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的叙述容易导向这样一种错误印象： 以为政治审慎既然与实践相关， 那就完全不需要普遍知识。但事实上， 审慎是两种理智德性之一， 它也以智慧为其题中要义。英文世界常将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译为 “实践智慧” 的做法凸显了审慎的智慧要义。审慎本身可以理解为智慧在 实践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哲学家们就没有区分审慎与智慧，“苏格拉底没有区分智慧（wisdom）和审慎（prudence）；但如果一个人知道什么是美的和善的并且践行之，知道什么是丑恶的并且避免之， 那么他就可以被认为是既智慧又审慎的人了”。柏拉图进一步将审慎理论化，以图一劳永逸地为克服变化莫测的命运提供正当行动的方式。这种德性在柏拉图看来，是属于城邦的统治者的知识。这也就意味着伦理政治实践需要以哲学的探索为基础，一个好的行动要与宇宙的总体秩序对应起来。可见，审慎在柏拉图的哲学里包含着关于不变事物的思考，与智慧相等同。只有通过哲学的研究才能触及善的理念本身，理解神为宇宙所建立的秩序。因此， 柏拉图就将哲学与政治实践联系起来， 而 “哲学王” 自然就成为最理想的治理模式。

虽然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主义一直遭受多种质疑，但是他并不区分审慎与智慧的做法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审慎本身包含有智慧的意谓。亚里士多德虽然明确区分了审慎与理论智慧，但是在他看来，审慎除了要考虑具体的事情外，还需要关于普遍的知识。审慎与实践相关，而实践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所以不知晓普遍的人有时比知晓的人在实践上做得更好。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想让人们以为审慎只与具体知识相关，而不需要普遍的知识或普遍知识的指导，他并不认为普遍的东西对审慎的人并不重要，相反对于审慎而言， 尤其重要的具体知识需要一种更高的能力来指导它。

在这种语境下，政治生活中的判断或谋划应当受到一种政治学的智慧所指导。这里要回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理论对于审慎的作用。政治家或公民在进行政治谋划或政治判断时， 是否完全不需要具备理论？理论究竟是削弱还是增强了政治实践过程中的审慎？有论者指出，“理论” 被视为实践的对立面；不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挖掘审慎而持有公民共和倾向的研究者，也否认理论的作用，因为理论始终无法促进公民们在一个共同体之内通过相互的慎思而培育出实践所需要的审慎德性。但是， 有论者指出这种观点恰是误解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理论（theoria）通过帮助审慎与那些备受欢迎却具有误导性的观点保持距离并对之进行批判，以抵制共同体或政体中常见的僵化的道德主义，从而能够培育灵活性”。亚里士多德关于雅典政体的归纳分类，以及对最佳政体和什么适合于一个特殊政体所做的详尽讨论， 都表明关于政治的普遍性知识对于具有审慎的政治家而言，无疑意义重大。

上述讨论在现代政治语境中所指向的则是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重要性。任何力图通过突出公民协商而消解政治科学乃至政治哲学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否认公民参与政治的意义，而是力图指出理论本身之于政治判断的重要性。虽然即便是亚里士多德也承认有时候不知晓普遍的人比知晓的人在实践上做得更好，但是政治中的审慎需要普遍性的知识， 唯此才能避免政治实践中因为过于强调情境性而导致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的随意性。

需要指出，政治审慎需要普遍的知识并不意味着以纯粹理想的进路理解甚至支配政治实践。相反，政治领域中应警惕政治理想主义对政治的伤害，这一点从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评述与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评中可略见一斑。阿伦特认为大多数哲学家由于充满好奇心，从而容易为僭主制所吸引。有论者据此指出，当哲学家离开了自己恰当的位置，而进入人类事务的世界，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追求完美的欲望，这种欲望是激情思考的一部分。这种在政治上追求完美的不明智志向必然导向暴君制与绝对主义。波普尔甚至认为柏拉图是极权理论的第一人。不论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评是否正确，但从政治学与审慎是同一种品质这个意义上看来，政治理想主义或者任何缺少审慎观念的学说都是不适宜的。他们的批评虽是针对哲学家而言的，但也意味着政治家对完美的追求实际上是不明智的。

政治审慎与实践有关，需要在具体情境中考虑对于人类而言为善的事物。政治始终是变化不居的世界，任何普遍原则不可能直接适用于具体情境当中，对普遍存在或普遍原则的完美追求与纯粹信念，只会陷入某种浪漫主义当中，反而损害了普遍原则本身。只有基于对具体情况的把握，才能做出良好的政治判断，而不会落入 “哲学王” 的恣意决断当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审慎就完全不需要普遍知识。与具体事情相关的政治实践仍然需要一种普遍的知识来指导，因此，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对于政治实践而言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政治审慎并不能因其总是要考虑变化的具体情境而被简化为应用性的政治技艺，由于它是关于公共事务的慎思，反而更需要对人类的善做出普遍的和根本的理解。政治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对善的把握也应该受到哲学的指导。哲学构建目的和提供整全性框架，而政治家则在实践中结合其信念与责任，去实现最大的善。正是如此，罗尔斯才认为归纳表达良好社会的恒定条件及真正利益， 是学习哲学的人该做的事情，但在实践中辨认出这些条件和利益， 则要由政治家来做。就这一点而言， 政治家要遵循审慎结合具体情境与普遍性原则的要求，而哲学也正是在它与政治的这种微妙关系中进入了政治。

概而言之，政治学是处理变化的具体事务的能力，它以实践为品格，从而不能是纯粹理想的、抽象的和工具性的； 同时，政治学还是一种智慧，它要求政治行动者具有普遍知识，以哲学为导向。只有同时具有具体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政治学作为一种智慧的能力和伦理意义才充分体现出来：在具体情境中把握对于整个国家乃至人类而言为之善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