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展开， 需要一种或若干种被普遍认可的国际货币（international currency）来充当国际交易的媒介。国际体系因没有一个权威和中立的世界政府，无法根据现实的经济需要来发行和管理国际货币，因此，在主权国家内部流通的、有信誉的国民货币（national currency，又称主权货币 sovereign currency 或领土货币 territorial currency）便可能超越国界，发挥国际通货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现象，并带来重要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后果。

国际货币的形成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市场现象，还有赖于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 因此关于国际货币的研究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入。由于经济学者对国际货币的经济条件已经进行了非常充分的研究，本文更加专注于探讨塑造国际货币地位的政治因素。本文提出，根据英镑、美元、欧元和日元这四大国际货币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强大的货币伙伴网络（monetary partners network）和有利的国际制度体系（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ystem）是支撑国际货币形成稳固地位的两大国际政治基础。上述四种货币国际地位的兴衰起伏，既受制于货币发行方经济状况的变化，也与其国际政治基础的嬗变密切相关，从长期来看，后者甚至更为关键。

基于此，本文认为，人民币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成长为一种主要国际货币的经济条件；人民币在今后的进一步崛起除了需要继续在经济领域弥补金融市场开放不足和发展不充分的短板之外，还需在争取货币合作伙伴和创建相关国际制度上有较大作为，以此夯实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政治基础。而货币伙伴网络和国际制度体系的建设则有赖于中国政府在国际货币外交舞台上充分发挥其国际政治领导能力。

国际货币能够给发行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特殊的政治权力，因此，有能力的国家都竞相角逐更高的国际货币地位。关于国际货币兴衰原因的探索，已经吸引了不同学科的众多学者的参与，并形成了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的不同解释。

随着中国逐渐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中国的经济崛起也逐渐从贸易崛起走向金融崛起，而人民币崛起为国际货币则是中国金融崛起的应有之义。因此，破解国际货币的兴衰之谜对于正行进在货币崛起道路上的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国际货币的经济解释

长期以来，经济学者将国际货币的流通和使用看作是经济事务，认为国际货币是私人行为体在市场交易中自由选择的结果。经济学者的研究表明，一种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份额主要取决于如下核心经济因素：交易网络规模、货币价值信心和金融市场流动性。

首先，货币所具有的交易媒介的职能决定了市场主体更倾向于使用一种已经被广泛使用的货币，这使得国际货币具有显著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又可称之为规模经济效应：即该种货币在市场上使用率越高，发行量越大，其用于跨国交易的成本就越低，使用该种货币的收益也就越高，相应地，该种货币的国际地位也就会进一步提升。而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规模和对外经济活动（贸易和金融）规模则是一种货币形成网络外部性的两个根本性经济指标。一种货币在国内的流通规模是决定该国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基础性因素，其在国内的流通网络越大，产生潜在的外部性效应的可能也就越大； 同时，其对外经济活动规模越大，则越能建立起国际交易网络。因此，国际货币是经济大国和外向型经济体的专利，小国和封闭经济体的货币不可能成为国际主要货币，只有深入介入国际经济活动的大国货币才有可能实现大规模的国际使用。

其次，一种货币是否受到欢迎， 取决于国际行为体对该种货币所代表的财富价值即购买力的信心。而货币所代表的财富价值是通过对内价格（internal price）和对外价格（external price）表现出来的。前者是指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代表着该种货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后者是指国际汇率水平，代表着该种货币在国外的购买力。对投资者和交易者而言，最安全的货币必然是价格相对稳定的货币。突然大幅贬值对国际货币伤害最大。英镑在19世纪之所以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就源于其与黄金挂钩所带来的高度稳定性。

最后，货币的国际使用还需要发行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的支持，以给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增值机会，进而增强该种货币的国际吸引力。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必须拥有富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通常来自于免受国家干预和管制的自由环境。拥有发达金融市场的国家能为该国货币的外国持有者提供优质和丰富的金融产品，比如股票和债券等，并且能保证金融资产可随时自由兑换，从而增加市场主体持有该种货币的意愿。巴里·艾肯格林在分析英镑成为国际货币时特别指出，英格兰银行对金融流动性和黄金可自由兑换的保证，极大地增强了英镑的国际吸引力。很多学者将20世纪90年代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受限归因于日本金融市场的狭窄。此外，一个拥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通常由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体现出来，因此国际货币通常与国际金融中心相伴而生。

经济学者对上述三种决定货币国际地位的因素有着基本的共识，但在分析具体的国际货币格局变化时，不同学者对上述三种因素所占的权重却有着迥异的认识，分析的重点也不同。但不管如何， 经济学者普遍认为一种货币的国际地位首先取决于货币在发挥交易、度量和储备职能时，对市场行为体所产生的经济吸引力。

（二）国际货币的政治因素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货币的使用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它由国家官方强制发行，除了用于市场流通之外，还服务于政府目标。在仍然呈现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市场力量更是无法自发孕育出广受认可的国际货币，一种货币国际地位的形成和维护还受制于广泛的政治因素。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围绕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的讨论中，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某种特定国际货币体系的维持需要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这促使学者们在关于国际货币的研究中日益注重对政治因素的考察。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苏珊·斯特兰奇在20世纪70年代初关于英镑未来国际角色的讨论中曾对坚持市场导向分析的研究做出过批评。她认为，帝国的权力扩张和国际政治环境（包括战争与和平）在决定英镑的国际使用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需要一种 “关于国际货币的政治理论”。

随后，马塞洛·德·切科在考察19世纪的古典金本位制的运行时提出，金本位制并非是一个市场自动生成的国际货币机制，其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英帝国的政治统治地位，是它确保了伦敦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中心，并捍卫了英镑的主导地位.有学者提出，在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之所以违背经济理性，持有大量美元储备，并在事实上支持了美元的全球统治地位，主要是出于维系与美国安全关系的考虑，目的是换取美国对联邦德国的安全保障。但随着冷战结束，两德统一， 美国驻军撤出，德国在安全依赖感逐渐消退之后，便开始全面采取货币联盟的措施。针对中美之间的货币关系，也有学者指出，尽管中国并非美国的军事盟友，但中国在21世纪头十年对美元的支持也是出于维持与美国良好政治关系的原因。

对于欧元的发展，有学者分析认为，欧元首先是一种政治货币，是世界政治突变的产物。还有研究指出，欧元之所以还没有对美元的国际地位构成实质性挑战，就是欧元缺乏像美元那样的坚实的政治基础。

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次暴露了国际货币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 “重新发现” 政治因素，并因此产生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即未来国际货币的竞争格局究竟是继续维持一家独大还是走向多元货币，大国权力政治如何影响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总之，上述关于国际货币的政治学研究丰富了过去单纯的市场分析，它们强调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结构在塑造国际货币地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只有政治大国才能缔造强大的国际货币。但是， 在方法论上，非经济因素很难被操作，而且缺乏相应的系统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这使得某些学者即便承认政治因素有重要作用，但出于追求精致因果逻辑的需要，还是放弃了对政治变量的考察。既有的政治视角的研究也大都没有解决这一方法论的难题，它们只是笼统地指出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但没有明确说明，究竟是哪些政治因素、通过何种方式、如何影响国际货币的兴起与衰落。

在充分汲取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将影响国际货币的政治因素具体化。本文认为，国际货币的政治基础主要包含两个方面：货币伙伴网络与国际制度体系。货币伙伴为国际货币提供稳定而持续的支持，与货币相关的制度体系则为国际货币提供制度化的保障，两者都为国际货币提供 “非市场” 的护持力量，使国际货币地位能够超越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形成使用者对该种货币的路径依赖，特别是在经济出现危机或者麻烦时，这种政治性护持力量将给国际货币提供巨大的 “反市场”（counter market forces）的支持，以确保其地位稳定而不受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