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45 年以来，美国共经历过两次主要战略困境和相对衰落的过程， 它们分别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越南战争僵持阶段，以及由 2008 年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金融进而整个社会危机期间。本文认为，这两次战略困境在二战后对美国霸权构成了真正威胁，因为二者具有一项极为相似又极其特殊的根本属性，即使得美国处于“内外交困”状态。具体而言，这种状态体现为四个方面。

1. 美国罕见地长期深陷战争泥潭， 不仅承担着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等直接代价，而且战争对其内政和外交都形成了重大掣肘。1968-1969 年，在经历了“春节攻势”  ( The Tet Offensive ) 后，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已 愈发成本高昂并难以为继。首先，战争的久拖不决使美国财政捉襟见肘根据美国会预算局(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 ) 当时的统计，直接用于越战的开支从1965 年的 1 亿美元骤增到1968 年的 270 亿美元； 相应的，国防预算也从 512 亿美元蹄升至 807 亿美元。正是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美国的财政状况和国内通货膨胀严重恶化 ，1965-1968 年的赤字总额达到 近 400 亿美元，美元购买力比二战结束时下降了 60% 。

其次， 战争的升级和僵持使美军伤亡数量急剧增加。仅在 1968 年的“春节攻势” 中， 就有 1001 名美军士兵被越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所击毙。这一结果不仅使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进一步高涨，而且沉重打击了政府赢得战争的意志。最终使得越战成为美国同苏联对抗的一大战略负担——到 1969 年时，苏联不仅在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上迅速赶上美国，而且向中东、南亚甚至中美洲等第三世界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扩张。

2008 - 2009 年，美国同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两场战争的漩涡，对自身的负面影响几乎等同于越战。首先，截至 2009 年，伊战和阿战的持续时间均已超过 5 年，造成大量美军伤亡和巨大军事开支，而后者极大加剧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其次，尽管美国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持续动荡的地区局势使其面临战后重建难题，例如，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 仅伊战头 3 年就有 15. 1 万伊拉克人死于战争、混乱和暴力。持续的流血冲突不仅给伊拉克国内带来灾难，也对海湾地区局势的稳定构成威胁。此外，伊境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呈泛化态势，恐怖袭击者除包括来自什叶和逊尼两教派的极端分子外，还包括大量国际“恐怖主义志愿者 ”，这使得美国的反恐对象趋于复杂，极大地挫败了其重建伊拉克的政治信心。最后，两场战争给美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例如，小布什政府之所以不顾各国反对发动伊战，在于其认定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勾结。然而事实证明，伊政权既无此类武器又与基地组织亳无瓜葛，这令美国处于十分尴尬的舆论境地，并成为世界各地反战游行的主要对象。此外， 美军虐囚丑闻的曝光也令战争的合法性不足问题雪上加霜。

2. 美国在这两个时期均面临战后历史上少有的经济困境，从而销蚀了其霸权的战略根基。战后以来，美国经济在大多数时期保持了健康、稳定和高速增长，这对于其霸权的稳固有着决定性意义。例如，1945 - 1960 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逾 250 % , 失业率保持在 5% 以下， 通胀率低于 3% 。又如，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 “里根革命” 到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 30 年里，美国同样大体保持了较好的经济表现，尤其是克林顿政府时期， 美国经济创造了连续增长 112 个月的奇迹。因此，越南战争和次贷危机期间美国经济所遭遇的困难在战后史上十分罕见。

首先，越战期间，除战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通货膨胀外，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显著恶化，出现了私人海外投资增长和外贸盈余减少并存的局面，最终酿成一场待续一年的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贸易赤字的增加迫使美国动用大量黄金维持美元汇率，导致美元危机频生、黄金储备下降，美元地位急剧衰落。最终，美国在 1971 年将黄金价格从每盎司 35 美元提高到 38 美元， 标志着由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 美国的“金元帝国”风光不再。此外，此时的美国还出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经济问题——美国制造业曾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繁荣发展阶段，这首先得益于因战时建设所带动的工业产量巨大，其次还在于美国当时没有面临国际竞争。正如有历史学家所言，“美国工人在战后工业繁荣阶段享受着世界上最好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然而到 60 年代末时， 美国制造业的效率逐渐落后于日本和联邦德国，在钢铁和汽车行业表现尤为明显。由此，美国被迫开始了漫长的去工业化进程。

其次，2008 - 2009 年，美国爆发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从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公司因次贷危机破产开始，美国经济不仅深受重创，而且深陷增长乏力状态。例如，国内失业率在 2009 和 2010 年高达 10% , 联邦政府债务几近突破上限。这些状况表明，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根本性的。究其根源，此次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美国经济的高度“虚拟化”。 50 多年来，与美国制造业衰落相伴随的，是以金融和信息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开始在经济中居于主导，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发展，使金融业空前壮大。结果到 80 年代末时，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已让位于所谓的“新经济”结构。“在新经济结构中， 急剧膨胀的金融部门……凌驾于实体生产体系之上”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 在冷战后进一步加剧（见图 1） 。随着美国开始利用全球化优势将金融自由化拓展至世界并通过发行债券吸引各国资本，其国内的消费需求和市场繁荣被激发起来。起初，虚拟经济扮演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角色，然而，由于其在超额利润驱使下不断扩张，使美国经济逐渐发展为所谓的“赌场资本主义”。此时， 美国的经济优势已不再建立于制造业的物质生产能力基础之上，而是泡沫化的金融控制。在新自由主义逻辑下的经济虚拟化、市场”专政”化以及提前消费化的生活方式等因素支配下，次贷危机的发生在所难免。

3. 与战争和经济困境相关，美国在这两个时期经受了战后两轮最重大社会危机的考验。自建国起，移民社会的属性在为美国崛起带来了持久活力的同时，也造就了一项内在脆弱性，即社会共识和认同建立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信念”的基础上，因而，围绕个人和群体权利引发的矛盾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并且其影响力度往往在战争和危机时更为显著。越战期间，以“反战”为核心的社会运动便触发了美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社会危机，它使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遭受了巨大冲击，所带来的创伤至今也没有完全愈合。直到今天，“六十年代”在美国仍是一个特殊词汇，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时代插页。二战后，美国社会一度在内政外交两方面形成了自由主义共识，即对内实行国家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对外实施对共产主义的遏制。以越战爆发为标志，美国外交中的干涉主义表现达到顶点。此后，美军深陷战争的事实撕裂了国内共识，进而引发史无前例的社会认同危机。反战的自由派（新左派）、共和党内的强硬派及政府内部的温和派争论不休，而在更广范围内的各类社会群体，特别是高校学生、新闻记者、先前反种族歧视运动人群和包括妇女、同性恋者、嬉皮士在内的反抗力量形成一股合力，促成了“反文化” ( counter-culture ) 运动， 从而引发了美国社会严重的分裂和对立产对此，尼克松总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越战是两个战线的战争：一个是越南，一个是我们的价值观……战争造成的分裂强烈震撼了美国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社会认同也出现明显下降，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迅速发酵，并集中体现为 2011 年的“占领华尔街” 运动。这一运动的出现源于多个因素。首先，其直接原因是金融危机过后，美国政府花费逾 7000 亿美元拯救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等酿成危机的“罪魁祸首”，而普通民众却承受着高达10% 的失业率。其次，它表达了民众对政府决策体制失灵的不满，尤其是美国政府债务高涨、权钱交易、两党争斗及社会不公等现象日益挑战着广大民众的心理底线。最后，其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美国社会中存在诸多更深层次的弊病，尤其表现为贫富分化的加剧（见表 1）。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及经济金融化趋势，导致美国少数精英和广大民众间的“两极化” 不断强化。例如， 冷战后，美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呈现出日益增加的特征。据 2011 年美国人口调查局 (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USCB）公布的数字，2010 年美国的贫困人口达 4620 万，为 52 年来的最高值。又如，社会阶层间的收入和财富差 距持续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2011 年发布的《2007-2010 年美国家庭财产变化报告》显示，2007 年美国家庭财产净值的中位数为 12. 64 万美元，2010 年则下降到 7. 73 万美元；扣除通胀因素，这一数据仅相当于1992 年的水平产 与此同时，美国 1 %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全民财富的百分比却由2007 年的 34. 1 % 上升至 2009 年的 37. 1% 。再如，工资性收入在财富分配中的份额持续下降，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在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时更倾向于富有阶层而非中下层。

2. 除国内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动摇了霸权根基外，美国在这两个时期还面临战后史上两轮深刻的国际格局变动， 使其领导地位显著衰落。首先，20 世纪 60 年代末时，世界政治中出现了保罗·肯尼迪 ( Paul  Kennedy） 所说的“两极世界的解体” ，尽管美苏依然是国际事务的支配力量，但中国、日本和欧共体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于1969 年 7 月发表了著名的“关岛讲话“，首次承认国际力量趋于多元的现实，宣布美国已不再是世界头号经济和军事强国，认为美、苏、欧、日、中五大力量中心共同支配着国际事务应具体而言，美国当时面临的外部挑战来自三个方面。首先，自身的军事优势锐减，苏联的战略威胁上升。如前所述，苏联在越战时不仅加速发展核力量，而且向第三世界大规模扩张，使美苏战略竞争的态势决定性地由“美攻苏守”转为“苏攻美守”。其次，美国经济的竞争力下降，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与其在世界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最后，美国的联盟领导力衰落，西方阵营内部出现分化。例如， 法国总统戴高乐曾在 60 年代大搞“独立运动”，不仅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拒绝英国加人欧共体，而且率先同新中国建交并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以上事实说明，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导地位在越战期间遭遇了困境。

2008 - 2009 年，以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标志，冷战后国际格局演变的一项长期趋势得以加速和凸显，那就是西方中心地位的衰落和一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这一趋势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了三方面挑战。第一，伴随世 界经济格局的多元化及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上升，世界经济版图已经改变。例如，在金融危机肇始的2008 年， 以“金砖五国” 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达 50% , 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引擎。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性地位下降（见图 2）, 不得不诉诸二十国集团 ( G20 ) 等新兴国家参与的国际机制以推进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第二，随着国际政治博弈参与者趋于多元，美国在传统安全及非传统议题中的霸权地位被削弱，国际动员能力也受到牵制。例如，在 2009 年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 美国希望通过对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施压的方式以推卸和转移责任，但这一目标并未实现。第三，美国在价值观、社会制度及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吸引力下降，对其霸权的心理基础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冷战后，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美国模式” 一度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所效仿的榜样， 这种现象甚至被称作“历史的终结”。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大多数后发民主国家国内治理的失败甚至社会动荡，“美国模式”的普适价值急剧衰减，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成功崛起的新兴大国则成为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积极学习的对象。

综上所述，美国霸权曾分别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遭遇两次主要战略困境，其全面性和深刻性不仅在战后史上极为特殊，而且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尤其是美国在应对战争压力和国际格局变迁等外部挑战时，又罕见地深陷一系列国内经济和社会危机。这两次战略困境使美国出现了明显的相对衰落，进而威胁到其霸权的存续。上述历史背景是我们分析和比较美国霸权由衰落到变革进而更生的内在韧性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