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8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20：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外交”成功举办。本届论坛通过视频会议方式举行，来自国内15所国际问题教研机构的23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就本次会议的主题“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外交”展开了深入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方长平教授主持本届论坛的开幕式，他首先介绍了论坛的历史，并表达了对参会专家学者与老师同学们的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杨光斌代表学院致欢迎辞。杨光斌院长指出，本次会议具有三大意义。首先，会议至今是第十七届了，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有着加强专业内专家学者之间友谊的意义。第二，在疫情背景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确实发生了，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早地提出了“疫情对世界秩序的重大影响”的命题，通过专家学者参与会议的讨论，在政策意义上能够群策群力，为我们国家贡献重大智慧。第三，疫情促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升级转型，产生了研究问题首先研究国内问题的现象，因此本次会议的讨论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升级转型也有积极意义。杨光斌院长同时预祝会议取得成功。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刘元春副校长与时殷弘教授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已另发）。本次论坛主题讨论分三个主题，第一部分主题为“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大国关系”，由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主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宋德星作主题发言，以下是论坛第一部分的文字实录：

戴长征：很高兴参加这次会议，大家在现实空间见不到，在网络空间见到了，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很有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多领域，冲击了本就脆弱的大国关系。今天讨论的是新冠疫情下的大国关系，前面我们讲了好多赤子，发展赤字、和平赤字等等。过去西方一些政客、政党不是那么关注中国，现在各个层面的人都在关注中国，关于中国的疫情防控。中国的制度优势在疫情防控中进一步显现，影响力不断扩大。很多西方大国政要们都说到了对中国影响力的担忧，很多也是完全不适应的。

以中欧美关系为例。未来如果美国民主党上台，美欧关系会是个什么情况呢？肯定合作的气氛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可能会回到像奥巴马时代，这就意味着在国际舞台上欧美联手的可能性会很大，这就对中国压力会增大，特别在人权、南海、新疆问题上，欧美立场一致或相似的。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欧美的安全重心、战略重心的分化是结构性的问题，美国不论是谁入驻白宫也改变不了这点，现在美国的安全重心已经不再是欧洲了，导致欧洲和美国的战略重心也不一样了，这点和冷战时期和冷战后长时期也都不一样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又会对美欧关系以及它们与中国关系产生哪些影响，大国关系的重组进程更加复杂，所以我期待下面的讨论一定能够回答当前大国关系的核心问题。那下面就有请复旦大学吴心伯教授。

吴心伯：首先简单回顾一下2008年的危机，当时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大家还记得2008年危机是在美国爆发的，美国向中国求援，中国也迅速向美国伸出了援手，当时中国主要是做两个事情，一个是买美国国债，还有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在那次危机中的表现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

2008年危机之后中美延续了重要的合作态势，一个是在加强国际经济治理方面，比如说二十国集团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相应来讲降低了西方七国集团、八国集团的地位。二十国集团的地位提升，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地位提升，包括中国在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投票权上升，还有人民币进入IMF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等等，我们也收获了合作的红利。

另外中美双边经济合作在加强，奥巴马上台之后中美推进战略和经济对话，甚至双方都已经很认真的在谈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危机中美合作，危机之后中美合作继续加深，双方都从这次合作中得益了。

这次危机怎么样？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危机首先在中国爆发，但是美国没有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美国的反应三个方面：

1.从中美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疫情的爆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削弱中国力量增长的机会，而且希望能带来中国和政治社会的不稳定，推动中美经济脱钩，所以美国完全是以一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态度应对中国疫情的爆发。

2.在美国疫情扩大的情况下开始甩锅，就是中国责任论，包括要对中国进行追究和索赔。

3.随着总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会继续打中国牌，并把疫情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

新冠危机虽然是在中国先爆发的，但是美国并没有提供积极和建设性援助，它的反应基本上是负面和破坏性的，主要原因是从大国战略竞争和美国国内政治需要出发。但是要看接下来美国怎么做，我觉得还要看一下这次疫情对美国产生的影响和冲击，简单来讲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对美国治理能力的冲击。特朗普政府本身执政能力大家不看好，而美国治理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弊端在这次危机中也暴露得很充分。另一方面中国这次体制的优势发挥出来了，这样一升一降，就会使得美国对中国体制的不满会进一步上升。

第二个，这次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刚才刘校长讲了，这次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经济衰退，它已经是一个危机性的水平，就像2008年的危机，甚至有可能达到大萧条的水平。中国是目前主要经济体里预计今年唯一有可能会达到正增长的国家，也就是今后这几年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刚才刘校长也讲了，我同意这个判断。这也会让美国更显著地感觉到来自中国赶超的压力。

第三个，供应链的问题。美国在反思涉及到战略物资，包括医疗物资这样一种产业链的安排，不能让市场去解决，这恰恰是美国对华经济硬派所追求的脱钩，就是要把战略物资要在中国的生产基地搬走。

第四个，这次美国在这样一个重大国际危机中领导力的缺席，它的应对不仅让中国失望，也让它的盟国失望。中国在克服自己的疫情之后，尽力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样一来美国就很难受，前一段时间也在造舆论，渲染中国想填补美国影响力的真空。

所以我们看一下疫情对美国这四个方面的冲击，几乎都会外溢到中美关系上。

下面再结合疫情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些大趋势来看。

第一是全球化重新布局，供应链调整。

第二是区域合作加快，全球化放慢，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全球化的中心，它的重要性大幅下降。

第三是国际合作的重构，世界卫生组织等等其他的国际机构，包括WTO，合作需要重构，因为美国要不退群，要不采取不作为的状态。也就是讲美国在国际合作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在下降。

第四是疫情之后各国更加重视自己的治理能力，而不是去强调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就是一个国家干得行不行看你的制度，看你的执行力，而不是看你的价值观和理念，这个有点像邓小平当年讲的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管什么制度，在关键时候能很好的应对危机，能够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能够很快的恢复经济，这个制度就有它的合理性。

这是讲危机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走势的影响，在这个大背景下，今后中美关系有三个趋势值得我们注意的。

1.中美经贸联系会进一步削弱，双方对对方的期待会进一步下降。刚才讲了美国要重新调整它的产业链和供应连，与此同时，它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方面就是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实际上在加强，即使在疫情期间也在继续推进。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实际上会进一步削弱中美之间经贸上的联系。

2.中美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上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美国虽然自己不愿意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它坚决不希望看到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它自己不想干，如果中国想干，它也是接受不了的。所以今后一段时间，中美在国际机制里的博弈会加强，美国的目标不一定要它来发挥领导作用，而是要阻止中国发挥领导作用。

3.中美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方面的竞争态势会更加突出，这次危机已经凸显了这个问题，美国人也敏感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接下来怎么样在这方面跟中国展开竞争？特别是如果民主党执政，在这三个方面，其中至少两个方面跟特朗普的做法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在国际层面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体制上跟中国竞争。

应该讲这次疫情危机本来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一次的危机发生的时间和背景很不幸，最后激化和加剧了中美的战略竞争，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戴长征：谢谢吴教授，吴教授对问题的分析我都赞同，特别是疫情对美国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对国际格局产生的影响，以及中美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趋势。现在讲世界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大国关系。我们看确实疫情爆发之后，这两个国家之间不但没有形成合作，反而是对抗的态势越来越严重，将来整个世界会不会由此而进入新的对抗状态？我们还要进一步观察，谢谢吴教授。

下面欢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朱锋教授。

朱锋：刚才各位老师谈得都非常精彩，中美关系我就不简单重复了，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疫情和国际关系问题上的一些研究和体会。

第一个看法就是这次新冠疫情有它的巨大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它的国际传播、影响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瘟疫，包括病毒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所以这次新冠疫情本身它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殊性。

1.新冠疫情全球爆发。此前人类历史上几次大瘟疫，从公元13世纪的瘟疫开始，到公元14世纪欧洲黑死病，到1919西班牙大流感，相对来说都还是区域性或者是跨区域性的。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病毒的传播、爆发地几乎涵盖了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这是在人类有记录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2.新冠疫情病毒变种特别快。传染病学家与病毒学家认为新冠疫情从发现到现在至少已经有19个变种，所以它形成的持续感染力，在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甚至有强烈的增长。

3.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几乎是波浪性的。很多病毒学家都已经基本肯定了这样的模式，就是疫情很可能会形成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以一波一波传递的方式来袭扰和威胁人类。我们知道1918—1919西班牙大流感，持续了18个月的时间，有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现在中国已经开始面临病毒境外输入的风险了，包括欧美也开始部分的解禁、封城、重开经济，这样会不会导致第二波、第三波，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不能排除。

我们再来看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特殊性，我觉得这个特殊性目前来看已经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从理论到历史来总结，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冲击的挑战性如下：

1.超越了传统病毒威胁的狭窄定义。新冠疫情有可能成为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急剧变化的历史性事件，它不再是简单的公共健康卫生安全事件。新冠疫情导致供应链、产业链的熔断，形成金融危机，经济萧条，社会关系的紧张，大国的战略博弈的上升。所以新冠疫情对世界历史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一战和二战，可以使得国家间的力量对比重新在这样特殊的关键节点上发生重大变化。

2.新冠疫情的影响也超越了传统学说中的国际关系分析权力变更和冲突，往往先有意识形态的对立，经济的恶化，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上升。所以我们经常用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助长了欧洲极端主义政治势力的发展，最后形成了世界大战两个阵地，最后战争爆发。

而新冠疫情在传播的过程中，实际上形成的经济、民生、社会的动荡，包括对欧美个人主义的挑战，已经使得我们常常说的由经济萧条引发政治动荡，再到战争策源地的模式被改变了。所以我个人的看法认为新冠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很可能是四个阶段：首先是公共卫生危机，其次是民生危机，再次经济危机，最后有可能引发社会和政治危机。所以新冠疫情现在把我们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历史，我们传统的叙事方式，传统的历史实证经验总结在改写。

3.新冠疫情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我称它为全要素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包括刚才心伯兄谈到的美国对中国经济、军事的打压，包括时老师说到的情绪性对立。刘校长讲得非常好，就是全球经济的布局，可能会因为新冠疫情，使得原来一些因素被发酵。所以全球化调整到底会对未来世界经济半途带来什么影响？大国战略判断和选择扮演着决定性作用。至少现在中美关系中，特朗普和共和党右翼强硬派选择利用新冠疫情，全面加速所谓产业链和中国的脱钩。

4.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于我们很少会看到有因素可以使得国家、民众之间的情绪，他们所坚持的价值的对立变得如此广泛而又具有煽动性。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对中国的好感度调查，不仅美国民众下降到了1974年的最低点，最近一个星期欧洲的民调数字，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几乎都把这次新冠疫情认为谁最应该负责的第一选择，70%的民众比例放在了中国身上。

这就是刚才时老师讲的，我们有一种感觉是说中国的机会论，还有需要对中国感恩论，但是世界民众性的情绪，恰恰是因为新冠疫情，对中国的看法甚至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社会性情绪的对立甚至冲突，往往是引发后继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效应最重要的先导。

所以最后简单讲一点我自己的结论，我觉得新冠疫情对整个世界的影响，确实作为一个60后的学者，我感到非常的幸运，在我们有生之年能碰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新冠疫情到底如何影响世界？我们真的是需要做好充分的从知识、心理、政策到理论的准备，谢谢。

戴长征：谢谢朱锋教授的精彩发言，从四个方面讲了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谈得特别深刻。对非传统安全范畴模式也进行了概括，突破了这样一个模式，国际关系力量对比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大国关系全要素的影响，跟以前的危机不同，从心理和情绪上对抗性的影响，都讲到了。我想我们可以继续来做思考，我就不多做点评。下面一位发言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冯仲平副院长，有请冯老师。

冯仲平：谢谢戴院长，谢谢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邀请，前面听了刘校长、时老师和几位老师的发言，很受启发，10分钟的时间，我就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做一个汇报。

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强硬，双方关系严重下滑，与此同时，欧洲对华政策也经历了一个调整和变化。有两大变化比较突出，第一大变化是把中国的崛起作为欧洲面临外部三大挑战之一。所谓三大挑战，包括美国对欧洲承诺的减少，这对它来说是一大挑战。二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欧俄关系全面紧张，欧洲认为俄罗斯是二战后第一次违反国际法，改写了欧洲版图。第三就是中国的崛起。过去几年欧洲政客、领导人、智库总说不能对中国再天真了。

第二大变化是明确中国的崛起对欧洲的挑战究竟意味着什么，讨论和思考的结果写入了去年3月份欧盟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中。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欧洲讨论对华政策的结果与美国不一样，欧洲认为不应该把中国的崛起对欧洲的影响简单化，他们认为情况远比贴一个标签复杂。所以欧洲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领域具体分析，文件把中国做了一些细化。一是合作者，比如在气候变化领域认为中国是合作者。二是竞争者，比如在经济、高科技领域里中国已经成了欧洲的竞争者了。第三，对手，这是欧洲首次公开将中国称为对手。他说的对手，指的是中国在推行不同的治理模式。美国给中国贴了一个标签，称为修正主义国家或者全面战略对手，欧洲显然不是这样。

那么新冠疫情对中欧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我认为首先强化了上述欧盟对华政策报告里的一些看法，也可以说欧洲对中国的矛盾心理进一步加剧了。其次，很多欧洲政界和智库、媒体表达了对中国在欧洲影响力上升的担忧，这样导致的后果我认为会是未来欧盟对中国的防范会加大，警惕会加重。最后，从未来中欧关系发展来看，我们还要考虑到两点因素的影响。一个是美国民主党上台，对欧美关系、中欧关系产生的影响，第二欧洲的民粹政客上台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如果民主党入驻白宫的话欧美会是什么情况？合作气氛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会回到奥巴马时代。这就意味着在国际舞台上欧美联手的可能性将增大，特别在人权、民主方面，南海问题上，新疆问题上，欧美会采取共同的立场。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欧美的安全重心、战略重心的分化是结构性的问题，不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改不了，欧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美国的战略重心已不再是欧洲了，欧洲也不会轻易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民粹政客在欧洲上台有可能性，但是和美国不太一样，毕竟欧洲有20多个国家，欧洲民粹政党这几年也在发生分化，逐渐放弃了一些极端思想、极端主张。欧洲国家如果出现民粹主义上台，可能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和要求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声音增大。不论是后特朗普时代，还是民粹主义在欧洲上台，欧洲对中国既合作又防范的基调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欧洲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压力会增大，但不会完全倒向美国。

最后总结一下，今后几年中欧关系可能政治信任难以建立，经济利益欧洲也不会拒绝，这大概是今后中欧关系的一个态势，我就汇报到这儿，谢谢。

戴长征：谢谢冯院长，刚才心伯教授、朱老师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讲到自身感觉到的几个方面的挑战，并且对中国角色的定义，也谈了中欧关系的影响，中美欧关系的影响以及未来的趋势，感觉到跟刚才相呼应的是中欧方面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局面，我也不多说了。下面请人民大学国关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发言。

黄大慧：戴院长好！各位专家学者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通过在线会议与大家进行交流。

前面听了几位专家的发言，非常有启发。下面，我重点谈一下中日关系方面的情况。

在谈中日关系之前，也想就这次疫情对国际政治的一般性影响谈一点看法。

这次疫情发生后，我们看到，自由主义进一步退潮，而国家主义则明显抬头。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影响也进一步弱化。。

我们还看到，新冠疫情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非但没有为大国全面合作提供动力，并因此弱化大国间的战略竞争，反而加剧了大国的战略竞争。

这种情况，在中美关系上体现的最为明显。这次前所未遇的大疫情，不仅没有缓解中美两国的竞争，反而成为双方外交摩擦的新领域。

由此可以判断，这次疫情过后，现实主义将会抬头，地缘政治竞争将会加剧，国家间对立将会明显。这次疫情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还有一些极端思想提供了新土壤。所以，今后在观察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时，应多留意这方面的情况。

下面我将话题转到中日关系上面来。借此机会，我想就中日关系谈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谈一下疫情与中日舆情的问题。

在我国疫情爆发初期，日本各界提供了较多的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日本民间支援抗疫时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诗句标语，以及“旗袍女孩”鞠躬募捐的视频，更是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对于日方的善举，我国各种媒体广泛报道，营造出了“患难见真情”的友好气氛。外交部发言人甚至借用“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诗句，表达回馈日本之意。

尔后，当日本疫情严重时，中方也向日本施以援手。但必须指出，中国对日本的支援，要远多于日本对中国的支援。真可谓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然而，也必须指出，对于来自中方的大量援助，日方的反应却超乎许多人的想象，可以用“三少”来形容，就是媒体报道的少，政府提到的少，民众知道的少。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与这种反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对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援助，却大肆宣传报道，借以增进感情，拉近关系。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今天，2011年，发生“3·11”大地震时，日本对来自大陆和台湾的援助，也是做出这种不同反应的，两次如出一辙。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次疫情中的守望相助，肯定会增进中日双方的国民感情。我想，会有这方面的积极作用。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次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中国民众对日好感的上升，而日本民众的对华感情几乎没有任何改善。不能不说，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不仅如此，在日本各种媒体上，还随处可见对中国的批评和指责之声。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借此机会，想再多说几句。最近两三年，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民众的对日好感度逐年攀升，已达到四成以上。反观日本，对中国有好感的，不到两成，多年处于低空飞行状态。环顾全球，日本对中国的观感也是最为负面的。这不能不令人表示忧虑。不光一般民众，日本精英阶层的对华认知，也是如此。

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还看到鸠山由纪夫、村山富市等日本前首相，还有部分现任政治家，表达了对中国抗疫的声援与支持。对此，中国不少媒体也都进行了报道。

但必须指出，这些人未必能够代表日本政界的主流。不能不说，他们的声音实际上被放大了，或者说夸大了。不仅政界是这样，整个日本社会的对华友好声音，也被放大或夸大了。我们要客观全面地反映日本的情况，不要为了某种需要，刻意营造友好氛围。不应把日本的少数说成多数，把非主流当成主流。这样做的后果，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有害无利。

第二，谈一下这次疫情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中日经济关系是整个中日关系的基础。人们往往把它说成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稳定器”。大家都知道，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也是中国最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中日经济的彼此依赖程度都很大。绝不只是“你有求于我，而我不有求于你”的问题，是双方互有所求，是谁也离不开谁。

可以说，在这次大疫，各国经济都受到冲击和影响，没有幸存者。中日两大经济体更是首当其冲，日本受到的影响比中国还要大。这是因为，一方面，东京奥运会受疫情冲击被迫延期举行，经济损失很大；另一方面，日本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对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的依赖非常大。还有，日本是旅游大国，这次疫情对其旅游经济带来重创。日本方面判断，这次疫情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可能会超过2011年的“3·11”大地震。那次大地震，被日本定义为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危机和挑战。日本有观点认为，这次疫情过后，日本经济可能陷入长期衰退之中。

这次疫情过后，许多国家都将变得更加内向，挽救和重振经济将是各国的当务之急。中日两国更不会例外。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认为，疫情过后，中日两国将会加强经济领域的合作。中日都有合作的动机、需求，也有加强合作的条件。中日双方也具有化“危”为“机”的能力。从这一角度来说，这次疫情也给中日关系提供了新机遇。

当然，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些消极的看法。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次疫情过后，日本企业将加速“撤离”中国。的确，为了减轻本国制造业领域对中国的依赖，日本政府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帮助企业迁出中国。其中一些富有“含金量”的高科技企业，有可能撤到日本国内。日本这样做，除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中日政治关系不太稳定，以及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等原因外，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避险”的考虑。说的直白一点，日本是不想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日本想打造一些“备胎”，哪怕是同样的产品，有的在中国生产，有的就在其他国家生产。

但必须强调的是，关于日本企业要撤离中国，已经炒了好几年了。而且，近年来，的确有一些日本企业从中国转移出去，比如去了东南亚等地。也许，今后这种调子还会喊得更高一些。但到头来，可能还是“雷声大雨点稀”。的确，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考虑，日本都想尽量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日本企业做不到，也未必真想那么做。因为，在中国以外，很难找到更好的投资环境。日本重振经济离不开中国。甭说日本，就连美国也难以做到与中国“脱钩”。

第三，我认为，这次疫情过后，中日两国将加强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经过这次疫情冲击，全球化浪潮会有所减退，但是地区主义可能会加强。东亚地区的合作未来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地区生产网络造成的破坏较大，中日两国也深受影响。疫情过后，作为本地区的两个经济大国，为了重振经济，除了要加强双边经济关系外，还要携手尽快修复因疫情受损的地区生产网络，进而推动地区合作进程，打造经济命运共同体。

从过去2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1998年以后是东亚地区合作的“黄金十年”。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美国“重返亚太”，推进所谓TPP，地区合作“亚太化”。也就是说，由于美国的分化作用，东亚合作走向衰退了。

特朗普上台后，大搞单边主义，美国推出TPP，给东亚合作带来了机遇。这次疫情的冲击，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东亚合作，也许会迎来一个“没有美国”的地区合作。中日应携手推进合作，共建东亚的未来，真正迎来“东亚的世纪”。

当然，我们绝不能低估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在特殊的背景之下，中日能做到有限的“接近”，但中日“接近”绝不意味日美“乖离”。展望未来，中美日三边关系，仍将是美日针对中国的一种结构。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总体上来说，对日本会相对有利。中国应尽量做到趋利避害。

最后，总结一下自己的看法，受到这次大疫情的冲击，中国领导人的访日安排被迫推迟，可以说，中日关系摁下了暂停键。但总体上判断，中日关系的改善发展势头，在这次疫情过后仍将延续，尽管中日关系可能面临的情况会更加复杂。

戴长征：谢谢大慧院长，我同意，确实这次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和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不同，有各种各样原因的推动，也有新冠肺炎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大慧教授分析了中美日关系，经济领域等等的话题，中欧、中美、中日是几对比较重要的大国关系。最后请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宋德星教授发言。

宋德星：谢谢戴院长，前面听了刘校长，时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的发言，非常受启发。我来谈一下中印关系。实际上新冠疫情出现以后中国和印度之间，没有像美国这样发生激烈的争议问题。到现在为止，从印度官方给出的数据看，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控制还是比较好的，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我个人觉得新冠疫情对中印关系还是有一些潜在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今天的印度政府是很强势的政府，特别是2019年第二个任期以来，印度人民党国内政治动员能力非常强劲，是典型的强势政治，我称它为“双强现象”，即强人强势，经济上强劲发展，这就使得印度外交政策国内基础相比于以前来讲更加坚实。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一种现象，印度在相关外交领域中，尤其在对华外交当中也展现出了强势、强硬的一面。印度这届政府如果能很好的控制印度的新冠疫情的话，它未来的执政基础将更加稳定，从而使得其未来的动员能力更强劲，所以印度外交强势的一面会更加明显，这将直接影响中印关系，这是第一点。

2.印度现在的政府虽然是印度人民党政府，但是它和印度其他政党一样，都有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宿命。我世界大国地位追求称之为印度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宿命，不管是什么政党执政都把世界大国地位追求作为自身最高的执政目标，所以我个人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大国地位追求也成为了印度国家意志。国家意志超越了党派意志，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中印关系有它自身的逻辑。我个人认为在世界大国地位追求这一点上可能导致中印间某种意义上的战略竞争。我个人思考，中国和印度因为有这样一种大国竞争的态势在里面，所以在具体领域当中的矛盾、分歧，如果长期累计的话会产生一个不好的后果，即矛盾分歧长期累计可能会发展成国家矛盾。未来中国和印度在具体功能领域当中一定要稳定关系，而且要尽可能朝着向前发展的态势来推动两国关系的优化。

3.中印关系还有一个显性特征，我们今天看中印关系的时候无不是放在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去考虑，这样美国因素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像时老师和其他老师都讲到了那样，假设新冠肺炎以后未来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战略较量会进一步加剧、恶化的话，美国在印太地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取向会越来越明显，对中印关系会产生非常微妙的影响。如果把中印关系放在更广阔的地缘空间来审视的时候，再关联到新冠疫情以后中美印三边关系的话，我想中国要在这方面保持相当的战略警觉，要警惕印美关系的中国因素。当然印度也不可能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一个棋子，它也强调战略自主，会尽可能的去获取自己的利益，这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重大方面。

还有一点，当中国崛起，印度也快速崛起以后，中国和印度的双边关系在地区层次，甚至在国际政治体系层次中的重要性和战略权重在上升。一方面是中印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上升，但另一方面中印关系也很容易受到重大危机的冲击，比如说前两年的洞朗对峙，对中印关系冲击就非常大。

中印关系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同时又很容易受到重大危机的冲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理解今天的中印关系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重视中印关系的战略稳定问题。影响中印关系战略稳定的因素除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外，还包括了美国因素，包括了巴基斯坦因素，甚至还包括海洋方向重大事态的发展演进，尤其是印度洋方向。故在当下新冠疫情这样一种极端情况下，要把维护中印关系的战略稳定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最后我个人的一个总的认识是，对于优化中印关系而言，对印外交应基于富有耐心、富有远见的战略，以确保稳定中印关系大局，在稳定中印关系大局的基础上，争取在具体的功能领域中推进中印关系的向前发展。这是我对当前中印关系的一点认识，不当的请批评指正，谢谢！

戴长征：谢谢德星教授，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印度本身的变化在强势政府、强势经济，这些都会对国家意志和雄心产生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对中印关系有好的一面，两国都有相互需要同时又相互竞争。随着疫情的发展，两国力量、意志的变化也会对双边关系产生不一样的影响。无论如何，搞好中印关系很重要，很多方面都应该加强合作。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组五位教授的发言就到此为止，简单说一下我们这组讨论涉及到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中印关系，最主要的几个大国关系都包含在里面了，这个讨论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几点，或者做几点点题。

第一是在旧有的，比如说2008年危机大国之间的发展逻辑基础上，在旧有的逻辑上新冠又沿着这个逻辑增加了新的变数，所以总体来看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在加剧，大国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增强，如果将来大国之间有合作，合作的形式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在科技领域、政治领域、文化人文领域、地区合作领域都会有新的变化，即使有合作、有竞争，可能跟以前也不一样了，这就是说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变化性更强了。

第二个大国关系会影响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比如说全球治理、国家力量对比变化、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竞争，这些也是新冠肺炎给大国关系变化以后导致的整个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联系到刘校长讲到经济上的变化，我想政治和社会跟过去相比也完全不同了，就像朱锋教授讲的，确实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切身能体会到的感受。

第三个大国关系的变化同时会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进程即使不会中断，它的模式、形式会不会跟过去不一样了？比如说大国更多的收缩，在经济上，在战略上，会不会更多的依赖区域合作，更多的思考怎么样增强自身的体系韧性和力量，我想我们这一节的讨论几位发言人都特别精彩，疫情期间大家也做了很深刻的思考，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