中在中国“三北”、蒙古国、中亚及俄罗斯北部沿海等地区
l 太阳能主要集中在西亚、中国青藏高原等地区
正如针灸，通过“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三位一体，实现全球能源互通有无，彻底解决人类能源短缺和转型问题，实现“既要马儿跑，马儿又不吃草”——既要发电，又要减少碳排放。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总体分为国内互联、洲内互联、洲际互联三个阶段，力争在本世纪中基本建成。届时，全球清洁能源比重可提高到80%以上；全球CO2排放可控制在115亿吨左右，仅为1990年排放量一半，可实现全球温控在2℃以内的目标；逐步形成电能主导、清洁发展的能源格局。世界将成为一个能源充足、天蓝地绿、亮亮堂堂、和平和谐的“地球村”。
为什么中国能做到这一点：体制上统筹协调，文化上的标本兼治，所以能综合施策，实现“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跨国互联”的电力发展格局。
三
如果一个词概括中西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异同，就是市场还是市场化。中国重视过程——市场化，与对象国一起合作，增强内生发展能力，创造条件参与市场竞争；西方重视目标——市场，喜欢补贴欠发达国家或前殖民地国家，结果受援国家难以达到市场高标准，产生欧盟报告承认的越援助越落后的依附效应。
如果完全依赖市场，好比把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结果可想而知。中国通过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先让孩子在游泳池里学会游泳，再畅游大海。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做法。
中国改革所探索出的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短板。中国模式也可称为中国发展模式，是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结合，核心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既发挥好“看不见的手”，又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创造和培育市场，最终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给那些市场经济未充分发展起来的国家走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解决了市场失灵、市场失位、市场失真这些西方笃信的自由市场经济所解决不了甚至不想解决的难题。比如，要致富，先修路。发展中国家自己没钱修路，也无法从国际市场融资修路，无法实现工业化，恶性循环。中国通过开发性金融提供贷款，通过资产抵押和开发区建设，帮助它们修路，中国企业长期经营，实现双赢。这就是“一带一路”的普遍做法。如果市场规真的那么灵，当今世界为什么11亿人没有用上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让七亿人脱贫，占联合国脱贫贡献的七成以上，证明中国方案是有效的。脱贫致富、消除贫富差距尤其是沿海与内陆地区的贫富差距，助推世界和平与发展，这就是“一带一路”所要做的。
因此，尽管中欧都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但是中国更强调过程，实事求是，通过共商实现规则化，多边化，最终达到欧洲期待的高标准。在此之前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和高规则不切实际要求发展中国家，要尊重差异性，世界多样性。
一江春水向东流。大海就是市场。“一带一路”正在创造和培育市场，让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占世界80%的人口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特朗普总统发起对华贸易战，就是掀起海啸，给市场搅局，破坏国际发展合作。
事实一再证明，中国不仅不是西方威胁，反而是西方高标准市场原则的转换器，是全球化本土化的试验场。
世界上有三大原力：美国所代表的创新力，欧洲所代表的精神力，中国所代表的应用力，只有这三力结合，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一带一路”为中美欧大三角文明创新展示了希望。中美、中欧经济关系越来越有竞争性，但全球治理方面却越来越具有互补性。“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美欧合作为规避双边竞争性，开启全球合作，提供希望。
“一带一路”是人类的大创新，克服传统创新陷阱：美式节省劳动力型创新、欧式节省资源型创新，摧毁了南方国家的比较优势，形成创新陷阱；同时超越创新悖论，即以创新名义圈钱，导致富者更富，穷着更穷，有增长无就业，人工智能驾驭不好的话可能加剧这一趋势。民粹主义兴起充分揭示了政治-经济悖论：政治是地方性的，经济是全球性的；政治是周期性的，经济是长周期的。“一带一路”试图消除之，着眼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利于引导投资实体经济而不再继续制造金融泡沫。一带一路推行包容性创新，超越传统大国博弈，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新文明。
“一带一路”建设非常重视第三方合作。中国愿与发达国家政府及民间机构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加强合作，提升全球发展合作水平，更好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好造福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