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乃至世界的国际关系学界都在寻求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既然呼唤“创新”与 “突破”，说明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遇到瓶颈，不能在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里修修补补，那些工作充其量是“修补”与“完善”，不再可能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或者“学派”。虽然如此，在社会科学脉络上，“创新”并不意味着都是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意义上的横空出世，“创新”并不是没有知识基础的突发奇想。作为时代性的产物，社会科学如果能对既有理论体系大修大补或对既有知识加以大综合，就可能做到“创新”与“突破”。试图“创新”“突破”的理论探索最终可能是失败工程，其实谁也不能保证为了“创新”与“突破”的研究工作一定会成功，正如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都会致力于向成功的方向去努力。笔者认为，就社会科学而言，要做到理论的创新，首先需要提出新的研究议程，并寻求相应的“研究单元”，该研究单元对于理解约束我们的社会结构有着实质性的启示。至少在中国的语境中，“世界政治学”就是一种新的研究议程——虽然20世纪老一代政治家对于世界政治的认识不逊于当今时代。寻求恰切的关于世界政治的研究单元，就是本文的关怀所在。

在国际社会科学中，“世界政治”虽然还称不上一门类似“国际关系学”的标准学科，但有意识地区别于国际关系学的 “世界政治”之说，即有专门指向、特定意义的“世界政治”研究并不是新鲜事物。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序言中这样说，“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詹姆斯·Ｎ.罗西瑙（James N.Rosenau）甚至给“世界政治”一个专门的界定，它是“包括各个从事跨国活动的地区、国家、各种国际关系、社会运动以及私营组织等内容的全方位概念”。在亨廷顿和罗西瑙看来,“世界政治”就是“世界秩序”“全球秩序”“全球治理”的代名词，事实上基欧汉也是在全球治理意义上使用世界政治概念。

在中国,“世界政治”的说法并不少见，但学科意义上的“世界政治”则是新近的情况，一些学者正有意识地推动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世界政治学的形成。王缉思教授早就呼吁以“世界政治”取代传统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之说，笔者也提出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转型并升级为世界政治学科。为推动世界政治学科的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创办了《世界政治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笔者的《关于建设世界政治学科的初步思考》，第二辑发表了王缉思教授的 《世界政治潮流与美国的历史作用》，明确提出“世界政治学”。2018年，王缉思教授出版了其多年的研究结晶《世界政治的终极价值》一书，特别从价值层面研究世界政治，这无疑不会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关心的，但必将是推动世界政治学的扛鼎之作。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还专门成立了“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我们相信，国内将会有更多的学者自觉地涉足世界政治研究。

然而，一个学科之所以为一个学科，必须有其特定禀赋的理论，本文试图厘清世界政治理论的基本轮廓，以使国内的世界政治研究有更明确的指向性、目的性。

世界政治是分层的。如果从世界政治的国际关系层次看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中国的否定性、攻击性演讲，是无法深入理解中美关系走向的，仅仅因为中国没有“美国化”而恼羞成怒，这种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非常不正常，因而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但是，只要对世界政治的演化有基本的认知，便能理解美国政府的焦虑感甚至恐惧感，几百年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处于危机之中，而美国是这一秩序的“核心国家”。30多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层面的研究很丰富，但世界政治的元层次少有研究，中国亟待补课。

世界政治理论的层次性是由世界政治主体的层次性所决定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必然导致不同的行为理论。世界政治的第一个层次应该是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这不仅是种宏观历史性结构，还是由相关的单元层次组合而成的现状性结构，因此“深层结构”兼具历史性结构和现状性结构两种特征。在我们看来，虽然称之为“深层结构”，但结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行为主体，正如历史就是当下的行为者这样的历史观，“深层结构”无时无刻不在约束着行为者的行为，并时刻充当着行为主体的角色。这种“深层结构”被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出来，有的称之为“世界体系”，如沃勒斯坦；有的称之为“国际体系”，如布赞等；有的称之为“世界秩序”，如亨廷顿；有的称之为 “世界政治体系”或世界政治史，如本文作者的研究。

第二个层次便是以地区政治、国别政治和国家间关系为主体的“单元层次”，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世界政治第二个层次的理论。但是，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则努力以“体系理论”的面目出现，因为其核心也是“实力政治”，即那种研究国家间关系的经典理论，因此其“体系理论”其实还是单元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体系理论”都不可能是“去历史化”的，因为世界政治或国际关系是应用性、政策性很强的学科，“先验”的空间很小，试图“建构理论”而去经验化、去历史化的“体系理论”不可能是一种真正的世界体系理论，因而也必然失败。

世界政治的第三个层次应该算是非国家性的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可以称之为“次单元层次”，它们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把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列为“非国家性”的行为主体无疑具有可争论性，即使是跨国公司，其背后也有国家身份，而很多“非政府组织”其实就是有关国家组织或资助起家的。但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世界政治理论界已经把“次单元层次”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比如所谓 “无统治的治理”所倡导的“全球治理”。

无论是单元层次还是次单元层次，都是在宏观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深层结构”下互动，因此首先需要对作为世界政治本身的“深层结构”做深入的研究。诚如1974年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在就职演说中指出的，衡量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标准是对束缚着并影响着我们行为的社会结构的认识有实质性揭示。但很遗憾，尽管国际学术界对这一“深层结构”有不同视野的探讨，但在中国理论界还是一片待开发的无主地。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已经对“单元层次”和“次单元层次”有了较多的投入，成果如汗牛充栋。但是，如果不对束缚着并时刻影响着单元层次和次单元层次的 “深层结构”做出好的解释和基本理解，“单元层次”和“次单元层次”的研究则可能迷失方向而不自知，或者如盲人摸象而对世界形成碎片化理解。比如，如果不理解宏观历史结构，就不能把握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或者说仅仅在国际关系层面，根本无法理解中美关系的走向。因此，本文提出 “世界政治理论的层次性”，只是为了提醒读者关注国际关系理论背后的“元理论”到底是什么。鉴于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充分理解，本文并不打算平衡地论及单元层次和次单元层次的理论，而是着力于世界政治的深层结构论述，因而本文在结构上显得并不那么平衡。

所以为“世界政治”，必然是各国、各地区被某种力量密切地联系而相互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并不打算接受英国学派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所讲的几千年以上的“国际体系”，而是以传统的1500年为起点，这被视为“西方的兴起”，也被西方人视为现代性的起点。一般认为，现代性包括但不限于：科技革命、个人权利与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官僚制）。

1500年前后的“世界秩序”呈现出多中心和一个中心的鲜明分野。公元1500年前，有中国主导的东亚儒家文明秩序、欧洲的宗教（混战）秩序、中东商业秩序和印度秩序，但是到1500年的长期演化尤其到1850年之后，世界政治形成了，就是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说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

在过去几百年里，“西方的兴起”所建立的所谓“自由世界秩序”，充满着制度变迁起点中的一些独特性质，那就是本着西方文明基因的嗜血好战的民族性和扩张的现代国家，把资本主义野蛮地推向全世界，其中必然导致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行为，并因此引发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一路狂奔的过程中，引发了牵制性力量的“反向运动”，那就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双向运动”构成了世界政治演化的基本线索，其中“反向运动”能否重塑世界秩序，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或者是回到1500年之前的多中心主义？这个问题到21世纪中叶应该会有答案。

对于人类是怎么来的这个宏大的历史结构问题，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似乎并不关心。学界普遍同意这样的说法：国际关系理论是专属于美国的社会科学。美国几代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关心的都是如何维护既定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大国关系，关心的是现状性结构，为此建构了一个又一个理论，诸如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而对于怎么来的这样的历时性结构则并不关心。换句话说，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事实上没有关于世界政治或世界秩序的理论，华尔兹自称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体系理论”，这不是事实，只是把苏联—美国两国单元层次的关系当作世界体系，所以随着苏联的解体，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理论”也就不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关于世界政治或者世界秩序的 “体系理论”，事实上19世纪末到20世纪60—70年代的“帝国主义论”，就是当时最好的世界政治理论，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主流理论。明显不同于美国传统的英国国际关系研究，很重视世界历史视野的国际体系研究，但以历史为名而祛除了国际体系形成的价值，国际体系形成中的主角（国家）俨然成为一个没有民族性、价值性的中性角色。笔者认为，好的“体系理论”还是来自新世界史或者全球史脉络的研究。

和任何理论建构一样，能够称得上关于世界政治“体系理论”的，必须有其特定的“分析单元”“研究单位”或者解释变量。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我们时代的许多有关重大理论的争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选择研究单位的争论。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的重大探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一种好的世界政治理论，其分析单元或研究单位是资本主义；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也是一种世界政治理论，分析单元是“文明范式”；笔者提出的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当然也是一种世界政治理论，其分析单元是政治权力——作为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互动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也是一种世界政治理论，但其价值承诺太过显著，比如以规则和价值为导向的国际社会，其实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国际社会，这可以视为指向未来的而非历史性现实性的理论，因此本文不予涉及。因为 “帝国主义论”已经是一种耳熟能详的理论，本文就不再专门阐述，但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现象，也是政治现象是，因为中国过度引入作为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大有淡忘“帝国主义论”的势头。

由于“文明范式”和政治权力单元的世界秩序研究已有专论，这里不做重点分析，只是介绍其内在的逻辑关系，重点分析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单位的世界体系理论。

（一）世界体系理论

沃勒斯坦的四卷本《现代世界体系》，其书名就是其世界政治的理论，即世界体系理论，历时三十多年得以完成。正如作者所言，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出现，才形成不同于以往的“世界经济体”，这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发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其中政治力量是用来保障垄断权力的。沃勒斯坦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单位，其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假设是，世界经济体是由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带构成，其中构成要素包括：第一，世界体系在地理规模上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即半边缘和边缘地区的范围不断扩大，直到中心地带的权力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第二，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生产不同产品，此分工导致劳动力管理方式也多样化；第三，中心国家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诸中心，是因为有相应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建立。

根据沃勒斯坦所述，现代世界体系的序幕在1450—1640年拉开，在这个“长时段”中，“资本主义经济体创立起来了”。这是局限于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中心地带是以意大利北部各城市为中心的基督教地中海体系和欧洲北部、西北部的佛兰德斯—汉萨商业网，到1640年时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中心地区有英格兰、尼德兰和法国北部。附属于这个综合体的，包括东埃尔比亚、波兰、其他东欧地区和另一边的大西洋岛屿和部分新大陆。每个地带都有自己的劳动组织方式，诸如奴隶制、封建制、雇佣劳动和自我经营，这是与这个地带的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其中边缘区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中心区是雇佣劳动和自我经营，半边缘区是分成制。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体下，每个区域有着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否则就不能保障剩余产品流入西欧以保证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经过200年的演化，“资本主义时代”出现了，并初步形成了脆弱的世界经济体，这个形式直到17世纪和18世纪才得到巩固。

中心地区是如何脱颖而出的？这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最为关注的部分。关于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不同的叙事方式给出完全不同的画面。根据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叙事，自由主义一直是去国家化的，至多把国家视为“守夜人”的中性乃至被动的角色，这些说法体现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并进而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圣经”，这对非西方国家学术界的国家观影响很大也很负面，因为思想史的叙述基本上是“去历史”的。但是，根据历史社会学的叙事，资本主义的兴起正是因为绝对权力与国家统制能力的提升，强国家能力才有中心地带的出现。这种“现象学”方法上的研究也只有西方学者自身能够做到。沃勒斯坦这样指出，“绝对王权在西欧的兴起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出现，显然是同时发生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既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结果，又是其原因。因为若没有资本主义的兴起，扩大化的国家机构就得不到经济上的保障；但是国家机构本身也是新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沃勒斯坦还借用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的话，“不管其愿望如何，（国家乃是）本世纪最大的企业家”。沃勒斯坦相信，在16—18世纪的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初，“国家在欧洲世界经济体中起着经济中心的作用”。

那么，国家到底如何发挥作用呢？16世纪基本上都是君主制，国王主要运用四种机制巩固其统治：官僚化、垄断武装、创立法统、所属臣民均等化。与中国的官僚机构相比，欧洲那时的官僚制是很初步、很弱小的，但却是一个质的飞跃，因为“它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从政规则，确保今后经济方针的决策，非经国家机构，不得轻易制定。这就意味着，所有阶层的人才的精力都必须大部转向政治王国的确立”。官僚制的形成意味着得有专门的财力去供养专职公职人员，这只有少数王国能够做到。但是，国王可以用官僚机构去征税以供养国家公职人员，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更强大的强制能力。

具有强制能力的国家才能养活已经发生了军事革命的军队，因为养活军队的成本极为高昂，从而最终形成武装垄断，即合法性地垄断了暴力机器，中世纪后期的封建制演变为绝对主义国家。绝对权力并不是“绝对的”，只不过相对于分散的封建制权力而形成了中央集权化权力而已。在世界经济体中，中心国家所以为中心，是因为其中央集权化最甚。

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对于中心地带的形成起到什么作用？在“延长的”16世纪，英国兴起圈地运动，大量农民失地，导致大量流浪汉和农民暴动，社会矛盾激化。16世纪末几个济贫法的出台，解决了这个社会问题。济贫法与经济转型的关系是模糊的，但却避免了发生政治叛乱，形成的政治稳定绝对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与此同时，国家采取了亲资本主义的立场，鼓励土地贵族的资本主义化，并为此出台重商主义的保护新兴阶级的立法，最著名的就是1651年的《航海法》。重商主义其实就是国家主义，因此不同经济体的强弱其实就是国家之间竞争的结果。

西方的兴起事实上是一个又一个国家建设的故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才有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西方的兴起。英国是这样，比英国更早称霸的国家荷兰同样如此。传统的研究认为荷兰没有重商主义政策，因而国家是衰弱的。沃勒斯坦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们如果不直接考察国家所起的作用，就不能完满地阐明荷兰称霸的历史……17世纪时，荷兰是欧洲唯一具有足够的内外实力的国家，它极少需要重商主义政策”。荷兰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保护产业的渔业政策，成立事实性国有化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推进与殖民地的贸易。荷兰所以能称霸海上，是荷兰舰队控制了海洋，这是军事强国的标志。结论是，“我们可以坚信，国家是荷兰资产阶级用来巩固他们一开始就在生产领域内赢得并继而将其扩大到商业和金融业的经济霸权的必要工具。那些争夺中心和半边缘权势的国家，在后来摧毁这个霸权的过程中同样成了重要的工具”。

中心区的斗争是惨烈的。“由于荷兰是事实上的霸主，因此，促进英国商业的发展只有两种可能的途径：一是对英国商人提供支持；二是国家对外国商人加以抑制。”英国1651年的《航海法》打响了第一枪：凡进口英国的商品必须用英国船只或者生产国（即第一港口国）的船只载运，这样做就是为了削弱荷兰的贩运和转口贸易，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英国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17世纪末荷兰退居二线，英国海军大大超过荷兰，英国和法国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争霸历程，直到1815年英国彻底胜利。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法国？传统的经典说法有两个，一是英国正在走向自由主义、国会主权和进步，而法国则不断加强贵族政治、封建主义和“旧制度”；二是英国的税负比法国轻。这两个解释都被否定了，18世纪英国胜出是因为《航海法》导致英国拥有更多的海外贸易和殖民地，因而带来更多的财富，更是海军强大的结果，因此“这远不是自由主义的胜利，而是强大国家政府的胜利，而它的强大又是必然结果”；在税负上，英国甚至比法国更重。

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18世纪时，英国比法国强大，而且正是法国政府的削弱，而不是它的强大推动了1789年的革命运动”。沃勒斯坦做出如下解释：在世界体系中，有产者—生产者希望国家代表他们履行两个重要职能：实行重商主义以限制进口、扩大出口，从而维护他们在市场中的利益，他们并不关心国家的干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因此，强有力的政府未必就是拥有最广泛的国家机器的政府，也不是拥有最专断决策权的政府。据此，沃勒斯坦提出衡量强大国家的五种标准：第一，国家政策能直接帮助本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的程度 （重商主义）；第二，国家能够影响其他国家的竞争能力的程度 （军事实力）；第三，国家有足够的财政能力以调动其资源实施国家战略的程度 （政府财政）；第四，有效的官僚制度；第五，政治统治平衡国内各阶级、利益集团的能力。其中，最后一个是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学，是实现其他标准的关键。这些标准都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因为它们不产生效益。“最终政治和经济标准是相互联系的，因为生产效益能够加强国家力量，而且国家力量的加强通过市场以外的手段进一步增强了效益”。

沃勒斯坦所要否定的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历史观，其把资产阶级革命看作是追求一个弱政府的漫长的历史过程，这被视为是人类自由进步的同义词，“我把国家的现代史看作是一种长期的追求，以建立强大的国家机构来保护世界经济体中的一些所有者—生产者的利益，反对另外一些所有者—生产者，当然还反对工人”。到18世纪中期，英国在世界经济体中的金融中心地位逐步提高，法国的地位则逐步下降，原因就在于政府能力，而不是所谓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弱政府观。“我们的观点：政府的力量取决于掌权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自己的意志胜过国内外其他人的意志。按照这一标准，我们认为，英国政府到18世纪早期已明显地超过法国政府。真正强大的政府很少需要炫耀铁拳”。

如果说强国家是中心国家之间胜负的关键，那么，强国家又是如何来的呢？首先，与经济组织无关，“英法两国在1600年至1750年间生产组织和价值体系上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而是有更多的相似性。其次，关于价值体系，启蒙思想在法国占据主导地位，早在1680—1715年，而不是法国大革命乃至百科全书派活动之时。甚至，“在法国，资本主义价值观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企业家支配权的神圣性）；在英国，则与之相反，传统的价值观有更大的坚韧性（原租户续租的权利）”。最后，关于与政治制度的相关性，“并不是因为英国比法国更民主，而是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民主较少”。

沃勒斯坦没有拘泥于老套的解释，即所谓的现代性议会主权对决法国的君主主权，而是认为这种差别来自阶级结构即社会结构，这种“细微差异”是答案，才使得英国在1763年以后在经济生产效率和管理方面大大超过对手。在英国革命 20年之后，公开的社会冲突结束了，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资产阶级赢得了城市权利。因此，英国与法国的区别在于社会结构而非政治制度。在同一时期的法国，是一种“强制性休战状态”，巴黎之外的西部地区、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在法律上和经济上都处于“中心”之外，分裂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政治结构处于紧张状态，最终导致法国在18世纪末仍未能完成统一，而英国16世纪开始就是一个巩固的国家。确实，正是由于社会结构的约束，即使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代议制、人民主权都没有保证法国超过英国。

1763年后英国在世界经济体中所积累起来的从属于它的优势地位，在18世纪80年代以后进一步增强了，到1815年已经成为确定无疑的事实，巩固了英国的中心地位。在沃勒斯坦看来，法国大革命事实上是“追赶”英国进程中的一个关键事件。众所周知，法国革命又刺激了作为现代国家的德国的诞生。这样，18世纪末的伟大革命，即所谓的工业革命、法国革命和美洲居民之独立，没有一个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挑战，反而标志着这一体系的进一步巩固与确立。

在考察老中心地带（西班牙—葡萄牙）的衰落和新中心国家（荷兰以及其后的英国）兴起与欧洲经济体形成过程之后，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集团成员、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不同于现代以前，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世界体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已经有500年历史的世界体系未转化成世界帝国，其秘密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政治方面，即多个政治体系，资本主义把多个政治体系串联起来。“除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并不存在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为了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就必须加入世界体系的生产网络或商品交换的链条之中（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并置身于一个加入国际体系的国家内，而国际体系则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上层建筑”。

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告诉我们，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古典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法——所谓资本主义是一个以国家不干预经济事务为基础的制度，相反，“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政治实体使经济收益分配到‘私人’手里的同时，又不断关注经济损失的基础之上的”。在西方兴起之初，中心区的出现是因为这类国家创立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而在边缘区，要么根本不存在国家，要么国家的自主程度很低。也就是说，国家结构的强弱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中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之间是不平衡的，市场力量更多的是强化而不是削弱这些不平衡，因为世界经济体中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但既定的结构并不是锁定的，从长时段看，“优秀分子的循环出现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某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往往迟早要被另外一个国家取而代之”。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是生存在以资本主义为线索而构成的世界体系中，中心地区从一国到整个西欧，再转移到美国。事实上，到1914年，中庸的自由主义在欧洲取得了胜利，以英国为例，作为中心地带的中心国家，至少到1848年，英国的胜利主要源自国家的作用。具体而言，第一，重商主义的政府保护；第二，英国产业政策的操纵；第三，英国企业家在自由贸易上立场并不明确；第四，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后时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在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形成的历史进程中，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的总方针从来不是反对国家干预的，甚至不是主张所谓的守夜人式的国家，“自由主义一直是披着个人主义羊皮的强政府意识形态”。英国能够成为中心国家的根源在于此，之后德国能够后来居上同样如此，没有统一政权就没有德国的赶超。比较而言，一直受制于分裂社会结构的法国，看上去实行的是无比强大的中央集权制，但政府能力一直受到限制，因此一直未能成为英国、德国式的国家，虽然拿破仑的法国曾逞一时之勇。

19世纪欧洲的胜利导致一个全新知识部门的创设：历史性的社会科学。“19世纪产生的社会科学是将有关社会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尤其是现代世界体系是如何运作的研究予以系统化、组织化和服务于官僚统治”。但是，直到20世纪上半叶，95%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仅仅集中于5个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而且主要研究对象也是这5个国家。剩下的5%大多是研究欧洲其他地区以及在很小程度上研究拉美。也就是说，社会科学首先是一种地方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以“价值中立”为名，作为社会科学的自由主义被“建构”得面目全非，以至于思想史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说的国家完全有违历史的本来面目，即沃勒斯坦所揭示的国家在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的作用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结局。不但西方国家自身的真实历史被掩盖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更加被妖魔化了，比如中国，曾经长期受到欧洲人赞美的一个古老的、富裕的远方文明的形象被颠倒过来，以至于有了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中国没有参与历史创造”之类的无稽之谈。

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沃勒斯坦历史地解释了现代世界的形成及其约束人类行为乃至思维方式的社会体系结构。因此，世界体系理论不但在英语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界影响巨大，他引率一直排名前10，对包括世界经济史、世界历史在内的国际社会科学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应该说，没有什么理论体系比世界体系更宏大了，但是宏大中又不失微观透视，正是以微观分析建构起宏大历史进程。如前，资本主义的贸易和市场扩张能力，取决于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家能力，因此，各国企业竞争的背后是国家能力的竞争；国家能力的差异有赖于难以改变的社会结构或阶级结构。可见，世界体系理论是典型的历史社会学路径下的产物。

国内外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很多了，没有必要系统给予总结。很多读者都将世界体系理论视为“经济中心主义”的作品，这显然未能理解沃勒斯坦关于资本主义成长的逻辑。与资本主义直接相关的是政治即国家的作用，与资本主义间接相关的则是社会结构。由于四卷本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主题宏大， 论证过程跳跃性大，引证的文献太过宽广，以至于一般读者很容易陷于文献的汪洋大海之中而理不出头绪来。另外，就作者的写作意图而言，既然是论证资本主义所构成的世界体系，在作者看来与这一主题没有太直接相关的分析单位，比如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权力，并不是其分析的重点，虽然在第四卷中重点分析了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化总结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出现。但是，社会科学体系的论述并不能解释在既定的世界体系下人类冲突的文化原因，毕竟，文化权力是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是一种修补。

（二）文明范式理论

沃勒斯坦已经提出中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所构成的世界体系理论，其他人的关于世界政治或世界秩序的研究，就很难跳出世界体系理论设定的基本架构，几乎所有其他关于世界政治（世界秩序）的研究都或明或暗地在这一框架下展开，不管是什么流派和什么话语体系，其中包括亨廷顿的“文明范式”下的世界秩序研究。

对于什么是“文明范式”以及为什么要用“文明范式”来研究世界秩序，由于有专文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冷战后，历史并不像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断言的终结了，还有“文明的冲突”影响着世界秩序的重建。为什么会发生“文明的冲突”？在亨廷顿看来，是因为现代化进程而导致的不平等，迫使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人群加强种族、民族、宗教等“文明认同”，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基于本土文化复兴的文明认同，刺激了固有的憎恨情感，从而导致文明之间的冲突。

这里，亨廷顿以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下的“现代化”置换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无疑是一个更去价值化的概念，但是熟悉现代化理论背景的人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现代化研究其实就是将自由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民主全球化的过程，而自由主义则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几乎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也就是说，现代化进程中导致的不平等，其实就是沃勒斯坦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半边缘区，尤其是边缘区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替代性研究范式，“文明范式”准确地预测到21世纪头20年的几乎所有重大事项，诸如西方的衰落与中国的快速发展、“9·11”事件、西亚北非的政治变局及其非民主性质、乌克兰内战与分裂、土耳其再伊斯兰化等，都是21世纪头20年最重要的世界政治变迁。不仅如此，1/4世纪后，亨廷顿的战略思想变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特朗普政府公然提出美国要对中国准备一场“文明的冲突”。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前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说，国务院正在以“与一个真正不同文明的较量”想法为依据，制定对华策略。斯金纳说，过去的大国冲突包括美苏冷战，一定程度上都是“西方内部较量”，而与中国之间是美国首次面对“非高加索人”的超级强国竞争。以种族主义思维来制定对外政策，必然会引发轩然大波。

这就促使我们探究，为什么文明范式具有如此强大的预测功能？根源或许就在于文明范式是一种解释世界真相（the world of being）的世界政治视野的思维框架。“文明范式”的贡献在于，和世界体系理论一样，都属于历时性、过程性结构的深入研究，而不是对现状性结构的简单描述。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给人们三种分析路径。

第一，文化权力（也可以称为“文明”）取决于财富权力。也就是说，没有强大的财富权力支撑，就不可能形成文明的中心国家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亨廷顿坚持的是“经济决定论”。再次重申，这其实就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脉络。

第二，文明作用的“时间性”。现状性世界政治结构乃至于未来的世界政治走向，都可以从过去的世界历史中找到“路径依赖”，或者说现状性结构乃是历时性过程性结构的一种或明或暗的延续性变迁的结果，现状性结构与过程性结构的关系是否能被发现，取决于人们的感悟能力。对于亨廷顿而言，公元1500年前的“世界”是多中心的，有欧洲秩序、阿拉伯秩序、东亚秩序和南亚秩序， 其中欧洲基督教文明和阿拉伯秩序中的伊斯兰文明是与生俱来的冤家，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延续千年而不绝，甚至在“本土化复兴”浪潮中加剧了；而中国的规模决定了，只要中国政治稳定，回到2000年前的东亚霸权秩序是必然的。因此，虽然有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激烈冲突，但伊斯兰文明不足以动摇基督教文明，因为伊斯兰文明中没有强大的“核心国家”去挑战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即美国，但是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核心国家则可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大国关系，而是决定着世界政治秩序的文明型关系。

第三，政治思潮与世界秩序的走向。传统的规范性国家关系研究乃至于世界政治研究，关注的都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问题，因此当亨廷顿提出“文明范式”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亨廷顿“有失规范”。在“文明范式”提出20多年之后，人们不得不承认，政治思潮攸关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政治思潮直接影响乃至于塑造着世界秩序。我们知道，20世纪的世界 政治其实就是各种意识形态大较量的产物。在亨廷顿看来，冷战之后，比一般性意识形态更难以调和的政治思潮，即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将取代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冲突——何况二者之间有诸多通约之处，但宗教具有一元论特性，宗教之间很难沟通。现在，各种政治思潮，诸如宗教民族 主义、民粹主义，正无时无刻地影响着各国的国内政治，进而影响着世界政治的走向。比如，特朗普为迎合民粹主义而公然倡导的民族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牵头建立的“自由世界秩序”构成重大挑战，使得国际体系出现漏洞。

（三）世界政治体系理论

历史社会学中的一种主要分析性概念就是阶级，这一点体现在世界体系理论中的“资本主义”一词上，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世界体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至多是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文明范式”则是一种力图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自由保守主义作品，如前，“现代化”是自由主义的，而文明分析则是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也就是说，在几个流行的世界政治理论中，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在场的。事实上，在世界政治研究的学术史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曾是最有影响力的，那就是众所周知的“帝国主义论”——这一概念一度被结构现实主义解构而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政治结构中不再有帝国主义以及相关性概念诸如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文化优越论等的地位，本文第二部分“世界政治的演化”就是由这些“传统的”概念构成的。因此，本文所指的“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理论。

“世界政治体系”的研究单位是“政治权力”，这是迈克尔·曼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为什么要用“国家权力”作为分析单位呢？第一，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以“资本主义”（一种事实性经济权力）为基础的世界体系理论，还是以“文明范式”（一种事实性意识形态权力）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理论，虽然有各自的解释能力以及由此而传递出的特定智慧的思维方式，但是，总有不能历史性、现实性地体现世界政治真相的遗憾，对于世界政治的演化史以及现状性结构，并不能让更多读者明白究竟。

第二，虽然称之为“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秩序说到底是各个时期的“核心国家”，即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国家”所推动的，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国家权力或国家实力，就称不上所谓的“中心国家”，因此，研究世界政治的起点还是在核心国家的关键点上形成的“国家”。同时，中心国家对外扩张的过程，必然是全方位的，综合地运用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军事权力乃至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任何单一的线索，比如经济主义、 “文明范式”，都不可能清晰地勾画出世界政治演化的轨迹。

第三，用“政治权力”作为分析单位，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权力，即一方面政治权力代表国家权力，同时政治权力也是其他权力互动的结果。这样，作为权力结构的世界政治的演化过程，就可以通过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的互动而得到清晰的解释。

据此，笔者所建构的世界政治演化路线图以及现状性结构如图1所示。

世界政治体系的概念可表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包括后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其所带来的文化上的种族主义，以及由此最终所形成的所谓的“国际制度”，就是我们理解能够被称得上“世界政治体系”的“世界政治史”的三大线索，其中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是历史逻辑的“过程性结构”，“国 际制度”是“现状性结构”。这个概念基本上是对本文第二部分“世界政治的演化”的一个总体性概括。

但是，对于中国人的“世界政治体系”研究而言，世界政治结构并没有终结，依然在演化进程中，要回答的就是“从中国出发的新世界秩序”，其演化过程是什么样的？结果性结构又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大课题，这也必将是国际社会科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事实上，大约自2016年开始，即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世界政治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各种极端政治思潮。但是，进入“新阶段”的根源是什么呢？说到底还是财富权力的转移。1840年，东西方的工业产业各占50%；1980年，西方贡献了90%，非西方只有10%。但是到2010年，西方减少到60%，非西方增加到40%。这个趋势还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过去西方靠财富解决的社会矛盾，今天财富不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社会矛盾再起。

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研究的发现最接近故事真相，世界政治结构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或者说是西方核心国家所主宰的，具有不平等性和霸权性，而且长期的霸权制度所塑造的“文化霸权”使得世界政治的多元价值被单一化（所谓“普世价值”）乃至被合法化，从而使得世界政治结构具有了国内政治结构的性质，即以意识形态权力将既定的世界政治结构合法化。“文化霸权”使得很多人成为技术主义者而忘记了世界政治的本质和真相。在我们看来，虽然社会科学的术语、概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比如现实主义的“权力均势”、自由主义的制度主义，但世界政治结构的本质依旧不变，那就是帝国主义导致的不平等与霸权。“从中国出发的新世界秩序”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改变的就是等级性、霸权性的世界秩序。

国家间关系和非政府单元的社会行动单元（包括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是在世界政治的“深层结构”之中发生的，也必然受这个如影随形的结构的约束，而且次级单元的行为也强化了既定的“深层结构”，因此理解以国家为研究单元的国际关系和以社会为研究单元的所谓“全球治理”（所谓的“无统治的治理”），前提是理解世界政治元层次即“深层结构”。否则，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是以“全球治理”为名的社会单元行动的研究，都可能迷失方向，甚至有损自己的利益阵地而不自觉。事实上，中国人因为没有自己的世界政治理论或者忽视对既有的世界政治理论的研究，以至于把次级单元行为即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当作终极目的。然而，正如学界承认的，国际关系学是美国特有的社会科学。

作为美国特有的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导性的理论无外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笔者认为，建构主义更类似一种哲学工作方法，如同“现象学”不被看作是哲学理论一样，建构主义的适用范围很广，如温特的建构主义是用来分析国家间关系。不过，这里主要集中于讨论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一）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国家间关系无疑早于世界政治，因此作为观察国家间关系的最古老的视角无疑是现实主义，但是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理论不过是百年的事，前后有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的 《二十年危机》、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 《国家间政治》、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 《国际政治理论》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 《大国政治的悲剧》。作为时代性作品，卡尔描述的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摩根索研究的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基本规律；冷战时期的华尔兹则是力图“祛帝国主义化”，这一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被学界视为防御性现实主义；而冷战后的米尔斯海默则是在呼唤新帝国主义，被学界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笔者给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新解释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本体论是帝国主义，其帝国主义本质是基于民族国家的“国家性”，即扩张性而形成的，现实主义应该是一种弱理论而强政策的理论。

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结构功能主义，而结构功能主义是行为主义革命的产物。行为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去价值化，体现在华尔兹的理论中则是致力于“祛帝国主义”。这样，卡尔和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本体论即帝国主义，到结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这里之后被消解，出现的只是现实主义、防御性现 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仿佛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不同形式的现实主义体现而已。

如果这样看现实主义理论，历史和现实都被遮蔽了。众所周知，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无论是卡尔的还是摩根索的，乃至于华尔兹的，其历史背景都是西方国际关系史，尤其是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的国际关系史。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呢？用理论表述，就是基于“实力政治”而实现的“均势政治”。的确，1815年《维也纳和约》的一个重大目的，就是几个欧洲大国联合制约法国，即奥地利—俄国—普鲁士之间的协约以对抗曾经不可一世的法国，以防法国再度扩张。在这个过程中，奥地利的梅特涅的保守主义起到很大作用。再后来，到19世纪的最后20年，就是俾斯麦的统一战争之后德国所奉行的基于实力政治的均势政治。俾斯麦执政时期形成的德意志、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以及为此而产生的法国、俄国和英国之间的《三国协约》，使欧洲出现了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平衡。梅特涅—俾斯麦的均势外交直接影响了后来基辛格的大外交，也是现实主义国家关系理论的历史基础。

然而，这只是欧洲大国历史的一个面向，即大国之间如何以实力实现均势。要知道，1815年之后，欧洲大国的历史还有另外一个重大面向，那就是帝国主义下的殖民主义扩张。首先，普鲁士就是不断扩张的产物，直到1871年的所谓统一战争，这场战争是普鲁士对非普鲁士的德意志邦国进行的扩张和殖民。可见，德国式“民族国家”的国家性就是“实力政治”的扩张和侵略。这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国家性”基础，对于不同国家的 “国家性”而言，虽然都讲“实力政治”，但意义却可能完全不同。对于扩张性的国家而言，所谓的“实力政治”即强权政治；对于弱小国家而言，或者文明型国家而言，“实力政治”则可能就是平衡手段。

其次，更重要的是，1815年是欧洲殖民主义史的转折点。殖民主义活动历史悠久，最早是个人冒险行为，后来是国家公司的贸易垄断行为，比如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也有 “发现”“新大陆”行为，比如在美洲。但到1815年之后， 欧洲列强则开始出现抢占、瓜分殖民地的高潮，虽然后来非欧洲的美国、日本也 加入“列强”，19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约》，世界仍然可以被称为“欧洲殖民帝国”。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是帝国主义政治、殖民主 义政治的受害者，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在中国的存在导致中国统一只是形式上的，实际上则是分裂状的。

可见，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1815年有两重意义：一是大国之间的实力政治导致的大国之间的稳定性均势，二是大国的“实力政治”导致的对弱小国家的强权政治即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政治。也就是说，作为现实主义理论核心的“实力政治”概念事实上有双重含义，对大国要维持稳定性现状，从19世纪的欧洲政治到20世纪的冷战政治，都是如此；对力量不对称的弱小国家，则是毫不留情的强权政治——所谓的强权即公理。何况，“实力政治”对于不同国家性的国家而言，意义并不一样。这是19世纪的政治，且依然是21世纪的政治。美国、法国对利比亚卡扎菲政府的颠覆，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动辄对叙利亚的轰炸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政治。但是，对于已经在政治上站起来的中国， 似乎只能实行“均势政治”。

或许因为中国已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这个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公共产品”，很多学人似乎既忘记了中国自己与很多非西方国家被“实力政治”所欺凌的历史，也似乎对依然被欺凌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感，只对中国已经成为事实性大国这个事实感兴趣，自然对“实力政治”的一个面向即“均势政治”而青睐有加。即便如此，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什么性质的大国？它是儒家文明的大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这些特性和事实，决定了很难为长期主宰世界秩序的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接受，“实力政治”中的帝国主义面向不时会暴露出来，比如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政府的霸凌行为。

总而言之，自行为主义政治学之后，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美国社会科学的一大特征就是以科学化为名祛价值化，实现所谓的“价值中立”，其实背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明白了这一点，作为精致的形式主义概念，诸如结构现实主义，无疑只是体现欧美历史和现实政策中的一个面向，另一个重大面向则被遮蔽了。对于西方人而言，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即为自己行为的合理化乃至合法化证明。遗憾的是，如果作为“实力政治”受害者的中国遗忘了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面向，就只能再随着人家的节拍而强化人家行为的合法性。18—19世纪形成于欧洲的国际政治法则依然没有成为永远的历史，欧美在21世纪初西亚北非政治动荡中的行为并不比19世纪更文明。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现实主义”也被称为“主义”，但不属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主义”。世俗化意识形态只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工具理性，其“实力政治”可以为各家各派所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可以用“实力政治”以达成自己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也当然都以国家为行为主体，并不能说国家只是现实主义的行为主体。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Gilpin）把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相提并论而视为意识形态，并认为现实主义的行动者是国家，马克思主义的行动者是阶级，自由主义的行动者是社会或者个人。这种区分显然误把工具理性的现实主义当作目的理性的意识形态，对不同“主义”行动者的区分更是不符合国际政治现实的。

（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笔者同意学界这样的看法，即自由制度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理论，而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种衍生品。很简单，具有“实力政治”而维持现状的国家，并非总得以战争、殖民等传统手段，还可以通过文化同化、制度吸纳而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即所谓的“霸权稳定论”。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制度主义其实是以“国际制度”工具而进行“霸权护持”。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当现实主义的“实力政治”的霸权政治动摇之后，围绕霸权而建立的“制度”命运如何？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是检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好机会。在笔者看来，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是一个“家族概念”，包括新自由制度主义、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软实力等概念。

现实主义理论的“实力政治”推论是，有霸权才能维持各国之间的合作，否则各国就会处于纷争状态。对此，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建立者基欧汉反其道而行之，认为霸权之后，因为国际机制的存在，各国之间的合作依然是可能的。这 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想法，和当时流行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一样，预言美国的霸权即将衰落。在后来中文版的序言中，基欧汉承认，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预言错了，因为冷战后美国是一支独大，其国际机制维持合作的理论没有得到检验。但是，冷战结束之后，自由制度主义大放异彩，“美国治下的和平”乐观主义意味着，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必将起着“历史终结论”的作用。

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的《霸权之后》出版之前，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就提出基于国际机制的“相互依赖”理论。冷战之后，基于当时的全球化浪潮，基欧汉和奈又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提出全球主义治理，他们开出的 “药方”包括：国家接受外在标准以增强竞争力；强国或者国家集团采取单边行动，以影响域外的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吸纳公民社会以管理全球化。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样，这些理论其实是为美国在冷战之后的国家安全战略出谋划策，至少是提供理论蓝图。这种试图影响域外国家的药方，看上去是推行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其实深刻地体现了实力政治乃至于强权政治的历史本色。整个20世纪90年代乃至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政府似乎也是在按照这种“路线图”推行其大外交，其结果是， 美国更多地采取“实力政治”的单边主义而非基于国际组织的“相互依赖”。

现实政策对该理论的回应是，理论上的自由主义只不过是推行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的修饰符；理论对现实政策的作用是使美国不能搞赤裸裸的霸权政治。正是因为如此，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其实是放大了霸权政治中的某个方面，比如霸权政治也需要合作基础上的相互依存，自由制度主义才不被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所接受。笔者的看法是，自由制度主义只不过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变种，冷战之后，并非作为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要戴上自由主义的帽子而行实力政治、强权政治之实。当美国作为唯一霸权国家时，它可以无视“国际组织”，也无所谓“相互依赖”，那么在“霸权之后”呢？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那就是美国这个核心国家所支撑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危机，其实也就是美国霸权稳定论的危机。这一危机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彻底爆发出来，具体表现就是美国不愿意再作为霸主而支撑国际秩序，甚至退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其领导建立的一系列“国际机制”，转而以传统的双边关系代替多边机制，通过强加于人的贸易战，意图“让美国再伟大”。

对于美国退出国际机制的现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在笔者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机制是由领导型国家建立起来的，这证实了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曾经的领导型国家退出国际机制，无疑将大大降低国际机制的效益和价值，也就是对自由制度主义的事实性打击。人们不得不问，没有领导型国家支持的国际机制，到底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国际机制是否会自动发挥让当事国合作的功能？这些都值得观察。比如，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就等于废除了这个“国际机制”；“美国优先”旗帜下的贸易战，事实上就破坏了WTO的固有职能；美国退出TPP，就等于让这个国际组织作废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国际机制的存在离不开享有“实力政治”的大国，没有领导型大国的参与或支持，很多国际机制就会名存实亡。

当然，在世界历史演化的进程中，人类是有学习能力的，无论是通过多边机制还是传统的双边机制，历经若干次残酷战争之后，国家之间的合作大于冲突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但是这种合作已经不是有形的机制强制性约束的结果，而是基于学习能力而获得的利益型合作的需要。或者说，新型的合作是基于各国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进化论式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国际机制的强制性约束。毕竟，19—20世纪的世界政治告诉人们，冲突的代价之大让人类难以承受，合作，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合作成为一种不得已的必然性选择。因此，即使美国不断地退出各种国际机制，很多国际机制可能名存实亡，但是 国家最终还是选择以合作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的，但这显然已经不是自由制度主义所讲的“国际机制”的作用，而是人类生存性常识起作用了。同时，也要看到，在多中心主义的国际秩序中，这种合作也不再是“霸权稳定论”下的产物。说到底，国际合作是人类学习能力的一个标志性演化，这是世界政治演化的结晶。这种既非基于“实力政治”的现实主义的，也非基于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的合作，可以称为“理性合作主义”，这已经不是什么理论或者意识形态，而是生存智慧，一种生活常识，没有必要非把这种基于生存智慧的常识性合作搞成复杂化理论。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基欧汉的以“国际机制”为研究单位的国际制度主义学派。其实，冷战之后，伴随着自由主义的大胜利，相关性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影响也很大，诸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软实力”。

“历史终结论”假设，苏联的失败意味着，美国式政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制度形式。因为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哲学论证，因此弗朗西斯·福山的 《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曾长期是英语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引用最高的著作之一。“历史终结论”已经终结，这是福山本人的主张。

与此相关，“历史终结论”催生了“民主和平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只有全世界实现了自由主义民主，世界才能实现“永久的和平”。这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最为意识形态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其政策影响力不可低估，美国政府不惜以战争手段在大中东推广民主，结果大中东历经百年建立起来的地区秩序被摧毁。“民主和平论”似乎已经偃旗息鼓。

无论是“历史终结论”还是“民主和平论”，都源自美国这个“灯塔国”。美国为什么是人们向往的“灯塔国”？是因为其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所构成的吸引人的“软实力”。“软实力”加美国不可替代的国家实力，美国“注定要领导世界”。“软实力”其实意味着，美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美国制度就是普世制度，和“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如出一辙。但是，特朗普政府明确宣布放弃“价值观外交”。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界流行了20年左右，即从冷战结束到2010年左右。今天看来，自由制度主义太过乐观了，其旗下的一些关键词已经随着世界秩序的变化而不再有生命力。这一乐观主义情绪不但催生了很多关于国际关系的概念，还直接助推了看上去凌驾于国家间政治之上的“全球治理”理论，但其主体却是“国家”的下位概念，诸如社会组织、跨国公司等。

（三）以公民社会为研究单位的全球治理理论

全球治理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趋向世界政治理论的一个方向性领域，更多的还是属于国际关系学的范畴。如果说现实主义的研究单位是国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单位是国际机制，全球治理理论的一个主要研究单元则是个体化的公民 社会——虽然全球治理的主体包括国家、国际制度、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就此而言，把公民社会作为全球治理的研究单元的代表性著作无疑是美国学者罗西瑙主编的《没有政府的治理》。

望文生义，“没有政府的治理”就是去政府化、去统治化，主张的是非政府力量的权力和行动能力，因此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样，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外交理论。为什么这样说呢？罗西瑙认为，“没有政府的治理这一概念尤其有助于世界政治的研究，因为在人类活动这一领域明显缺乏某种中央权威，尽管同样明显的是，在全球事务中通常也存有一定程度的秩序和制度性安排”。冷战之后，不但不存在中央权威，两极“体系”也解体了，国家的作用虽然依然重要，“但是它对于世界政治进程的参与不过是一种不同的较少支配性的方式，因此最终的解释是基本的体系变动已经发生”。

全球秩序是如何构成的呢？抽象地看，不论如何看待全球秩序的模式，三个层次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层次是主观的观念层次，包括精神状态、信仰体系、共同价值等，观念可以建构秩序，比如冷战事实上是一种“假想” 的结果；第二个层次是利益层次，也是行为的或客观的层次；第三个层次是集团的国际机制，属于正式和组织化内容。但是，新秩序是如何出现的呢？或者冷战是如何结束的呢？在罗西瑙等人看来，观念的变化导致微观主体的变化，即作为宏观结构基础的公民社会的出现改变了苏联东欧的国内政治，进而改变了世界秩序；自由主义外交理论甚至得出这样极端的判断，“将国际体系理解为治理体系也有助于领悟：外交政策的客体（和主体） 并非国家而是个人”。“没有微观政治层面公民间协调一致的变革，宏观政治层面出现新秩序的巨大变动就无从谈起。”冷战结束意味着“在理论上和功能上把个人理解为世界政 治转型过程的中心与这一转型本身是相一致的”，因此“个人应当成为分析研究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要把个人作为研究单位？第一，国家能力和传统社会组织的衰竭，导致个人通过集体行动发挥作用的潜能增长；第二，全球化通信、旅游、移民的互动，增强了个人的行动能力；第三，全球性议程（如污染、艾滋病、恐怖主义等）越来越多地影响个人福利和安全；第四，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微观行为产生了宏观层面的影响；第五，在社会抗争中形成的公民能力深刻地改变或减少了有组织的领导权在动员大众中所起的作用。结果，公民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公民 行为处处都表现得不同以往，“微观层面翻天覆地的行动古今皆有，当今的行动在迅捷性、自发性、广泛性和持久性方面都如此不同以往，这使得二者的差别似乎是质的差别而非量的差别”。“全球化世界中的公民权不同于崇尚领土原则世界中的公民权”。

可以认为，如此推崇公民权之于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也可以视为“历史终结论”的一种大狂欢式的理论。这种理论虽然成了后来的各种“颜色革命”的指南，但是“颜色革命”之后还是主权秩序问题，把公民权超越于主权秩序之上，无疑和人权高于主权一脉相承。狂欢过后是“逆全球化”，结果各种极端思潮，包括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风起云涌，针对的就是这种基于个人权利至上的全 球化浪潮。这些意味着，基于个人权利的研究单元的全球治理理论是短命的，虽然世界秩序的变化可能使之复活。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复杂性告诉我们，任何乐观主义的治理理论都是肤浅的，肤浅的理论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

作为一种纲要式的理论检视，虽然可能遗漏掉很多重要观点，但是笔者应该大致厘清了世界政治理论的基本逻辑基础上的理论层次，那就是作为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世界秩序这个“深层结构”、作为世界政治理论中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在既定“深层结构”下发生的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取向。本项研究至少有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世界政治研究范式之间的关系。“实证主义哲学”（the becoming） 流行以来，具有宏大企图心的学者一直按照自己的观念去解释世界，世界，尤其是世界政治成了观念的竞技场。但是，只要承认现代世界政治的起点在1500年左右，世界因“资本主义”而变成“世界政治”，就应该承认，只有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观才揭示了世界政治的真相（the being）。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单位的世界体系理论，无疑是最接近世界政治真相的世界政治理论，其他种类的世界政治理论，比如亨廷顿的“文明范式”下的世界秩序研究和笔者政治权力研究单位下的世界政治体系理论，都离不开沃勒斯坦的理论原型。在这个意义上，真理是“一元”的。但是，对于世界政治这样的最为深层的历史结构的认知，其历时性、多面向性的复杂性需要不同层面、不同面向的研究范式去发掘世界政治的真相，因此，没有一种范式能够回答所有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不同范式的存在价值。

不同的研究范式都承认，世界政治是一种不平等的、等级制乃至霸权性质的结构，只不过世界体系理论是客观的描述，因为历史社会学是发现理论和检验理论的一种路径；而“文明范式”则是寻求维护既定结构之道，因为亨廷顿说到底是文化右翼的保守主义；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则是在描述的基础上寻求改变之道，即从中国出发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性质和什么样式的，因为中国政治学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又对未来的关乎中国自己命运的世界政治走向情有独钟。

第二，不同层次研究单位的理论关系与现实关系。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关于世界政治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单元，事实上属于一种“家族式概念群集”。不同的研究单元回答不同层面的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单元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就知识社会学而言，单元层次和次单元层次的研究单位都是为了验证或证伪既定结构层次的研究单位，结构层次的研究单位是 “元命题”。在缺少结构层次的理论的前提下，比如全球史（世界政治史事实上是一种全球史）、新世界史、世界文明史，试图在某个单元层次或次单元层次取得理论突破，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另外，即使在单元层次，也是由若干姊妹领域构成，比如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基础的比较政治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在区域国别研究严重匮乏的条件下，中国人理解的国际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现实中，对外政策的困难由对对象国认知的白板所致。很难想象这种状况的区域国别研究能不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造成致命影响。

在实践层面的世界政治中，如果单元层次的规模过于巨大，诸如当下的中国和美国、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单元层次的行为往往直接代表着结构层次，或者说结构层次的真相通过单元层次的行为而体现出来。比如，美国要对中国开展 一场“文明的冲突”，这首先是单元层次的国际关系，但也代表着结构层次的世界政治。

总之，认知世界政治结构，是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的前提。从政治斗争中走出来的中国老一代政治家，对于世界政治的认识有着天然的敏感性，能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1964年设立三大国际政治系的布局就是事实性的世界政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苏联东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北京大学的研究亚非拉和民族解放运动，复旦大学的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结合起来就是整体性的世界政治研究。也正是这种整体性的把握，20世纪80年代初期虽然还没有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中国政府却能准确地把握世界政治大趋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从而可以大胆地搞改革开放。鉴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改革开放之后的国际政治研究转向了西方研究，学习乃至全盘移植了国际关系理论，而如前所言，国际关系学是美国独有的社会科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基本上学习、阐释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既有的世界政治研究却被丢弃了。一个可以谈论的开放性话题是，虽然研究者批量增加，但是判断国家安全战略问题的能力，到底是提升了还是下降了？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与历史进程中的世界政治结构无涉，或者说去历史化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方向，因为历史中的国际关系都是强权政治。战后初期，最初的摩根索的世界政治理论还能体现世界政治的本质，即帝国主义问题，但这并不利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因为美国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代表。伴随着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即所谓的去价值化，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一大目的，就是“祛帝国主义化”，以一般性的“实力政治”“均势”等置换了作为历史本体论的帝国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实就是呼唤“新帝国”，和结构现实主义一样，扩张的国家性被掩饰起来了，以至于把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型国家也当作西方式的具有与生俱来扩张性的民族国家去对待。长期学习的结果，导致中国学者也容易把中国当作美国去看待，把“实力政治”“均势”等当作终极价值。其实，即使中国对外政策中有 “实力政治”原则，至多是一种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中国的终极价值是天下观，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反，“实力政治”不但是西式民族国家的工具理论，也是其价值理论——背后不能忽视的帝国主义，或者说所谓的体现着不平等的霸权性质的 “自由世界秩序”。

认识现实主义理论离不开世界政治结构，把握自由制度主义更离不开世界政治结构。如前，自由制度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理论，或者说“国际机制”并不能作为理论的本体而存在，国际机制是“实力政治”博弈的一种结果性现状。但是，当实力政治背后的世界政治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国际机制”本身的价值 就被动摇。因此，笔者才这样说，自由制度主义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变种。

认知以个体为研究单元的全球治理理论，更需要理解世界政治结构。所谓公民社会的力量改变着有关国家的国内政治并进而改变世界秩序，比如苏联东欧剧变以及其后的各种 “颜色革命”，事实上在强化着并没被言明的历史进程的世界政治结构——美国为核心国家的自由世界秩序。

这些作为认识论的国际关系理论虽然问题重重，但一定要认识到，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就是主观性的观念，或者说政治思潮。就欧洲范围的“世界政治”而言，中世纪就是观念的时代，近代的起源就是观念上的革命，即文艺复兴，近代更是各种意识形态竞相登场。因此，各种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政治的结构，作为观念的国际关系理论只不过是对西方历史的国际关系或者世界政治的一种“实证化”认知，在此过程中可能有意或者无意地误读了“真相”，即前述的世界政治演化的结构。因此，认知作为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提是理解世界政治史。

第三，如何改进世界政治结构。世界政治研究是出理论的领域，但是这种研究并不需要为理论而理论，世界政治毕竟是现实性很强的大问题。要改进世界政治的不平等结构，至少需要三种力量：新型核心国家、新型观念和新型国际机 制。新型核心国家是改进世界政治结构的前提，这取决于规模足够大的中国的未来；如果中国能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固有的“天下为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必然为世界秩序注入新鲜血液，但是中国离不开国际机制去推动新秩序的形成。

本文批判性地涉及一些概念的本质属性，比如国际机制、全球治理等，但这并不意味我们要简单地拒斥这些概念和理论，批判的目的是改进人类所处的世界政治结构。中国是在全球化浪潮以及既定的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结构中发展起来的，比如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发展起来的中国同样可以借用既有的机制乃至概念去为我所用，以改进既有的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结构。打个比方，这些既有的多边机制正如一座房屋，房屋换主人是常有的事，美国可以不住甚至可以转让产权，但房屋依然有价值，依然会有新主人。再者，如果需要更多的新房屋，即旧的多边机制不能包容新兴国家，建立新的多边机制就势在必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诞生就是这样。无论是旧机制，还是新多边机制，说到底都不过是制度性平台，这些制度本身不会自动地起约束作用，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时代性的主导性国家，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 治理念和政策。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在国内奉行民本思想的中国，在世界政治上必然是奉行以“和”为主的天下观。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种新世界秩序观，这是一个让世界政治结构更平等、更公正的世界秩序。在建设这个新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当然先要量力而行，即所谓的“实力政治”，讲究审慎的美德，但是也要会运用多边机制去推动自己的政治理念。因此，笔者主张重新认识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为了简单地否定既有的理论概念，而是为我所用，在改造既有理论中达成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文章来源：

《世界政治研究》2020年第一辑（总第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