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但在二战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中长期处在边缘地位，直到近些年来才由政治潜流变为政治浪潮。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黑天鹅事件”表明，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中开始成为影响政治结果的重要力量。2017年至今，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大陆多国的大选中成为赢家，有的组阁上台执政，有的虽未上台执政但也选票大增。2017年5月，法国总统选举50年来首次出现了左右两大传统主流政党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均遭淘汰的局面，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候选人继2002年大选后再次进入第二轮选举。2017年9月,德国选择党以12.6%的得票率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个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极右翼政党。2017年10月，极右的奥地利自由党以26%的数字创造了该党在近几届议会选举的最高得票率。同月，反对过早加入欧元区、支持关闭欧洲边界、主张不接受难民的新政党ANO2011运动党赢得了捷克议会选举。在2018年3月的意大利大选中，具有一定左翼色彩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党所获选票加在一起超过了选票总数的一半，几经波折后联合组建了战后意大利也是战后西欧国家的第一个完全由民粹主义者构成的政府。由此看来，民粹主义在西方世界中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浪潮。

由于民粹主义将社会简单地划分为人民大众与精英，并认为无权无势的前者与把持权力的后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民粹主义首先反的是精英,反的是建制。但除了反精英、反建制之外，当前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还表现出了反自由贸易、反欧盟、反欧元、反移民的倾向，在广义上讲就是反全球化。贸易和移民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欧盟所秉承的“四大自由”（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为什么民粹主义把反全球化当作他们的主要诉求。

关于全球化与民粹主义兴起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很多的探索。与这些讨论相关但有所不同的是，本文将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与主流左翼政党的相对衰落联系起来，认为两者的起伏升降具有重要的相关性。本文将基于全球化的收入分配效应来分析作为不同政党支持者的要素禀赋与不同政党偏好的关系，从而一方面说明全球化对欧洲国家政党重组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民粹主义政党和主流左翼政党为何对全球化分别持反对或支持的立场。

要素禀赋是指一个国家拥有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一个国家供给相对多的要素称为这个国家的充裕要素；供给相对少的要素称为这个国家的稀缺要素。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国际分工是依据各自的要素禀赋进行的，各国均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那些需要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国际贸易模式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根据这一定理，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即本国的充裕要素）的报酬会提高，而进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即本国的稀缺要素）的报酬会下降，而且无论这些生产要素在哪个行业中使用都是如此。

在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基础上，政治学家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将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分化结合起来，阐述了国际贸易变化如何影响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分配，分析了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联盟。简言之，充裕要素所有者从贸易扩张中受益，从贸易收缩中受损，所以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稀缺要素所有者从贸易扩张中受损，从贸易收缩中受益，所以反对自由贸易，支持贸易保护。在生产要素的分类上，罗戈夫斯基采用传统的三要素模型：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基于三种要素相对充裕或者稀缺的程度各种组合而进行的分类，罗戈夫斯基探讨了1840年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的扩张或收缩和世界各国国内政治分化的关系。

罗戈夫斯基的政治联盟模型为分析国际贸易对国内政治分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非常简约的框架，但简约并非没有代价。正如保罗·米德福德所批评的：“对于相对不发达的经济体，包括当今先进国家在早先几个世纪中的状况来说，分工仍处于相对初级阶段,罗戈夫斯基的严谨简约是卓有成效的。然而，随着经济变得更加复杂，分工变得更精细，大的集合群体如劳动力、土地甚至资本都失去了它们的意义。这些要素可能会细分为更专业化的次级集团。由于次级集团之间的流动可能会存在障碍，由于次级集团在分工中的相对充裕程度和作用可能会有所不同，国际贸易的开放将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次级集团。”因此，为了分析分工更细的当代发达经济体，我们需要将生产要素进行进一步的分解。

实际上，自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提出以来，学者们就对该理论提出了诸多质疑。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美国作为一个资本充裕国家，出口产品应为资本密集型产品。但华西里·里昂惕夫对美国进出口贸易进行分析后发现，进口产品的劳动含量低于出口产品，出口产品的资本含量则低于进口产品。他由此指出“美国参与国际分工是以劳动集约度高而不是以资本集约度高的生产专门化为基础的。”里昂惕夫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劳动力不能被认为是同质的。美国的出口之所以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因为它们所体现的熟练和专业劳动力是美国相对充裕的劳动力类型。为了解释“里昂惕夫之谜”，后来的学者引入了新的生产要素。爱德华·利默尔就将三要素细分为十一个生产要素：资本、专业劳动力、半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热带土地、温带土地、旱地、林地、煤炭、矿产和石油。但将这些因素全部纳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又会失去理论的简约性。平衡考虑现实的丰富性和理论的简约性，特别鉴于欧洲国家的具体情况，本文将罗戈夫斯基采用的三要素模型调整为四要素模型即土地、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也就是说，本文将三要素模型中的劳动力要素分解为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两种要素。

简单地说，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如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文化技术水平等。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主要区分在于两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技能不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ISCO88分类计划，特定职业可分组为九大群体：（1）初级职业或体力劳动者（非技术工人）；（2）工厂及机械操作员及装配员；（3）工艺及相关行业工人；（4）熟练的农业及渔业工人；（5）服务人员和商店及市场销售人员；（6）文员；（7）技术员和专业人员助理；（8）专业人员，比如教师、医生、律师等；（9）议员、高级官员和经理。总体上看，前两种职业的生产要素属于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后面职业的生产要素大多属于人力资本。

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同样可以用来分析劳动力要素分解后的贸易政策联盟。肯尼思·谢弗和马修·斯劳特就认为，不同劳动力的贸易政策偏好与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同技能相匹配。由此在逻辑上有四种情况：（1）如果一个国家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都是充裕要素，非熟练/半熟练工人和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就共同支持自由贸易；（2）如果一个国家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都是稀缺要素，非熟练/半熟练工人和人力资本就共同反对自由贸易；（3）如果一个国家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是充裕要素，人力资本是稀缺要素，那么非熟练/半熟练工人就支持自由贸易，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就反对自由贸易；（4）如果一个国家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是稀缺要素，人力资本是充裕要素，那么非熟练/半熟练工人就反对自由贸易，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就支持自由贸易。

随着时间的推移，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相对充裕或稀缺程度会由于有关影响因素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导致其贸易政策偏好的变化。一方面，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逐渐由充裕要素转变为稀缺要素。米德福德注意到，在1958年英国、联邦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的半熟练劳动力基本上还支持自由贸易，但到了1975年，半熟练劳动力的充裕程度已经显著下降了，他们由支持自由贸易转向支持贸易保护。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充裕程度则随着教育的普及进一步提高，从而支持更大程度的贸易开放。丹尼·罗德里克就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在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例如美国和德国）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但在那些人力资本匮乏的国家（例如菲律宾和孟加拉国）则反对自由贸易。

这样，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要素禀赋的相对变化，欧洲的非熟练/半熟练工人和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在贸易政策（以及相关的移民和投资政策）上的偏好开始发生了分化，劳动力要素所有者不再像70年代之前那样普遍支持自由贸易或者更广义的开放经济了。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非熟练/半熟练工人反对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作为充裕要素所有者,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当然，欧洲土地要素和物质资本要素的充裕/稀缺程度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农民反对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作为充裕要素所有者，资本家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有趣的是，上述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化和阶级分化之间具有了相当的对应性。农民和资本家自不待言，非熟练/半熟练工人（蓝领工人）一般归为产业工人阶级,白领工人、专业人员、技术人员、职员、经理人员、政府雇员等一般被纳入中产阶级的范畴。表1反映了上述分化基础上形成的贸易政策偏好结构。

在代议民主制下，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往往是通过政党之间的竞争来表达的。正如西蒙·马丁·李普塞特所言，政党基本上相当于一种“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由于经济上的不同要素所有者往往和政治上的不同阶级相对应，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化也往往和政党的分野相对应。这样，当要素所有者发生了新的分化时，作为社会经济结构反映的政党格局就会或早或晚地发生变化，即旧的政党格局瓦解和新的政党格局出现。这种政党格局的变化可以称为政党重组。本文将具体分析劳动要素所有者内部的分化对欧洲国家政党重组的影响。在英国即将退出欧盟的情况下，本文对政党重组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三个欧盟最主要的经济体。

长期以来，社会民主党（含社会党、工党）是欧洲政坛中的主流左翼政党。这些政党的兴起大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在传统上大都将产业工人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前，社会民主党及其在左翼阵营中的竞争者—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也都是工人阶级。但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阶级并不一定总是支持左翼政党。除了阶级分化外，宗教信仰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到选民对特定政党的支持，从而导致了偏离阶级投票模式的情况，比如许多信仰天主教的工人支持保守政党，有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支持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但正如李普塞特所言：“这些相互冲突、相互交叠的社会境遇对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左翼政党的损害可能大于保守的右翼政党。”在欧洲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时代，工人阶级在选民人数上占据相对优势，这种选民结构虽然推动了左翼政党选票的快速增长，但也没有帮助左翼政党在政坛上取得支配地位，即使没有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竞争和敌对也依然如此。实际上，工人阶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选票投向了各种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英国工人阶级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议会选举中仍有三分之一支持保守党，法国工人阶级近半数在1965年总统第二轮选举中支持右翼的戴高乐而非左翼的密特朗，德国众多工人在50年代将选票投给基民盟以致社会民主党抱怨这些工人的行为违背了自身的利益。不过，二战后初期尽管工人选票发生了分流，多数工人仍投票支持左翼政党。但从20世纪60-70年代起，左翼政党开始遭遇到了更为重大的挑战，那就是产业工人人数的减少和中产阶级的壮大。

二战后欧洲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革。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大幅度下降，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从业人数迅速增加。随着产业工人人数的减少，社会民主党必须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才可能在和右翼政党的竞争中取得胜利。由于以白领雇员为主的中产阶级成为新的社会结构最大的群体，社会民主党开始积极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

作为世界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率先进行了从工人阶级政党到跨阶级的“人民党”的转型。1959年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标志着转型的启动。在1960年到1969年新入党的党员中，工人所占的比例由55.7%下降到39.6%，职员和公职人员由21.2%上升到33.6%，自由职业者和脑力劳动者由2.7%增加到7.8%。到了1972年，在新吸收的党员中，职员和公务员占34%，超过了工人所占的27.6%。职员、公务员等形成了新中间阶层，他们很少是拥有财产的雇主，而是被各类公共或私人机构雇佣的雇员。正是职员、公务员和传统的产业工人一起组成了现代雇员群体。1969年，社民党勃兰特出任总理，组成了战后德国第一届以社民党人为主的联邦政府。“对于1969年的更迭，由职员和公务员组成的新中间阶层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尽管工人在党员总数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社民党选民基础已经转向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跨阶级联合。

在二战后的法国，社会党长期未能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样真正成为左翼政治的中心，直到20世纪70年代密特朗整合了共产党以外的左翼政治力量后才开始复兴。社会党的复兴主要得益于其抓住了20世纪60-70年代法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带来的契机。由中层干部、技术人员、教师、医生和社会服务人员以及白领工人在内的工薪中间阶层从1962年的250万人增加到1975年的500万人。原本是左翼第一大党的法国共产党在1973-1975年曾一度向中产阶级开放，而后又重新推崇“工人阶级主义”而自我封闭。社会党则通过多个派系的融合确立了更为广泛和多样的基础。在1978年的立法选举中，32%的教师、28%的雇员、32%的公务员和29%的工人都把选票投给了社会党。此后大量中间阶层的选票更多地投给了社会党而不是共产党和右翼的保卫共和联盟。在中间阶层和产业工人的共同支持下，密特朗在1981年当选总统，社会党自此成为法国两大主流政党之一。

与法国类似，战后初期共产党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左翼政党。从意共的选民来看，虽然工人阶级构成主体，但中间阶层所占的比重也不断上升，1968年为8%，1976年为14%。不过意共选民中的中间阶层的比例与整个社会中日益膨胀的中间阶层相比仍极不协调。由于没有充分将中间阶层吸纳进来，产业工人人数的不断下降是意共在70年代以后得票率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苏东剧变后,意共改造为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民主党。此后左民党才建立了从左派到中派的中左联盟—橄榄树联盟。在1996年的大选中，橄榄树联盟取得了胜利，意大利战后第一次出现了执政联盟中左派占优势的局面。2007年左民党和中间派的雏菊党合并为民主党。《民主党价值宣言》宣称“橄榄树联盟是一个成熟的两极制中的中左主体与计划，民主党代表橄榄树的发展与成就。”也就是说，从左民党到民主党的转变是从左翼政党向中左政党的转变。

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上述情况来看，由于20世纪60-70年代以后阶级结构的变化，主流左翼政党如果没有将中产阶级吸纳到自己的阶级基础中就不可能上台执政。主流左翼政党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左翼政党，而是转变成了中左政党，其选民基础也由此出现了多样化与分化，特别是原来的阶级基础产业工人和新吸纳的中产阶级之间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有可能发生不一致。

随着20世纪60-70年代欧洲国家要素禀赋的变化，以非熟练/半熟练工人为主的产业工人和以白领雇员为主的中产阶级分别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和受益者。在战后西方世界建立的“内嵌式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下，为了维持充裕要素所有者从中获益的经济开放,欧洲各国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社会保障、福利支出等手段保护和补偿稀缺要素所有者。这种妥协性球市场的基础。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撒切尔夫人改革和里根新政所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中止了这种妥协性安排。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对再分配、平等、税收、国家、工会和最低就业标准的作用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削弱了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面对新的全球经济环境，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向中产阶级的政策偏好靠拢，无力兼顾产业工人的利益诉求。正如亚当·普热沃尔斯基指出的：“我们这个时代占有支配地位的政策体制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制，尽管由于一些明显的喧嚣使新自由主义思想有所削弱，但社会民主党人——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却正在放弃一些政策，哪怕是一些补救政策。”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过渡后，以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和德国总理施罗德的“新中间道路”为标志，欧洲国家的多数中左政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将自身的政纲定位在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有人称为社会自由主义），也就是进一步向右靠拢，从而更远地疏离了产业工人。这些政党尽管在理论上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程度有别，但执政期间在政策上大都“别无选择”（撒切尔夫人语）地认可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而适应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要求。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相继爆发后，即使是在理论上仍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中左政党如果处在执政地位，也不得不采取和新自由主义相一致的政策。

在转向新自由主义的这场变革中，德国社民党继英国工党之后走在最前列。“新中间道路”将社民党的政策重点明确转移到中产阶级。20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了一个全面的中产阶级纲领，宣称中产阶级是德国经济的发动机，支持中产阶级是社民党经济政策的重点，具体政策包括资助初创企业和最小企业、资助职业培训岗位、多为中小企业举办国外展销会、改善中小企业获得出口担保和投资保障的条件等。基于增强经济竞争力和经济活力的目标，2003年3月施罗德宣布了旨在全面改革德国福利体系和就业体系的2010议程。作为2010议程最具争议的一个部分，2005年的“哈茨Ⅳ”代表着改革的高峰。改革后长期失业人员所具有的社会权益一夜之间下降到准“社会救助”的水平线上，领取社会救济的具有就业能力的人员则在以工作福利为基础的新社会政策的驱使下或自愿或被迫进入就业市场。考虑到改革前长期失业人员将近170万，领取社会救助的具有工作能力的待业人士也高达数百万，这六七百万选民成为改革的失利者。他们在生产要素上属于半熟练/非熟练劳动力，在政治分野上大多数是社民党的传统支持者。这部分选民开始运用选票惩罚“背叛”其利益的社民党。2005年联邦议会选举中社民党的得票率与2002年相比下降了4.2个百分点，施罗德被迫将总理职务让予基民盟领导人默克尔。2007年社会党通过的《汉堡纲领》试图与施罗德的“新中间道路”拉开距离，但其后几次大选中社民党的得票率不升反降说明这个纲领并没有起到争取流失选民回归的作用。在2009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原社民党支持者分散到各种政治光谱上，包括转向支持原社民党内左翼势力和原东德民主社会主义党合并而来的左翼党；在2013年选举中，原社民党支持者中又有很大一部分转向支持右翼政党，包括极右的选择党。在2018年选举中，社民党仅仅获得了20.5%的选票，得票率为1949年联邦德国建立后该党的历史最低点。

法国社会党基于其更为激进的平等主义传统，并没有全面拥抱新自由主义，但也在种种约束条件下采取了“左翼现实主义”的态度。1997年出任法国总理的社会党领袖若斯潘试图修正密特朗“法国式的激进社会主义”理论，建立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中坚，包括平民阶级和被社会排斥者在内的“新阶级联盟”。若斯潘虽然并不赞同“第三条道路”，但“同意市场经济、但不主张市场社会”，在其五年任期内也削减了公共部门的赤字，推进了私有化进程，停止增加福利开支，停止增加富人税。2002年若斯潘竞选总统失败。选后调查显示，若斯潘的选民主要是妇女、25-34岁的青年人、公共部门和高教育人群，选民中只有12%是工人。2012年当选法国总统的社会党领袖奥朗德执政后采取了忽左忽右的政策,在向大企业、高收入者征收的“巨富税”失败后，奥朗德被迫右转。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后政策空间收紧的情况下，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2014年底奥朗德政府出台的《马克龙法案》弱化了对劳工的保护，被视作社会党“前所未有的右倾”，遭到了部分左翼选民的激烈反弹，引发了数轮规模空前的罢工潮。奥朗德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史上支持率下降最快的总统，也成为唯一放弃寻求连任的总统。

作为意大利中左力量的联合，橄榄树联盟在1996-2001年首次执政。左民党并担任两届中左政府总理的达莱马期盼根据“第三条道路”建立自己的政府，通过接纳经济自由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积极的福利”来构筑新左派的核心。作为橄榄树联盟的继承者，意大利民主党率领中左联盟在2013年大选获胜后再度获得了五年的政府任期，民主党人莱塔、伦齐和真蒂洛尼先后出任总理。面对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重创后的严重经济衰退，民主党政府大体上沿袭了蒙蒂技术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以减少公共开支，并且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灵活化改革。民主党政府于2015年实行的《就业法案》几乎完全消除了对固定期合同的限制，固定期雇员转为无固定期雇员的难度加大，企业解雇无固定期限雇员不再需要提供合理的客观原因，只需提供一定经济补偿即可。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改革给意大利企业带来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大程度的雇佣与解雇的自由，而使劳动保护水平向下趋同。反建制的五星运动党领导人不无道理地指出，中左翼的民主党（PD）和右翼的自由人民党（PDL）之间的差异不过是少了一个字母“L”。民主党政府对普通劳动者生计安全的漠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民意反弹。2016年12月政府发起的修宪公投中反对票数超过赞成票数，总理伦齐宣布辞职。在2018年议会选举中,民主党18.72%的得票率也远低于2013年的25.43%，中左联盟失去政权。

总而言之，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中左政党的选民基础开始分裂。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对新自由主义的主动拥抱，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后对新自由主义的被动适应，中左政党在满足了中产阶级的基本需求的同时部分放弃了对产业工人的保护。作为主要代表资产者利益的政党，中右政党更不可能将照顾产业工人的利益放在其政策的优先位置。正是产业工人利益在现有政党体系中的代表性缺失，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提供了空间。

民粹主义并无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既可以和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也可以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前一种结合产生了左翼民粹主义，后一种结合产生了右翼民粹主义。在这一轮席卷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中，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我们能”党等属于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意大利联盟党、奥地利自由党、荷兰自由党等属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作为欧洲政坛长期处于边缘的政治力量，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同样有赖于对主流政党和精英政治不满的群体的更多支持才能发展壮大。如前所述，主流的中左政党疏离了自己传统的阶级基础产业工人，从而为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机遇。但有意思的是，不仅坚守社会平等价值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在选民基础上依赖产业工人，而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选民基础上也依赖产业工人。例如在右翼民粹主义崛起较早的奥地利就经历了蓝领工人选票从中左的社会民主党向极右的自由党的转移：1979年63%的蓝领工人支持社民党，只有4%的蓝领工人支持自由党；到了1999年，只有35%的蓝领工人支持社民党，而47%的蓝领工人支持自由党。随着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有效、更稳定地获取了工人选民的支持，它们在欧洲选举政治中取得了更多突破。正如安东·佩林卡所指出的：“正是那些被定义为蓝领选民的“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成功。”鉴于右翼的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传统的左翼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动员蓝领工人支持上获得的成功更令人惊讶。

实际上，如同主流左翼政党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向社会自由主义靠拢以适应中产阶级的偏好一样，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需要经过政治纲领的调整才能适应蓝领工人的需求。无论是传统的极右翼政党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联盟党（北方联盟），还是新兴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都经历了这样的政纲转向和选民重组过程。

法国国民阵线成立于1972年，最早的成员主要是二战期间的NAZI或者维希分子，他们经常发表生物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言论。但国民阵线的创建者让`马里·勒庞也很快意识到这种新法西斯主义很难获得公众的支持，在战后清算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环境中也很难获得发展的空间。20世纪70年代末国民阵线将党内许多新法西斯分子驱逐出组织,把目光转向移民问题。属于巴黎地区的德勒市成为国民阵线再出发的起点。随着二战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批外国移民涌入该市以弥补非熟练劳动力的不足，移民人口到1975年达到了该市总人口的70%，引起了当地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国民阵线提出了“一百万失业者是一百万太多的移民造成的”的口号，由此在1983年的市镇选举中得到了16.7%的选票，特别是在工人中得到了积极的支持。此后移民问题就成为国民阵线动员中下层选民、特别是工人支持的一张王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蓝领工人等社会底层所享有的社会福利和经济收入不断减少，失业者的数量不断攀升。他们将自身的境遇简单归因于外来的竞争者——外国移民,将选票越来越多地投给了反移民的国民阵线。1988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工人总数的20%投票支持勒庞。到了200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勒庞的工人提高到工人总数的30%。

作为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意大利北方联盟一开始主要致力于保护北方地区的语言文化，后来转向以意大利南北方的经济差异来界定北方的地区认同。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北方联盟声称自己代表北方地区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腐败的”、“不民主的”意大利中央政府将财富从富裕的北方转移到贫穷的南方，从而赢得了北方地区的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由于全球化与一体化有助于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支持欧洲一体化就相当于削弱意大利中央政府，北方联盟在建党初期积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但1998年意大利成功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后，北方联盟不再反对意大利中央政府，转而反对“腐败的”、“不民主的”布鲁塞尔官僚机构。北方联盟也不再反对意大利南方人，转而反对外来移民。北方联盟反欧盟、反移民的主张实际上违背了从全球化和一体化中受益的意大利中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利益，这部分选民随着中右和中左两大阵营的稳定化而回归到了接续保守主义的力量党和转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左民党选民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北方联盟反对外来移民的策略动员到了更多工人的选票，1998年38.5%的蓝领工人将选票投给了北方联盟，比其他政党的工人选民比率高很多。正如海蒂·贝里奇等学者所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北方的工人对全球化的恐惧导致了他们投票支持最重视保护地方特性和地区生活水平的北方联盟。这样，北方联盟的主要支持基础由以中小资产阶级为主的中上阶层转变为以蓝领工人为主的中下阶层。

与老牌的法国国民阵线和意大利北方联盟不同，德国选择党是于2013年2月才成立的新党。该党之所以“选择党”为名，是因为该党认为德国政府在欧债危机中的援助政策并非“别无选择”。该党由德国学者和经济界人士创立，经济学家贝恩德·卢克担任首任负责人，成立之初以反欧元为唯一目标。在数月后举行的联邦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仅凭反欧元口号就获得了4.7%的支持率，已接近5%的进入联邦议会的门槛。但这种议题的单一性显然会影响到该党对更广泛人群的吸引力，其在货币政策上的“另类选择”也和普通选民的日常生计颇有距离。在2015年党内辩论后，卢克输给了在政治立场上更激进的佩特里，选择党在政治议题上开始变得更激进和极端。此时欧洲难民危机爆发，选择党将其核心政治主张从反欧元迅速转向反移民、反难民和反伊斯兰。面对全球经济危机和难民大潮的连续冲击，以蓝领工人以及失业者为主体的社会底层经济与社会不安全感显著增加，而在中左和中右政党的政治共识下他们的偏好没有表达的渠道，纷纷把选票投给新生的选择党。在2016年3月13日巴登—符腾堡、萨克森—安哈尔特和莱茵兰—普法尔茨三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一举成为各州第二或第三大党。三州的选择党选民中前两位分别是失业者（32%、36%和30%）和工人（30%、35%和23%），三州参与投票的失业人群中投给选择党的比例分别是32%、36%和25%。因此可见，随着政策议题的改变，选择党已经转为以蓝领工人等中下层为选民基础的政党。

总体而言,欧洲几个主要的极右翼政党从一开始寻求中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支持转向寻求蓝领工人、失业者等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的支持。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这些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在以贸易、对外投资和移民为主要形式的全球化进程中属于受损者,需要国家提供一定的保护和补偿。由于主流左翼政党向右靠拢，这些本来构成左翼选民基础的群体在欧洲国家的主流政党中几乎陷入了没有代言人的危机，他们面对的问题很难得到政治精英的关注。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这些群体由于缺少保护和补偿而境遇越来越差。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迅速填补了这个空白，通过反全球化的政纲来回应这些社会下层选民的诉求，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产业工人的政党。2017年到2018年欧洲主要国家的大选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民粹主义政党政治纲领与选民基础的对应性。

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公布了144项竞选纲领，其中包括使非法外国移民无法入籍或归化、年合法移民名额减到1万、通过建立智慧的保护主义和重建国家货币来支持遭受不公平的国际竞争的法国公司、去除对本国工人的冷漠并对雇用外籍员工实行额外的税收、取消“劳动法”、为自营职业者提供社会保护、为低收入者设立购买力奖、拒绝自由贸易协定等内容。勒庞在第一轮投票中以21.3%的得票率领先，得以进入第二轮投票。虽然在传统左右翼和中间派的共同阻击下，勒庞在第二轮投票中以34.5%的得票率败于马克龙，但得票率也比国民阵线候选人（其父让·马里·勒庞）上一次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2002年）获得的17.8%翻了一倍。根据第二轮投票后的调查，勒庞在管理人员、中层职业（如教师、医生等）、职员、工人和退休者中获得支持的比例分别为18%、33%、46%、56%和26%。可见国民阵线反移民、反欧元、反自由贸易、保护劳工的竞选纲领得到了多数工人的支持，工人群体也构成国民阵线最主要的选民基础。

德国选择党参与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的竞选纲领包括反对欧元区进一步深化、对是否留在欧元区举行全民公投、保留最低工资、拒绝非常规移民、呼吁减少欧盟内被滥用的自由流动指令、防止经济不发达欧盟成员国居民为了社会福利向德国移民等。和法国国民阵线的竞选纲领类似，德国选择党这种反欧元、反欧盟、反移民的竞选纲领也有利于其争取工人的支持。在9月的联邦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得到了21%的工人、12%的雇员、10%的公务员、12%的个体户、11%的退休人员和21%的失业者的支持，其在工人和失业者中获得的支持率（均为21%）已经和起源于工人运动的百年老党德国社民党不相上下（均为23%）。在工人的积极支持下,选择党以12.6%的得票率跨过了5%的门槛，成为二战后第一个进入联邦议会的极右翼政党。

意大利北方联盟自2013年萨尔维尼任党魁以来已由地区性政党转变为全国性政党，并更名为联盟党。在2018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联盟党仍高举反移民、反欧盟的旗帜。萨尔维尼提出“意大利人优先”的口号，一方面声称要结束意大利的难民支出，将难民遣送回国并实行边界管制，另一方面宣称加入欧元区是一个糟糕的决定，英国脱欧应该成为意大利人的一面明镜。在意大利连续陷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的情况下，这些反全球化的主张吸引了原本属于传统左翼选民的中下层民众的支持。在这次选举中，联盟党超出了其传统基地意大利北部，迈入意大利共产党时期就成为左翼力量根据地的所谓“中部堡垒”托斯卡纳大区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联盟党的选票率从2013年的2.6%上升到19%。在托斯卡纳大区著名的“纺织城”普拉托，联盟党的得票率从2013年的不到一个百分点飙升到17.8%。联盟党以17.4%的得票率取代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成为中右联盟的第一大党，在选后的组阁谈判中从中右联盟中脱离出来与具有一定左翼色彩的新兴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联合组阁。

阶级分化是欧洲国家政治和社会分化最重要的维度之一。全球化对欧洲国家政治的影响也首先表现为全球化对欧洲阶级分化的影响。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欧洲大陆国家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和财富的增长，从而推动了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与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一样，在二战后启动并在20世纪70-80年代后深化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也造成了欧洲国家财富和收入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重新分配，进而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政党重组。不过由于欧洲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的要素禀赋的相对变化，工人阶级作为第一轮全球化的受益者构成了欧洲左翼政党发展壮大的基础，但作为第二轮全球化的受损者却构成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发展壮大的基础。当经济全球化在二战后再次启动时，欧洲的劳动要素所有者已经开始分化为非熟练/半熟练工人和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在阶级上基本对应于产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在战后初期的欧洲，由于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都是充裕要素，两者都可以从全球化中受益，从而共同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欧洲的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已经转变为稀缺要素，人力资本仍为充裕要素，两者分别从全球化中受损和受益，这样两者对全球化的偏好开始发生了分歧。不过在内嵌式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下，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的产业工人可以获得一定的保护或补偿，从而可以接受全球化，至少不激烈反对全球化。但是内嵌式自由主义的有效运转需要一定的政治条件,这些条件首要的是欧洲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之间的政治均衡和政治妥协。作为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所有者在政治上的各自代言人，左翼和右翼政党之间的政治均衡和政治妥协对于维持国家对劳工等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护是必要的。但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突飞猛进，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等主流左翼政党在劳动要素所有者分化的情况下将政策倾斜到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从全球化中受损的产业工人在政治上便陷入无人代表的困境中。这样，民粹主义政党就借机填补了产业工人在政党体系中缺乏代表性而留下的空白，成为维护产业工人利益的政党。

随着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欧洲的政党格局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传统的左右之分越来越难以解释欧洲国家政党之间的分化组合。一方面，从全球化受益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要素所有者共同支持全球化，这就构成中左政党和中右政党合作的重要基础。2005年至今，德国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已经联合组建了3届大联合政府，两党政策趋同以至于选民越来越难以辨认两党之间的差别。2017年大选后即使社民党甘当反对派以突出自身特性,但也最终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和基民盟—基社盟第三次联合组阁。如果说德国主流政治中间化历史悠久且根基深厚，那么素来更为激进的法国也在2017年后出现了中间派主导政府和议会的局面。2017年大选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新组建的前进党不仅在口号上宣称超越左右政治分野，而且在实际上重组了左右派中偏向中间的势力。鉴于法国社会党右倾中的瞻前顾后和反反复复，马克龙作为出身社会党政府的政治家脱下了社会党这个紧身衣，通过另起炉灶的方式以中左翼为核心确立中左和中右之间更具制度化的联合。另一方面，从全球化受损的以产业工人为核心的社会下层反对进一步的全球化，代表其利益的民粹主义政党开始兴起。德国选择党进入联邦议会后成为德国第三大党,在大联合政府组建后成为德国最大的反对派。法国国民阵线凭借2017年大选显著增加了的选民支持成为影响法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如果马克龙今后的执政遭遇困境就有可能在下次大选中卷土重来。特别注意的是，从欧洲整体上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比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势头更猛，而且两类民粹主义政党由于意识形态传统的差异难以合作，但2018年大选后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府的建立却预示着两者的差距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极右的意大利联盟党和具有一定左翼色彩的五星运动党联合组阁不仅是议会席位的加减法得到的权宜之计，还是在反欧元、反移民问题上的志同道合。

综合这些情况来看，欧洲政党格局在民粹主义政党兴起后已经呈现出了新的政治分野。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建制派政党和民粹主义政党之分、中左政党和中右政党之合以及可能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合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各类群体在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之间作出选择后所形成的分化组合。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不仅会以惊人的力量改变国际关系,也会以惊人的力量改变国内政治，使我们得以目睹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