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25日，香港九龙石硖尾寮屋区大火导致5万人无家可归，催生了香港政府的公共住房建设，是观察香港公共建设的极佳窗口：比如工务局的“包宁平房”、安置事务处的“多层安置大厦”、房屋建设委员会的“廉租房”、房屋委员会和房屋署的“房屋建设十年计划”（1973—1982），20世纪70年代公屋居民自发组织互助委员会，直到20世纪90年代房委会正式建立房屋管理咨询委员会，居民开始正式参与房屋管理、维修和改善工程等事务的民主讨论。政府承担公共建设责任，主导建设过程，有序改进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最终设立正式制度吸纳和整合公众参与，这是香港政府“居者有其屋”社会政策的典型模式。
在自然与生命的关系史上，普通人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是一种常态，在自然风险得不到清晰识别的地方，在社会经济生活得不到有效干预的地方，面对自然灾害的疯狂肆虐，个人、家庭及更大群体的生命渺小而脆弱，随时可能跌入险境。
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让我们先来看看山体滑坡灾害的巨大危害，以发生时间为序，19世纪的瑞士（1806，致死457人），20世纪的加拿大（1903，致死70人）、塔吉克斯坦（1911，致死54人；1949，7200人）、印度尼西亚（1919，致死5110人；2004，致死32人）、中国（1920，致死10万人；1933，致死3100人；2009，致死439-600人；2010，致死1287人）、墨西哥（1920，致死600-870人）、哈萨克斯坦（1921，致死约500人）、意大利（1921，致死约100人；1963，致死约2000人；1987，致死29人）、美国（1925，致死6人；1964，致死106人；1969，致死150人；1980，致死57人；2005，致死10人）、日本（1938，致死约1000人；1953，致死1382人；1958，致死1094人；1959，致死159人；1968，致死104人；1972，致死64人）、秘鲁（1941，致死4000-6000人；1962，致死4000-5000人；1970，致死22000人；1971，致死约400-600人；1974，450人）、西班牙（1945，致死15人）、印度（1948，致死500人；2001，致死40人）、哥伦比亚（1954，超过致死300人）、智利（1965，超过200人）、英国（1966，致死144人）、巴西（1967，致死230）、瑞典（1977，致死4人）、波多黎各（1985，致死129人）、哥伦比亚（1985，致死23000人）、澳大利亚（1997，致死18人）、委内瑞拉（1999，致死约3万人）、菲律宾（2006，致死1126人）、孟加拉（2007，致死123人）、埃及（2008，致死119人）、巴基斯坦（2010，致死20人）、乌干达（2010，致死100-300人），无论穷国富国、弱国强国、小国大国，在自然得不到驯服之地，都无法避免生命的巨大损失。
为了生命安全，必须驯服自然，现代国家治理史上试图改善人类生活状况的各种公共工程，无不秉持着这种强烈的人定胜天精神，最为切身的例证发生在殖民时代的中国香港。1972年6月18日，星期日，大雨倾盆，香港贫民区九龙秀茂坪一道40米高的路堤土坡倒塌，71人顷刻毕命。仅仅数小时后，港岛富人区半山宝珊道一处临时挖掘工地发生斜坡崩塌，引发山泥倾泻，导致一栋12层的住宅楼轰然落地，67人瞬间消逝。悲剧再次证明，自然得不到驯服，生命就得不到安全，风险面前人人平等，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这起事故的结局很像现代国家的自然灾害应急救援，港英政府的消防处、民安处、医疗救援处、驻港英军迅速搜救生还者，各种民间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各界踊跃捐资赈灾，事后港英政府还成立专门委员会全面调查整个惨剧的前因后果。考虑到香港70%的土地为山地，风雨灾害频仍且破坏力极强，危机应对式的临时处置绝无可能实现长治久安，为保护人类生命而驯服自然仍然不是常规化、例行化、制度化的政府职责，“安全政治学”仍然付之阙如。这种生死由命、孤立无援状态的最大受害者，是贫苦大众，是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寮屋贫民，他们与19世纪下半期直至20世纪初居无定所的渔民一样，饱受风雨摧残，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转机出现在另一次危机之后。四年后的1976年8月，秀茂坪再次发生斜坡倒塌，山下民居遭泥沙冲刷，18人烟消云散。四年间丧失156条性命，香港政府终于开始彻底反思自己的不作为，决心视防止类似事故发生、照看个体生命安全为己任，于1977年成立土力工程处，专司斜坡加固，消除斜坡安全隐患，降低惨剧的发生概率。一旦个体生命安全正式纳入政府治理的当然范畴，看似机械的斜坡安全公共工程也就成为拯救生命的必要行动。三十多年来，土力工程处建设防范斜坡事故基本制度的过程，反映了政府照看生命安全的大致步骤。
首先是针对全体对象，收集基本事实，积累基本知识。每个斜坡都统一编号，逐一登记名称代码、地理位置和安全状况，一个覆盖全香港57000个（公共斜坡39000个，私人斜坡18000个）人造斜坡的斜坡信息系统和斜坡名册建立起来，纳入每个斜坡的统一编号，所处的楼宇名称、屋苑名称、街道名称、地段编号、牌照编号、租约编号和安全维修状况，每个斜坡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证”，斜坡成为新的治理对象。
然后是设定标准，界定资格，建章立制。制定岩土工程安全的统一认定规范、标准和制度。为了准确确认、识别每个斜坡的安全状况，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岩土流动勘察系统建立起来，涵盖最先进的全球定位、流动地理信息、流动电脑应用和无线通讯系统，让工程师和地质专家即时获取勘探地的相关资料，为公共政策提供更加及时可靠的依据。
最后是执行既定规范和标准，进行安全评估、状况检查等具体认定活动。根据所获取的基本事实与标准规范，定期检查所有公共与私人工程项目，确认和识别不合标准的斜坡，评估是否维修、巩固，是否需要迁移安置危险地带的寮屋贫民，定期维修全部政府斜坡并检查私人斜坡。这套有效的斜坡安全认定体系，使土力工程处有能力与天文台共享重要资料，合作运行山泥倾泻警报系统。为了将防范斜坡事故、保障生命安全凝聚成社会共识，土力工程处还向一般市民灌输斜坡安全知识，并使之成为中学生必须接受的义务教育课程内容。
通过收集事实、积累知识，设定规范、建章立制，以及识别鉴定、评估检查，土力工程处不仅承担了检查所有政府部门维护的公共斜坡（八个政府部门负责维修斜坡，但检查权归属土力工程处，参见图1-1）和公私机构所有岩土工程的责任，还有权命令私人业主维修私人斜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土力工程处还建议香港政府统一安置了74800位原来生活在危险地带的寮屋居民，大大减少了斜坡崩塌事故及其灾害后果，斜坡事故水平降低了一大半，死亡人数大大减少（参见图1-2），1995年以后就没有再发生过多人死亡的斜坡安全事故，从而成为政府公共建设的鲜明典范，中国香港特区的斜坡安全水平已经领先于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