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海复合型国家就是指濒临开放性海洋且背靠较少自然障碍陆地的国家，欧洲位于大西洋沿岸地带的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及当代中国都是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典型代表。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陆海复合型国家在战略上都具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战略选择上的两难，历史证明一国无论多么强大，都很难长期成为陆海两栖性强国，因为战略集中是任何国家生存和取胜的前提；二是双重易受伤害性，这类国家因面向陆海两个方向，因而必须面对来自陆海两方面的压力；三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资源分配容易分散，出于安全战略上的实际需要，这类国家通常要在陆海两方面保持平衡，因而有限的资源容易被分散使用。在现代世界历史上，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国家中不乏世界顶级强国的有力竞争者，但它们为此进行的努力却无一例外都遭到失败，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当属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及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地理政治上的不利因素则无疑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史上位于欧洲大西洋沿岸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历史上的法国和德国）的争霸努力之所以屡次遭到失败，其关键是由于欧洲大陆东西两翼的国家能够不断利用欧洲以外的资源来干预欧陆局势，从而阻止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区域统一倾向，在潜在的欧洲区域征服者失败过程中，霸权觊觎国的海外扩张及其为争夺海权进行的努力通常是导致它们最终走向失败的重要诱因之一。与历史上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尤其是路易十四的法国与威廉二世的德国）一样，冷战后中国的崛起进程也同样伴随着规模巨大的海洋转型，这种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是来自中国正在进行的史无先例的外向型发展。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当代中国在进行海洋转型时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是如何才能够避免重蹈历史上欧洲陆海复合型国家的覆辙，从而真正实现具有最高层次上创新意义的和平发展。

“陆海复合型国家”这个词乃是由两位中国学者———邵永灵和时殷弘———共同创造出来的，在现代地理政治术语中，与此对应的则是“边缘地带国家”的概念。在现代地理政治思想史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是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理论术语，这两种理论的创立者分别是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和美籍荷兰裔国际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尽管在此无法详述，但在考察“陆海复合型国家”战略地位前，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麦金德和斯皮克曼这两种理论的基本点。

麦金德依据自然地理特征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那片由草原和沙漠构成的内陆区域；二是由欧亚大陆边缘陆地构成的“内新月形地带”；三是由近海岛屿、美洲、澳大利亚组成的“外新月形地带”。麦金德指出，欧亚大陆中心那片以草原和沙漠为主的区域是一个巨大的天然要塞，这里三面山系环绕，河流都流入内陆湖或北冰洋，因而是海上人无法到达的场所；这片地区历史上一直由各种游牧民族所控制，这里的自然条件及马和骆驼的机动性使他们能够不断汇集起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对边缘地区造成严重威胁。麦金德根据历史上来自大陆中心的游牧民族对边缘地区的压力程度，将古典时期以后的世界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后哥伦布时代。前哥伦布时代的特征是欧洲被困在狭窄区域内，且不断地受到草原游牧民族的威胁；16世纪航海大发现使世界进入了哥伦布时代，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人得以从海上迂回到游牧民族的后方，从而抵消了中心地带的战略优势；但进入20世纪后，新技术的出现使中心与边缘的力量对比再次发生根本变化。麦金德正是由此得出了他战略思想的核心命题，即欧亚大陆中心的那片由内陆和冰洋水系覆盖的地区，是世界政治的“心脏地带”：历史上这里的游牧民族曾经对边缘地区造成过严重的威胁，20世纪的技术发展可能使边缘地区将面临类似压力，一旦技术发展使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再次被组织起来，那么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也就为期不远了。

尽管麦金德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区域，并且承认欧亚大陆边缘的“内新月形地带” 的重要性（因为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和资源集中在这里），但这一地区在他的理论中始终居于从属地位，即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只在于它历来是海权与陆权争夺的焦点。麦金德提出的这种看法虽同他界定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相一致，但问题在于历史上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只代表一种在特定时期的国际权势冲突模式，即心脏地带作为权力中心的重要性并非是历史或地理造成的，而是由边缘地区在某些时期的羸弱造成的。在现代战略思想史上，对麦金德理论的这一缺憾做出了实质性修正的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与麦金德相反，斯皮克曼认为，世界上最具有权力潜质的场所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区（边缘地带），这不仅是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和资源集中在这里，更是因为“东半球的权力冲突向来与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区的关系有关，与边缘地区的权力分布有关，与海上势力对大陆沿岸的压迫所起到的影响有关，最后，与西半球参与这种压迫的程度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斯皮克曼界定的所有这些权力互动形式中，边缘地带实际上都处于一种核心地位，即边缘地带并不是一个在海权与陆权间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区域，它同样也是一个权势争斗的发源地，时常同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势力发生对抗。正是因为如此，在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俄国“全都是站在一起反抗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领导的边缘地带国家的”。麦金德虽然也注意到这三场战争，但他认为前者仅仅是东西欧间的较量，后两者则是德国为控制心脏地带而做出的努力，三场战争在斯皮克曼理论中的性质却是完全相同的。

对斯皮克曼来说，边缘地带的战略属性是双重的，它有时是在海洋强国和心脏地带强国间分裂的，有时海洋强国和心脏地带强国则联手对抗边缘地带某个强国，边缘地带的战略重要性也正是集中在这一基本的二元论上。尽管斯皮克曼并不否认海权与陆权对抗的存在，但却认为它并非是压倒性的主题，即历史上从没发生过单纯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历史上的阵营总是由某些边缘地区国家和不列颠一起去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区国家和俄国，或不列颠与俄国一起对抗一个边缘地区强国”。与麦金德揭示的单一海陆对抗模式不同，斯皮克曼揭示的历史上交替出现的权势对抗模式实际有两种：一是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即海洋国家及边缘地区盟友与心脏地带国家及其边缘地区盟友的对抗；二是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联手与某个边缘地区强国的对抗，这其中哪一种模式占上风则要取决于边缘地带的权力分布状况。与麦金德揭示的单一对抗模式相比，斯皮克曼揭示的这两种模式从历史角度看更具普遍性：对麦金德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与战后的苏联是完全相同的国家，即这三次对抗都反映了心脏地带强国试图称霸欧亚大陆的努力，而正是这点使它们与主导性海洋国家发生了冲突；对斯皮克曼而言，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乃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对抗模式，即前者反映的是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强国联手与一个边缘地带强国的对抗，而冷战反映的是海洋国家及其边缘地带的盟友与心脏地带国家及其边缘地带的盟友间的对抗。

自二战结束以来，与麦金德理论相比，斯皮克曼理论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战后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强国相对于边缘地带的优势掩盖了边缘地带的真正重要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们普遍都以麦金德的视角来看待斯皮克曼的理论，而这点恰恰是抹杀了边缘地带在现代世界政治中的核心地位。事实上，自16世纪以来，边缘地带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中心，这里不仅是曾经开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航海大发现的起源地，而且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挑战者，即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与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都是位于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强国，而有关它们失败机理的考察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陆海复合型强国战略地位的认识。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边缘地带强国争霸努力所以屡次遭受失败，根本上乃要归因于贯穿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际关系的大均势机理，这种机理得以保存并持续运作的关键，是每当一个潜在强国可能以强制手段来统一欧洲时，欧洲大陆东西两翼必然会出现制衡它的力量，这些力量通过将欧洲以外的资源引入争夺欧洲霸权斗争的方式阻止了霸权国的胜利，当欧洲大陆东西两翼的平衡力量同时发挥作用时，将迫使霸权国从事一场极为消耗资源的两线战争，由此造成的必然结果也就是欧洲均势不断得到恢复。一般来讲，从1494－1945年，由于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大都是欧洲国家，且欧洲区域体系主导了世界其他地区，因此绝大多数理论家往往将那种在欧洲国家体系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均势逻辑看做一种普遍规律，即一种能够脱离特定的地理政治环境而独立运作的机制。但事实上，1494－1945年的欧洲国际关系实质上是欧洲国家体系特定的地理政治环境的产物，这种环境的首要特征是位于欧洲大陆东西两翼的强国，首先是西方海洋强国，其次是东方大陆强国，不断以欧洲以外的资源来干预欧陆局势，从而最终阻止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欧洲统一倾向。显然，任何为反对共同的霸权威胁而形成的制衡同盟确有其内在逻辑，但历史上反复遭到毁坏但又反复得到修复的欧洲均势并不归功于这种逻辑，而是归功于欧洲西翼的主导性海洋强国（主要是英国）和欧洲东翼那个在人力和资源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大陆强国（最早是奥地利，但主要是俄国）。

从表面上看，主导性海洋强国历来关注欧洲以外商业与市场的扩张，而历史上出现的挑战者国家则历来关注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土争夺，由于活动在不同的战略区域内，因此这两类国家间似乎不大可能因利益冲突产生碰撞。但与此相反，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与欧陆霸权觊觎国的碰撞不仅带有明显的规律性，且主导性海洋国家在反抗欧陆霸权觊觎国的过程中总是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源主要就在于，一旦某个大陆强国取得了欧陆霸权，必然将威胁到主导性海洋国家的根本利益，因为欧陆霸权将会使一个大陆强国获得足够的资源，从而有能力动摇主导性海洋国家在经济和海军上的领先优势。首先，一旦某个大陆强国取得欧陆霸权，它同时也将会处于一种在洲际远程贸易领域取得霸权的绝佳位置上，因为追求欧洲霸权必然使霸权觊觎国寻求对相邻的经济繁荣源泉的控制，而这点在现代历史上通常意味着寻求对意 大利北部或低地国家的控制，这种控制不仅能够带来相对财富的快速增长，而且有望能够使霸权国在海洋能力上获得急剧提高。其次，一旦某个大陆强国取得了欧陆霸权，它同样也将有能力使欧洲大陆的市场对主导性海洋强国完全封闭，历史上的霸权觊觎国（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及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追求欧洲区域霸权动机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大陆经济区，而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用以对抗主导性海洋强国的重要手段则是不同形式的大陆封锁体系。

自1648年以来，主导性海洋强国的优势都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即大陆均势及经济与海军上的领先优势，两者密切联系，因为任何维持大陆均势的实践根本上都将会有利于主导性海洋强国保持自己在经济和海军上的相对安全。正因为保持大陆强国间的均势关系到其切身利益，因此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及其继承者都有着强烈动机去阻止任何单一强国取得欧陆霸权，历史上边缘地带强国争夺欧洲霸权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主导性海洋强国对欧陆局势的不断干预。由于主导性海洋强国的核心利益并不是大陆上的领土扩张，而是保持大陆强国间均势以防止其核心区域为任何单一强国独占，因此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与许多大陆强国（尤其是那些与强邻接壤的国家）在维护现状问题上存在着平行利益。由于大陆国家对区域均势的敏感度远高于它们对全球均势的敏感度，因此历史上陆海复合型强国的称霸努力（这种努力首先改变的就是区域均势）总是会遭到某个历史时期的主导性海洋强国与大陆邻国的双重夹击。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强国由于其战略上的实际需求，因而它们在崛起过程中都会进行不同程度的海洋转型，但历史上法国和德国进行的这种转型最终都触发了欧洲国家体系赖以延续和维持的大均势机理，并且最终都遭到了失败。而这点同样也意味着，由于陆海复合型强国在发展海权时往往要承受陆海两方面的压力，因此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其崛起过程中进行的海洋转型及发展海权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应当被置于一种合理的大战略框架下，唯有如此才能够有望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海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关系到一国安全与发展的大问题。从大战略角度看，无论海权的地位曾经多么显赫，充其量不过是实现大战略目标的手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海权应服务于（国家）战略，而不是战略服务于海权。与单纯的海洋国家相比，陆海复合型强国由于其地理政治上的特殊性，它们发展海权的努力更要被置于一种合理的大战略框架下，而这点首先意味着必须对发展海权的战略目标、海上力量的构成及发展海权的禀赋条件有较为明确的认识。

从大战略的角度看，陆海复合型强国在发展海洋能力时首先必须做到的，就是确立与自身地位相称的合理的战略目标。由于海上力量具有全球到达的特性，因此任何强国发展海权几乎一开始就是与施加全球范围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的“有限海权论”甚至在理论上都很难成立，近现代历史上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尤其是路易十四的法国和威廉二世的德国）曾经为发展海权进行过的努力很大程度上都是与它们争夺欧洲霸权乃至全球霸权的企图相联的，而这点同样也意味着，如果一国力图追求的是世界性强国或世界领导者的地位，甚至是全球霸权，那么掌握海权就可能是一条必经之路；但如果一国的战略目标仅仅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及确保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那么其发展海权的需要也就不那么迫切。即使一国将战略目标界定为世界领导者，它们是否能发展出与此相称的海上力量也要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这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地理政治上的局限性，陆海复合型强国在发展海权问题上历来存在先天性缺陷，一是由于海权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世界霸权国的专利，因此任何其他的国家发展海权势必引起世界霸权国的强烈反应；二是陆海复合型强国发展海权的努力客观上首先触动的将是地区均势，而这点也势必引起周边邻国的强烈反应。历史上的陆海复合型强国曾经进行的海洋转型所以无一成功，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主导性海洋强国与许多大陆国家在维持地区均势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这也是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能够屡次成功构建起针对边缘地带强国的大同盟的关键。与单纯的海洋国家相比，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制约，陆海复合型强国发展海洋能力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往往更多，其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也更大，这种情况最需要的是一种在复杂局势中寻求平衡的大战略、大思路，如果不加分析地套用一些简单的甚至某些似是而非的东西，非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给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造成巨大灾难。

从严格意义上说，陆海复合型强国发展保障安全必需的海上力量与争夺海权两者间是存在严格界限的，这种界限的核心指标就是一国海上力量的构成。在现代国际关系实践中，判断一国是否构成威胁的方式历来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软性”手段对一国的战略意图进行解读，另一种则是通过“硬性”手段，即考察一国的战略能力，来判断其是否构成威胁。由于“意图”通常既无法得到如同能力一样的确切衡量，而且还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因此判断一国战略意图的最可靠方式实际上是考察一国的战略能力，而一国战略力量的构成则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指标之一。任何国家的海上力量都是由不同的舰只构成的武装，特定的海上力量构成能够比较明确地反映出一国总体的战略取向，主导性海洋强国通常也是根据一国海上力量的构成来判断其威胁的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所以将德国锁定为主要对手，其原因之一是德国当时重点发展用于海上决战的战列舰，在航空母舰到来前，战列舰是一国制海能力依赖的主要舰种，谁拥有战列舰，谁便可以控制海洋，且可以此为基础实施其他相关行动（包括封锁和对陆作战），这点在英国看来传达的信息是德国已经将英国界定为主要对手，因为无论意图如何，德国海军的力量构成已经在客观上能够对英国的本土安全和海权地位造成根本威胁。现代战争技术的发展虽然使国家意图的判断指标出现了很大变化，但一国武装力量的构成仍是判断其战略意图的核心指标之一。近年来，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迅速发展，许多美国学者曾经多次以中国海上力量的构成来判断中国可能对美国的威胁程度，这种做法同样也说明了一国海上力量构成对判断其战略意图的重要性，由于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发展海上能力时往往会引起安全局势的复杂化，因此海上力量的构成是必须重点考虑的核心要素之一，其中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国屈从于国内政治中的利益集团或军队势力的压力，从而在发展海上力量时客观上违背了原本已经确定的战略目标。

任何国家发展海权时必须考虑到自身的客观条件，事实上，一国的地理位置通常也决定了其究竟能够拥有多大程度的海权。与单纯的海洋国家相比，陆海复合型国家由于同时面临两方面压力，因而它们很难能够集中精力发展海权，即使它们能够暂时拥有庞大的海上力量，其陆地方向上面临的压力也使其海权很难持久。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就曾经拥有过庞大的海上力量，但陆海兼具的特点却使得法国的海权具有很大的脆弱性，由于舰队无法保证漫长陆地边界的安全，法国因此而被迫常常将陆权置于海权之上，因为与英国的海上争霸固然会影响其发展，但来自陆上的威胁却可以直接威胁其地位和生存。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也曾经拥有一支足以与英国在大洋上匹敌的海上力量，但不久德国海军的军备建设就因为过度地消耗了国家资源而被迫放慢步伐，因为陆海兼具的特点决定了德国不可能将其资源完全用于海军建设，因此英德海军竞赛实际在一战爆发前就已经见出分晓。除先天上的不足外，陆海复合型强国由于必须在陆海两方面保持平衡，因此过度地发展海权则不仅可能导致有限财力的分散使用，而且可能导致主导性海洋强国与周边邻国的联手制衡。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就因为同时在陆海两个方向上的扩张而造成强烈反弹，陆海两方面的扩张不仅导致英、法两国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而且使法国的大多数邻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中纷纷都加入到英国一方参战，而同时面对陆海两方面的进攻则是导致法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同样是因为盲目地追求海权从而使英国最终将德国认定为自己的主要威胁，这种情况使德国在面对法、俄两国传统敌意的同时，不得不同时还面临来自英国的巨大海上压力。德国盲目追求海权的结果，就是使列强间分化组合丧失了原有的灵活性从而加速了一战的到来。

与历史上的陆海复合型强国一样，冷战后中国的崛起进程同样也伴随着规模巨大的海洋转型，这种转型的首要动力是来自冷战后中国史无前例的外向型发展。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当代中国海洋转型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历史上陆海复合型强国进行的类似转型而造成的消极后果，这其中最迫切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对全球化时代海权地位的认识，二是对海上力量的战略构成做出明确规划，三是对由此而可能引发的区域局势复杂化及主导性海洋强国的关注有足够的心理及外交上的准备。

海权在历史上对相关国家的发展确实起到过独一无二的作用，但海权的作用根本上乃是以特定历史时期的技术条件和发展要素为前提的，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因素的转变，海权对一国发展起到的作用也是在不断地降低（这种降低当然也是有底线的），即是历史决定了海权的地位，而不是海权决定了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当今中国在海洋转型的过程中急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必须正确认识海权对中国发展的作用。海权在历史上确实曾起过重要作用，尤其自马汉的“海权的影响”系列著作问世以来，海权的地位更被抬高到异常显赫的地步。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汉对海权的论述是建立在历史上少数海洋国家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且他考察的也是一个贸易和海军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时代，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马汉的海权思想在当代世界的适用性都是要受到严格限制的。从根本上说，马汉的海权思想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前提基础上，即海洋经济是决定一国经济繁荣的关键性要素且技术进步不会对海权的作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然而，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技术进步导致的主要后果，就是使马汉的海权思想赖以立论的两大前提在现代世界中根本无法成立。首先，现代世界中的海洋经济对国家经济繁荣已经不再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技术进步已经彻底取消了海洋经济在生产、运输和贸易上曾经享有的那些优势，现代世界中的海权与经济繁荣间的联系与马汉揭示的正相反，即现代世界中是一国的经济实力决定海权的兴衰。其次，马汉所以认为海权相对陆权而言有更大影响力，还在于以往时代的技术条件使那些享有幅员优势的大陆强国的潜力没有被充分地发掘出来，但技术进步不仅使这些国家拥有了有效开发自身潜力的手段，而且使它们更可能赢得一场大规模持久战争，即海权在经过工业化改造后的现代世界中已经不再具有以往的那种影响力。

由于地理政治上的局限性，陆海复合型强国不太可能将资源全部都用于海洋发展，而这点同样也意味着陆海复合型强国不太可能发展出一支足以与主导性海洋强国匹敌的海上力量，因此，陆海复合型强国在进行必要的海洋转型时，不仅要充分认识到自己能力的限度，更重要的是必须对自己需要一支什么样的海上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有一个明确认识。笼统地说，海权对当今中国发展将起到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拓展在西太平洋的防御纵深，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东部地区的安全；二是保障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以此来保障中国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在理论上，尽管实现这两个目标的要求不尽相同，但两者可能都需要发展一支与任务目标相称的远洋水面舰队（尤其是航母编队），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岸基力量在常规制海能力上有无法达到的死角，而唯有强大的远洋水面舰队才能够完成相关的任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目标所要求的都不是发展一支足以与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匹敌的远洋舰队：首先，拓展中国在西太平洋上的防御纵深可以有效地得到岸基打击能力和众多数量的远洋潜艇的支持，因此完成这一防御性任务需要的水面编队根本无须与执行进攻性任务的海军编队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同一级别，因为防御方的水面编队在此情况下实际上是起到“绊索”的作用，即它是防御一方启动更大规模的打击（甚至是核打击）的门槛。其次，战略性海上交通线大都是国际通道，这些航线的安全都是由包括最大海权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负责，因此不需要一国为此去单打独斗。对一个大国而言，当它的海上交通线面临被切断的危险时，实际上已经是处在大规模战争的边缘了，而且在此情况下，其威胁来源只能是最大的海权国，而这点也使得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对保障海上交通线起不到多少作用。

除合理的战略目标与恰当的兵力结构外，当代中国海洋转型需要克服的另一障碍是来自主导性海洋强国与周边邻国的双重压力。历史上陆海复合型强国进行的海洋转型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这种双重压力，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强国在防止边缘地带强国的崛起上存在明显的共同利益。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当代中国海洋转型过程中首先遭遇的将是来自周边邻国的压力，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是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相关问题上遭遇的一系列挑战，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明无意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但这种说法针对的乃是全球均势而不是区域均势，而后者才是周边邻国关注的核心。如果要有效消除周边邻国的猜疑和压力，中国必须努力建立起一系列区域性的国际制度，而中国在此过程中需要明确的，不仅是必须要塑造能够对自己及邻国形成约束力的制度机制，而且要容忍区域外强国的参与，因为没有区域外强国的保障，中国很难与周边邻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制度。除周边邻国的压力外，当代中国在海洋转型过程中还将会遭遇到来自主导性海洋强国兼体系领导者的压力。除实力上的领先外，主导性海洋强国相对于崛  起中的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另一个优势，是它们在防止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崛起上与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具有共同利益，这也是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强国所以能够多次成功地构建针对挑战者国家的大同盟的关键。除战略上的优化外，当代中国在应对这类压力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必须努力塑造一种真正具有开放性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国际秩序，主导性海洋强国的核心利益之一就是要保持欧亚大陆上的核心区域对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开放，为此中国不仅要容忍主导性海洋强国参与区域制度建设，而且要真正确立起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

与欧洲面向大西洋地带的强国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陆海复合型强国，从宏观历史角度看，近五百年来，正是由于陆海复合型强国固有的弱点和制约，才使得中国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几次与强大的机会失之交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冷战结束与苏联解体，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地理政治困局才得到了根本性改观，这也是我们目前所以能够集中全部精力从事“外向型发展”的主要缘由。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强国固有的弱点和制约从此便消失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目前主要面向海洋的外向型发展能否持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保持住来之不易的地理政治环境，这不仅要求我们必须在陆海两方面保持恰当的平衡，同时也需要我们对发展什么样的海洋能力做出明确的规划。

作为一个位于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强国，中国在未来要实现持久的外向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在陆海两方面保持恰当的平衡，因为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看，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海洋转型最终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来自陆海两方面的压力，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与中国拥有漫长陆上边界的俄国的对外政策走向。作为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俄国的地理战略属性实际是双重的：作为历史上游牧民族的直接继承者，俄国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够通过不断向外扩张的方式从而使边缘地带国家面临强大的压力，然而，只要俄国自己不打算在边缘地区建立某种霸权，那么它同样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俄国特有的地理战略上的两重性意味着，只要俄国能够放弃在历史上不断出现的那种建立一个欧亚帝国的企图，那么俄国与主导性海洋国家在根本战略利益上往往有相当的一致性，而这点同样为历史所证明，因为在现代历史上，除短暂的克里米亚战争外，俄国与主导性海洋强国间从来没有爆发过直接冲突，反而倒是在针对一个边缘地带强国称霸企图的战争中多次结为盟友。如果从俄国地理战略上的两重性来推断的话，那么冷战的结束及俄国的羸弱可以说正是恢复了俄国作为一个心脏地带大陆强国与主导性海洋国家在根本战略利益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核心就是防止一个边缘地带强国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因为这种挑战不仅使美国将面临巨大压力，同样也会使俄国面临类似的压力。

除陆海两方面的平衡外，当代中国海洋转型过程中要慎重对待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发展什么样的海洋能力。至少从理论上讲，中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得自己需要的海洋能力（尤其是制海能力）：一是以陆权来获得海权，即通过发展远程岸基武器来获得必要的制海权（例如反航母弹道导弹及岸基远程巡航导弹等）；二是通过发展一支足够强大的水面舰队（尤其是航母编队）来获得制海权。鉴于战略上的实际需要，这两方面的能力对中国而言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意义，但通过发展这两种能力传达出来的战略意图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般来讲，以发展远程岸基武器（其中也包括远洋潜艇）来获得必要的制海权（也就是常说的反介入能力），涉及的可能将不仅是当今世界主导性海洋强国（美国），同时也将会涉及中国周边的海上邻国（其中也包括日本和韩国），而这点无疑将导致中国的周边局势复杂化，而且对保障中国的海外利益没有任何帮助。与此相反，通过发展一支足够强大的水面舰队获得制海权，则不仅能有效地保障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而且将最大程度地避免中、美两国间可能出现的安全两难及军备竞赛局面，因为只要中国在发展海洋能力上保持恰当分寸感，那么作为当今世界主导性海洋强国，美国可能最不会感到担心的就是中国发展自己的远洋能力。美国可能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拥有巨大的远洋能力，但是在无法阻挠中国发展的前提下，美国可能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中国在它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内进行发展，因为这不仅会使美国对局势拥有最大程度的掌控权，而且也将向美国表明中国进行外向型发展的决心，而后者同样也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