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国关学院是国内最早开展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教学研究的学院之一，我们最早出版了从国际政治角度研究国际组织的教材。从培训的角度来说，今天在座有很多都是新近从事国际组织培训的同仁，我们人大是最早从事国际公务员培训的大学，在2009年做过第一期国际公务员培训。我自己长期从事国际组织的教学和相关研究，我想结合我的教学和研究经历，谈一谈相关的教学研究现状和存在的几个问题。

人民大学国关学院在本科和研究生两个层次都有国际组织的专业主干课程，还有针对国际组织研究范围内的具体问题设置的选修课。我们的特点主要是把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关系中的非国家行为主体，重点是围绕国际组织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来进行研究。

1994年我们有了自己的联合国研究中心。2008年，学院成立了联合国暨国际组织培训与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对于相关课题的研究、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做了大量的工作。2016年开始，中国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推动学生到国际组织就职和实习成为高校的一项重点工作。为适应这种变化，人大国关学院的国际组织研究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一方面，加强学科建设，我们的课程建设项目“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改革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获得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积极推动国际组织教材的写作工作，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另一方面，2016年人民大学成立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工作小组，统筹全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国关学院配合学校的工作部署，为学校提供相关的学术资源。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在这样一个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对于国际组织的研究、包括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在收获成果的同时也有一些困惑。刚刚王老师提到了，与10年前、20年前相比，现在国际组织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研究水准有很大提高。但是，现有的研究的确也存在亟待加强的问题。我想结合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现状，主要谈四个方面的不足之处。

第一，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总体上国际组织的现有研究成果仍然是重个体研究、轻整体研究的状况。把国际组织视为整体的研究非常薄弱，缺乏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因为国际组织的数量非常庞大，彼此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大，各自的定位也有所不同，如果要把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现象或者一种行为主体，对它的共性建构起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是非常困难的。

刘莲莲老师在发言中提到了关于建立国际组织学的说法。我最早看到这个说法应该是在90年代初，最早从事国际组织研究的国际政治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远景目标。当时有学者提出了国际组织学研究的几个阶段。第一步是对国际组织的基本状况进行介绍，了解国际组织的基本运作方式。在此基础上，第二步探讨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的具体领域，第三步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组织进行理论解读。第四步，在上述基础上创立国际组织学。

现在20多年过去了，就现有成果来说，单独看联合国的研究、G20的研究、欧盟等区域一体化组织研究、或者是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这些方面的成果非常多，政策分析也非常多。现有的理论分析基本上是把国际关系不同流派的理论引入到具体的国际组织当中或者是引入具体的问题当中。近年我们也看到在国际组织研究中引入国际法分析的视角、经济学的视角、组织行为学的视角。但是，如何把现有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整合起来，建构起一套国际组织分析的理论体系，目前仍然是任重道远的，整体性的理论研究是非常缺乏的。

第二，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现有的国际组织研究比较重视大国博弈的研究，对于相关的制度、法律研究、规范、伦理研究处于研究不足的状况。国际政治的研究视角是偏重于把国际组织视为一个平台、一个舞台、一个论坛，甚至是一个工具。在这样的定位下，研究偏重于以国际组织为载体的国家间的合作与较量，比较容易忽略国际组织作为独立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为逻辑。反映在研究成果当中，现有探讨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成果非常多，不管是大国与国际组织，还是小国与国际组织，或者是中等强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成果，我也看到过不少。讨论在国际组织运行中主要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这种成果也特别多。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国际组织并不完全受制于国家，也不是完全受大国支配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讨论希望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因为我们认为它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有一套完整的决策程序，也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国际文官体系，甚至有相对独立的伦理体系，使得国际组织具备一定的独立于国家间关系的行为能力。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比起国际政治视角的研究，在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是非常缺乏的。

由于这两个方面理论研究的不足，我非常赞同刘莲莲老师所说的，从国际组织的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来讲都不应该完全等同于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们对国际组织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国际组织不可能脱离国际政治而存在，理论研究长期难以进一步深入的困惑也在于此。

第三，从应用研究的角度来讲，针对国际组织实践中突发性的新问题，现有研究的解释能力比较弱。这里所说的新问题是指突发的，没有预见到的，或者缺乏先例的问题。比如，面对英国退出欧盟，我们现有研究欧洲一体化的框架明显不足。研究欧盟、欧洲一体化的成果很丰富，之前对欧洲一体化的主流判断是认为一体化的进程中会遇到挫折和问题，但它总体上会得到坚持和发展。等到英国脱欧之后，我们发现很多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对成员国与欧盟关系的研究存在缺失。再比如，对WTO困境的研究，WTO多年来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上升、逆全球化的趋势，包括现在的中美贸易战的情况。关于WTO会停摆、会失败，甚至会解散的说法延续了多年。但目前对于世界上这个最权威的贸易组织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非常缺乏国际政治的分析。又比如，上个星期美国联合英国、法国轰炸叙利亚。从《联合国宪章》和现行国际法基本原则来讲，美英法这种做法是单边主义的，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不管是安理会的成员，还是秘书长的讲话，其表现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发生时的表现有很大的不一样。2003年那一次在定性的问题上是非常明确的。而这次联合国就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或者说有一些软弱的表现。这种情况的发生对于联合国乃至国际法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由于我刚才谈到了国际组织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因为我们缺少整体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我们也缺少对于国际组织走向的准确把握。面对这种新问题的时候，就显示出我们在应用性研究方面的不足。

第四，还是从应用性研究的角度来讲，目前中国政府和中国高校大力推进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力度非常大，投入也非常多。这肯定是好事，量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质变的早日实现。但是，目前我们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也存在定位不清晰、物质层面准备不足的问题。

首先在观念上不是特别明确。我们到底想向国际组织输送什么样的人才？因为我们强调比较多的是能够传播中国观念、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但如果仅仅以此为目的，这与我们培养中国的外交外事人员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国际组织是多边机构，不能也不会仅仅是中国人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地方。那么，我们希望输送更多的国际组织人才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吗？是为了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公共产品吗？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吗？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应该做什么？同时，中国籍国际公务员的增加与中国影响的提升之间是什么关系？人数的增加就一定会提高影响力吗？

其次目前中国国际组织研究的物质资料也还处于相对薄弱的状况。迄今为止，我们对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用到的大部分数据都来自于西方的数据库，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中国自己的与国际组织交往的权威数据库，中国与各个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交往的基础性资料仍然处于分散、缺乏状态，亟需统筹，为高水平研究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