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期确立的苏联模式不是和平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常模式，在和平建设环境下，共产主义政党必须不断改革这种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为多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次改革苏联模式的浪潮，本文尝试对这两次浪潮进行梳理。因为涉及问题众多，在此只对重点问题进行分析，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敬请各方家补充指正。

十月革命胜利时，苏俄还是一个多党制国家。随着1918年立宪会议的解散和国内战争的爆发， 布尔什维克之外的其他政党逐一被取缔，后来的苏联只存在布尔什维克一个政党，这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苏联共产党(以下简称“苏共”)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尽管只有苏共一个政党，苏联也是政党政治的国家。不过苏联的政党政治具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第一，只存在苏共一个政党。苏联并没有脱离当代政党政治的主流，它也是由政党主导着国家政治，不过苏联的政党政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只有苏共这一个政党，这也就决定了在苏联政治中不存在多个政党间的政治博弈，亦即苏联不具备一般政党政治下政党竞争的特征。第二，党与国家的同一，即党国体制。因为政党本来就是围绕政治权力运行的组织，获取政治权力是政党的目标，所以在苏 联这样只存在一个政党的国家，该政党就必然是 这个国家的执政党，主导着国家的政治权力，并且政党和政府一定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政党和政府之间不可能进行严格的划分，这样的体制一般称之为党国体制。很明显，在苏联这样的党国体制下，一般政治理论所说的党政分开问题根本是毫无意义的。

虽然与一般的政党政治有明显的区别，但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执政党，苏联共产党也必须遵循现代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不断进行政党适应性改革。所谓政党适应性，也就是政党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属性。现代社会政治环境持续变化，并且经常出现急速的变化，政党也必须作出适当的变革和调整以适应这些变化。无论是何种属性的政党，都必须不断推进政党适应性改革，无视环境变化而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政党必将为时代所淘汰。

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变化速 度的持续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新 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不断涌现，现代新科技革命时代迅速到来。为了适应新科技革命的形势，世界各主要执政党都千方百计提高自己国家的科技水平，以期在新科技革命时代占据领先地位。二战后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也引导社会发生持续而快速的变革，它也要求政党作出及时的适应性改革，以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更应该走在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前头。

但是，在斯大林领导苏共时期，20世纪 30年代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简称“苏联模式”) 。概括地说，苏联模式是以斗争哲学为思想基础，以备战为核心，以快速工业化为实践的党国体制。苏联模式的最主要特征通常被概括为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因为它形成于斯大林主政时期，苏联模式的核心也称斯大林体制。在国际斗争异常激烈、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期，斯大林体制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从而保证了苏维埃国家的独立主权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表现为:其一，虽然国家间竞争依然激烈，但这种竞争的内涵已非同以往，国家的强弱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实力上，更主要地表现在科技实力引领的综合国力上。所以，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国家间竞争的关键。其二，现代科技不仅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同时也提供了毁灭人类自身的能力，这也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的发生。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际来说，和平与发展都逐渐成为主流，任何国家和政党不想脱离时代发展潮流、不想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话，都要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作出相应的变革。

二战结束后，从1945年到1953年斯大林主政近八年的实践表明，他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并没有作出适应性变革，斯大林不能带领苏联走上改革之路。具体体现在：一是从苏共的指导思想上看，战后与战前没有任何改变。早在1928年7月，斯大林就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

“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必然的尖锐化。”这种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是战前苏共的重要指导思想，但二战后也没有任何改变。二是从主要实践活动来看，战后也没有进行任何体制上的改革。三是在“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既然缺少改革家的素质，改革也就不可能 出现。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党和国家的发展方 向取决于极少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在斯大 林执政的相当长时间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斯大林 个人。当斯大林认为不需要改革时，苏共和苏维 埃国家也就不可能走上改革之路。由此，战后八 年的时间里，苏共的政党适应性改革已然被延误，改革也只能寄希望于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

斯大林去世后，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苏联各政治力量都表达了改革的政治意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的急迫性。不久之后赫鲁晓夫上台，其执政期实际上是“变革的十年”，它所变革的对象就是斯大林执政30年确定的一整套体制。

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对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作出了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相应变革。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视角来看，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打破藩篱；一方面是进行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是发挥社会积极性的探索。

打破藩篱也就是破除改革的束缚，其中首推 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执政长达30 年，通过培植个人崇拜给自己罩上了神圣的光环，从而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与斯大林个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要想推进改革，就必须从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始。赫鲁晓夫也确实做到了，破除个人崇拜贯穿于他的十年执政期，最重要的体现在苏共两次代表大会上，即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和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诚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捅了娄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混乱。但是也毫无疑问，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苏联共产党才有可能进一步探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才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思考和改革。

赫鲁晓夫时期进行了多方面的制度建设的尝 试，其中不少是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改革尝试，主要包括恢复和健全法制、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制度、确定中央主席团和党的代表大会定期开会制度等。其中，集体领导、定期会议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标准，而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的规定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体现。根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1/4，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的成员至少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区委以上领导成员一般最多只能连任三届。这项改革实际上否定了终身制，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也必须实行任期制， 这在苏共的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赫鲁晓夫还进行了一系列反对特权制度的改革，如取消了斯大林时期为高级干部发放第二工资的“津贴袋” 制度，撤销了除最高机关外的其他机关的疗养院体系，减少了享受公家配备轿车的领导干部的数量等。反特权的改革则是苏共表达永葆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色、坚决反对党的特权化的决心。赫鲁晓夫时期还有一项政治改革的尝试是以往没有被重视的，那就是对权力监督监察制度的改革。列宁时期曾设计了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党的监察委员会，但斯大林执政后监察委员会的权力直线下降，直至1939年1月召开的苏共十八大规定，党的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并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从而使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下级机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的监督制度批评说:“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列宁建立的非常好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实际上被推翻，代之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监督机构。”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成立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的决定》，该机构被赋予的职责是:帮助党和国家实现苏共纲领，系统地检查党和政府指示的执行情况，执行党和国家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以进一步完善对共 产主义建设的领导。随后，在苏联党、政、军和人民团体都建立了相应的监督机构。毫无疑问，监督监察机构的建设一定涉及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对此前名存实亡的关于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来说，这无疑是苏共非常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积极探索激发社会活力、发挥社会积极性的渠道。与反对个人崇拜相呼 应，“解冻”思潮大大激发了创作知识分子的积极 性，使这一时期苏联的文学艺术出现了创作高峰，科学研究也达到了新水平，表明知识分子的积极主动性空前增强；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也被持续调动，特别是与利润和奖金挂钩的经济改革试验激发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热情，自留地、宅旁园地的增加和集体农庄拥有更多自主权使农民有了更大的生产积极性。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的改革也出现了许多问 题，其改革措施并非都是成功的。但是，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宏观角度来看，苏联共产党这一时期的最主要成就就是开辟了改革的道路，它表明了对斯大林体制为核心的苏联模式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只有沿着改革的道路不断深化，苏联党和社会的活力才能被激发出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以苏共二十大为起点，掀起了一波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浪潮。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是苏 联之外社会主义阵营最初的改革探索。这种改革 探索的出现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诱因。从历史上看，东欧国家走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道路均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在苏联的强大 影响下完成的。这意味着苏联模式未必完全符合 这些国家的国情，模式刚刚确立即具有潜在的改 革需求。在波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初，波兰统 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就反对照搬苏联模式， 主张探索符合波兰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过， 在苏联的压力下，“波兰式道路”的探索被终止 了。同样，匈牙利是在经历巨大动荡之后才确立 的苏联模式，期间不少的社会力量被强力压制。到1952年8月，拉科西兼任政府总理，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过度集权的体制，而变革的潜流却一直没有消失。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支持纳吉担任匈牙利总理，开始推行以发展轻工业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但不久即在苏联和匈牙利的政治斗争漩涡中失败，纳吉被解职。波兰、匈牙利改革的直接诱因就是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个报告意味着破除了苏联模式的神圣权威，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从原则上说，这里的改革与发生在苏联的改革性质相同，即对斯大林时期确立的苏联模式进行改革。但东欧国家的改革进程却与苏联的大不相同，在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的强行干预下，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归于失败。这里涉及了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首先，决不能一味否定民族主义的潮流，正是在这股重要的历史潮流下，近现代历史上出现了众多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其次，与民族主义一样，社会主义也是在近代历史上形成的重要历史潮流，并在进入20 世纪后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了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社会主义阵营形成时，社会主义的共同信念并不能抹灭民族主义的不同利益，由此便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之间民族利益的差异。再次，苏联以社会主义的旗帜压制东欧国家的改革运动，大大伤害了东欧国家的民族感情，由此体现了现实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的一面。在这里，如果仅仅将东欧国家斥之为“民族主义”的话，显然是非常蛮横的，是将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最后，1968年发生的“布拉格之春”是1965年开始的东欧改革的延续，在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前后，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共抛出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论”、东欧国家“有限主权论”、苏联的“大国责任论”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专政论”，这就是“勃列日涅夫主义”。究其实质，就是举着社会主 义的旗帜，以苏联的民族主权压制东欧国家的民族主权。不仅如此，苏联在打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同时，还殃及了苏联国内的改 革，“当捷克斯洛伐克更新社会的群众运动赋予社会主义以‘第二种气息’———利用商品关系的尝试，当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因此而十分惊惧时，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苏联的改革就被大大压制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终止了仍在苏联延续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样，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进程虽有不同但其结果都是失败的，自斯大林去世后在苏联、东欧出现的改革浪潮终被平息。在苏共的主导下，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陷入“我不改也不准你改”的怪圈。

      极其严重的后果是，20世纪70年代正是现代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深深地影响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引领西方社会快速前进。而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对这种巨变置若罔闻，没有领导国家作出适时的适应性变革，从而使苏东社会主义延误了最佳的改革时机。当进入80年代，停滞的苏东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被超速前进的西方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共产主义政党的声望也因此每况愈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苏联的影响下还出现了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苏联的强大影响，这些国家都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建国之前，这些国家都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在对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严酷斗争中，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建国之后，这些国家也按照苏联的建设模式，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巩固了革命政权。

但是，如前所述，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并不适合和平环境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战后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建立的，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很快即面临着改革的要求。不过，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由斗争党向建设党的转变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在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之后，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前后，二战后社会主义改革的第二次大浪潮出现了。

中国共产党是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改 革浪潮的开拓者和弄潮儿。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拨乱反正的组织路线，初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次会议成为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也带动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大浪潮。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从农村开始，首先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温饱问题，然后在其他领域逐渐铺开。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期间几经曲折，总的趋势是不断前行，所以才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到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值得欣慰的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中央领导 集体确立了不断深化改革的总方针，确保中国的 改革开放继续向前发展，并在不断发展中解决出 现的各种问题。这保证了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仍然沿着改革开放的路线前进。

以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为标志，苏共领导的苏联加入到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第二次大潮之中。中、苏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1989年“告别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了两个社会主义大党、大国长期的对立、对峙局面。然而，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更是困难重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终结了赫鲁晓夫时期开启的改革之后，苏共在20世纪70年代丧失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最佳时机。当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社会主义的改革环境已经大不如前，再加上戈尔巴乔夫改革战略和策略上出现的问题，1991年底，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彻底失败，造成了苏联解体、苏 共解散、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消亡的悲剧。苏联社 会主义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 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综合作用的结果，把苏联剧变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完全归罪于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个人是没有道理的，而针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叛徒说”更是非常简单和肤浅。苏联的剧变也带动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也由此消亡了。苏东剧变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失败的问题，还是民族主义勃兴的问题，东欧国家由社会主义国家回归到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也是民族主义在东欧的胜利，在这些东欧国家彻底摆脱苏联控制的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旗帜起到了巨大的号召和引领作用。在此期间，苏联的社会主义旗帜已经无力压制东欧的民族主义，这是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内容。此外，苏联的解体也是苏联国内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结果，以各加盟共和国为单位的地方民族主义几乎伴随着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并且随着改革危机的加深，地方民族主义日益高涨，地方民族主义运动 先从波罗的海三国开始，之后蔓延到每一个加盟共和国，最终冲垮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东剧变标志着苏东地区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包括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消极影响。不过，中国、越南、老挝等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并没有因此中断，在经历了短暂的曲折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继续前行。

越南和老挝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以“革新开放”而载入史册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 越南和老挝都仿效苏联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 度，但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不久就显示出巨大 缺陷。1986年11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86年12月，越南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在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两个国家走上革新开放之路的标志。由此，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新开放成为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改革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9年，在苏东地区局势日益混乱的背景下，越南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分歧，社会也出现了动荡，一些地方发生了示威游行事件。为凝聚党心民心，1989年8月，越共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在对苏联东欧局势和国内形势进行充分讨论后，重申了越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明确表示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表示坚决不走“苏联东欧式”的道路。1991 年召开的越南共产党“七大”更是明确了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进行革新的方向，指出越南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经历全面革新的许多阶段；会议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方向、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无产阶级专 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五项基本原则。老挝 人民革命党也经历了与越南共产党类似的革新历 程。进入21世纪后，越南和老挝的社会主义革新开放成就逐渐显现出来。到2010年，越南的经济总量达到1060亿美元，人均GDP为1200美元。在这一背景下，2011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大”政治报告正式宣布：越南已摆脱了欠发达状态！老挝在2006年至201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7.9%；2012—2013财年的人均GDP达到1534美元。在政治领域，越南共产党更是不断推出革新措施，比较典型的措施有：在党建方面，废除了职务终身制并实行任期制；加强党内竞争淘汰机制，党内实行差额选举和试行直接选举制度；不断加强集体领导体制，避免个人集权。越南社会主义政治革新措施还包括实行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国、严惩腐败、加强国会监督权等。经过改革，越南和老挝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古巴和朝鲜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处境是长期处在美国或美国领导的军事集团的封锁之中，因此，应对来自美国的敌视和压力就成为这两个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对抗型政权”或许可以概括为两国国家政权的最重要特征。可以看到，因为苏联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斗争

模式，这也正好符合了古巴和朝鲜的现实需求，所以，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来临时，依然如故甚至更加强大的外在的压力使古巴和朝鲜社会主义很难进行重大革新。当然，古巴和朝鲜两国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古巴已经迈出了社会主义革新的步伐，并且在2015年已经与美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总而言之，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第二次浪潮。在这次改革浪潮中，苏东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6个减少为5个。毫无疑问的是，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从仅存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来看，单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30多年的改革巨变就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来看，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至今，在60年的历史光阴中，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两次改革浪潮。今天看来，这两次改革浪潮面对的核心问题，都是如何改革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的问题。分析第一次改革浪潮中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并非丝毫未触动斯大林体制，单从改革措施来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甚至已经触动了斯大林体制的根本，而赫鲁晓夫发起的苏联社会主义改革措施也是针对原来的体制进行的，诸如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干部任期制、“新经济体制”的尝试等，如果能维持这种不断的“增量改革”，斯大林体制终将被触动，苏联模式将会呈现新的方向。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改革均被终止了。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前后兴起的第二次改革浪潮更是波涛汹涌，因为改革的失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消失了；但是，中国、越南等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则在逆境中壮大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声势。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等共产主义政党审时度势，不断作出适应性变革，使党的执政合法性不断得到加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昭示着社会主义的光辉未来。

第二次改革浪潮中的成与败，也就是改革苏联模式的成与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对这种模式的改革中失败了，而中国、越南等国在对这种模式的改革中不断取得成功，引入了诸如市场经济、干部任期制等苏联模式中没有的因素，是对苏联模式的重大突破。但是，要完成对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还需要不断地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正是沿着深化改革的路径不断砥砺前行的。

两次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中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是，社会主义不能代替民族主义，更不能以社会主义湮没民族主义。苏联共产党以社会主义压制东欧的民族主义，反而造成了民族主义的积聚和勃兴，导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解体；苏联共产党以社会主义压制国内的地方民族主义，其结果却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历史证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仍将是共存的，只有当真正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之时，那时民族之间的物质和文化差异日渐消失，民族主义才有可能不断地消解。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视民族主义，决不能重蹈苏共以社会主义湮没民族主义的覆辙。

共产主义政党的适应性改革则是另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苏联共产党不能作出持续的适应性改革而终致消亡，中国共产党持续30余年的适应性改革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辉煌业绩。这验证了政党政治的重要规则：无论何种政党，必须持续进行政党适应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