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选举功能的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从理论到实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实施效果受各种因素如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文化传统、选举制度的选择和规划等因素的影响，在许多方面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从近代世界各国历史与现实来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选举的功能作用总体上说是积极正面的，特别是二战后这些国家通过政治选举能够产生代表民意的领导者，保持国家政治社会的稳定发展，在长期的制度化政治运行中，形成了系统的法律法规，不仅规范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同时赋予反对党合法的地位和相应的监督执政党的权。责在反对党的严密监督之下，执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直接干预相当有限，应该形成良性的政治选举机制。但是在 21 世纪初，西方国家两党制或多党制为政治选举的强力所扭曲，遇到了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
第一，为反对而反对的现象普遍存在。反对党的特殊作用被称作“早期报警系统”。它承担的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监督执政党及其政府行为；二是一旦执政党出现重大失误，随时准备替代执政党上台执政 。这在英国两党制的运作中是通过反对党组建的“影子内阁”得以实现的。这种监督本应是针对执政党的执政行为，但由于政党间的利益对立，它往往流变为政党间互相攻讦、拆台的工具。“即使在那些政党有着相当共识的政策领域里，公众感受的通常是政党间存在的某种分歧。在英国下院，执政党议员与反对党议员面对面就坐，象征着一种对抗精神，它强调的往往是政党在有关政策目标方面存在的根本分歧。”在三权分立的美国，如果总统所属的政党在议会里只占少数 ，则执政党的许多政策（哪怕是很好的政策）就更难以推行，政府的施政效率必然低下。美国民主、共和两大政党代表不同势力的利益，各有自己的基本选民，不同诉求引发的矛盾、斗争持续不断，往往造成严重内耗，给国家带来损失，前不久关于债务上限的争斗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当前的困境，也是因为两党的基本政策，在征税和削减开支的问题上僵持不下，互不让步，结果整个政治体制陷人瘫痪状态，对经济造成很严重的打击。
第二，政治选举造成民主的“短视化” 。各政党都把争取选举的胜利看作是头等大事，竞选制胜靠的是选票，选票握在选民手里，因此政党和参选者得于方百计讨好、迎合选民，说他们爱听的话，做能令他们高兴的事。国家、社会的整体或长远利益被政党和候选人束之高阁。选民当前的要求、喜好成了他们的主要取向，执政党的政策随着“民意”摇摆，使得该做的事不敢做，该制止的事不敢制止。突出表现在 2010 年来愈演愈烈的欧洲债务危机，它与政党用执政“资源”为自己争选票有关。政客为了拉选票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耗尽了国库，多数西方国家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埋单。南欧国家相继出现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民主“短视化”结果。同时由于选举的主张迁就选民或许下不可能兑现的诺言，政党上台执政后不负责任，执政党软弱无力，形象受损，老百姓不满意，下次选举中对执政党进行惩罚，投票给口号更响的在野党，政治走马灯现象严重，哪个政党执政都不能解决问题。
第三，较低的得票率和过低的投票率，使政治选举不一定能真正表达主体民意。大多数国家的选举法规定，参加投票的选民只要超过一半，选举即有效，而竞选者只要获得过半数的选票即可当选。也就是说，在投票率极低的情况下，只要得到不及 30% 的全体选民支持就有可以当选。以 2010 年 6、7 月间波兰总统选举为例，当选的科莫罗夫斯基的得票率 为 53. 01% , 而两轮的全国总投票率仅 55. 31% , 也就是说，总统的明确支持率不到全体选民的 30% 。因此，所谓“代表民意” 可能只代表部分甚至是小部分选民的意愿，遑论代表全民。又如处于经济低迷的2010 年 5 月英国大选，选民期望产生一个较强有力的政府处理经危，卡梅伦（David Cameron） 领导的保守党获得 306 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未达到议会席位 650 席的一半，成为“悬浮议会” 或“无多数议会” ，不得不与在此次选举中与获得 57 个席位的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将使政府的决策过程增添诸多掣肘，决策难度明显加大，增加经济决策和财政管理的困难，进而对经济复苏构成危险。
西方主要国家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这些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不仅成为自身发展遇到的难题， 而且对移植这些制度的一些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影响。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选举不仅未实现社会整合和政治稳定，反而带来持续不断的动乱和暴力事件。这些国家由于民族矛盾、宗教派别、甚至语言、地域等政治亚文化的普遍存在，在各种社会势力对政治选举规则缺乏基本的共识的条件下，推行政治选举。选举只是他们夺取权力的途径之一，顺利当选固然好，若落选则不承认失败，拒绝接受胜选者的领导，并动员支持者以各种方式抵制、抗议、扰乱社会秩序，甚至不惜发动政变，引发社会冲突。在这些国家，政治选举既不能为全体公民提供共同的政治参与渠道，也不能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更无益于社会的稳定。最突出的例子是现在强人政治结束后的伊拉克和埃及，流血冲突和社会暴乱此起彼伏，政治动荡未有终期。
由此可见，政治选举在现代国家是必需的，但政治选举并非包医百病。它必须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依照有利于国家、社会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总体目标，有步骤地进行总体设计和安排。
与西方主要国家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比较，近代历史发展使我国在政党和政党制度问题方面走上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逻辑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力量，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负有全面的领导责任，具有领导政治发展的地位。在西方国家，不论哪个政党执政，它所需要做的主要是“运转国家机器”而不是设计制造“国家机器”，任何执政党的下台都无损于“国家机器”、甚至不影响国家机器的运转。而我国却不同，中国共产党不但是现有国家机器的最初设计者、制造者，也是现行国家机器维护者、改进者与修缮者；她不但肩负着政治领导职能，同时还肩负着执政职能，对国家的发展、人民幸福、民族复兴负总责，是支撑国家制度和政治体系的主体力量，因此执政成败关系重大。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所承担的责任与其他国家的执政党比较起来，也要重大得多。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世代更替，是通过领导者的任期制、集体领导与党内民主选举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可以避免多党制带来的弊端，没有反对党的杯葛，但由于缺少相反或不同的政见，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容易自以为是，少有顾忌，可能造成重大的政策偏差，因此党内民主制度建设非常重要。同时由于各级领导人是通过推荐、遴选产生，对上负责，监督缺失，容易滋生官场腐败，因此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同时，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包括西方主要国家政党制度和政治选举制度的有益成分，平衡政治选举与政党制度的关系，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品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