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政治即现实政治源远流长，关于现实政治的思想也很丰富，从古典时期的修昔底德到近代之初的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都有非常丰富的著述｡但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理论化即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出现，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从被称为人性现实主义（主要是古典现实主义）到结构现实主义再到进攻性现实主义，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了三代理论或者三个版本｡现实主义理论被认为已经发展到第四代即新古典现实主义｡所谓新古典现实主义之“新”，其说实在是牵强，既没有突破性之新，更没有作为一代理论的代表性学者，只是国外几个学者在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框架下修修补补，有的甚至属于画蛇添足之举｡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硬理论”“强理论”无疑是现实主义，它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其他理论由此而效仿､衍生｡因此，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推陈出新，首先要从全面把握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开始｡

本文试对三代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进行一种聚焦式评述，从“历史本体论”“国家性假设”“弱理论禀赋”（这也是重新认识的结果）出发，对三代现实主义理论加以清理，力图从根本上把握现实主义理论｡我们发现，现实主义理论的真正价值还是来自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即基于特定国家的国家性假设而形成的历史本体论，这是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为现实主义的命脉;据此，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实才是基于古典现实主义的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是揭示西方世界真相的政策导向的带有科学属性的理论;而以“科学哲学”面目出现的结构现实主义，则可以断定为一种专门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伪理论”｡这一判断在一些人看来可能很难理解｡国内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神圣化､中国化和超越｡本文对三代现实主义理论做文本意义上的解析，其间并不涉及其他学者对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可谓一种“回到事情本身”的现象学路径的解释｡

社会科学是对当下重大社会问题的一种回应，因此理解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更不能无视既定的语境，三个版本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都是对特定历史或者当下政治的一种理论性回应，离开这一点而抽象地谈论国际关系理论无疑是隔靴搔痒｡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就是在理论上阐释刚刚过去的历史或正在发生的政治，而这个政治就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因此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基础或者立论出发点就是如何理解帝国主义的世界政治｡换句话说，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经验基础其实就是帝国主义问题，结构性现实主义力图“去帝国主义化”而且相当成功，但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在事实上回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的理论逻辑｡因此，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为现实主义的，或者说现实主义之所以与其他理论流派有着深刻的不同，就在于其独特的历史本体论｡应该看到，自由制度主义只不过是现实主义理论的衍生品，即以所谓的制度霸权而实现“霸权护持”，自由制度主义的历史本体论的理论逻辑其实也是同现实主义一样的，只不过更隐蔽一些而已｡

（一）《20年危机》：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

帝国主义时代何时开始？帝国主义有各种形式，如罗马帝国的军事帝国主义､当代的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但是进入工业化之后的帝国主义则是以军事占领为先锋､以经济掠夺为主要形式的双重性质的帝国主义｡英国首相迪斯累利在1872年的一次演讲中，鼓吹英国人民是要一个可以“赢得世界尊重的伟大的国家———一个帝国”，认为帝国是王室､保守党和工人阶级的联合，由此正式开启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论述的新篇章｡帝国主义是可以学习､可以效仿的政治，因此以19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瓜分非洲为标志，世界正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关于帝国主义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无疑是英国学者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和受此影响而形成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可以肯定地说，离开帝国主义理论，就无法理解当时的世界政治｡而帝国主义行为之所以流行，其背后是19世纪中叶开始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社会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优等民族”淘汰“劣等民族”是自然的选择｡

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者如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都直面现实，他们的现实主义理论其实都是研究强者如何欺凌弱者的历史或者现实｡爱德华·卡尔在《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简称《20年危机》）中引用意大利人的话作为佐证，国联的程序是“绕圈子，绕来绕去，只有两种出路：或者是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之间达成一致，或者是这四个大国分道扬镳”｡在帝国主义时代，弱国无外交是符合当时的游戏规则的，因为当时流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转化的“白人优越论”｡

当时流行的“强权即公理”的帝国主义逻辑不但用在白人对其他民族身上，还直接体现在欧洲白人内部的关系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19年巴黎和会，就是强者瓜分弱者游戏的体现，这就引发了“20年危机”并进一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

初成于1939年的《20年危机》，就是以强者的权力政治即帝国主义的实力政治而展开论述的，以欧洲帝国主义欺凌弱者为背景，进而导致“强者”即帝国之间的权力游戏｡因此，“现实主义”就是以“实力政治”“权力政治”为基础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理论化表述，从而演化成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20年危机》其实没有多少“理论”可言，有的只是丰富的历史和政策性经验阐述｡另外，只要是讲帝国主义政治，就不可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马克思学说已经成为“知识社会学”的来源｡换言之，讲述帝国主义政治逻辑的《20年危机》是一部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或者说具有当时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化的“知识社会学”作品｡

（二）《国家间政治》：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

成稿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简称《国家间政治》）直接延续了当时的左翼思想，因此蜚声于学界的摩根索必然得不到美国政府应有的重视｡

把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上升为帝国主义的行为逻辑，就构成了摩根索的“国际政治学”｡和卡尔一样，摩根索也是从探讨权力开始其“国际政治学”论述的，但摩根索的国际政治学旨在揭示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尽管它是以现实主义理论面目而出现的｡

沿着卡尔的路径，摩根索指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政治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国际政治必然是权力政治即实力政治，国家在追求权力政治中实现权力最大化，正如国内政治的权力制约而导致的权力均衡一样｡但是，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参与国都同等地参与了国际政治，即存在权力的不平等性｡在这种情势下，必然出现有维持权力现状和改变权力现状的国际政治，这事实上是一种冲突性政治｡摩根索断言：“全部历史表明，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的国家，或是在不断地准备战争，或是在积极地卷入战争，或是处于从战争中恢复的过程中｡”因此，权力政治现象呈现为“或是保持权力，或是增加权力，或是显示权力”｡其中，“如果一国的外交政策目的在于通过改变现存的权力关系获得比它实际拥有的权力更多的权力———换言之，其外交政策寻求的是在权力地位上的有利变化，那该国奉行的就是帝国主义政策｡

欧洲历史其实就是不断地改变均势的“帝国主义政策”，两次世界大战事实上是欧洲战争惯性的进一步放大｡对于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摩根索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其理论的历史脚本，因此，摩根索在讲到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权力政治､什么是国际政治的时候，最关心的还是那些在历史上改变现状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国家间政治》中，最关键的内容就是“第二编作为权力斗争的国际政治”，其中，对改变现状的政策即帝国主义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维持现状的政策，摩根索只用不到10页的篇幅谈论“寻求权力的斗争：现状政策”（第4章），却用了30多页的篇幅专门讨论“寻求权力的斗争：帝国主义”（第5章），第6､7章其实都是有关帝国主义政策的论述，而且他还在其他地方不同程度地论及历史上改变现状的帝国主义政策｡比如，在第七编的“当代世界的国际政治”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论述“新的道德力量：民族主义化的普世主义”，其中谈道：“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而我们时代的民族主义化的普世主义却主张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有权把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强加给其他所有国家｡”这显然就是指刚刚出现的冷战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帝国主义，“我们时代的民族主义化的普世主义”“是一种世俗化宗教，它对人的本性和命运的解释以及它拯救全人类的救世主式的誓言都是普遍适用的｡一个特定的国家将在一个特定时期执掌普世主义的火炬，而原则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这样做｡照此看来，在新十字军民族主义名义下统治全球的要求，可能会根据精神的和权力的条件，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这其实就是指刚刚出现的冷战政治，美国和苏联都把自己的价值视为普世主义的，并以此来改变权力结构的帝国主义政策｡正如摩根索所言：“20世纪，在世界大战和革命的影响下，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权力集中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这种对国家的依附达到了世俗宗教的狂热程度｡权力之争戴上了善恶之争的意识形态面罩｡外交政策摇身一变成为神圣的使命｡战争都以圣战的名义进行，目的是将正确的政治宗教传播到世界各地｡”要知道，冷战起源于意识形态之争，因此摩根索着重谈到帝国主义政策的新形式与新逻辑———文化帝国主义及其实践｡

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最高级形式的帝国主义，它软化敌人，并为军事征服或者经济渗透准备基础，“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手段”｡

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掩饰政策的真实性质，因此“虽然所有政治都必然是对权力的追求，但意识形态却把参与这种权力角逐解释成演员和观众在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能接受的某种东西”｡在现代，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偏爱生物学的观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赋予这些生物学意识形态以革命性的内涵，其本质还是19世纪的社会进化论，“征服弱小民族似乎成了‘白种人的责任’､‘民族使命’､‘天命所定’､‘神圣托管’､‘基督教义务’｡殖民帝国主义尤其经常使用这类意识形态口号加以伪装，如宣称征服者的使命是把‘西方文明的赐福’带给地球上的有色人种”｡

摩根索事实上揭示了冷战的性质即意识形态战争，揭示了世界政治真相，接近一种“实存论”（the world of being），这当然不利于美国所开展的围堵共产主义的大战略，因此需要将这种冷战战略合理化､合法化乃至神圣化的“实证论”（the world of becoming）｡事实上，战后美国社会科学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将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学科完成了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化工作｡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理论中的人民民主被改造为自由主义民主，即以自由主义来框定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大众民主；古典现实主义的帝国主义论被改造为结构现实主义，基于历史真相和政策实践的现实主义被改造为“去帝国主义”的非历史的“科学哲学”｡或许是因为知识界对理论的饥渴，一种完全非历史的社会科学理论居然就这样流行开来，到头来证明不过是一种失败的理论｡

（三）《国际政治理论》：去帝国主义化的非历史的国际政治理论

卡尔和摩根索基于帝国主义历史而建构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让冷战中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许多人如鲠在喉｡因为要配合政府围堵共产主义学说，但用于反对共产主义的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左翼色彩､乃至社会主义属性很重，社会主义阵营欢迎古典现实主义的帝国主义历史本体论｡这无疑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一个理论困局｡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其理论意义｡在笔者看来，已经流行了60年的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将会比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更有生命力，因为摩根索讲“常识”，而华尔兹则试图以“理论”反常识性事实｡

“反常识性事实”的华尔兹是如何建构其国家政治理论的呢？他认为此前的现实主义理论是还原主义的，不属于国际政治理论而是外交政策理论，而国际政治理论则必须是系统理论或者体系理论｡华尔兹首先从“理论”的概念入手，认为理论只能被建构而不能被发现，被发现是归纳法下的规律，理论是头脑中形成的一幅关于某一有限领域或范围内的行动的图画，因此理论只能被理论所推翻，而不能为现实所证实｡根据这样的假设，华尔兹认为，此前流行的理论事实上不是理论而是规律或者政策性理论，是基于归纳法和还原主义的规律性发现｡华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理论解释力进展甚微，原因就在于还原主义的流行｡关注个人或国家层次原因的是还原主义，还原法的实质就是通过研究各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许多人试图根据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学现象或者国内政治经济特征来解释国际政治事件，但是“这些非政治学理论却从来不足以提供可靠的解释与预测”｡

要建构新理论，前提是必须清理最有影响力的还原主义理论｡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还原主义理论是什么？就是让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们耿耿于怀的帝国主义理论，正如华尔兹所说：“总而言之，无论是表示支持还是反对，对霍布森—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加以评价的著作其广度和深度均可与国际政治领域中任一学派相媲美｡鉴于此，我以该理论为例来对还原主义方法加以阐明｡”华尔兹以一章的篇幅，以批判还原主义为名，其实是批判帝国主义理论｡

这里没有必要讨论华尔兹为何以整整25页的篇幅批判乃至解构霍布森､列宁及其追随者的帝国主义理论，只要明白其宗旨就行了｡作为对既定制度的辩护性学者，华尔兹这样做很自然，但悲剧是，非西方国家不少学者也随之起舞，随着美国学者一道把国际政治理论最经典的理论———帝国主义理论抛在脑后｡冷战本身就是一场文化战争，华尔兹本人所建构的“国际政治理论”就是这场文化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华尔兹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就是这场文化战争的主角，因此，美国战后的政治学才被称为“冷战政治学”｡忽视“理论”背后的政治逻辑，就不能明白华尔兹到底是谁（身份意识），华尔兹这么做是为了谁（目的论）｡遗憾的是，一些渴求理论的学者见到这种以精致的形式主义而非本质化､非历史的理论，也随之抛去历史常识，沉醉在无关痛痒的概念辨析之中｡这绝不是社会科学学者所应有的态度和立场｡

由于苏联自身的变化和解体，冷战结束，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受到很大冲击，华尔兹理论的信奉者实在不值得为此辩护｡这并不是说冷战结束即两极世界结束而证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错了，而是说结构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失败的或存在结构性硬伤的“理论”，是一种“伪理论”（这将在下一个部分讨论）｡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理论立刻转型升级，也立刻显现其帝国主义的历史本体论属性，显现其作为强政策理论的属性，这就是作为新帝国理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四）《大国政治的悲剧》：找回历史本体论，走向新帝国

冷战结束后，被称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结构现实主义走下神坛，取而代之的是2001年出现的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政策导向性很强，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明确指出：“进攻性现实主义主要是一种叙述性理论，它解释大国过去如何表现以及将来可能怎样行动｡但它也是一种指导性理论，国家‘应该’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因为它展现了国家在险恶的世界里求生存的最好办法｡”

苏联的失败让美国突然成为单一霸权国家，美国向何处去？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里，美国对外战争的频次远远高于冷战时期可比较的年份，因此说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是一种新帝国理论，恰如其分｡米尔斯海默的一段话很经典地体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改变现状的帝国主义逻辑：“而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的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此时，已经不再受“帝国主义”概念困扰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可以大张旗鼓地要找回帝国主义的正当性，并不讳言美国要当新帝国，正如当年英国首相迪斯累利宣称英国是“光荣帝国”一样｡

如果说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是主要基于西方历史经验而归纳形成的一种经验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则是基于冷战的现实而“建构”出的一种非历史的､演绎而来的“先验性”理论———直面现实的国际政治理论从来不需要什么先验性假设，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是指导美国未来政策走向的新帝国理论｡不管如何变化或者版本升级，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本体论都是帝国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极力“去帝国主义化”的做法恰恰显示了帝国主义理论之强大影响力｡这一历史本体论来自西方国家的“国家性”，现实主义理论是根据西方国家历史而“量身定制”的｡理解其历史本体论的“国家性”假设，大大消减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力，也为其他文明､不同种类国家的世界政治理论推陈出新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基于帝国主义而存在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背后，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国家性（stateness）假设，而国家性的判断无疑来自特定文明的历史和经验，因此是一种经验主义归纳而非先验性演绎推理的结果，后人却想当然地将这种假设视为既定的演绎性质的理论｡

尽管华尔兹极力否定帝国主义的概念与历史，但他和其他现实主义理论家一样，承认现实主义理论其实是一种“现实政治”（realpolitik）思想的产物｡“现实政治”思想可以说是三代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关于“国家性”的共同起点和共同原则，在实践中表现为改变现状的帝国主义政策｡

（一）古典现实主义理论

且不说历史上的欧洲，对于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人们来说，政治必然是冲突性的权力政治，国际政治就是丛林规则式的弱肉强食，必然要以权力最大化而在冲突政治中胜出｡从爱德华·卡尔到汉斯·摩根索，念念不忘的就是“现实政治”，虽然他们在讲“现实政治”的时候也不忘道德原则，认为权力与道德不是二分的｡摩根索所看到的国际关系就是一部维持现状与改变现状的历史，“若干国家追逐权力，各自试图维护现状或者推翻现状，势必导致所谓权力均势的态势和旨在维护这种态势的政策”｡因此，国家处于三种状态：维持现状､改变现状和在努力改变现状的征途中，所以“权力均势”不稳定，能持续十年､二十年就不错了｡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霍布斯“利维坦”色彩很重，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是战争，那么放大版的国家与国际政治之间的自然状态也是战争｡

（二）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时期，“两极世界”似乎就是一种两极结构的“均势状态”，但是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一个主权政府去维持这种均势状态，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依然是战争｡为了“建构”理论，华尔兹走得更远，他说：“在定义国际政治结构时，我们不关心各个国家具有什么样的传统､习惯､目标､愿望和政府形式……我们抽象掉除去能力之外国家的所有属性……我们抽象掉国家的一切特质及其具体联系，得出一幅方位性图画，一种根据单元的位置而非单元特质来描述的关于社会的､有序的总体安排的描述｡”就是说，不管是何种文化､何种文明､何种政府形式的国家，只要拥有了相应的权力，即华尔兹所说的国家能力，行为模式都是一样的，都会改变现状或者在改变现状的努力征途中，除非目前能力不够｡因此，国家之间很难合作，“只要欧洲国家仍然是世界大国，他们彼此之间的联合就只能是一个梦想｡欧洲列强之间的政治是一种零和博弈｡每个大国都将别国的损失视为自己的收益｡对于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合作，各国均持一种谨慎和退缩的态度”｡

（三）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

冷战之后，权力最大化以改变现状的无政府秩序的“国家性”假设进一步放大，明白无误地使用到所有国家｡“权力是大国政治的货币，国家为之争斗｡权力对于国际关系的意义正如货币之于经济学｡”这是基于5个命题，包括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国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以为其彼此伤害甚至摧毁提供必要的资本､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因此“国家有充分的理由考虑采取侵略行为”｡米尔斯海默直言，“进攻性现实主义只为大国设立了大量的命题，这些命题同样适用于所有大国｡除了在每一个国家控制多少权力问题上的差异外，该理论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据此，21世纪的国际政治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世界，崛起的中国和20世纪90年代的东北亚都属于“权力政治”范畴｡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中文版前言”中断言：“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其精英们将仿效美国，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如果生存是其最高目标，那么中国便别无选择：这正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可见，几代现实主义理论家都是以欧洲过去两百年的国际关系状况而论证“修昔底德陷阱”｡事实上，从古希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千多年，西方国家之间确实呈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循环，这正是由其“国家性”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国家性”不仅由其文明基因构成，其经历的历史强化了某种特有的文明基因｡尤其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虽然诞生了现代性的以民族为单元的民族国家，然而民族国家本身就是战争的产物，或者说战争就是欧洲民族国家的起点｡

“西方世界的兴起”得益于海外扩张，英国尤其典型｡新大陆的发现启动了贸易的全球化，海外扩张从而是推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和成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对于英国来说则是一种最重要的力量｡在国内政策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更多地对其商人阶级的要求做出反应；在国际关系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更注重战争的商业含义｡

作为现代国家的法国虽然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但是法国国家形成的标志则是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1337—1453年）｡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德国的历史比法国更短，《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时，德意志地区还有1789个拥有主权的城邦政权｡欧洲大陆从中世纪后期的几千个城邦最后演变为近代的20多个民族国家，期间的战争是关键因素，因此历史社会学家才认为“战争制造了国家，国家发动战争”｡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大国均势政策所造就的“长和平”以及和平因两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深深地影响了欧洲人､美国人的思维和认知，“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他们的“误构”（misconception），欧洲民族国家的“国家性”假设也不是没有历史经验的演绎而来｡如前所述，三代现实主义者都是以这两百年的历史经验为背景而谈论现实主义理论的｡20年前，笔者认为，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显然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量身定做”（tailor-made）｡

受罗马文化､欧洲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的“国家性”是这样，那么，其他文明体系下的“国家”呢？拉丁美洲国家内部有战争，但国家之间的历史从来不像欧洲国家那样表现为“你死我活”｡在伊斯兰民族那里，他们自己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疆界确定的“国家”｡在欧洲人到非洲大陆之前，他们从来不存在国家概念，只有家族､部族､部落之说，他们以游牧能力为边界，他们的行为方式显然不适用民族国家历史所形成的“国家性”｡

信奉“天下观”的中国朝野，只有作为中心的“华夏”和作为边缘的“夷狄”之分｡即使作为把文明视为“话语文明”而不是本质确定性的文明，比如非西方国家可以学习西方的国家观而确定自己的领土疆界，但文明基因是很难改变的，即各个非西方社会的“国家”行为方式是很难改变的，正如美国人鲁逊·派伊说中国是一个文明体，非要假装成一个国家｡难以改变的文明基因决定了，虽然制度变迁中制度形式不同，但行为方式却有着特定的历史轨迹可循｡沿着天下观的世界观，站起来之后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提出和平共处原则，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21世纪提出“和平崛起”，习近平则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几代人的世界观都是以“和”为中心，其背后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新时代的“大同”世界观｡

有着现代国家形式与外表的文明型共同体，其追求必然是影响力而非赤裸裸的民族国家式的或者现实主义理论的权力｡权力是一种直接控制性的而不得拒绝的力量，历史上以军事帝国主义为典型；文明影响力则是通过经济､文化形式而达成的渗透而教化､怀柔，体现为一种跨文明体系共存｡长期浸泡在权力型历史和文化中的西方人，是很难理解其他不同文明体系下的行为模式的，似乎也不能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文明世界的多样性以及文明的差异性都已经告诉我们，基于一种文明世界的“国家性”假设———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是很难解释其他文明体系下的“国家”行为的｡这就决定了现实主义绝对不是什么普世主义理论｡如果说西方人所假设的是民族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战争，中华文明的最初假设则是和而不同的大同世界｡由轴心文明时代出发的差异性，其演变中的“时间性”决定了路径依赖的强大，最初假设之不同决定了后来走向以及行为方式的根本性差异｡这不但是文明体系的历史，更是世界政治的现实｡

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本体论和“国家性”假设，都是一种经验性理论，是一种基于历史归纳的弱理论｡但是，华尔兹非要将其加以演绎，将弱理论性质的现实主义理论变成“强理论”，结果必然是失败的理论｡

如果在历史的､现实的政策层面谈论现实主义理论，总是会面临帝国主义概念的困扰，因此华尔兹以一己之力将现实主义“强理论”化，但迅速归于失败｡结构性现实主义理论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强理论”化的“理论插曲”，它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华尔兹自己所说的该理论已经完成了使命，而是该理论本身的结构性硬伤所致｡

要理解结构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结构性问题，先得了解华尔兹所借助的在当时已经式微的结构功能主义，这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底版；同时需要了解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式微的库恩的“科学革命”之说，这是华尔兹提出“理论”的思想源泉｡遗憾的是，华尔兹所倚重的在西方学术界都是没有生命力的理论框架或者“范式”，这就意味着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所谓“新理论”也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甚至是一种假理论｡

（一）范式革命

华尔兹自称理论只能够被建构，不能够被发现；而且建构的理论只能基于假设而不是现实，假设无所谓真实或者虚假，假设因理论的成功而彰显其作用｡用华尔兹自己的话说：“理论不能仅仅通过归纳法来加以建立，理论范畴只能被创造而不能被发现”，并从科学史的角度为自己找到自信，“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再到牛顿，理论概念变得越来越大胆———也就是说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直觉经验”｡

华尔兹为什么如此自信地将自己的建构理论工程与牛顿相提并论？其实他心目中的实际目标应该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种真正超越直觉经验的常人难以理解的假设｡科学史上的“定理”的出现都是异于常人直觉的，也不是知识积累的产物，而是天才的灵光一现的结果，这就是1964年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命题｡华尔兹所列举的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和牛顿，都是库恩在该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库恩的理论只关注自然科学，但用美国批判理论学者伯恩斯坦的话来讲，“社会科学家却发现了库恩”｡库恩的“范式”直接影响着美国政治学的努力方向｡1965年､1966年先后担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的政治学家杜鲁门和阿尔蒙德分别在就职演说中引用库恩的概念，用以替当时的行为革命辩护，试图证明行为主义政治学如何成为一门“政治科学”｡

华尔兹所依据的结构功能主义事实上是经验主义的产物，但华尔兹称自己的理论是非经验性质的假设，处处与自然科学中的“发现”相提并论｡其实，华尔兹所谓的非现实性就是他心目中的两极结构，虽然他自称“我们无法直接看到结构”，其实他已经看到了“结构”，这在其书中明白无误，只不过为了论证现实结构的合理性而找一个“科学革命”的论证依据而已，为此把自己的理论自然科学化｡自然科学假设的变量都是可控的或者具有一定的确定性，而以研究“人”为主题的社会科学，是不断变化中的“变量”，社会科学的假设怎么可以类比自然科学的“发现”？还没有什么社会科学理论无端地无视社会实践而建构所谓的理论｡一般性理论所以称为一般性，就是因为所要解释对象的无限性，比如关于人性的假设｡

由此推论，一般性理论能否建立在“单一结构”“单一主体”之上？或者说基于单一结构的理论推演是否具有一般性？显然属于特殊中的特殊｡但是，在华尔兹看来，经济学家为小数量系统而哀叹，因为这将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而有利于生产者，但经济学上的不幸正是政治学的幸事，因为在一个自助系统中，“相互依赖随着参与者数量的减少而趋于松散，而系统亦随之变得更为有序和安宁”｡因此，华尔兹就是依据这种“少数量”即两极世界的结构而得出一般性理论｡冷战的结束提前结束了这种靠不住的一般性假设｡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证明“结构”（或“系统”）为什么是稳定的，为此华尔兹这样推论：“当个性､行为和情况发生变化时，结构可以依然存续｡结构与单元（行为）和互动具有显著差别｡只要各组成部分的排列相类似，结构性定义可以广泛适用于不同内容的领域……为此，为某一领域建构的理论经过一些修改后，可以用于其他领域｡”这样，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就开始了“类推之旅”｡

首先与国内结构类比，华尔兹以英国和美国为例，说什么国内的政治结构塑造了政治过程｡可以这样比较吗？谁都知道国内政治是实体性的政府政治或者法治性实体政治，而世界政治则是现实主义者都承认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虚拟性实体所构成的结构，怎么具有可比性？即使是国内结构，虽然结构塑造了过程，但过程反过来对结构的革命性改造也处处可见，今天的美国宪政结构还是两百年前的吗？其实华尔兹也知道，世界秩序的供给方就是大国即华尔兹所谓的单元，单元能力的变化才直接塑造了国际政治的“结构”———国际关系史就是这么演进的｡华尔兹虽然看到“国际结构只有在组织原则或者单元能力发生变化时才会改变”，但他期望的“无政府状态要求系统单元间是一种同等关系，这意味着功能的同一性……只要无政府状态依然存在，国家就始终是同类的单元”｡也就是说，华尔兹看到的苏联和美国是不变的同类单元，具有同等性｡华尔兹所想象的稳定的世界政治结构，来源于稳定的､不变的具有功能同一性的国家单元，即假设苏联和美国的能力一样而且不变｡显然，与研究大战略的布热津斯基比较，华尔兹对苏联的理解非常肤浅｡国家单元不是不变，而是变得很快，因此基于单元能力排列的“结构”怎么可能具有决定性？哪里来的稳定的“结构”？正如华尔兹指出的，历史上的国际政治认识都是从国内到国际，属于所谓的“还原论”，华尔兹的系统论要反其道而行之｡“颠倒式思维”是很多所谓“理论创新”的方式，但有些颠倒则危害无穷，比如人民主权理论说人民当家做主是第一位的，如何当家做主是第二位的，但“熊彼特式民主”就是来个简单的颠倒，认为选举政治家的过程是第一位的，这个颠倒就是谬论，“熊彼特式民主”对非西方国家带来治理困境｡

另一个类比就是与微观经济学所建构的市场秩序相比，华尔兹认为市场秩序是由看不见的需求（单元）所构成的，而市场秩序则决定了单元行为或者微观市场主体的选择｡“市场一旦形成，它自身便成为一种力量，单个或者少量的单元都无力对其加以控制｡由于市场条件的差异，创造者或多或少地都成了市场的创造物｡”“国际政治系统，就像经济市场一样，是由关注自我的单元的共同体行为构成的｡”国际政治结构与市场秩序有可比性吗？华尔兹只要多了解一些欧洲经济史，就应该知道无所谓自发的市场，都是政府制造的市场；如果他能看到格申克龙的《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或者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他大概都不会这样妄议市场秩序｡

为了论证理论“建构”而非发现，华尔兹先是在“科学革命”意义上建立命题并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量齐观，企图以少量结构乃至单一结构来推论出“一般性”假设，完全有违知识论的常识｡在错误的前提下，华尔兹又开始了其不恰当的类比，将国际政治结构与国内结构和市场秩序相类比，以证明其结构之说绝非妄言｡然而，理论具有本体论属性，不能因类比而证明其存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华尔兹非要将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政策导向的理论演绎为“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强理论”，而“强理论”的失败或者短命正是因为其建立在已经衰败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基础之上｡

（二）结构功能主义之殇

结构功能主义曾一度主宰美国政治学20年｡伴随着资本主义政治危机即20世纪60年代的大危机，结构功能主义在70年代也陷于危机之中，理性选择主义等研究范式兴起并取而代之｡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出版于1979年，也就是说，结构现实主义建立在岌岌可危的理论范式基础之上，结构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蕴含着理论范式意义上的脆弱性｡

要理解结构现实主义的脆弱性，首先让我们看看结构功能主义是什么范式｡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是在库恩的“科学革命”旗帜感召下出现的，作为科学革命范式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要素是，政府拥有许多专门化的机构或者结构，如社会组织（利益集团）､政党､议会､行政机构､法院等，这些机构履行相应的功能，主要有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与裁决等，这些功能反过来又使政府能够制定､贯彻和执行其各项政策｡20世纪5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被阿尔蒙德等人用来研究所有地区的政治，假设所有地区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国家的政治结构､政治功能是一样的，成果就是1960年《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出版｡

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个首要特征就是其非历史性｡无论是结构还是功能，都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而结构功能主义显然是一个横断面，即根据美国制度而想象出相应的结构和功能，并以此来研究南美､阿拉伯国家､东亚､南亚､东南亚乃至非洲，这种经典的意识形态式研究已经是政治学术史上的笑柄｡结构功能主义不是一个接近世界真相的“实存论”，而是蓄意建构起来的远离真相的“实证论”，一开始就饱受非议，只不过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美国比较政治委员会同心协力而推动范式革命，他们掌握着话语权，一大帮美国政治学者怀着“宗教般的使命感”（阿尔蒙德语）为美国奋斗，才使得这种存在病理性结构的理论范式主导美国政治学20多年而不顾其理论本身的硬伤，直到20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后，在70年代末逐渐被其他范式所取代｡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也适时地转型为今天的大行其道的以量化模型为主的､一般学者看不懂的实证主义政治学｡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而走向衰落的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研究），却在国际政治理论上大放异彩，但也只能是昙花一现｡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翻版的结构功能主义｡以系统性结构看待政治，华尔兹似乎认为是自己的发明，他说对于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结构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但是这却是一种不常见的思考政治系统的方法”｡华尔兹给结构的概念是：“结构概念是建立于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之上，即以不同方式排列和组合的单元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在互动中产生不同的结果｡”“当机构以不同的方式排列，功能以不同的方式组合时，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和结果｡”“通过比较不同的政府系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结构塑造了政治过程｡”这显然是“结构决定论”｡华尔兹最后的推论是：一个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结构定义使我们能够区分这些变化的类型：“首先，结构根据系统的排列来界定｡如果一种排列原则被另外一种原则所替代，就意味着系统发生了变化｡其次，结构根据不同单元的特定功能来界定｡如果功能的定义和分配发生变化，那么等级制系统也随之变化｡对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系统，这一标准不具意义，因为该系统是由同类单元构成的｡再次，结构根据单元能力的分配来界定，无论是等级制的还是无政府性质的系统，能力分配的变化就是系统的变化｡”

简单地说，结构现实主义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结构—功能—结果”模型，虽然功能或结果也会影响结构｡华尔兹论证道，因为国际政治结构是由同类单元构成的，冷战时期由两大势力均等的国家所主导，系统内其他单元或弱单元能力的变化不影响无政府状态的系统，比如中国的变化不会影响当时的两极结构，并强调国际政治结构的稳定性而使得“试图遵循由内而外的模式来对国际政治做出解释的努力，因国际政治所具有的连续性和重复性而归于失败”｡华尔兹还认为，看起来是静态的结构其实是动态的，“结构由于存在的时间长，因此呈现出某种静态性｡但是由于结构改变了行为者的行为，影响了互动的结果，因此即便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它也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

华尔兹可谓反其道而行之，过去都是从国内看国家政治及其结构，华尔兹则是从国际政治结构看各国的“现实政治”｡对于从事国际政治的学者而言，习惯性地从国际结构出发研究国际问题，本来也很正常，正如研究国内政治学者必然以内部视角优先一样｡但是，把“单元组织及其能力”（国家与国家能力）视为结构的产物，事实上等于说一个虚拟的结构决定着实质性的单元能力，而且单元的同一性意味着结构的稳定性，因此完全不能解释其理想化的小数量两极结构为什么突然坍塌｡现实的世界政治状况，不是虚拟的结构本身约束了单元组织或单元能力，而是单元组织自身是一个塑造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变量，国际结构是一个因国内政治而改变的因变量，这就是古典现实主义的归纳法命题｡可见，结构现实主义的脆弱性，就在于其立论的结构功能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先天性发育不足的范式｡

分析理论发现与“发现”背后的逻辑，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就问题意识而言，我们应该承认，作为基于一种特定国家､特定文化的历史经验归纳的现实主义理论无疑具有政策性导向，或者说具有强政策—弱理论的属性，具有一定范围的解释力；这种解释力来自其“国家性”即扩张性而形成的历史本体论即帝国主义理论，因此这意味着该理论的非普世价值性｡但是，解释其国家性的帝国主义论则是一种非道德性理论，在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冷战中处于道德的低阶位｡为此，结构现实主义的“去还原论”实际上是“去帝国主义论”“去道德化”“去价值化”，在这个意义上，华尔兹的政治贡献是巨大的，甚至远远大于其学术贡献，终于让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摆脱了如影随形的帝国主义论｡但是，当去除历史本体论的经验属性之后，结构现实主义就变成了一种非历史､非现实的演绎性“强理论”，并把本来似是而非的“结构决定论”推向极致，结果迅速被证明是一种失败的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冷战政治学”中的伪理论｡华尔兹的“建构”无疑满足了很多学者的理论渴求，以至于可以不问理论的真假｡常识是，世界政治研究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如果把自己封闭在专业内部的理论小圈子内而自娱自乐，就是一种学术腐败而浪费资源｡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彼此关联，学科之间具有内在的通约性，即社会科学是一个开放性系统，但现实中存在大量的人为的封闭性存在，科学史告诉我们这种封闭性难以持久｡现实政治､帝国主义论､文明冲突论､天下体系等这样的专门性世界政治理论，它们无疑是世界政治学科对于世界社会科学的巨大贡献｡让人费解的是，结构现实主义这样一个已经失败了的理论居然屡屡排名居高不下，只能说是小圈子内部的“学术腐败”和“学术政治”，是一种“内在的封闭性”（intrinsic condition for closure）而导致的“内卷化”消费，而非一种开放式知识增量的学术建设活动｡

第二，“发现”背后的逻辑：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理论失败根源在于其没有摆脱逻辑实证主义的歧途｡按照物理学推演社会科学研究，是18—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一大传统，试图以既有经验法则､社会规律去假设､解释和预测人类的重大问题，而不去探索规律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脱离了事实基础｡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就是无视事实的典型的逻辑实证主义｡到20世纪6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遭遇严重危机，因此才有库恩的“范式革命”之说，取代逻辑实证主义的是科学实存论｡虽然华尔兹借用了“范式革命”的思路，但不得“范式革命”之否定逻辑实证主义之精髓，之后所催生的科学实存论意味着，社会科学不但要研究实存世界的由人的认识能力所构造的经验层次，还要研究实存世界的实现层次即变化，而理解经验层次和实现层次都离不开对社会结构的性质､内在因果机制的研究，这种研究和发现才是对社会科学的真正贡献｡以此标准而言，华尔兹充其量是在研究可认知的经验层次，对于实存世界的变化，尤其是其内在因果机制，几乎没有涉及｡因此，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失败只是社会科学史上众多失败理论的一个个案而已｡随着对科学实存论的认识的普及，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关于实存层次的探索越来越多，比如政治学理论中的历史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新葛兰西学派､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社会建构学派（虽然华尔兹本人认为社会建构学派是方法而非理论，这一点也不会影响建构学派的新科学价值）｡

第三，逻辑背后的学者的身份意识问题｡正如笔者所强调的那样，学者是要有“问题意识”的，但“问题意识”取决于“身份意识”｡到了今天，大概没几个人会否认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意识形态所要表达的是集团利益乃至国家利益｡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基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的产物，冷战就是意识形态战争，社会科学其实具有“冷战学”的身份，美国一大批社会科学学者怀着使命感参与了这场战争，政治学界的阿尔蒙德､罗伯特·达尔､萨托利以及华尔兹，都是“冷战学”的主角｡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上的失败却是政治上的成功｡但是，这是“他们的”政治成就，不应该变成“我们的”学术尺度｡然而，正是这些为赢得冷战立下汗马功劳的政治成就，却变成了衡量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标准，人家的“政治正确”“政治标准”变成了我们的“学术标准”即所谓的客观化标准，以此来衡量中国的学术水平｡比较政治发展研究告诉我们，危险莫过于如此｡

文章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