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及其引发的产业变革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必然引发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金融及货币关系、技术及产业关系的调整和演化，成为推动国际关系调整与演化的关键力量。因此，可以从技术维度分析国际关系演化的规律并对相关政治经济现象进行理论解释。具体而言，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变革对国际关系演化的影响在如下三个方面体现最为显著。

其一，改变国家之间的技术及产业竞争优势，引发国际生产力结构变革，促进大国关系调整与变迁。在国际社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或者说率先开发先进技术的国家在国际技术及产业竞争中具有先发和比较优势，技术落后或者说技术开发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在国际技术及产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国家之间的技术及产业变革竞争构成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技术变迁特别是创新性技术的开发利用必然对国际关系结构产生革命性影响。例如西方国家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殖民扩张并最终建立 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美国通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巩固了自身的霸权国家地位。目前，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大国之间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技术领域的竞争更为激烈，任何一个大国如果不能够在此轮全球性技术创新竞争中谋得先机，则该国必然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当然，率先取得技术突破的大国则在全球政治经济竞争中也必然处于领先地位，由此引发全球大国关系结构的调整与变迁。

其二，改变跨国社会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引发国际关系模式和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变革对社会行为体特别是各国政府、跨国公司、国际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NGO）行为方式产生影响，改变社会行为体行为的地理空间范围、时间分布、行为工具及手段、行为内容、行为组织方式、行为目标、行为预期等，由此引发国际关系微观结构与宏观演化模式的调整与变迁。例如，大数据、现代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不仅提高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信息搜集与数据处理能 力，而且改变了国家之间双边或者多边合作的交易成本、合作内容与合作模式，在传统技术条件下不能够实现的合作，在新技术条件下便可以实现。

其三，国家之间为了获取新技术而展开的竞争推动着国家之间国际结构的调整和变迁，特别是国家之间的盟友与竞争对手乃至敌对关系都可能出现变化和调整。在当代国际社会，拥有最新创新技术的国家在国家间竞争中的利得和优势地位吸引着各国对高新技术的投入和研发，各国在技术竞争中为了获得有利地位，必然调整本国的外交政策，根据国家之间技术竞争的态势而调整盟友与竞争对手的关系。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对中国高技术公司的打压和制裁，2018年打压和制裁中国中兴公司出现的“中兴公司事件”；在5G通信技术领域，美国不仅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限制中国华为公司在美国开展业务，而且要求盟国不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设备，甚至要求盟友国家通过司法手段拘押中国高技术公司高管；加拿大受美国指使拘捕中国华为公司高管的“孟晚舟事件”对中加和中美关系都造成了损害；美国主导的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国共同构成的“五眼联盟”国家更是对中国华为公司的5G产品发起某种形式的联合禁止行动，一些欧洲国家例如德国、法国、波兰、捷克等也发出试图禁止或者限制华为公司5G产品的声音。

可见，在当代国际社会，技术进步及其引发的产业变革已经成为改变国家之间生产力竞争结构的关键因素，引发大国之间双边与多边关系的调整，而且引发各国政府、跨国公司及相关跨国社会行为体行为方式的变化，并最终影响到国际关系微观结构与宏观模式的调整与变迁，而围绕高新技术研发和市场进入的大国竞争则对国家之间乃至国家集团内部的相互关系结构产生冲击性影响效应，推动着国际关系结构和模式的调整与演化。从表1可以看出，技术变革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不仅引发国家之间技术竞争力和生产力竞争结构的调整和演化，还深刻地改变着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改变着国际关系的微观结构和宏观演化态势。

概言之，以大数据、现代互联网与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高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对国际社会中的各种类型的社会行为体的行为内容与方式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深刻地改变着国际关系的结构与内容。这不仅成为推动国际关系变革的内生动力，而且是国际关系变革宏观环境的重要构成。对此，可以从技术进步及产业变革角度分析国际关系演化的微观结构、宏观态势和长期规律，准确把握国际社会发展与演化的未来方向。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影响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是观察、理解与解释当代重要国际政治经济事件的重要切入点和关键变量，也深刻地改变着当代国际关系的内容、结构与演变规律。大数据搜集、储存、传输、处理与应用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以国家为代表的当代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认知、决策与行为方式。人工智能不仅能够部分替代人类的认知、决策和行动功能，推动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形成，推动人类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且能够极大地改变着国家之间的技术能力与技术竞争关系，深 刻改变着不同国家之间的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优势，推动构建国际结构的调整乃至重塑。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也相互促进。具体而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数据改变国家的资源结构与主权内容。大数据资源成为主权国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改变着国家实力与国家主权结构。大数据作为难于完全用传统数据处理技术搜集、加工、存储、传输和应用的大规模、海量数据，已经成为国家资源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大数据也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称为国家的大数据主权（National Big Data Sovereignty，NBS），是指主权国家对本国产生的大数据拥有主权权力，不能够被其他国家或者组织剥夺。一国拥有的数据资源量的大小可以使用数据圈数据指标进行衡量，数据圈指标越高则表明该国的数据资源越丰富。大数据资源影响跨国关系的表现主要有三点：一是人口大国在跨国数据资源竞争中拥有天然的规模优势和累积循环优势，一国人口规模越大，产生的大数据资源越多，大数据资源越多，则也越容易在跨国数据资源竞争中获得比较竞争优势和规模优势，比较竞争优势和数据资源规模优势越强的大国则越能够产生更多的大数据资源，在未来的大数据资源竞争中，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人口大国拥有天然的比较竞争优势和累积规模优势；二是大数据资源丰富程度决定了一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程度，特别是与大数据相关的数据处理技术、自动驾驶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大数据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发展大数据相关产业的资源基础和市场规模基础，一些人口资源乃至大数据资源不具有优势的西方传统发达小国有可能在新的大数据产业竞争中丧失其竞争优势和发达地位；三是大数据主权成为主权国家主权权力的重要诉求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如果不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的大数据主权，则主权国家的主权权力得不到充分保障。不难得出结论，大数据资源的多寡决定了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数据竞争能力的高低，也直接影响到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数据影响力乃至政治经济影响力。

其二，大数据技术改变国家的实力结构。大数据技术成为主权国家技术实力的核心构成要素，国家之间的大数据技术合作与竞争构成国家之间技术合作与竞争的关键内容。大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相关技术储备和技术能力，拥有大数据资源的国家并不必然具有大数据开发技术，只有同时拥有大数据资源和大数据技术的大国才可能成为大数据竞争的强国。国家之间在大数据技术领域的分工合作与竞争构建了国际大数据合作与竞争的基本内容，推动着国际关系结构的变迁与调整，其在三个方面表现最为显著：一是大数据技术合作构成国家之间技术合作新兴内容，引导国家之间相关产业领域的合作，最终影响到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最终成为推动国家之间整体经济合作的内生技术动力；二是大数据技术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特别是大数据技术大国竞争的前沿领域，任何一个大国如果能够在大数据技术竞争中谋得先机，则该国必然在大国政治经济竞争中占有有利地位，否则该国可能在大国竞争中失去现有的政治经济地位甚至最终丧失大国地位，若一些小国甚至弱国能够在大数据技术竞争中的谋得先机，则可能由小国或 者弱国转变为政治经济大国或者强国；三是大数据技术引导下的大数据贸易、大数据金融可能成为国际贸易及国际金融活动的重要类型，改变传统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活动的内容与方式，推动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与演化。

其三，人工智能推动国际技术格局和国际生产力格局的重塑。人工智能技术必然引发大国地位的增减变动，促进国际格局调整与变迁。人工智能技术是当代最为前沿的新兴技术，不仅能够对传统技术产生超越和替代效应，而且能够导致人类社会活动方式特别是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产生大规模的机器人劳动替代人工劳动、机器智能替代人类智能的现象，引发整个国际社会的技术变革、社会变革乃至伦理变革，并对现存国际关系结构产生冲击。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结构的冲击和重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能力和进展决定大国技术地位乃至政治经济地位。传统大国或者强国如果不能够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则必然在大国竞争中丧失大国地位，新兴大国如果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突出进展则可能变为新兴强国，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中美两国作为全球主要经济大国，都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大量的国家资源以维护本国的技术乃至政治经济地位；二是人工智能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引发新兴产业革命，改变一国在国际社会的产业竞争优势和商业发展模式，引发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变迁。大量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乃至资本密集型产业被人工智能产业替代而消失，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兴产业大量涌现，例如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诱发的自动驾驶技术的出现必然改变汽车产业和交通运输产业的产品结构和商业运行模式，导致传统汽车行业与交通运输行业的大规模失业，而机器学习能够改变人类的决策思维与决策方式进而影响到跨国行为体的社会行为方式， 导致国际关系结构微观基础的调整；三是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和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冲击，引发传统国际关系结构和模式的重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次产业革命，每一次产业革命在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必然引发以传统产业为基础的守成大国的衰落，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替代英国成为全球新兴霸权大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抓住了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先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人类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重要标志，当代国际社会的一些守成大国，如果不能够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其大国地位特别是霸权大国地位则必然被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新兴大国所取代。

其四，人工智能重塑国际规则及制度体系。现有的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美国赢得与苏联的冷战则强化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及其在国际规则与制度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人工智能的发展则会对现存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及制度体系产生冲击，促进新的国际规则及制度体系的构建和演化。人工智能将在五个方面重塑国际规则及制度体系：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并不完全占有绝对优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重要引领者和推动者，基于人工智能的国际技术规则及制度体系处于形成过程之中，西方国家并不占有绝对优势，中国及其他新兴大国已经成为相关国际规则及制度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建构者；二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能够部分替代或弱化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职能，改变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决策和监督管理机制，形成新的国际组织形态，例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以改变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监管金融市场的方法、机制和规则，形成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国家内部、区域性与国际性金融监管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三是人工智能改变了跨国社会行为体的行为方式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方式与内容，促进新的跨国经济活动内容与活动方式的出现，为人工智能时代规范人类社会活动特别是跨国社会活动的规则及制度体系的构建创造技术和社会条件；四是人工智能为国际分工合作提供了新的技术平台和规则体系，促进国际社会在新的技术平台和新的规则及制度体系保障下的新的跨国分工合作，不仅开拓了国际合作的新领域和新机制，还推动了国际合作新平台、新规则与新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五是人工智能为跨国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特别是跨国冲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方案，一些在传统规则及制度体系下难于解决的国际冲突和矛盾，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找到解决 之道，例如知识产权动态保护、跨国资本流动与金融市场的动态监管、生态环境保护与国际气候变化监管、人类语言识别、大规模跨语言及跨文化交流等问题的解决。当然，人工智能重塑国际规则及制度体系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进程，不可能短期之内快速实现。

不难看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影响甚至推动国际关系结构调整与演化的关键内生动力，可以从国家的数据资源结构与数据资源主权、国际技术与生产力结构、国际权力结构和国际规则及制度体系等多个方面推进国际关系微观结构与宏观运行的调整与演化。从图1可以看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国际社会权力基础及结构、国际社会微观行为基础、国际社会规则体系、国际社会组织结构、国际社会宏观运行模式、国际关系演化方向及国际关系变化规律等多个方面推动国际关系结构的调整与变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当代国际关系调整与演化的内在推动力量和外部规范力量。

简言之，大数据资源与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消息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推动着当代国际关系演变中的内容更新和结构重塑，深刻地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引发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超级博弈。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世界各国的各种跨国社会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实现的，以各国政府、 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为代表的诸多跨国行为体之间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博弈关系，需要从超级博弈角度、使用超级博弈论理论及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和解释。

本文中的超级博弈是指博弈参与人数量、策略数量、博弈频次数、博弈时间周期多到博弈参与人无法确定和预期准确数量的博弈活动的统称。根据不确定性数量的类型差异，可以把超级博弈区分为超群博弈、超策博弈、超频博弈和超期博弈。超群博弈是指博弈参与人数量多到至少一个博弈参与人不能够准确确定和预测博弈参与人数量的博弈活动，又可以区分为完全超群博弈和不完全超群博弈，前者指在博弈过程中所有的博弈参与人都不能够准确知道和预测博弈参与人数量，后者指并不是所有的博弈参与人都不知道或者不能够预测到博弈参与人的准确数量。超策博弈是指至少一个策略集数量多到至少一个博弈参与人不能够准确确定和预测其数量的博弈活动，又可以区分为完全超策博弈和不完全超策博弈，前者指在博弈过程中所有的博弈参与人都不能够准确知道和预测策略集元素数量，后者指并不是所有的博弈参与人都不知道或者不能够预测到策略集的准确元素数量。超频博弈是指博弈频次数量多到至少一个博弈参与人不能够准确确定和预测其准确数量的博弈活动，又可以区分为完全超频博弈和不完全超频博弈，前者指在博弈过程中所有的博弈参与人都不能够准确知道和预测到博弈频次的数量，后者指并不是所有的博弈参与人都不知道或者不能够预测到博弈频次的准确数量。超期 博弈是指博弈周期或者博弈时间的数量多到至少一个博弈参与人不能够准确确定和预测其准确数量的博弈活动，又可以区分为完全超期博弈和不完全超频博弈，前者指在博弈过程中所有的博弈参与人都不能够准确知道和预测到博弈周期或者博弈时间的准确数量，后者指并不是所有的博弈参与人都不知道或者不能够预测到博弈周期或者时间的的准确数量。当博弈参与人集合、博弈策略集、博弈频次集合及博弈周期或是博弈时间集都为无限集的博弈活动则成为纯粹完全超级博弈，其他的超级博弈都称为有限超级博弈。从表2可以看出，根据参与人集合、策略集、频次集、周期或是时间集是否为有限集合，可以把超级博弈区分为完全超级博弈与不完全超级博弈，完全超级博弈又可以区分为纯粹完全超级博弈与非纯粹完全超级博弈，不同类型的超级博弈的特征还可以用表3的矩阵描述:

表3中，相同符号表示为同一类型超级博弈的不同表述，可以看出，超级博弈可以区分为不同的交叉类型，不同交叉类型的超级博弈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与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不同类型的超级博弈共同构成超级博弈总体集合。对于如何描述和解释不同类型的超级博弈活动的均衡或者非均衡结构及结果，传统的有限博弈研究方法已经难以满足要求，需要发展新的理论和方法。本文作者把对超级博弈现象进行描述、分析与解释的理论和方法统称为超级博弈论，把传统的对有限博弈现象进行描述、分析与解释 的理论与方法统称为有限博弈论。超级博弈论是对有限博弈论的扩展、创新与超越，有限博弈论是超级博弈论的特殊表现形式，超级博弈论是有限博弈论的扩展和发展，有限博弈论则是超级博弈论的基础。

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持续进步的当代国际社会，各国之间的超级博弈构成国际博弈的主要内容和核心基础，也是推动国际关系演变的主导内生动力，借助大数据方法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从超级博弈论角度分析当代国际关系的演变趋势。从超级博弈论角度看，当代国际关系演变主要表现出如下三方面的趋势：

第一，大国之间政治经济超级博弈决定国际关系基本结构类型与演化方向。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及竞争涉及到跨国政治经济活动的全部领域，表现出超级博弈的显著特征：一是大国政治经济博弈中的利益相关者众多，不仅包括直接参与博弈的大国，还涉及到间接参与博弈的中小国家，一些非国家社会行为体特别是跨国非国家社会行为体也是重要的博弈参与者，参与大国政治经济博弈的社会行为体不仅数量多，而且其数量和行为方式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处于不稳定和不确定状态；二是大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策略类型和数量都表现出多样性、多元性、变化性和不确定性，任何一个大国参与跨国政治经济博弈的策略集都是可变的、多样的和动态的，有时候可能表现出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特征，有时候可能表现出不完全信息的动态贝叶斯博弈特征；三是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在立体时间与空间同时进行，表现出持续不断的多频次特征，还涉及到科技、军事、文化等众多相关领域，大数据资源及大数据技术的争夺与竞争则更是表现出多频次复合交叉特征；四是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表现出长周期与长久性特征，短时间内的政治经济博弈难于得出胜负结论，只有通过长周期或者长时间的多轮博弈才可能达到博弈结果。因此，大国之间的超级博弈 特别是政治经济领域的超级博弈直接决定国际关系的结构类型和演化方向，不同类型和结构的大国超级博弈决定着国际关系类型和结构的差异及其变化方向。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超级博弈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博弈产生引领和示范效应，直接引导和影响到中小国家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策略选择、行为方式和博弈环境，并最终决定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规律和演化 方向。

第二，国家之间大数据资源及技术竞争的超级博弈决定不同国家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基本地位和影响力。在大数据资源与大数据技术的跨国博弈及竞争中，大国特别是人口和经济规模大国拥有天然优势，人口小国和小规模经济体不具有规模竞争优势，大国成为大数据资源及大数据技术竞争的主角。以大数据资源与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数据资源及其技术博弈及竞争已经成为大国博弈及竞争的关键领域，如果不能够在大数据资源及大数据技术博弈及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任何大国都不能够在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及竞争中获得优势；反之，任何希望在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获得优势的大国，则必须在大数据资源及大数据技术博弈中赢得胜局。虽然小国在大数据资源竞争中 处于天然的不利地位，但其可以利用全球化市场网络体系，在大数据技术开发方面发挥自己的独特禀赋优势和专业化能力，在某些领域的大数据资源利用与大数据技术开发方面获得比较竞争优势。例如来自北欧国家的通信技术企业爱立信、诺基亚在全球通信技术领域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成为目前在5G通信技术领域仅仅次于中国华为公司的高技术公司，在某些技术领域甚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大数据资源及大数据技术领域的超级博弈已经成为国家之间技术竞争与博弈的主要领域和主导方向，如果一国不能够在大数据资源及 大数据技术的超级博弈中获得有利地位，则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不可能获得相应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大数据资源及大数据技术竞争已经成为国际技术及产业竞争的前沿领域，对其他领域的跨国资源及技术竞争具有决定性影响效应，直接影响到一国在国际技术及产业竞争中的最终地位；二是大数据资源及大数据技术竞争结果决定一国在国际社会的技术话语权、经济话语权和政治话语权，一个大国如果在大数据技术领域不具有竞争优势，则会在国际政治经济超越博弈中失去最为关键的技术支持，难于获得和维护大国地位。因此，大数据资源及大数据技术领域的跨国超级博弈决定着一国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中的基本地位和影响力。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竞争引发的大国及国家集团间技术及产业竞争超级博弈决定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兴亡与制度变迁。人工智能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推动力量，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进 步和变革会对国家之间的相对竞争力和影响力产生影响，例如机器人技术、 自动驾驶技术、语音识别技术、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技术、车辆网技术、物联网技术等的发展必然对现存的国际技术格局和产业结构产生颠覆性影响效应。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大国与产业强国，如果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及相关产 业领域不思进取，或者采取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政策以维护与传统技术、传统产业相关的既得政治经济利益，借助各种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社会思潮反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进步与新兴产业发展，则该类型守成大国必然在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中丧失大国地位。反之，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的出现为新兴大国的形成、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与条件，一个国家即使在传统技术和传统产业领域不具有比较竞争优势，如果抓住机遇在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或者相关产业领域取得突破，哪怕是边际性突破，都可能在新 兴技术领域和新兴产业领域实现弯道超车，转化为技术大国和产业强国。人工智能技术涉及到诸多新兴技术，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人工智能技术竞争是一场涉及到技术、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超级博弈，决定着大国兴亡和国际制度变迁的方向，引发国际关系的技术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调整和变迁。调整和变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技术领先大国必然成为国际社会的前沿技术与新兴产业的主导力量，引领国际社会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方向，成为大国政治经济超级博弈的最终赢家，人工智能技术滞后大国必然因为技术与产业竞争优势的丧失而失去大国地位和大国影响力甚至走向衰落，成为大国政治经济超级博弈的最终输家；二是人工智能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必然对现行的国际技术规则体系、市场及贸易规则体系、金融及货币市场规则体系、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规则体系产生冲击，促进新的全球技术规则体系、全球市场及贸易规则体系、全球金融市场及货币规则体系、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同时促进新兴国际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并产生对传统国际组织的替代效应，由此推动国际制度变迁和演化，从规则、组织和制度体系层面推动国际关系结构调整与演化；三是人工智能领域的跨国竞争与超级博弈已经成为推动当代国际格局变迁与社会演化 的主导微观力量和关键宏观条件，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影响各国、各种社会行为体之间政治经济超级博弈及其动态均衡结果，促进由世界各国共同主导、共同推进、共享成果的新兴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形成。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及其相关领域的跨国超级博弈不仅决定新兴全球化世界中的大国兴亡和制度变迁，还决定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其走向。

简言之，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及相关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的跨国超级博弈已经成为影响当代国际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内生推动力量和主导外部环境，从权力结构、微观基础、宏观方向与制度构成等方面影响和推动当代国际关系的调整与演化。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大国竞争及超级博弈决定大国兴衰、国际制度变迁和国际格局重构，成为推动新兴全球化、新兴区域一体化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生动力和外部激励力量。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当代国际社会的前沿技术，已经成为国家竞争特别是大国间政治经济竞争的关键领域，引发大规模的国家间超级博弈现象，成为新时代国际关系博弈、调整与变迁的关键影响因素。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兴前沿技术对当代国际社会中的人类个体或者群体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引发以国家为代表的各种类型的社会行为体特别是跨国社会行为体的行为内容及方式的变迁，成为推动国际关系结构与内容调整的内在动力。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及相关产业发展从权力结构、微观基础、规则体系及制度安排、宏观环境、运行模式及演化规律角度深刻地改变着当代国际社会的结构与内容，促进新兴全球化与新兴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及相关产业兴起引发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超级博弈，受到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影响而推行贸易及投资保护主义的守成大国可能丧失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优势和大国地位，成为新兴技术发展的最终输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可以把握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在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领域实现弯道超车，转型为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强国，成为新兴全球化和新兴区域一体化的领导力量，引领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关系演化的未来方向。中国作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新兴大国，需要承担起大国责任，充分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及新兴产业发展的难得的历史机遇，不断深化改革和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在大国政治经济超级博弈中谋得先机并实现弯道超车，推动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与完善，成为当代国际关系民主化、去霸权化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形成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章来源：

《国家治理》2019年3月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