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荡是过去十年欧洲政治的突出特征。它突出表现为两种现象或者说变化。一是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变化，战后相对稳定的政党体系有被动摇的趋势，传统主流政党的政治控制力下降是其突出的表现。二是与之相关联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崛起。两者相互作用，主流政党的控制力下降为其他力量尤其是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空间；反过来，民粹主义力量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剧了主流政党的混乱。
战后欧洲的政治稳定与其政党结构密切相关。它主要表现为两种结构性特征。一是不同类型的政党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性安排。这主要表现为由为数极少的代表西方主流价值取向、具有实际治理能力的大党构成主流政党，数量不等的平衡性中小政党以及众多的边缘性政党构成的政党结构的相对稳定。而主流政党的构成的相对稳定及其对政治的控制力是该体系保持稳定的关键。二是指政治的竞争、政府的更替主要是沿着左右竞争的结构进行的，这种左右竞争的基本格局也体现在上述相对稳定的政党结构性安排中，尤其是主流政党的左右翼构成及其政治控制力决定了选举政治总体上是在左右翼的交替选择范围内进行的。其中，左翼主流政党由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构成，而右翼主流政党主要是保守主义党和少数自由主义政党。从民主制度的构建的角度来看，这种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安排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意味着民主的可控性，民众能够从这种左右政治的交替中感觉到政治的可选择性和可预期性。即使是在一些主流政党的控制力相对较弱、政府的更替因此也更频繁的国家，人们依然能够从总体上感受到政治的可选择性和可预期性。
正是基于上述两方面的稳定性，一种战后欧洲的政治冻结假设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得到人们的认可。但在过去十年，欧洲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光谱变化大有打破这种政治冻结的趋势。一方面，传统主流政党表现出整体的下滑趋势，其政治控制力明显下降。在一些国家（如希腊、意大利、法国），传统的左右翼主流政党同时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致人们开始怀疑传统主流政治是否还有意义。与之相应，各类新党纷纷崛起，尤其是来自不同方向的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另一方面，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变化也在冲击传统的左右政治基础。民粹主义力量虽然构成复杂，在传统意识形态光谱中的位置也并不确定，但其共同的特点是在自我意识上自称超越传统的左右意识、并以“人民”的代表自居。这种意识在政治上的实际意义是诉求于“人民”对精英的对抗，后者被认为垄断了既有的政治权力。换言之，传统的左右政治不再是衡量政治结构的首要甚至必要的标准。这种趋向甚至也已经渗透在了传统的主流政党的政治话语中。在这种趋势下，传统政党的结构性稳定被动摇了，其直接的政治后果是政治的不确定性。
欧洲左翼思想和政治的分化既是造成欧洲政党的上述性结构性变化的重要变量，同时也是影响欧洲政治未来不确定性的最重要因素。左翼及左翼政治是欧洲政党政治的两极之一。概括地说，传统的欧洲左翼力量大致由三类力量构成，社会民主党是各国左翼主流政党的代表，站在其左边的是形形色色的激进左翼力量——其中的许多力量是由一些前共产党发展而来的，以及更为极端的极左力量，如托派。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日益中间化，欧洲的激进左翼也出现分化，除传统的极左力量及少数共产党对资本主义仍持激进的立场外，一些寻求作为社会民主党替代力量的激进左翼变得相对温和，更多显示出对既有政治的参与态度。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面对欧洲的社会动荡，欧洲左翼陷入了新的分化之中，左翼思想和政治力量的形势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其首要体现的是作为左翼主流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从思想、社会基础到变化方向上的分化和不确定。此前，虽然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围绕社会民主主义改革方向的争论一直不休，可在许多国家，寻求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改革的力量一度主导了改革的进程和方向。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背负致使社会民主党“新自由主义化”之名的现代化派普遍遭受重挫，各国社会民主党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向传统左翼的退让，但社会民主党却未能如愿重振，相反却因此陷入新的分裂之中，尤其是作为社会民主党传统基础的产业工人队伍与作为党的新的战略重心的中间阶级代表之间的分裂趋向严重。欧洲国家层面的草根与精英的矛盾由此也突出反映在了社会民主党内部。英国工党内部围绕党领袖科尔宾的分化是其典型表现。各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政治中的颓势加剧了其内部思想和政治的混乱。面对这种形势，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失去了发展方向。
与社会民主党的明显政治颓势相比，欧洲激进左翼在思想和政治上的表现则显得更为活跃。它们在批判社会民主党的“新自由主义化”的同时，提出了要成为左翼“替代性”政治代表的目标。借助于反紧缩运动，危机以来的欧洲激进左翼的政治表现可圈可点，一些激进左翼政党（尤其是南欧地区国家）在选举政治中实现了突破，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更似乎提供了一个取代社会民主党（即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的左翼地位的“可替代性”案例。
尽管如此，欧洲激进左翼的分化现象同样严重，即使是在社会民主党衰落的背景下，它总体上尚不具备左翼政治的“可替代性”。首先，欧洲激进左翼本身构成复杂，它们很难作为一种一致的声音表达政治立场。目前的欧洲激进左翼虽然在批判资本主义和既有的主流政党政策方面显示了共同的特点，但它们实际上包括了从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显示新激进政治特点的“红绿政治”到更为传统的激进共产主义在内的广泛的政治光谱力量。这些力量在对既有政治的参与性以及重大内外政策方面的立场差异明显。如在关键的欧盟问题上，欧洲各国激进左翼内部有主张欧盟进一步一体化改革的，也有要求解体欧盟的，反差极大。从意识形态到政治及政策主张，人们也很难勾勒出一个清晰的激进左翼的图谱位置。其次，从政策方面来看，激进左翼的主张不具备真正的可替代性，而更多体现为对传统左翼政治的维护。面对经济危机，激进左翼更为强调传统左翼的政治方式，如凯恩斯主义政策方式和维护福利国家。在欧洲的经济危机持续和普遍采取紧缩政策形势下，这些主张虽然能够得到民众的一定回应，但其本身却既非新政策，也并不能真正解决传统左翼政治方式面临的现实问题，因而难以具有替代性意义。在关键性的欧洲问题上，激进左翼表达出的更是不一致，甚至对立的立场。再者，从社会基础来看，虽然激进左翼吸引了一部分来自传统社会民主党中的分离者，同时也着力于在进步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队伍中发掘力量，但其体量或者说规模显然还不具备作为社会民主党传统地位的可替代性意义。而且，从危机以来激进左翼的选举经历来看，它们起伏不定，显然缺乏主流政党所需的那种政治稳定性。此外，面对欧洲动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局势，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迅速发展，激进左翼中一部分力量（如在南欧一些国家以及法国）出现了极端化或者说民粹化的趋向。与传统左翼在观念和分析方法上不同，左翼民粹主义试图摆脱阶级政治，诉诸抽象的人民，其主要的政治目标是针对欧盟。当然，与右翼民粹主义诉诸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不同，左翼民粹主义往往诉求于民众对社会公正缺失的不满，并转而诉求于传统国家的保护。但无论如何，左翼民粹主义的趋向导致了激进左翼内部的新的分化。这些不同的倾向显示出的是不同的政治战略，大多数激进左翼以填补社会民主党中间化所留下的政治空白、争取传统工人阶级为目标，而提出“红绿政治”口号的北欧地区的激进左翼显然很大程度上是以中间阶级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进步力量为目标。
总之，在社会民主党整体下滑的形势下，活跃的激进左翼是抑制欧洲政治单向度发展（右倾化）的重要力量，但其本身构成的复杂和组织的松散都影响了它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由于其缺乏一致、系统的治国理念，在主流社会的眼中，他们依然是一只有批判精神但缺乏建设性的力量。激进左翼中一些力量的民粹化倾向在加剧内部的分化的同时，也为其整体的未来带来了不确定性。
危机以来，欧洲传统的极左力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伴随上述激进左翼中的极化倾向，一些国家的极左力量在以不同的方式与其他左翼力量交融、重组。而且，极左力量越来越将其政治目标转向了欧盟。在反紧缩运动中，来自左翼的反欧盟力量的发展与右翼民粹主义力量一同推助了民众的疑欧情绪。
左翼的上述形势，尤其是内部的分化不只是影响了左翼力量本身的发展空间，更直接影响到了欧洲的政治稳定及其发展方向。社会民主党的衰落和激进左翼的政治作用有限则直接导致并加剧了欧洲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急剧下滑和左翼之间的分化，意味着目前欧洲政治整体的右倾化短期内难以改变。理论上，新的大左翼联合或许是抑制这种趋向的唯一选择，但不同左翼力量之间以及各类左翼内部的分化都抑制了左翼的联合。另一方面，左翼的这种形势也导致欧洲传统政党的结构性稳定被打破，这进一步影响到了欧洲民主政治的稳定性。从欧洲政党政治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出，政治可替代性的缺失将意味着更大的政治不稳定。如今，社会民主党的衰落是导致目前欧洲传统主流政党控制力下降的首要因素。在缺少新的可替代意义的左翼思想和政治力量的背景下，欧洲传统政党的结构性稳定动摇了，传统的左右翼政治，尤其是左翼政治作为欧洲民主政治稳定因素的意义也受到质疑。欧洲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的发展是其自然的结果，而这进一步导致并加大了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方式直接挑战了欧洲既有的秩序原则。同时，与传统的政治（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所不同，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方式的偏狭和非理性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发展的直接政治后果是政治的不稳定和不可持续性。这或许是社会民主党的衰落和民粹主义崛起对欧洲政治所带来的最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