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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艾利森 | 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 来自于 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作者简介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

本文根据艾利森教授2018年12月1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讲座整理翻译而成,并经艾利森教授审定。译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宋亦明。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是值得国际关系学者深入探讨的最为重要的战略性问题之一。在笔者的新书《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笔者试图从不同的维度给出答案。虽然回答这一问题并非易事,但笔者仍希望提供一个较具解释力的回答。在本文中,笔者将分别解答与之相关的七个具体问题。


第一,修昔底德陷阱究竟是什么?实际上,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与崛起国替代守成国的过程伴随而生的危险机制。如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言:“如果你理解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提法,你就会认识到其穿透了喧嚣和表象,是理解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动力的最佳视角。”修昔底德是历史学的奠基人,其留下了有史以来第一部历史学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部不朽的名著详细介绍了古希腊时代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纷争以及那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修昔底德写道:“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的恐慌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六年前我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就是为了更加生动地再现修昔底德所描绘的那场战争的爆发逻辑。当2500多年前雅典的崛起冲击到了当时在古希腊世界雄踞霸主地位百余年的斯巴达时,当100多年前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冲击到了统治世界百余年的大英帝国时,当中国冲击到了“美国世纪”刚刚落幕后的美国时,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危险的机制便如影随形。我认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能够准确地分析中美关系中的动力机制。你如果更多地运用这一分析视角,你就会发觉更多正在发生的变局,你也会更深刻地理解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所阐明的深层次逻辑。


第二,中国是否正在崛起或已经崛起了?当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一个崛起中的或者已经崛起了的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1978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时,10亿中国人中有90%的日生活开支尚且不足2美元,这一数字也是世界银行所划定的极度贫困线。然而2018年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只有1%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以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指出,极度贫困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将在2020年年末将至0%。这是世界脱贫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如此之快、如此显著地脱离了贫困。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了不起的成就。当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临近10000美元或11000美元而且仍在快速增长。显而易见,中国的崛起令人叹为观止。


第三,中国的崛起是如何影响到作为守成国的美国与现有的国际秩序?当中国最终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中国梦时,中国会不可避免地冲击到美国人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美国特权和霸权地位,因为美国特权和霸权地位已经存在了百年之久。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深远而且无处不在。在2000年时,美国还是所有亚洲国家的最主要贸易伙伴,而到了2017年,中国则已经成了每个亚洲国家的最主要贸易伙伴。从中国大量进口或大量出口至中国的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起了紧密的经济关系。这些国家的政府无时无刻不受到这一关系的影响,这就意味着中国可以向它们施加强大的影响力。显然,当中国希望其贸易伙伴与其开展合作时,中国就会向后者施压。总的来说,当中国取得发展并实现了其中国梦时,中国会冲击到美国人习以为常的地位和特权。对美国人而言,他们不能接受其他国家强于美国的事实,这很可能会让他们如坐针毡。美国人坚持认为美国应该遥遥领先并且担心美国被中国所超越。由此可见,崛起国对守成国的冲击造成了双方关系的紧张。


新加坡的国父、前总理李光耀是世界上最早一批中国观察家。他与多位中国领导人进行过长时间交流,后者则向他学习如何治理一个国家。李光耀非常仔细地研究过中国,这是因为新加坡作为中国的一个弱小邻国,其生存发展有赖于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所以李光耀非常了解中国。同样,他也对美国颇为熟悉以至于从尼克松到奥巴马的每一任美国总统都要去新加坡向他求取经验。当李光耀被问及“当今的中国领导人是否认真考虑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取代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时,他回答道:“当然,为什么不呢?中国怎么可能不谋求亚洲的霸主并有朝一日成为世界领袖呢?”李光耀的回答与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其他大多数学者完全不同。实际上,崛起的中国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地影响着美国以及现有的国际秩序。


第四,修昔底德机制是如何使得处在竞争状态下的美国和中国被卷入无人乐见且所有人都认为太过疯狂的战争之中?在修昔底德陷阱的所有16个案例中,只有个别案例中的崛起国与守成国都希望发动战争。其中一个案例是1869—1870年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与法国的战争,俾斯麦诱使法国先发动战争以便统一德国。在这个案例中崛起国与守成国都希望发动战争,但在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多数案例中,虽然很多第三方行动与主要大国竞争并无太多关系,其还是成为两个主要大国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的导火索。此后,一方的行动引发了另一方的反制行动并由此陷入了恶性循环直至把双方都拖入了一场任何人都不希望爆发的战争。例如,德国在统一之后迅速实现了崛起,其国内生产总值在1900年与英国相当而在1914年则比英国高出了1/4。德国大力发展海军,这使得英国非常担忧,后者与法国结成了更为紧密的联盟。而法国和俄国出于对德国的忧惧共同发展了军事关系。除了奥匈帝国外,德国并无其他盟友,而前者则是一个垂暮的帝国,其统治者非常担心帝国的衰颓并就此解体。所以1914年当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在萨拉热窝刺杀了斐迪南大公后,这件并不引人太多关注的事情却使得奥匈帝国采取了行动,而俄国也认为有义务支援塞尔维亚人,德国认为需要支持奥匈帝国,而法国则感到应该支援俄国,英国也被拖入战争。至此,仅仅五周的时间,欧洲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了一场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而且最终两败俱伤的战争。修昔底德机制的出现并非守成国认为是时候与崛起国决一死战或者崛起国认为自身足够强大以至于可以挑战守成国,恰恰相反,正是第三方行动所引发的恶性循环反应最终导致了一场所有人都不期望爆发的战争。


另外也有竞争对手成功管控了局势并且没有引发战争的其他四个案例。我对于这些案例的研究并非对自己的研究较为悲观,而是试图从失败或成功的历史记录中学有所获以此应对当前的挑战。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总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冷战斗士并且亲身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我们可以从他的经历获得借鉴。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为危险的时刻。肯尼迪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针锋相对并且赢得了这场有三分之一概率爆发核战争的危机,最终成功阻止了苏联在古巴部署载有核弹头的导弹。


所以,回到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修昔底德机制是如何让处在竞争状态下的美国和中国被卷入战争之中?在修昔底德机制中,最为严重的风险并非崛起国或守成国希望发动战争,而是第三方的行动点燃了导火线。那么当前有哪些潜在的第三方会将中美两国拖入战争呢?在“走向战争”一章中,我阐述了中美关系从当前局势升级为战争状态的四条路径,以朝鲜为例。相比于特朗普总统刚刚执政,当前朝鲜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主要因为朝鲜暂停了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并暂停了核试验。金正恩指出他将推动朝鲜无核化而特朗普总统相信金正恩的承诺。然而并没有很多专家相信朝鲜会实现无核化,而且我认为很多朝鲜人也不这么认为,所以朝鲜核问题并不会就此结束。如果朝鲜没有实现无核化,那么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友善关系也将难以为继,而后金正恩将重新开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朝鲜之前就有过类似的先例。由此特朗普总统为了阻止朝鲜获取洲际弹道导弹而对其发动打击,而后朝鲜将进攻韩国加以还击。一旦如此,美国和韩国将对所有朝鲜目标进行攻击,朝鲜也很有可能因此解体并迫使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已经陷入了上述逻辑困局,如果中国最终坐视不管那么朝鲜将会完全被韩国兼并。


第五,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是否不可避免?笔者的回答是双方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在过去五百年间,不少案例中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并未爆发战争,而且这些案例并非某一区域的个例而是在全球层面颇有共性。第一个案例始于西班牙的崛起,其竞争对手葡萄牙在15世纪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双方最终接受了教皇的仲裁而没有爆发战争。另一个案例是德国在冷战后成为欧洲的主导性力量。因此,12个案例中爆发了战争而另外4个案例中则没有发生战争。如果仔细查阅了上述记录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说战争很可能爆发则更准确些。


第六,修昔底德式的剧本对于当今中美两国来说有何意义?当前中美看待两国关系的战略原则均已失效,两国都在寻求新的大战略以应对对方的挑战。虽然我们正在纪念中美正常化40周年,但当前两国关系却陷入了困境。现在中美关系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麻烦,正如同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所言:“只有那些拒绝以史为鉴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中美两国是时候重新翻开修昔底德所描绘的那段历史去寻找避免争端升级为战争的历史教益。


第七,我们能否激发战略想象力以寻找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习近平主席已经认识到了修昔底德陷阱所带来的问题,他所提出的解决思路非常值得研究。习近平指出中美需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互信互通。笔者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坚持的思路非常正确并有助于中美建立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如果中美都能按照这个思路相向而行,那么两国就会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笔者认为很多绝佳的想法都源于青年人,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因多年的研究或者对冷战战略或传统安全思想的熟悉而变得狭隘。我们需要一些战略决策黑箱之外的想法,虽然这些想法难免有些天真与不贴合现实,但我们需要这样的想法然后再进一步审视和考虑它。




文章来源:

《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一辑(总第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