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于 1969 年初就任美国总统时，面对内外交困的战略处境，迅速开始了有针对性的战略调整。从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 这场历经四届政府的渐进式改革覆盖了经济、社会及外交等诸多领域。一系列全方位的 变革使美国重新焕发出巨大活力，不仅最终扭转了相对衰落的局面， 而且以赢得冷战的方式使霸权地位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正如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  所指出的，“美国在经过内省检讨后恢复了自信；而苏联尽管在表面上俨如磐石，却因道德、政治和经济上的过分伸张而付出灭亡的代价”，具体而言，笔者将美国的此轮战略调整分为以下三类： ( 1 ) 内外战略纠错 ( 1969-1974 ) ; ( 2 ) 对外战略调整 ( 1969-1981 ) ; ( 3 ) 国内社会改革 ( 20 世纪 70 年代）与经济改革 ( 20世纪 80 年代）。

１.内外战略纠错 ( 1969 - 1974 )

面对 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内政外交出现的复杂困境，进行战略纠错是当务之急， 也是进行全面改革的基础。因此，从 1969 年到 1974 年，尼克松政府从以下两个要点入手，初步扭转了美国的内外颓势。

第一，结束越战，摆脱首要战略负担并缓解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越战不仅是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全球战略的最大掣肘，也是其国内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催化剂。美国在越战中犯下的错误可概括为“一个高估、两个低估”，即过高估计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同时过低估计了亚洲民族主义的力量和在历史、文化迥异之地推行美式民主的困难。换言之，美国犯了试图用类似在欧洲进行遏制的“简单化政策”应对中南半岛复杂形势的错误。其结果是，越战成为美国“有史以来首次不成功的战争，也是它首次面对道德信念与实际冲突的海外承诺之失败经验”。面对现实世界与自身信念间的巨大落差，尼克松政府开始以一种现实政治的视角调整越战政策，承认自身实力的局限。经过数年的外交努力， 美国以“越战越南化”、“ 威慑与谈判结合” 等多种途径使战争得以逐步降温， 并于 1973 年初从南越地区撤军。

第二，抗击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为经济改革铺路。尼克松上台后，面对经济危机和通胀的持续恶化，他开始认识到战后历届政府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严重问题，尤其表现为政府大规模干预使“福利国家” 难以为继，联邦政府权力过大制约了经济活力等。在 60 年代末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尼克松政府下决心借自由主义陷入困境之际，对美国经济、社会福利和政府体制进行重大调整，开始了反对“罗斯福新政”传统的初步尝试。这些尝试包括：削减约翰逊政府时期“伟大社会 ( Great  Socie ty ) "  的项目投入； 提出取代联邦社会救济的家庭援助计划；实行“新联邦主义”以向地方放权等。上述措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当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但有效缓解了经济困境和部分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逐渐扭转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旧有观念，为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经济的保守化改革创造了前提。

2. 对外战略调整 ( 1969 - 1981 )

在逐步从越南战争泥潭中脱身的基础上，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和自身因战争而受损的意识形态影响力，从尼克松到卡特的三届美国政府分两个阶段进行了对外战略重大调整。在第一阶段 ( 1969 - 1976 ) , 通过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构建了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从而扭转了地缘战略上的被动局面；同时与苏联进行“缓和” ( detente ) , 使欧洲冷战对峙的地理边界最终落定。在第二阶段 ( 1977 - 1981 ) , 以“人权外交”为旗帜，修复了受损的国际形象并占据了与苏联竞争的意识形态高地。上述两方面变革最终为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创造了渐趋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为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发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攻势创造了前提，奠定了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战略基础。

首先，尼克松（福特）政府完成了越战后美国地缘战略的调整。在进行战略纠错的同时，尼克松及其幕僚基辛格开始从国家利益和国际格局出发， 致力于维护美国的全球地位。他们既看到了美国当时所面临的一系列外部困境， 也敏锐把握了其中的机遇。例如，基辛格认为，“赫鲁晓夫 1956 年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苏联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都削弱了共产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中苏分裂揭穿了后者是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之假象。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有相当的外交运作空间”，在这一认知下，美国创造性地从现实政治而非意识形态出发对中美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逐渐将中国视为基于共同国家利益以对抗苏联扩张的“准盟友” ( quasi ally )。自 1969 年起， 经过双方的共同外交努力，两国于 1972 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可以说，中美关系的改善使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形成了有利于自身的三角大棋局。按照约翰·加迪斯 ( John Gaddis ) 的说法，”在尼克松第一任期内，美国从自毁式地陷于一场无休止的战争，转而成为在多数情况下塑造当时世界事务进程的三角均势中的枢纽。很少有国家实行过比此更引人注目或更迅速的从失败到支配的转变”。

其次，在尼克松（福特）政府构建了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基础上，卡特政府以人权外交为旗帜，对美国在六七十年代受损的国际形象及意识形态影响进行了重塑与修复。在实践中，将“人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外交工具，并将主要矛头对准了苏联。例如，卡特在就任后不久即发表声明，赞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领袖安德烈· 萨哈罗夫产此后，他又在白宫会见了苏联异见人士布科夫斯基。在美国人权攻势的影响下，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及波兰等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力度明显加强。此外，卡特要求国会向“美国之音” ( The Voice of  America )  提供 3000 万美元的补充拨款，并要求对设在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 (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的年度拨款增加到2000万美元。概言之，人权外交从两方面帮助美国构建了有利的外部战略环境。第一，它以美国之强攻击苏联之弱，赢得了国际社会在道义上的支持，对苏联造成了“真正道德上的打击”。

第二，它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使其再次成为倡导民主和人权的一面旗帜。从冷战伊始至尼克松任内，美国为与苏联竞争而在第三世界支持了一批右翼独裁政权，并不惜以武力推翻民选的左翼领袖。这些举动不仅给被干预国人民带来灾难，也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大受损失。为扭转这一局面，卡特政府利用外交和经济等手段对侵犯人权的右翼政权，如阿根廷、萨尔多瓦、危地马拉及尼加拉瓜等国施加压力，并为这些国家的反对派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

3. 国内社会和经济改革 (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 1 )   国内社会改革 ( 20 世纪 70 年代）

越战后美国的国内改革是从社会领域开始的，其原因有三。首先，美国当时严重的社会分裂已使国家陷入混乱，因此社会改革具有紧迫性。其次，“反文化”运动形成的强大变革思潮在推动政府采取措施以重塑国内共识并激发社会活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随着越战的降温与美苏关系的缓和，实施社会改革所需的外部环境大为改善，由战争引发的国内纷争也趋于弱化。因此， 美国于 20 世纪 70 年代进入社会改革高潮时期。改革的结果是，“多元主义” ( pluralism ) 彻底摧毁了“一元论” 和“熔炉论”，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和政治正确性的标准，美国社会由此被重塑，社会共识也以新的方式得以重建起来。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文化开始兴起。在这场变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平权行动” ( Affirmative Action )。

“平权行动”是美国政府为给出身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提供平等待遇而发起的改革，主张把种族、性别、残疾与其他标准一同纳入考虑。由于此项改革不仅涵盖美国社会最敏感的种族和民权问题，而且关乎宪法、传统价值观、社会认同、生活方式和利益再分配等重大现实问题，因而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整个70 年代， 美国政府对这项改革一直持积极态度， 并做了大最工作予以推动。从行政部门来看，尼克松总统 于 1969 年颁布了有关就业的第 11478 号行政令，要求为平民雇员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同时通过协调影响少数族群企业的联邦项目以 帮助这些企业发展壮大， 并推动地方政府、企业、大学和基金会等的活动和资源向少数族群企业流动。1979 年，卡特颁布第 12138 号行政令，规定“联邦机构必须采取行 动支持妇女创办的企业”，此后政府又陆续颁布第 12232 和 12259 号行政令，分别针对黑人教育和公平住房问题推进“平权 ”。从立法部门来看，国会于 1972 年通过《学校紧急援助法案》，以实现公立学校中的种族融合；1977 年通过了《公共工程就业法案》，要求在分配给地方公共建筑业的联邦基金中，至少有 10 %用于购买少数族裔企业的服务或物资。1978 年，国会为在经济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所拥有的企业( Disadvantaged Business Enterprises, DBEs )  之“预留” 项目提供了法律基础， 要求与联邦政府签约超过 50 万美元的承包商拨出一定比例的指标留给 DBEs 次级承包商， 以使所有族裔都能从中受益。从司法部门来看，在这一时期最高法院的各类民权案件中，都采取措施给予少数族裔优惠待遇。如在 1971 年“格里格斯诉杜克电力公司”案中，最高法院裁决杜克电力公司在用人、培训和晋升时歧视黑人，测试不公； 在 1978 年“加州大学校董诉巴克”案中，最高法院以 5 : 4 的票数裁定学校的招生政策把种族作为一个加分因素符合宪法。

如前所述，“平权行动”对美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这项改革培育了弱势群体中的中产阶级，提高了其经济地位，从而有助于推动此后的经济改革。其次，妇女和少数族裔的政治和教育权利得以伸张，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使美国社会以宽容、多元为特征的人文精神超越了以个人主义和竞争为基础的价值观。以黑人的状况为例。经济上，1964 年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仅为白人家庭的 53% , 而 1975 年已上升至 62% 。教育方面，1970 年全国黑人大学生人数仅为 50 万左右， 而这一数字在 1977 年翻了一番， 超过 100 万，并且 18 - 24 岁黑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 1980 年时已接近白人，再以妇女为例。到 70 年代中期，全美已有一半以上的已婚妇女出门就业，近 90 %获得大学学位的妇女都在工作。此外，妇女在此期间开始在政界与男性进行竞争， 到 90 年代初时，从国会两院到政府内阁，从各州州长到地方政界，都有相当数量的女性成员。

( 2)  国内经济改革 ( 20 世纪 80 年代）

在成功塑造了有利的国际战略格局并基本完成了社会改革之后，80 年代的美国以经济改革为动力，进入到权势复兴的关键时期。在 1980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保守势力的代表、共和党人里根顺利入主白宫。里根当选的根本原因是 60 年代后期罗斯福新政式自由 主义日渐式微，就连部分自由派人士也感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最终，原先的“新政“联合体和“伟大社会” 联合体逐渐分化瓦解产在此背景下，里根就任后不久即宣布：“我们受到了一次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灾难，按照老办法行事已不能解决问题。”随后，他于1981 年 2 月 18 日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提出 了包含 5 个方面内容的“经济复兴计划”，目的是彻底摆脱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局面。该计划具体包括大规模削减个人及公司所得税、大规模削减非国防开支、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放松政府管制和平衡预算。上述措施被统称为“里根经济学” ( Reaganomics )。

为“里根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持的是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供应学派是70 年代初兴起的一大经济学流派，主张经济的发展应着眼于刺激供应， 因为供应会自动创造需求，而无需国家干预。基于此，该学派认为，解决当时美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方法是“减税”。其内在逻辑是：减税会使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加，从而刺激储蓄和投资、扩大生产，最终在使政府税收增加、赤字下降甚至消失的同时，使通胀问题迎刃而解。货币主义兴起于五六十年代，其创始人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 ( Milton Friedman ) 。弗里德曼特别强调货币供应最的变动是造成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动变动的最根本原因，他主张国家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只需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

基于上述理念的里根经济改革使美国经济焕发出活力，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从而摆脱了六七十年代的滞胀困境。1983 年，美国的GDP增速为 3.4%, 1984 年更是高达 6.8%。与此同时，国内通胀率则由1981 年的10.4%下降至 1982 年的3.9%,  并于此后三年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到 1986 年时，通胀率更是降到了 3%。更重要的是，政府管制的减少和经济活力的增加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沃土，成为90 年代美国 “IT 革命” 的先声。在此轮经济改革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领跑者，其国际竞争力再次遥遥领先。当然，里根政府的经济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经济的畸形发展，如高赤字、高利率和高汇率等“三高”现象为后来的次贷危机埋下了祸根。但总体而言，它加速了美国权势的复兴，奠定了美国赢得冷战的物质及心理基础 。

综上可以看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经历了战后第一次主要战略困境后，美国从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分阶段进行了国内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战略调整，在意识形态、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及对外战略选择方面出现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结果是，这种改革使美国的权势得以复起甚而进一步上升。最终， 美国依靠自我更新和完善成为冷战的赢家， 并将其全球领导地位延续到了 21 世纪， 而渐趋僵化并扩张过度的苏联则走向了分化瓦解。至此 ， 美国霸权完成了第一轮的“衰落一变革—更生”长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