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关系性（relationality）的概念作为政策动机的来源，发展可以整合一般性的国际关系与中国国际关系的一套框架。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经成为欧洲或西方中心（Euro-centrism）理论的对照，如秦亚青主张与西方相对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关系研究，正得到英语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早在30多年前，中国中心主义就曾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得到鼓吹。这一相对主义立场，始于对欧洲学术传统下追求知识普遍性的抵抗，后来蔓延至其他领域，而其中以本土心理学领域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并在中文语境中发展出华人本土心理学，从而启发秦亚青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提出关系理论。然而，以中国为中心的认识论，与关系研究的假定似乎格格不入，因为关系研究的重要立场之一，就是摆脱实体行为者的设想，转而以行为的实践过程取代行为者。如果以中国之名行使资源分配、进行政治动员的关系网络，在实践中与另一个号称为西方的关系网络，不断互动，相互构成，那么，把中国当成一个具有实体内涵的行为者范畴，就失去其依据，中国也不可能是一个符合相对主义所设想的、可以清楚两分的实体。本文试图解决这个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矛盾，以能在不违背中国国际关系相对特殊的反省前提下，仍然容许以实践过程为导向的关系性分析。

在方法论上，本文将使用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来论证为何中国中心主义无法充分满足关系性的国际关系分析，因而一方面不能说明，中国国际关系在实践中重构了所有参与者的自我认识，另一方面也疏于追踪中国国际关系如何在互动中受到重构。所有为了应对中国中心的立场而触发的对中国的再认识，其间必然产生分殊性、偶发性、能动性，但仍能相互识别对方的身份，进而彼此评价，本文以下采用“后华性”（post-Chineseness）来命名这个过程。本文稍后为了整合两种关系研究议程而提出的“关系均衡”（balance of relationships）框架，将通过对后华性的分类与追踪，来建立之后实证研究的任务。关系均衡指的是，行为者在国际关系既有脉络中生存，无论权力大小，均必须维护与其他行为者以双边为主的相互构成关系，不计强弱通过放权让利营造共性，以确保与特定对象稳定且可预期的互动模式，或撤回放权让利进行惩罚，以匡正之。相较关系均衡的议程与英语文献中的关系导向的国际关系理论，前者搜集在情境中所建立的“即兴共性”（improvised resemblance），分析在实践中暂时构成不同行为者之间共同身份意识的“中国”是什么，而后者则是回溯早在行为者有意识之前，已在社区成员间具有共识的“前置共性（prior resemblance）”。

英语国际关系文献中的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所研究的，就是这样一种前置共性。为了整合中西方的关系概念，我将关系定义为非常简洁抽象的“想象的共性（imagined resemblance）”。这一共性的内涵五花八门，不能事先范定，因此具有情境性与能动性，比如，可以包括基因、地理文化、语言、历史、价值观、规范、习俗、记忆、制度、成员或会员身份、执照、威胁、利益、任务等不一而足的设想，来作为彼此具有关系的联系所在。一旦能成功地在行为者意识中建构或唤起某种共性，他们之间就取得了关系，并因此产生了集体认同，从而部分构建了所有行为者个别的自我认同。他们接着能够通过这个集体认同来定义问题，发展网络，警觉其他不属于共性范畴的行为体。由此，每个成员都能够较好地预期，这些具有共性的同乡、战友、同学、同族，将会如何在共同的议程上，相互配合。

中国与欧美并不是具有大量前置共性的两个关系脉络，尽管他们之间已经具有大量的重叠或交杂，但也因为如此，对于前置共性程度有限的行为者之间如何建立关系，使得互动的行为对彼此具有意义，并能最低限度地产生相互预期，就是英语关系转向文献的重要盲点。这是因为英语的关系研究着重于已经存在的关系如何在实践中规范、开展、变迁，而忽视了以发掘、巩固或重建共性为动机的关系过程。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对于英语关系研究的突破所在。一言以蔽之，中国关系脉络的过程研究，就是观察行为者如何根据对象的情况，创意发掘或建立对象意识中的中国身份来建构联系。如此根据中国身份的设想营造联系，在四处所汲取的共性形成了在内容与幅度上不断变化的光谱，其间当然因为所有行为者各自所处关系脉络的不同，必然会在每一对想象的共性之间，形成多种多样的差异。其结果是，这个在话语中受到大量使用的中国关系脉络，虽然在本体论上无法否定的身份范畴，然而范畴所指涉的内涵或其参考依据何在，或谁能参与重新定义，又都不可能在认识论上加以固定，这就是归纳后华性对关系均衡的重要性所在。

鉴于此，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项可能任务，就是去探索不同背景下共享的中国关系脉络如何出现及如何调适的过程，以便理解对关系的关切如何促成权力或利益的考虑。关系均衡对主流国际关系构成的主要挑战在于，在对象的情境中建构或发掘中国的特质，意味着在本体论上让发生关系的双方同属于一个关系网络，于是取得本体论层次上的平等地位，以至于他们的相互作用，不一定按照相对的权力大小在进行。事实上，双方都为建构中国关系脉络或身份做出了贡献。即使权力不对称，弱方也大有可能采取强烈行动，而强方反而示弱。第二个挑战在于，这样的分析角度可以解释，追求关系均衡的各国为何并不总是会追求眼前明显的国家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以恢复想象的共性，迫使对方再度考虑关系的重要性，这在世界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很常见，即便那些服膺于某种（欧洲中心的）前置共性的行为者，也不例外地会为了恢复关系而让步。据此，以中国为中心的关系均衡议程就很重要，因为这样的关系考虑是中国文化中的常识，却在英语文献中鲜少提及。中国中心的即兴共性建立在两个维度上：（1）构建共性；（2）确认（或巩固）共性，这之中包括从文化上的异己身份中发掘出某种可信的中国性（invited Chineseness）。本文以下所采用的是过去一度受到批判者青睐，而在当下却因海外的“中国威胁”氛围，沦为政治不正确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火中取栗，追求能超越中国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简言之，此方法也可以转化成以欧洲为中心的方法，那就会蕴含一种后欧洲性的理论。可见，采用关系均衡理论进行分析，虽然来自中国文化，最终是成就了一般性理论，而不仅是中国为中心的理论。

在世界政治的研究和实践中，文献提出了至少两种关系模式。第一种是前置共性，它主要支持多边关系，其成员无论是否存在互动或彼此熟识，都遵守相同的制度规则或话语惯例，并在同一宇宙秩序中运作，这种普遍秩序构成了所有行为体的共同身份。虽然前置共性也可以支持双边关系，例如，宗主国和其附庸国之间的等级关系，但鉴于双边关系的可协商性，它是不稳定的。前置共性使多边的关系性得以实现，因为它迫使所有成员在面对（外人的）越轨行为时，因其挑战到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根本认同，于是在情感上感到警觉或惊吓，在行动上参加规训。

第二种模式是即兴共性，它主要促成了双边关系的实践，而无须遵守公认的规则或行为准则。国家行为者分别与所有其他国家建立特定关系，因此需要设法应对每对双边关系的特殊性。由于其实践性，即兴共性是场合下的一种身份策略（identity strategy），对于不鼓励特殊性的多边主义而言，即兴共性是在破坏秩序。在没有事先就规则和规范达成共识的时候，即兴共性的开展几乎必然要靠双方各种让利行为，这就像人际关系中的送礼，根据对方的情况精心设计一个礼物，象征着双方利害一致，因此影射了某种身份共性，例如同志关系、兄弟关系和伙伴关系，在此之前，他们之间的前置共性可能很薄弱。以古代的朝贡体系为例，朝廷与边陲之间定期履行根据对方情况设计的礼仪，构成了有助于增强双方各自内部合法性的关系共性。

多边关系预设了各国间理当有共性，甚至可以部分地解释各成员国的身份认同。相比之下，双边关系则相反，是各国为了形成具体共性的身份策略，根据各自所持的地理的、历史的或文化的渊源进行互动。可以说，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对西方（尤其欧盟）成员之间的前置共性提供了依据；而儒家思想和朝贡体系则鼓励根据彼此情况进行即兴安排。英语文献中的多边关系理论在领域（field）、实用主义（community of practice）、网络（network）、话语（discourse）、体系配置（configuration）和地缘文化（geo-culture）这些概念间往返，无论具体主张有多大的分歧，都是在关注一个由所有在场的行为者及其相互作用构成之前，已经影响着所有行为体的共同范畴。前置共性的不足可能导致疏远、误解甚至是厌恶，这可以也必须通过双边的即兴共性得到解决（或刻意恶化）。

前置共性不足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作为体系成员的共性。儒家和道家都认为道是任何世俗秩序出现之前，就存在的自发形式，构成了所有事物。然而，当秦亚青和赵汀阳以道家思想为其本体论基础，试图在多边层面与英语文献对话时，浪漫地将阴阳之道的自发性，作为一种前置共性，视为中国关系性的基础。可是阴阳道学太过空泛，以至于无法提供实际的规范。而从哲学上讲，道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可加以实体化，以防形成一种共同规范，破坏自发性，包括诸如推翻君权神授的人权保障，或与之相伴而生的对失败国家的干涉主义。道家思想提供的前置共性，对比服膺自然法则的欧洲性，反而被赋予了破坏前置共性的印象，亦即在欧洲意识下造成的不顾人权的评价。而实际上，道不构成行为者赖以遵循的一种治理规则，而是接受行为者根据任何对方国家存在的实际需要去即兴建构共性。考虑到道充其量只是一种薄弱的前置共性，道在实践上更适合促成解构，赋予了行为者想象空间，使之免于因为对共同规范的承诺而破坏彼此间共性。

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指出，多边关系中隐含的前置共性，在实践上可能会导致那些不符合这个共性的他者，遭到压制、消音。在双边关系性下的安排，却可以通过馈赠或仪式，用即兴共性掩饰认同上的相互异化，从而使各方都能在本体构成上，取得平等地位。即使是实力强的一方，也必须依赖于与异己建构某种关系，化解自己成为异己的危机，以获得完整的自我认同。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即使是上述后结构主义者同情的绝对差异，也能够通过即兴共性加以联系起来。后结构主义者主张对绝对异己的认可，为被压迫的弱者提升士气，是一种对关系的抵抗，却几乎必然引发主流力量（肉体的或文化的）征服的欲望，反而是即兴共性能够赋予异己免于侦测、质问或同化的从容。到底是通过抵制所谓的前置共性以坚持其特异性，还是通过即兴共性使整个本体论问题无关紧要，从而双方都不需要去压制不符合前置共性的异己，哪一种方式能使异己关系更能免于被消灭的危机，是一个实践问题。

理论上，前置共性当然先于国家出现，因此执行规则和捍卫规范增强了成员国家的自我实现。在前置共性的基础上参与多边进程，使国家的内生的身份意识得以巩固提升。相比之下，即兴共性依赖于一种外生的自我创造，其关系建立在仪式和角色扮演的各种身份策略之上，以便与各种对象建立双边关系。如果行为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前置共性，油然而生的认识论视野不足的焦虑，必然促使双方都集中精力在双边关系中创造即兴共性，甚至有意识地避免碰触多边原则。由于即兴共性需要经常性地通过外部再确认，来克服其临时性与策略性，任何一方中止再确认便立即威胁到另一方的关系认同。由于即兴共性并不构成任何其他行为体的认同，不存在第三方来拯救被背叛的一方。因此，即兴共性中的双边关系是关系性国际关系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关系均衡理论旨在实现这一目标。

关系均衡论述了两个行为者促使对方建构共性的动态过程，确保这个专门为了他们而形成的共性得到巩固，或特别地在面临出现差异时能加以恢复。关系均衡的核心主张是，一个国家无论其权力水平如何，面对共性破裂的危机时，有两种选择：（1）在与另一方的想象的共性上继续放权让利，以平衡与对方几乎不复存在的共性：（2）撤回示好的放权让利，放弃已经变质的关系，另起炉灶，探询新的共性。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为即兴构建双方身份的亲缘角色模拟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经验。例如，在宋朝（1127-1279年），宋朝与辽之间的身份关系可以长幼互换，这取决于双方皇帝的年纪谁长谁幼。另一个例子是在殖民地时期的越南，一些儒家信徒能够接受法国当局或日本占领者作为其氏族的首领。根据对方的认识进行放权让利，是关系均衡不可或缺的实践。

虽然多边共性在孔子及其几代弟子的思想遗产中也很常见，但儒家双边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有更强的历史脉络。它将社会关系分成了五种双边类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其中也隐含师生关系。通过在每个双边关系间建立角色伦理，而不是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视为个体成员之间的多边关系（因为无论是家族、学校、村庄和封地都有其领导者，而领导者和他的每个下属间都有一种双边关系），所有臣民都表现出自我克制，尊重他们共同的领导者，各个行为者经由他们与共同领袖的双边关系，间接地联系起来。这种文化习惯与所有附庸国按照自己的条件与天朝谈判的朝贡体系，在形态上是并行不悖的。有一段时间，天朝也扮演了附庸国的角色，皇帝在利益上向其附庸国让步，以维持与他们的关系。

尽管现代性动摇了儒家思想，中国国际关系仍倾向双边为主。在中国的关系脉络下对双边主义的继续坚持有以下几个证据。第一，中国政府在与不同国家进行相互承认时，对一个中国原则作了不同的即兴表述。第二，中国政府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强行推动多边规则，未经许可对所谓失败国家进行干预。第三，中国政府已非常细致地与不同国家建立了因地制宜的、有着不同表述的“战略伙伴关系”。第四，中国政府倾向于在与东盟、非盟、欧盟等区域性组织打交道时，表现得就像与这些实体建立双边关系一样（即中国将其视为整体）。第五，中国政府坚持认为，其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取决于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不是对双方共同服膺于某种集体规范的先决承诺。第六，在多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支持下，中国政府设计的“一带一路”倡议（BRI），是通过与每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双边谈判进行，而非像世界银行以一套固定的规则去约束他们。最后，中国政府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与较小的邻国间的领土争端，希望避免与如不丹、越南、朝鲜、蒙古国和缅甸等国发生领土冲突。相比之下，在与实力相当的国家如印度、日本、俄罗斯打交道时，中国政府反而准备好诉诸对抗，且实际上的谈判也坚持双边模式。

中国国际关系的实践似乎反映，通过双边方式来安排中国同其他国家间的关系以加强两国的团结，直觉上就是一种明智的文化战略。对任何国家而言，双边关系都是方便的、有重点的、灵活的。例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２０１７年时重新回归双边主义，这反映了他认为多边主义不利于美国的判断。对中国而言，如果在２１世纪，各国之间多数没有儒家思想的共同背景，或任何达成前置共性的多边规范，如何设想其与其他行为者之间的适当关系？下文的讨论使用人类学概念“后华性”及社会心理学概念“角色灌输（altercasting）”和“自我角色灌输”来提出关系均衡的主张。

本文以下对于中国这个概念范畴的使用，主要不指涉中国政府，而将中国作为一种文化中心主义下的关系脉络，是一个对于想象中的中国文化中心产生政治向心力的地缘辐射过程，因此多数情况下将以中国关系脉络作为主语。

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史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则为前提，之后发展出的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促成了以个人为权利义务主体，并且每个人有相互保障彼此自由权利的责作为两种关系脉络的中国和西方，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缺乏前置共性。任，进而延伸出欧洲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从教会到主权，再从主权到人权的共同思想与历史脉络。这一围绕着自然秩序的政治斗争，就不是欧洲思想史以外的行为者所能体会的。尤其是习惯于儒家思想而着重双边伦理关系的经营，因而仰赖即兴共性的行为体，主要采用的人际规范不同，就会在与欧洲关系脉络下的行为者互动中，对彼此显得是异类。例如，根据秦亚青和赵汀阳的说法，如果用在儒家和道家中普遍存在而难以言明的阴阳之道，取代自由主义和基督教，将无异于否定了构成当代西方关系脉络中行之久远的前置共性。

根据道家思想，一切事物都已经且必然是相关的，但并不是指在实践上存在一致的、实质性的或普遍的价值。双边关系的重点在于根据彼此需要建立关系，所以必然是即兴的。所谓道不可定义也无法表达，并没有在现实世界中的指导作用，反而是化解了现实世界中各种差异所带来的焦虑，因此就不必采取行动，顺其自然。然而，由自然法则一脉而来的行为者，直觉就会推断即兴形成的双边关系，因其为了避免双方基于自我中心造成冲突，就不顾个体之间天生平等的前置价值，而营造双方之间某种阶层性的角色伦理，这样忽略了平等，似乎就必然只能是恃强凌弱的安排。简而言之，自然法则下的前置共性，赋予各国共享平等的身份，而即兴安排的双边共性中，遮掩了个体行为者的身份意识，而强调的通常是具有尊卑阶层的角色仪式，每个情境里至多允许存在一种两者共享的后身份认同（post-identities）。所谓后身份认同，是指对双方都暂时具有约束力的角色身份，但双方在实践中必然不断协商，角色内涵与时俱进，不可能定于一尊。后华性就是这样一种后身份的例子。

考虑到在基于道的关系性中没有具体的前置共性，甚至反对前置共性以免导致对于世俗价值的过度计较，卷入各种纷争，国际政治中方兴未艾的关系研究，自然应该有相应的理论来发展即兴共性的分析，其任务是探究实践者们如何在双边关系中，根据彼此的情况，构建一种想象的共性。比如，对于假定是在萎缩的中国关系脉络下，其实践者们可能通过借用、捏造或模仿某种欧洲性、日本性或者俄罗斯性，来吸引欧洲、日本和俄罗斯对双边关系性的关注。或相反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正在扩张的中国关系脉络，是否当其实践者在对象所处的关系脉络中，开发或培养共性的信心就会比较强？

从对象在当下的实践中，解读出与中国的共性，是掌握关系均衡的关键，这种通过仪式、让步或馈赠（甚至惩罚）所设法建构、巩固和修复共性的过程，就是关系均衡。鉴于无法定义中国性，这种即兴共性总是处于不断谈判中，这就是不断变化的后身份，即后华性。在后华性议程上，互动中所识别出的中国性，其内涵总是正在发展，它涉及双边互动，根据互动对象的背景和目的去识别彼此共享的中国性。后亚洲性、后欧洲性、后美洲性、后印度性等也是如此，根据行为者自己选择的文化中心主义而定。后华性使社会科学的类别变得更加复杂，但也没有完全解构它们。后华性一方面记录了在中国关系脉络中的行为者，试图在对象的实践中识别并开展中国性来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则间接地认可所有行为者都具备自我为中心的能动性，可以在对方身份中即兴创作共性。关系均衡也同时是各自的文化中心主义之间的均衡，因为即兴共性必然构成和反映了行为者的文化意识。

后华性既属于认识论，也属于方法论。认识论上，后华性展示了文化中心主义的视角，以及文化中心主义内涵的持续调整，并认可多文化中心的不可避免，故文化中心主义的实践不可避免是相互主观（intersubjective）的过程。方法论上，后华性则无异于解构文化中心主义的本质性与真实性，这是基于其必须从对象的角度来发掘共性，并不得不反省身份范畴与文化内涵的不确定性。后华性的研究议程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方法，以解构自我中心主义为效果，以双方相互构成的想象为目的。

以下从前置共性与即兴共性两个面向，来归纳后华性的类别。前置共性的面向上所关注的问题在于，中国文化中心的行为者，如何回答对方是否与属于中国这个范畴，因而已经在与自己共享并实践某种中国特性，诸如亲缘、语言、习俗、领土、联盟等。在这一面向上，对象的身份可有以下三种可能：（1）完全属于中国（作为内群体）；（2）具有某些在中国关系脉络下的共性；（3）完全不属于中国（作为外群体）。第二个面向是即兴共性（或可说是营造即兴共性的依据），亦即在发掘对象的共性时，是根据对象主观认识能力来判断，还是根据某种客观的参考依据？这个分野源于长期以来儒家的一项主张，即中国是文化概念，而不是种族概念，因而区别在于行为者是否内化了儒家的文化价值。但这在后现代批判下遭遇挑战，因为文化的内容无法具体定义，更不能固定，特别是从公民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马戎视文化为权利，公民才是身份。因此在这一面向上要看的是，中国关系脉络下的成员身份（或异己身份），是通过何种特质来判断：一是主观能力，如历史传承、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伦理价值；二是某种相对客观的标准，如主权、公民身份或亲缘关系。

关系是在双方的归属感中逐步发展的，并通过一系列行为对所识别到的中国性做出反应，比如保护、让权、友善、宽容、依赖和豁免等。在双边主义下，若未能引起对方呼应其理当拥有的共性，意味着建立关系的努力失败了。这种失败会产生焦虑、愤怒或异化，尤其是当对方已经被视为自己人时。对于中国中心的行为者来说，中国关系脉络中的同群体有其应遵守的角色义务，这导致了角色灌输，也就是通过各种政策与话语，暗示对方应有的表现，并假设对方已经接受自己之所期望。相比之下，如果对象经过识别之后是属于外群体，中国中心的行为者必须先说服对方可以接受关系，甚至已经具备对方所没有意识到的共性。这个拉关系的过程引发的，是根据对方的情况进行判断后，采取理当符合对方期望的自我角色灌输，先人一步，根据对方想要中国扮演的角色去行动。成功的自我角色灌输有赖于对方接受，因此是情感上焦虑的来源。从人人都有回避焦虑的情感需要出发，可以得出一个理论主张，即从长远来看，文化中心主义的行为者有将其他行为者均培养为同群体的动力（命题１），以避免因为不断需要拉拢外群体而承受的压力。

文化中心主义者更愿意看到对方变得越来越中国化，因而仰赖即兴共性来拉关系。在中国国际关系话语中，“天下”（所有人都必然相关的体系）这一概念正变得日益普及，反映出与各国发展共性的愿望，“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以实践这样关系性为目标，领导人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吸引外邦，避免陷入他们可能会拒绝与中国建立关系的窘境。如果在对方的身份实践中，识别出有在主观标准上共享身份的蛛丝马迹存在时，机会当然很宝贵，就此建立一种属于双方共有的关系，对方便能预期自己将相对容易从中国获取更多所需资源。这种和睦团结的关系，是中国文化中心主义下，回避身份认同争议的基本途径，所以最可能通过让步来进行角色灌输。

要是相反的话，即识别不到这种文明的、哲学的或观念性的主观标准的资源，而只在对方的身份中看到了领土的、遗传的和法律之类属于客观标准的关系性时，既然缺乏文化上的共性，沟通很难富有成效，只能采用直接要求的方式，将中国关系脉络下的角色灌输给对方，而不能通过放权让利这样的文化信息，期待对方体会后予以正面反应，放权让利只适合在关系确认之后再进行。据此而可以提出进一步的理论主张，即对于拥有主观资源可建立共性的对象，先让利，再邀请对方确认双边关系；对于仅在客观标准上具有共性的对象，先要求对方确认关系，再让利（命题２）。简言之，无论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旨在加强关系的决定——先让步还是先要求接受身份，与中国的相对实力的关联性较低，取决于中国相对于对方的身份实践所体现的是主观或客观的资源。

在前置共性微弱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即兴创造与另一方的共性，是一个理论上的挑战。为了创造即兴共性，根据文化中心主义方法，行为者首先推断对象可利用的资源是什么性质，根据这些资源的性质放权让利，营造一个双方共享的“大我”身份，并定期或不定期通过仪式确认双方仍属于大我，便可确认彼此的共性。根据六种“后华性”的分类，即（1）道德后华性；（2）混血后华性；（3）异己后华性；（4）法律后华性；（5）边疆后华性；（6）效用后华性。以下命名六种对应的关系均衡策略，即尊重、让步、宽容、支配、威胁和讨价还价。这六种后华性类型的名称说明了其各自含义与特性，若设想的是其他概念，如后美洲性，则其向度与内涵应该完全不同。举例来说，对于美国的认识，经常有所谓例外主义，因此美国政府的关系均衡策略所引发的各种情境中的情感，不能根据后华性的经验类推，但是，可以根据后华性的方法，研究美国政府的关系均衡实践。如果一个特定的“后华性”类型牺牲了实践过程中的复杂性，将来便必须发展出更细微的类别。在初始阶段，在关系均衡的实践中实行后华性的身份策略，主要存在两个问题：（１）为什么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者会以特定方式概念化对象身份实践中的后华性？（２）这六种后华性在关系均衡的实践中如何开展？历史学家必须回答第一个问题，本文则回答第二个问题。

“后华性”在实践上必然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是借着触发对方的即兴共性，来营建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者的关系脉络。首先，每对双边关系中适合的共性内涵显然不同，必须识别对象是属于内群体还是外群体。其次，每对双边关系的实践，都因其特性不同而引发不同的情感，发展出特定的均衡策略，构成特有的双方身份，而这样的共同身份，不保证双方相互喜欢。事实上，角色灌输的过程通常会导致双方的焦虑甚至恼怒。所谓关系均衡，如前所述，就是在接收到对方挑战角色期望的信息后，为了保持想象的共性，行为者或是撤回放权让利，以即兴创造另一种替代的新共性来恢复关系，或是进一步的放权让利来测探对方的意图，赋予必须弥补或还原的角色义务。所以，关系的均衡既是自我中心的，也具有主体间性，因为不只有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者可以对另一方做出判断，另一方也是关系可行性的关键，从而能对中国的判断施加影响。这就是为何在本体论上，关系的双方不分权力大小，而不是像后结构主义所言存在绝对的尊卑阶层。

（一）道德后华性

当行为者从对方的身份实践中，识别出其拥有在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等方面属于主观性的共享资源，因而是中国关系脉络下的内群体时，双方属于“道德后华性”的关系。所谓道德后华性，标志着双方想象彼此间具有共同历史，文明想象或意识形态，使得中国文化中心为两者所同时实践。依照上述命题２，行为者通过仪式或馈赠，授予对方各种尊荣，并频繁互动，但也同时通过角色灌输，赋予对方无条件支持自己的责任。拥有道德后华性的行为者，在中国文化中心立场中得到信任，对周期性巩固双方联系的循环表现出热情，有需要时可以直接要求支持。对方理当在互动过程中受益于双方的团结意识，因此双方经常性地对价值或意识形态的共性相互砥砺。但是，倘若道德共性因故无法获得再确认，中国文化中心的行为者将会犹如遭受群体裂解那样而产生自我否定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必然会导致强烈的反弹与制裁。

越南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同志关系，以及中越间长达千年的重叠历史，使得中国很容易从越南的身份实践中识别出极大的亲近性，因而越南曾经是颇具道德后华性的内群体。在中国中心主义的视角下，这种关系里中越共享了儒家遗产、党国体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可以加上近代史上相似的受害于帝国主义侵略的记忆。所以，在每次中越冲突之后，双方政党领导总是能回归共性，毫无例外地进行修补关系。在越南方面，双边冲突一直是快速而情绪性的，有遭到另一方羞辱的感觉，越南是相对势弱的一方，无所畏惧地有意识采取羞辱性的报复行为，但是通过仪式性拜会以及中方的放权让利，越南愿意不断重申兄弟关系。双方都在让步与惩罚之间循环折冲。道德后华性也可见于中国香港和台湾的爱国主义团体，中国政府积极鼓励他们，并给予荣誉利益，这也包括恢复与内战时期的对手国民党的关系，鼓励其成为支持统一的爱国者，但国民党逐渐放弃民族主义的摇摆表现，被视为对中国全体的耻辱。

（二）混血后华性

当对方一方面分享了中国的历史脉络、文化价值或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属于同第三方共同建构的另一个关系脉络时，由于这样的中间人身份，可以进出中国的历史脉络、文化价值或意识形态，中国中心主义者很容易在这样的身份实践中，辨识出一种混血后华性。所谓混血后华性，指的是中国文化中心的行为者认知到中间人在主观资源上具有外于中国文化的身份意识，不受中国关系脉络所垄断，并且其因主观资源多元丰富，产生出不受任何一方垄断的能动性。混血后华性使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者处于尴尬位置：面对对方不受羁绊的意识，担心对方表现出对中国关系脉络的疏离，使得中国文化显得不如第三方所提供的文化共性。而为了适当的让步，中国必须进行自我角色灌输，揣摩对方对自己的角色期望，才能安排有效的放权让利。如果所有的精心运作都没有得到对方的青睐，便会引发心理防卫机制，仰赖某种轻蔑对方的情感加以弥补，否则等于承认自己的文化不如人。但是，除了耐心继续尝试其他的放权让利，并没有其他适当的方式强迫具有能动性的中间人回心转意。

混血后华性非常不稳定，因为对方的主观价值已经多元化，为了维持与双方的关系，对方可能尽量采取模糊的身份论述，以使得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者能从双方关系中，做出对后华性比较浪漫的解读。正因为如此，在对方不能明确符合角色期盼的时候，所产生的厌恶感难免更大，指责对方倾向第三方的行为是自我堕落。比如在中国与周边的蒙古国、韩国、日本、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关系均衡中，可以看到丰富的混血后华性。因为存在俄罗斯或美国作为第三方竞争者，所以不可能靠持久的蔑视来恢复关系，中国政府迟早要再次诉诸放权让利。这样的循环为中间人熟稔，因此得益于中国中心主义下的关系均衡，即使权力资源相对不足，中间人仍然可以超越权力大小，在重新得到放权让利的好处后，重新履行关系共性的仪式。

（三）异己后华性

当对方拥有其自己的前置文明关系，中国不能与其共享观念资源时，关系的开展应该只能来自于中国化（Sinicization，或译为施拟夏化）。所谓异己后华性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将对方文明的一部分涵化为中国关系脉络中的实践，另一方面是将中国文明的一部分涵化为对方文明关系中的实践。两者都足以使对方与中国这两个既有的关系脉络相互交融。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者通过发掘对方可接受的中国文化实践并加以推介，变得为对方所愿意拥有。异己后华性的意义是，即兴创造出双方都不认为两种平行文明对彼此是威胁的共性。异己后华性也会使自己处于被评估的脆弱地位，需要仰赖模拟对方的观点进行自我角色灌输，接受自己在对方文明关系中属于异己。在这种情况下，关系均衡的重点是使对方乐于接纳异己，也愿意分享，因此行为者以被拥有为出发点，放权让利，展现中国文明是值得收藏的财富，有时通过自我奇风异俗化增加自身在对方眼中的魅力，而不是针锋相对。

长远来看，异己后华性的植入有助于对方关注双边关系的和谐。如果对方始终排斥接纳异己文明来建立初步的关系，中国中心主义者固然难免失望，但也并无弥补的强大动机，因为对方本无关系共性，而除了等待另一次时机做另一次尝试外，别无他法。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属于异己后华性的潜在拥有者，印度通常也是。这些自拥文明脉络的行为者，都能对中国进行以自我为中心的评估而未必会被共性所吸引。尽管如此，欧洲的汉学传统持续为中欧长期的互惠关系提供希望，这种关系可以平衡利益冲突造成的短期紧张局势。

（四）法律后华性

当对方属于中国关系脉络下归类的内团体，但其成员主观上却没有实践共同历史或共同价值的动机，以至于后华性的归类只能仰赖客观的标准时，双方属于“法律后华性”关系。所谓法律后华性，就是通过政策与制度将公民身份地位加诸于对方成员，或将领土主权拓展到对方区域，使得对方在这样的法制关系中，享有法定身份的共性。向对方进行角色灌输，所期望的无非是对方的行为配合，而不是心悦诚服或团结一致，因此政策倾向于自上到下的直接支配，将适用于自身的规则一体适用于对方，以提供平等权利作为基础，扩展平等公民身份。如果得不到配合，因为是未得到本来预期自己可以得到的，因此容易引发愤怒的情感。比如，“一国两制”就是一个赋予平等权利与法制身份的过程，这一法制关系的建立，与中国关系脉络整体的合法性息息相关。以平等地位为内涵的支配关系也应用于各种历史案例中，如诸侯国、封建领土甚至是在寻求独立时试图消除文化和血缘联系的军阀。当代案例则包括南海诸岛，虽然无人居住，但其他声索国是法律后华性的间接拥有者，中国政府与其他声索国之间是具有竞争性的相互支配关系，减少支配关系中的暴力性，就是一种让步，增加暴力性，就是惩罚。更大的放权让利则是进一步分享开采或捕鱼。

（五）边疆后华性

当上述所言的只能借由客观标准辨识的群体，居于中国关系脉络与第三方之间，形同是两个大的关系脉络或政治势力的缓冲区，并同样受到双方的重大影响时，就出现了边疆后华性。所谓边疆后华性，就是具有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战略共性。不确定性指的是敌友的界定是循环的或辩证的，战略共性指的是双方都必须在第三方关系的影响下与对方互动。对于这样没有主观共同价值的对象，无法通过文化魅力建立共性，因此角色灌输的重点，就是使对方在第三方介入时，可以预期因为与中国的关系而得到庇荫，这样的庇荫是通过双方平时进行的经济和军事交流建立，而这第三方主要是印度、俄罗斯、美国和日本。既然对于缓冲地区没有文化情感，若逢安全前景恶化而遭受战略共性的损失，中国政府进行威吓，并采取比较冒险的争取策略，这比诉诸对方之间不存在的价值或道德共性，更能恢复战略共性与战略庇荫。边疆后华性出现在缅甸、尼泊尔和不丹，这三国都有兴趣减少印度对内政的干涉。相比之下，尽管巴基斯坦在其与印度的领土争端中体现某种边疆后华性，但这种关系因双边交流与认同的加深，进化后已经具有了道德后华性的特点。印度在中巴双边关系中所制造的战略共性，不再是双边关系的主要内容。

（六）效用后华性

多数在历史上及当代都与中国不存在领土接壤的国家，在中国文献中通常被认为是外人，不容易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进入中国的关系脉络，因此需要探索如何通过让利建立新的友谊，成为对方关系脉络中的成员。效用后华性仰赖的当然是通过对方角度揣摩的自我角色灌输。为了产生共性，对他们的让利主要是物质性的。中国关系脉络提供给对方工具价值，包括联盟、商品、原材料、技术或单纯指市场。所谓效用后华性，是指对方的某些生活方式中，消费了一种具有中国认同的事务。在对方生活中营造效用后华性的过程，就是使对方感觉有好的生意机会。关系是要逐渐从合作中发展而来的，如果对方不赞成或不接受，双方就产生疏离，尽管疏离不至于引起敌意。不相邻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国家最能说明效用后华性。如果对方的依赖增加，效用后华性可能被边疆后华性取代。

考虑到行为者在寻求特定关系过程中，对那些推断为不具备文化历史视野的对象，角色期望更少，因此，比起那些被认为是内群体的目标，行为者对外部目标表现出更高的耐心（命题1.1）。同样地，考虑到那些中国认为拥有更多共享观念资源的对方，也许能更好地欣赏关系政治，因此，行为者在与对方发生冲突后，对于拥有更多观念联系的对象，会比拥有较少观念联系的对象，更早放弃制裁（命题2.1）。

即兴营建的关系共性有时会适得其反，因为即兴共性是在双边互动的情境下，发掘对方的后华性。如果未经妥善沟通，将自己认定进入中国关系脉络的主观标准，浪漫地误读到对方的身份实践中，进而片面放权让利，对其从事角色灌输，甚至在目标国家无动于衷时，一厢情愿以为自己的推断正确。久而久之，文化中心主义的行为者便会重新考虑与对方的关系。例如，台湾地区与美方不断开展军事合作，配合美军以大陆为假想敌，道德后华性便不再适用。也许重新追踪台湾在殖民与冷战两个关系脉络下的身份，识别出一种混血后华性，美国和日本则是第三方。如果这种情况变本加厉，导致主观标准中的文化与历史共性更加模糊不清，法律后华性就成为合理的识别依据，这代表以“支配”为导向的关系均衡政策成为主流。

在角色灌输遭到挫折以后的关系转向，不仅涉及重新识别，也受到负面情感的影响。这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情感驱动的转变比理性的重新识别更加立即而有力，包括耻辱感、蔑视、失望、愤怒、风险和疏离，所以即使对方并没有经历身份意识上的变化，也仍会面对识别者在关系策略上的调整。其次，自我角色灌输后无法获得认同，不同于向对方进行角色灌输而不成功的情况，因为前者涉及更多的自我调整，所以适得其反时的相对剥夺感更大。

根据后华性的关系策略类别，可以判断在政策效果不彰时所引发的负面感。这六种负面情感的意义，在文献中早已有所研究，以下只是作为初步简介。

第一，因为所属群体的道德价值遭到否定所产生的情感是耻辱(shame)。耻辱感会导致更强化的自我中心，带来自恋倾向的调整，包括在民族主义里遭到否定后，反而更强化民族主义作为关系共性的依据，如此能够弥补对方不领情造成的关系需要上的损失，同时区隔开此前因识别错误而对对方的谬赞。

第二，当对方更加倾向第三方的历史、价值或意识形态而不能确认混血后华性中的共性时，所滋生的情感是蔑视（contempt），因为蔑视的特质在于它是一种排斥，而不是介入或转化，如此可能导致中国政府重新分配投资，或转往其他邻邦展开魅力攻势。

第三，当行为者意识到对方自许的文明关系不接纳自己时，由于这是对自己的能力限制有所认知的结果，因此产生的感情接近于失望（disappointment），这种情感可能促使行为者为了增强其受欢迎程度而进一步努力。

第四，愤怒（anger）的情感反映出的是，意外失去之前认为自己拥有的关系或本已成功拓展的关系，愤怒会激起行为者的侵略性，降低对对方想法的敏感度。

第五，当存在第三方的影响力而致使对方脱离战略关系的时候，引发的情感是风险（risk），而风险带来的政策倾向，是进一步的控制：以降低或切断第三方影响力为目的，控制不确定性。

第六，当友谊的追求得不到响应时，就会产生疏离（alienation）。在关系真空中，疏离感所引发的，是无能为力感或无意义感。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尴尬，进一步的双边互动将根据个案决定，而不会诉诸无谓的控制。

羞耻、愤怒和风险的情感引发积极应对的热情；相反地，蔑视、失望和疏离会引发被评价的焦虑。认知心理学文献已证实，情感与策略之间会保持平衡。情感智力（affective intelligence）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行为者往往靠着保留在文化记忆中的情感，几乎可以直观地推断对方与自己是什么关系。关系危机中，在行为者意图变得清晰之前，情感的观察提供了更快速的线索，来判断后续的政策或关系的调整。遵循这种研究情感的路径，因此推断，只要可以产生特定的情感，就会产生相应的对后华性的再识别，并指导关系均衡策略的选择（命题３）。

对后华性的识别发生变迁并不奇怪，关系均衡策略的转变也是合理的，毕竟中国人口众多，对于特定对象与中国的关系如何界定，其间推断当然不一而足。香港和台湾可能是比较典型的案例。两者都曾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一方面，识别者很容易看到了具有共同历史或文化背景的人，与他们共同拥有道德后华性。但是一旦亲眼见证台湾或香港的某些文化“去中国化”的表现，进一步识别出日本和英国的殖民主义遗绪，固然可以坚持用更强的民族主义进行角色灌输，也可能重新判断，便转而在混血后华性的分类中发掘共性。至于那些承认后殖民文化价值或制度已然生根，而导致中国认同花果凋零的识别者，仍可以提供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使得港台通过异己后华性，启动再华化恢复关系，然而这样制造了识别者本身进行自我角色灌输的压力。识别到分离主义而感到愤怒的人，其情感性质所预告的是，他们可能会在港台身份中识别出法律后华性，单纯视为有待归还的领土，则其中自我角色灌输的压力不再。但如果看到这两地属于美国霸权的势力范围，因此转而识别出边疆中国性，便不会从事拉关系式的自我角色灌输，而是与美国从事竞争。最后，当仅仅运用经济交流来促成统一时，识别者可能已经在两地看到了效用后华性，不再有重建关系的强烈情感。

中国关系脉络下的识别者之间，情感相互扩散和相互影响，各自对不同的后华性有所敏感，而且各个目标国家的情境也不同。既然自我角色灌输会带来被检视的压力，所以，长远来看，会倾向于发展出道德、法律和边疆这三种后华性。（命题４）因为这些类型有赖对对方行使中国中心的角色灌输，而不是中国进行新的识别者的自我角色灌输。这三种类型的后华性如何转换，可能取决于情境引发的哪种情感减弱，而哪种情感增强。其中，边疆后华性可能是在情感上比较稳定的，因为与此类型相关的风险感中，对自己的负面感受或压力最低。在边疆后华性中，因为涉及第三方的战略竞争，以及识别不到对方身份实践中的历史文化共性，所以道德期望较小，自我角色灌输的压力较小，其间的惩罚倾向较弱。因此，从长远来看，在道德后华性下赋予对方尊荣与利益的策略，在边疆后华性下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或在法律后华性之下进行支配，是压力较少的关系均衡政策。

本文将中国国际关系讨论的关系性，与英语国际关系讨论的关系性，其间既有相似，又有所不同的比较，整合在同一个“想象共性”的关系分析议程上。两者皆认为关系性既是必要的，又是理性的。中国的关系性因其思想史背景，重视双边的即兴共性。在对对方进行识别时，不可避免在方法上采取自我中心主义，似与关系性的愿望不符合，但对方通过主体间性的互动，影响后华性的识别。由于共性构成认同的一部分，故在本体论上不可能是自我中心的；这不同于自然法则为内涵的前置共性，后者的核心是保障彼此权利。由于欧美国家间的前置共性范围有限，而且不可能断定他们之间对自然法则的理解或态度会如何开展，因此仍须进一步仰赖即兴共性；否则他们只能依靠自我理解，来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共性，这使得多边关系难以实现，而双边关系取而代之。文化中心主义的行为者倾向于实践即兴共性。在儒家思想为双边主义做好文化铺垫的情况下，中国是共性的即兴创作者。本文提出了关系均衡理论，以说明即兴共性的实践与功用，也触及中国文化中有异于自然法则的对前置共性的想象，只是中国文化里的共性没有具体行为指导的作用。关系均衡理论对后华性进行了归纳，说明了关系主义中的本体论必然超越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仰赖相互主观性的角色灌输，更超越了中西关系性的二元对立，将之整合为一种关系概念下的两种策略。

文章来源：

《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二辑（总第四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