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主张要学习欧洲经验来推动东亚地区的合作。所谓欧洲经验，一般认为是由欧洲的两个核心大国——法国和德国——共同推动的双轮驱动模式。法国和德国历史上战争不断，但是在二战结束以后却联合起来，构成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坚强核心。这一核心的存在，使得欧盟能够经历各种风浪挫折，包括最近发生的英国脱欧。“如果美苏两极竞争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这一竞争现在已经结束、国际体系回到多极，那么我们应该看到欧洲回归到对彼此的传统关注上，对通过欧洲共同体进行合作丧失兴趣。”事实上，冷战结束之后，尽管遇到了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不少重大挑战，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依然保持基本的稳定，法国和德国仍然在努力合作解决区域合作进程中的各种问题。

中国国内的许多研究倾向于认为，东亚区域合作之所以没有出现紧密的、制度化的合作，就在于缺乏一个类似法德的地区领导核心。笔者曾经在一篇论文中以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为例探讨了国际组织的结构与效能和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那么，是什么决定着组织的稳定、效率呢？很显然，组织内部的力量分布格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这个组织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也许更为符合民主，但却形同虚设。……而如果这个组织处于霸权支配的绝对稳定状态，那么这个组织的利益就比较容易为霸权国家的私利所取代。……这样的国际组织往往会演变为帝国。在这样的国际组织里，由于缺乏正常的积极的经济贸易和交流，往往导致的是整个组织的停滞。这样的组织可能在对外方面很有效率，很一致，但难以持久。……国际组织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组织的稳定和效率，决定着组织内部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合作的速度。”

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研究表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结构是一种没有明显的一个或两个大国为主导的结构。这种结构性缺陷给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发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由于结构性缺陷给东盟造成了如此巨大的障碍，东盟内部是无法长期开展紧密的政治和经济合作，进而走上一条和欧盟一样的一体化道路的。”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历史问题、领土争端，或许可以被视为东亚地区的两极，但是，中国和日本如何能像法国和德国一样实现国家间的和解？地区合作所能带来的收益，是否足以推动双方超越现有的各种利益冲突？当前，欧盟的地区一体化进程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例如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在这一背景下，在中国国内比较少听到学习欧盟经验 的声音了。但是，我们也需要了解，欧盟一体化遇到的挫折对于东亚区域合作的启示是什么，是否说明两国主导的机制出了问题。

在考察区域合作时，霸权国的反应和政策是不能被排除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论是在欧盟的发展进程中，还是在东亚的区域合作进程中，情况都是如此。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开始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战略对手，采取了“亚太再平衡”战略。通过大力加强与盟友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以及在经济领域打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限制中国崛起的地区影响力以及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奥巴马政府看来，由于小布什政府冷淡了东南亚地区，因此中国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区、“东盟＋中日韩”等区域合作机制，正在迅速增强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尤其是2017年底以来，中美双方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战略竞争时期。美国把中国视为首要的战略对手，在贸易问题、人权问题、“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中美战略竞争的出现，对于中国一直以来所积极推动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肯定会施以重要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能继续设想东亚的地区合作模仿欧洲的经验建立一个“中日轴心”？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本文试图说明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应该对东亚的区域合作进程抱有什么样的期望，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论述，国际结构指的是国际体系内主要国家之间的实力分配状况，因此国际结构的本质是一种实力结构。如果存在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彼此实力较为接近的大国，那么就是多极结构；如果存在两个大国彼此力量接近，那么就是两极结构；如果某一大国的实力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大国，那么就是单极结构。由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实力分配——即国际结构——就构成了制约国家行为的核心要素。在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确存在着“两极稳定”的提法。在两极稳定论中，“稳定”意味着国家之间承认彼此的生存权利和现阶段的总体状态，因而不会去破坏这种既有现状、试图通过军事行动来消灭对方；“合作”意味着国家之间承认它们具有某些共同利益、需要进行政治上的协调。例如，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处于一种冷战的状态，双方都把对方当成最主要的对手。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过朝鲜战争等一系列的间接交锋，双方就开始追求“缓和”。双方都发现自己无力完全压倒对方，独霸全球。美国和苏联在争夺世界主导权的同时，也进行一定程度的战略合作，例如曾经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试图阻止法国迈入核门槛——而法国是美国的主要盟友之一。

为什么两极结构会更加稳定呢？结构现实主义认为，相比多极结构和单极结构，两极体系具有许多优点，有助于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和平。其原因在于，在两极体系内，由于只存在两个大国，国际事务的主导权集中在两个国家的手中，容易达成协调。两个大国之间又竞争又合作，在相互制衡的同时，这两个大国具有一种基本的共同利益，就是防止其他大国对它们的既得利益构成挑战。对于当时的美苏来说，它们就是国际体系的两个主导大国，是当时国际秩序——雅尔塔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在许多方面来说都是不公正和不合理的，例如讨论波兰重建问题没有波兰代表参加，背着中国同意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等等。法国、中国等并不满意雅尔塔体系，而对于美苏来说，反对第三国挑战它们在这一秩序中的既得利益和主导者地位，就构成了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通过密切的交往和互动，美苏之间逐步意识到了彼此的战略底线，也有意识尊重对方的生存权利和战略利益。在多极体系中，由于大国的数量比较多，利益关系相对复杂，达成协议的难度要高得多。而两极之间交流的渠道越来越多，出现误解的可能性不断减少，必要的时候可以约束自己盟友的行为从而防止被拖下水。例如，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美国不愿意和苏联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此强硬地打压了英法和以色列，并导致了后者的强烈反感。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苏关系总体来说是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两国首脑频繁互访，增加彼此了解。在这些会晤中，美苏两国签订了100多个条约、协定，其中就包括了确定战略关系的《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单极结构的国际体系中虽然只存在一个大国，但相比两极结构，霸权国的控制能力仍然要弱一些，而且，由于没有能制衡霸权国的其他势力存在，霸权国谋求更多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会压过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考虑。因此，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看法，两极结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体系，两个大国相互竞争的同时也相互合作，因为它们是体系的既得利益者。

虽然两极结构具有以上优点，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优点的发挥需要具备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就是两极都无法压倒或者消灭对方，只能通过和平竞赛的方式分出优劣。在冷战时期，核武器和海洋的存在构成了两极稳定的前提。美苏都拥有毁灭对方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核战争的不可接受性使得美苏双方不得不承认对方的战略平等地位。对于美苏来说，它们不能允许彼此之间的竞争导致两国的共同毁灭，而其他国家则坐享渔翁之利。因此，这一时期美苏之间没有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海洋的存在对于大国战略竞争也具有实质性的意义，用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话来说：“占地球表面很大部分的海洋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即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征服只靠船只才能达到的遥远地区。因此，大国的野心只能主宰它们所处的地区以及在陆地上能达到的毗邻地区。”“美苏共治、主宰世界”对双方来说显然更为有利。由于美苏两国拥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超强实力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协调导致了国际关系的总体缓和，以及在冲突有可能升级时制止冲突，提供维护国际稳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结构现实主义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两极结构对于抑制国际体系总体冲突的作用，也表明它具有促进国家间合作的意义，但并不能证明两极结构可以促成广泛的国家间合作，因为这种合作是局限于主要大国之间的——更准确地说，是“极”之间的。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现实主义理论的预见性。苏联解体以后，国际体系从两极结构转变为单极结构。由于没有别的大国能够有效地制衡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后者成为了这一时期发动战争次数最多的国家。但是，本文所要做的是一个延伸性的带有理论意义的研究，即从欧盟的区域合作经验出发，探讨两极结构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是否可以发挥类似的作用。欧盟的区域合作是在全球性的两极结构和地区性的两极结构这个双重背景下展开的，但东亚区域合作的困局则表明，欧盟的经验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套用。

（一）两极结构促进区域合作：欧盟的经验

如果从两极稳定论的视角出发来看待欧盟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或许可以对两极结构在促进国家间合作的条件方面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一方面，西欧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发生在二战结束之后，此时美苏两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两极，欧洲已经不再是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也没有欧洲国家是国际结构中的一极了。在这个背景下，欧洲国家有着强烈的愿望要联合自强，重新恢复欧洲的国际地位。单独一个欧洲国家是无法与美苏匹敌的。西欧的区域合作确实创造出了一个强大的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在一些指标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例如，在出口贸易方面，1970年，欧共体六国占世界的份额为27.6%，美国是13.7%。黄金储备方面，美国只占全世界的29.9%，而欧共体六国是36.9%。就如汉森（Hanson）教授观察到的，“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地区贸易安排的扩散和加强。在所有这些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中，欧盟的计划诞生了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创造了一种共同货币、拥抱了5个新的成员国，并在思考另外10个或更多国家的加入问题”。但是，全球层次的两极结构并不是区域合作的主要动力。原因在于，虽然与欧洲面临着同样的美苏两极结构，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区域合作并没有获得同样的发展成就。例如东南亚地区虽然建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但是这一机构在推动区域政治和经济合作方面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就，相反东南亚是被美苏竞争所撕裂的一个地区。直到冷战结束以后，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才加入到这一区域合作机制中来。

另一方面，许多学者都强调了西欧区域合作进程中法德合作的重要意义。法国和德国被视为欧洲合作进程中的两个火车头，它们的紧密合作使得西欧的区域合作能够获得足够的公共产品，应对各种内部和外部的挑战。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两极稳定论，两个强国主导的体系比较简单，能够采取集体行动。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只要法国和德国共同致力于欧盟地区的合作，那么很难有外部的挑战能够消解欧盟共同体。而且，由于是两个大国共同主导，存在一定的相互制衡，其他中小成员国能够更加放心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尽管美国一开始积极支持西欧的区域合作进程，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就已经很激烈了。美国曾经试图“离间”法国和德国，但是没能成功。1993年2月，美国政府的贸易代表宣布准备中止美国联邦政府向欧盟采购商品和服务的协议，并和德国就最关心的电子通讯领域达成交易。美国人认为这一交易将是对欧盟共同立场的一个沉重打击。但是，在贸易领域，欧盟的共同立场并不需要协商一致，而是有效多数，因此美国和德国的这个交易最终失败了。总的来说，法国和德国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是双方在共同推动欧洲区域合作方面立场基本一致，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这也使得欧盟在面对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等问题时，能够有大国来提供必要的区域公共产品，领导整个区域共同体向前迈进。

冷战结束以后，尽管两极对抗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法国和德国的推动下，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超国家的性质越来越强，甚至出现了像欧洲中央银行这样取代民族国家政府行使货币主权的超国家机构。欧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一支主要力量。事实上，早在2007年，欧盟的总体经济实力就已经超过了美国。法国和德国继续充当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坚定反对小布什政府的战争行为，这似乎进一步证明了两极结构在地区层面也具有促进稳定与合作的作用。法德合作主导的欧洲区域一体化机制总体上仍然表现得强而有力，欧洲内部的政治、社会一体化程度也是全球各地区中最高的。尽管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给欧盟的发展带来了不少挑战，但是总体而言，只要法国和德国仍然致力于在欧盟的框架内合作，那么欧盟继续往更高水平的一体化方向发展仍然是一个大趋势。

（二）两极结构未能促进区域合作：东亚的困局

尽管欧盟的发展经验构成了两极结构促进区域合作的一个正面案例，但是，也有一些国际关系的事实似乎并不完全符合现实主义理论的预期，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进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其实，除了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进程，南非和尼日利亚在非洲区域合作中的冲突、巴西和阿根廷在拉美区域合作中的冲突，都意味着现实中欧盟的案例可能更具有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本文并不试图对所有这些区域合作案例进行分析，而重点针对中国深度参与的东亚区域合作，从而为接下来中国如何推动东亚的区域合作进程提供战略建议。因此，这里只讨论东亚区域合作的案例，进而分析两极结构促进区域合作所需要的限制条件。

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东亚区域合作也一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与冷战时期的紧张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证明了东亚的区域合作与全球性的两极结构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欧盟的区域合作进程的确受到全球性两极结构的推动，而东亚地区则是受到两极结构的制约。因此，对于东亚区域合作机制进展的分析，需要关注冷战后的全球性结构以及东亚的地区性结构。一般认为，苏联解体以后，国际体系已经从两极结构转变为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结构，而在东亚地区内部，中国和日本构成了地区性的两极。韩国总的来说综合实力不强，只是一个中等强国，而且被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和核问题所牵制。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出现了许多区域合作机制，包括经济领域的“东盟+中日韩”机制、安全领域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以及次地区层次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NA）等。此外，涉及东亚地区的合作还有许多是跨地区的机制，例如包含美国、俄罗斯的亚太经合组织，包含印度、澳大利亚的东亚峰会，中国、印度和东盟等正在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从2018年底开始进入实施阶段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在这种表面繁荣之下，可以看到东亚地区合作的基本特征是以松散、非强制、低制度化等为特点的开放的地区主义。相比欧洲地区，东亚地区的合作进程一直以来遵循的是所谓的东盟主导和“东盟方式”，即完全平等、协商一致、非制度化，具有包容开放、非强制性的“开放的地区主义”特征。这些特征因为照顾到了各成员国存在很大差异性的情况，促进了东亚地区合作的起步，但也表现出来低效率、经常达不到预期目标的缺点。

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之所以出现东盟主导和“东盟方式”，原因之一是中国和日本没有扮演类似于法国和德国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角色，原因之二是跨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压倒了本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原本非常有希望的“东盟＋中日韩”机制近年来陷入相对的发展停滞，曾经被广泛看好的“清迈协议”在现实中并没有被启用，更不用提已经胎死腹中的“东亚货币基金”、“东亚货币单位” 的设想。目前，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比较活跃的基本上都是区域外大国发挥重要作用的跨地区机制，例如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原本被看好的一些本地区机制或者设想——例如“东亚共同体”——已经被消解为松散的跨地区机制“东亚峰会”等。因此，与欧盟的发展相比，东亚地区并不存在一个类似的两极合作轴心。那么在东亚地区，为什么中国和日本无法像法德那样合作，推动一种高水平的、制度化的区域合作进程？

有的学者可能会指出，东亚地区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两极结构，因为美国在这一地区仍然有着强大的军事存在。但美国在欧洲地区有着更为强大的军事存在，法国和德国依然被认为是该地区的两个主导大国。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梳理清楚结构现实主义两极稳定论的适用条件，即两极稳定的逻辑存在着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事实上，正是因为东亚地区与欧洲地区的情况不同，导致了两极结构促进国际稳定与合作的“优点”没有表现出来。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欧洲都是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二战结束后这种地位消失了。全球性两极结构促进欧洲稳定与合作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西欧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联盟关系。在欧洲的区域合作进程中，法德两国都是霸权国美国的盟友，这一关系背景框定了法德两极结构发挥作用的方向和范围。对于战后初期的美国和欧洲来说，支持这一地区的政治合作构成了抵抗苏联威胁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法国和德国作为欧洲核心大国发挥主导作用则构成了一个合适的途径。正如美国学者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所指出的，欧洲长期以来受害于多极结构的消极效应。由于美国的军事存在，欧洲各国自身的安全考虑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这为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提供了 可能。因此，法德之间不用再担心对方的安全威胁，可以也有必要通过政治经济合作来恢复自己的大国地位。西欧国家在两极对抗的结构下成为了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美国作为霸权国的推动赋予了欧洲区域合作强大的“第一推动力”，从而增强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凝聚力。根据历史学家迈克尔· 霍根（Michael J. Hogan）教授的研究，欧洲国家在二战中几乎耗尽了它们的外汇储备，而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是它们从国外进口商品的唯一依靠。如果没有美国为战后西欧提供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些基本条件，这一进程是无法启动的。因此，真正对于欧盟的区域合作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并不是全球性的两极实力结构，而是因为该区域合作进程的成员都属于同一冷战阵营，尤其是属于霸权国美国这一阵营之中。

由于东亚地区的两极与霸权国美国的关系不同，或者说因为东亚国家并不归属同一个冷战阵营，与欧洲的情形相比，全球性的两极结构对于东亚区域合作所施加的作用是负面而非正面的。其中的一个例外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东盟。东盟是一个次地区性的区域合作组织，既有反共产主义的倾向，也有反殖民主义的倾向。在冷战时期，美国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原因是这一次地区性组织所具有的反共产主义倾向。但是，由于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过于落后，又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倾向，因此美国没有选择在东南亚次地区实施一个类似的“马歇尔计划”。美国政府认为马歇尔计划对亚洲来说又过大又过小：过大是因为它将需要在几年内实施规模巨大的工作，而亚洲国家消化不 了；过小是因为考虑到亚洲需要重建的范围太广、基础太差，马歇尔计划可能不够用。美苏、中美和中苏之间的对抗与合作，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冷战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导致这一地区并没有出现一以贯之的、全地区性的区域合作进程。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处于美国主导的全球性单极结构之下。单极结构对于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同样施加了负面而非正面的作用。在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体系之下，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中日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不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彼此之间的共识和协调还会受到外部大国的影响，这与全球层面的两极结构是很不一样的。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是美日关系。中国和日本虽然同为东亚地区的主导性大国，却不像冷战时期的美苏那样，有足够的意愿和动力去了解对方，开展频繁的沟通。以朝鲜核问题为例，东北亚地区所形成的机制是“六方会谈”，其中起到主导作用的还是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国家，而不是中国和日本的双边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是东亚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大国，也是六方会谈的重要成员。俄罗斯与印度、越南等许多亚洲国家都有着密切的经济和军事联系，在东亚事务中依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东亚地区内的两极结构受到外部大国的强烈影响，地区层面的两极结构的许多优点在这种情况下受到限制，难以发挥作用。

与欧洲区域合作相比，中国和日本与霸权国美国的关系有所不同。在欧洲，法国和德国都是美国的盟友，均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在亚洲，日本和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属于军事同盟关系，而中国和美国建构的则是一种非盟友的大国关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成为亚太地区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一些美国政治家和学者的眼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使得其成长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经济总量迅猛扩张，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年平均增长8.1%，而1961-2008年世界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6%。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跨过90万亿元大关，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6.6%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位居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在30%左右。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忧心忡忡地说：“中国离有足够能力成为地区霸主的那一刻还很遥远。美国要扭转这一进程，想办法延缓中国崛起还为时未晚。……但是，如果美国拒绝自它建国伊始就为之服务的现实主义原则的话，这将是个严重的错误。”

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对中国自2001年以来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感到担忧，害怕自己被排挤出东亚地区。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和突破1000亿美元，提前实现了双方领导人提出的到2005年突破1000亿美元的目标。2010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宣告建成，并于2016年实现升级发展。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就是要保持东亚经济的开放性和寻求在东亚构建那些能够培育沟通、透明和达成协议的地区制度性安全安排，只是美国必须小心，让这些安排补充而不是排挤它在该地区的关键的双边关系”。面临着中国可能主导地区合作进程的形势，美国方面十分注意的一点就是防止日本和中国联合起来促进某种紧密的地区一体化进程。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达成了使用它们海军设施的协议，还同菲律宾达成了美军地位协议。美国计划继续“无限期地”维持在东亚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这包括将美国在该地区的驻军稳定在10万人的水平，以及在东亚海域维持其主导地位。同时，为了维护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美国同意并鼓励日本修宪，允许日本自卫队出征海外等等。2005年第一次东亚峰会召开，与会国增多了，共有16个国家参与会议，除了东盟十国和中日韩外，还增加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东亚峰会被定义为“就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广泛的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对话的论坛”。中国为防止域外大国干扰东亚合作进程，更偏好以东盟为中心的“10+1”“10+3”等机制；而日本为了运用域外大国制衡中国，更偏好东亚峰会等机制。特朗普上台以来，明确提出了“印太战略”构想。从早先的“印太”概念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提出，日本一直是主动的建构者、积极的推动者。相较于其他国家，日本政策宣示更早，积极性也更高。我们看到的是，在美国和日本的推动下，这些国家正在形成一些双边、三边和多边的安全机制，其隐含的目标无疑都是指向中国。

因此，霸权国美国对于东亚地区的强势介入，尤其是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使得东亚区域合作不可能形成一个类似的“法德轴心”，也使得跨地区的合作进程压倒了地区性的合作进程。由于中美之间不是盟友关系，因此东亚地区不太可能发展出来欧盟那样高水平的、制度化的一体化，协商一致而不是多数决定一直是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主要决策方式。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来看，地区性的两极结构如果要发挥“两极稳定论”所预测的那种促进稳定与合作的作用，必须有一个有利的全球性国际环境作为支撑。在东亚地区，中国和日本之间就不拥有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后者是深植于美国领导的西方国际秩序之中的。也就是说，在地区层面，两极结构所具有的那些优点——利益关系清晰、易于达成共识、对国际事务的控制能力较强——还需要更多的前提条件。这一前提条件之一是全球性结构应该倾向于加强地区内两极之间的合作而非相反。如果霸权国美国积极反对而不是支持欧洲地区合作的话，那么法德之间即使想进行地区合作，也会极为艰难。

由于缺乏一个有利的全球性国际环境作为支撑，东亚地区的两极结构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都没有像欧盟那样发挥推动区域合作的作用。尽管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先后实现了正常化，但是中美和苏联在东亚地区的争夺意味着推进全地区性区域合作的条件仍然不具备。冷战结束以后一直到2017年以前，中美总体上仍然维持了一种积极合作的伙伴关系，这为东亚地区一度繁荣的区域合作进程提供了基本条件。但是，与欧洲地区的发展态势不同，东亚地区的两极结构在冷战后并没有发挥类似的作用，去推动建立一种高水平的、紧密的本地区共同体。相反，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充满了对主导权的争夺、对彼此的不信任，从而使得霸权国的“离间”政策轻易就能够取得成果。那么，为什么东亚地区的中国和日本不能像法国和德国那样致力于本地区的区域合作事业呢？

在二战之前，欧洲位于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强国的存在造就了当时国际体系的多极结构。冷战以后，欧洲地区的大国已经没有能力再塑造全球性的国际结构了。英国失去了１９世纪的霸权国地位，法国和德国构成了战后欧洲合作的“轴心”。但两极结构的存在，导致其他欧洲中小国家在地区合作中有一个天然的核心，这个核心能够强有力地团结欧洲国家来推动地区合作。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如果某个区域合作进程是由一个大国来主导，其他国家很容易担心区域合作会成为主导国家谋求私利的工具。但如果存在两个大国的话，那么可以形成一定的相互制衡，从而为中小国家留出一定的空间。起步于西欧的欧洲合作进程是如此成功，即便是曾经游离于西欧地区一体化之外的英国，也一度回归于这个共同体之中，尽管在2020年1月又离开了欧盟。那么，欧洲的这种地区性两极结构为什么能够促进稳定与合作呢？如前所述，从全球层面来说，霸权国美国所提供的支持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除此之外，欧洲国家之间一直以来存有的大一统观念、相似的民主制度以及虽然惨痛但并不怨恨的历史记忆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5月20日日内瓦抵抗战士大会所通过的《〈欧洲联邦宣言〉草案》中这样写道：“在一代人的一生中，欧洲已经两度成为世界冲突的中心，其首要原因是欧洲的主权国家有30个之多。创建一个欧洲的联邦制联盟，结束这种国际的无政府状态，是最为紧迫的一项任务。”

地区性的两极结构促进欧洲稳定与合作的第二个条件是二战结束以后，法国和德国都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对内对外政策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这使得它们都把苏联的存在看作是最紧迫、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如果法国和德国没有摆脱历史记忆的牵绊、彼此互视为敌人的话，那么它们完全可以选择和美国双边结盟的方式，未必一定要开展紧密的地区性合作。此外，虽然法国和德国之间爆发过长期的战争，但是战争所造成的伤害大多是在武装部队之间，较少存在东亚地区的“南京大屠杀”这样针对平民的情况。同时，在欧洲大一统的观念下，关于战争的集体记忆没有简单转化为某种对他国的定性——诸如“侵略成性的国家”“流氓国家”，而是将战争的起因更多归结为某种结构性的原因。

在东亚地区，所谓的中日合作目前并没有展现出多少积极的效果，我们看到的反而是这种两极结构限制了地区合作的进程。也就是说，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如果它们试图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合作，建立某种维护地区稳定的机制，一定会引起对方的怀疑。这也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东亚地区的合作都是由东盟来牵头的根本原因。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与霸权国的关系这一因素之外，东亚地区自身还有什么因素阻碍了中日两个大国组成的地区性两极结构像欧洲那样展现出许多促进国家间稳定与合作的优点呢？

第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亚地区强国都仍然具有全球和地区雄心，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成为世界大国，因此，这两个国家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需要联合起来的想法。2018年，美国的GDP继续排名世界第一，人均GDP以65060美元位列世界第1位。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约895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仅以4382美元排名世界第69位。日本的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三位，但人均GDP则居世界第24位，是中国的4倍多。冷战结束以后，在东亚地区，虽然中国和日本是两个主导性的大国，实力远远强于地区内的其他大国，但是中日关系中协调与合作的成分并不多，总体上维持着“政冷经热”的局面，双方围绕着东亚地区一体化的主导权竞争不断，无法形成类似的“法德轴心”。双方在经贸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没有明显的提高。2003年以前，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被欧盟、美国超过，退居第三，2011年上半年被东盟赶超，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日双边贸易额2977.7亿美元。2018年日本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3175.3亿美元。近年来中日关系持续走 “冷”，从长期来看，它仍将是一个“既高度相互依赖，又在诸多领域竞争加深”且“分外敏感”的双边关系。

东亚地区的两极结构也缺乏像欧洲地区那样的集体观念背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8年，亚洲和大洋洲国家的武器进口额占全球武器进口总额的40%。2009年10月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美国发表讲话，提醒美国应积极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除安全价值外，安倍提出的印太战略具有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对冲的意图。对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强势回归，日本和东盟国家都采取了欢迎的态度，以此来制衡中国。事实上，成立于1994年的东盟地区论坛就是东盟实现大国平衡战略、制衡亚太大国的重要手段。东盟要通过东盟地区论坛来吸引美国，使美国继续承担管理东亚安全事务的责任，同时鼓励中国成为一个温和的崛起大国，也限制日本的地位和作用。在商讨东亚共同体机制的建设过程中，日本方面力主澳大利亚、印度等地区外大国的加入。美日同盟正在经历从之前相对单纯的军事同盟发展为现在全方位的安全机制。2017年2月，美日在夏威夷外海实施联合反导试验，而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萨德”入日的可能性。2017年11月，在东盟峰会期间，日美印澳还举行了司局级会晤，有意打造一个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同盟。经济方面，2011年底，日本政府加入了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而此协定被国际学术界和政界广泛认为是美国重返东亚的主要措施之一。

特朗普上台后，提出了“以实力促和平”。特朗普所指的实力，即是将更多更先进的军舰、战机、导弹、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到亚太地区，也意味着将其盟国尤其是日本作为其在亚太遏制中国和支撑美军重返亚太的主要着力点。很显然，日本会选择跟随美国。在这种背景下，东亚地区不仅没有实现国家间的政治协调与地区合作，甚至连地区的稳定都受到严峻的挑战。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引发了日本十分强烈的担忧。日本一直认为，TPP是削弱中国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战略路径。因此，美国退出之后，日本继续推动这一进程，并于2018年底建立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中国和日本都还没有走出近代以来的历史记忆。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存在着许多针对平民的屠杀行动，以及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事实、挑起钓鱼岛领土纷争的现实原因，中国民间对于日本的反感、不信任是普遍存在的。而日本媒体在对中国的报道中大多运用了“危机”逻辑，一方面鼓吹所谓中国的“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引导日本民众，使其对中国存在着政府主导下的“反日教育”“反日报道”和“反日情绪”深信不疑。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年度性中日关系舆论调查表明，两国人民相互之间不持好感的比例较高。2018年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好感度14年来最高，“不好”和“相对不好”的比例56.1%。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持有好印象的比例仅为13.1%，持有不好印象的比例高达86.3%。同时，在东亚这一地区，甚至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并不存在某种类似于欧洲大一统的集体观念。虽然东亚地区在历史上出现过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是中国并没有通过武力传播某种地区联合的模型和构想。

中日之间这种不满和猜疑，导致了它们进一步加强与外部大国的关系，而不是把重心放到地区内的联合一致、面向未来。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地区的两极结构发挥其促进地区稳定与合作的条件还远未成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光有两极还不行，两极关系必须是由合作主导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两国的私利受到相互制约，而两国的合作却有可能为整个组织的福利发挥促进作用。”

通过对欧盟和东亚区域合作的比较分析，本文试图梳理清楚国际结构与区域合作之间的关系，从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是否可以学习欧盟的经验，以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火车头，共同推动一种高水平的、制度化的、最终可以抵御外部干扰的区域合作进程。通过对欧盟经验的分析表明，全球性的两极结构的确激发了欧洲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欧洲区域合作进程的成员都属于美国一方，因此全球性的两极结构是欧洲区域合作的有利条件。相比之下，虽然东亚地区同样处于全球性的两极结构之下，但东亚国家分属不同的冷战阵营，其间还经历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因此冷战期间整个东亚地区并没有联合自强的观念，而分属于不同的阵营更加阻碍了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进程。这一对比分析表明，全球性的两极结构并不会自动促进区域合作，是否能够发挥促进区域合作的作用还要取决于这一地区与两极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地区层面的两极结构同样不会自动产生有利于地区合作的动力。欧洲区域合作的“法德轴心”的确表现抢眼、作用出色，构成了抵御区域内部和外部风险的坚强核心。地区性的两极结构也的确有助于为区域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提升区域合作的效率，两个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又能吸引其他中小成员国加入其中，但是地区性的两极结构并不足以带来高水平的区域合作。原因之一在于，两极结构的优点，尤其是两个大国合作主导机制的启动，需要考察全球性大国与该地区两个主导大国的关系以及对于该地区合作进程的态度。由于美国、日本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心，自从2009年以来，中国雄心勃勃所推动的东亚地区合作进程遇到了一些挫折。例如，“东亚共同体”由于印度、美国、俄罗斯等地区外大国的加入被泛化为跨地区的“东亚峰会”，自由贸易区战略面临着美国的“印太战略”概念和目前日本主导的CPTPP的强劲竞争，安全领域的合作基本由美国所主导。在美国霸权的介入下，东亚地区的合作进程没有能够朝着中日合作的期望发展，而是以一种更为复杂、非制度化的方式在发展，跨地区的合作进程在这其中显得更为活跃。原因之二在于，东亚地区缺乏欧洲国家之间那样的制度相似性和集体观念。由于中国和日本之间一直没有形成某种区域集体观念，即便在经济合作已经很密切的条件下，双方也很难在政治上展开协调与合作。中国和日本都有做全球大国的雄心和自信心，它们对于欧盟的联合自强也缺乏兴趣。这一切都表明， 希望在东亚地区学习欧洲的“法德轴心”模式、推动区域合作进程的设想在可见的将来并不具有可行性。

与欧洲不同，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从一开始就受到全球实力结构的深刻负面影响，未能发展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制度化的地区机制和共同体意识，因此在可见的将来也很难看到中日联合打造这样一种高水平区域合作的可能性。对于霸权国来说，欧洲的区域合作历史是一个前车之鉴，等西欧国家逐步建立起来强有力的区域合作机制之后，地区性的两极结构就可以超越不利的外部因素的制约，从而使得美国的“离间”无法成功。对于中国来说，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推动，最有可能的方式仍然是通过已经相对成熟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以及其他双边主义的途径来实现。虽然基于中日合作的东亚区域合作也许能够从根本上迅速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实现所谓的亚洲复兴，但是在目前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更多着眼于局部性的一体化，为高水平的、全地区的区域合作逐步打下坚实的基础。从长远来看，如果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能够不断持续，与日本的差距越来越大，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信任不断增强，那么也有可能出现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高水平的一体化进程。但是，考虑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深度介入，东亚地区不太可能有欧洲区域合作那样的好环境。在可见的将来，东亚区域合作仍将呈现出机制繁多但是水平不高的局面。对于中国来说，应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框架下，充分发挥现有多边机制的作用，有选择地推动与东盟以及相关重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而不  是投入过多的资源来实现一种范围广泛的地区一体化。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花费许多心思和精力去构建一种欧盟模式的东亚区域合作，还不如关注日本主导的CPTPP进程对于现有东亚区域合作的冲击、对于中国在东亚地区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冲击。

文章来源：

《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