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争取货币伙伴的支持，还是构建国际制度的保障，夯实国际货币的国际政治基础都需要货币发行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历史证明，成功的货币外交离不开强有力的国际政治领导能力的发挥。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最早将“政治领导”（political leadership）这一概念引入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介入了关于政治领导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很少涉及国际货币事务。本文关于政治领导与货币外交的讨论致力于考察政治领导如何在争取货币合作伙伴和塑造国际制度体系中发挥作用，进而影响国际货币地位的兴起与衰落。所谓政治领导，是指在国际体系中有较强物质实力和较高道义威望的国家，能够通过外交以及其他手段动员其他国家追随自身的意志，来实现重大的国际战略目标，追随者的大量存在是实现政治领导的基本前提。而在关于国际货币政治的研究中，政治领导能力是指为获得他国对本国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信任、支持和接受，而发挥的信誉塑造、利益供给和强制实施的能力。它表现为公信力、向心力和强制力。政治领导能力直接决定了国际货币发行国围绕伙伴争取和制度建设所展开的货币外交的成效。
所谓公信力，是指货币追随国对货币领导国在战略制定和政策实施上的信任感，体现为使追随国感到安全和放心并产生信任的能力。就与国际货币事务的直接相关程度而言，公信力体现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公信力就是领导国对本国货币和金融政策的一致性、连贯性和公共性所作出的政治承诺，这将直接影响到其他国家对国际货币的选择。这种稳定的政治承诺会最终转变为该种货币所具有的长期信誉，从而构成国际货币的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此外，由于国际市场中的币种选择和使用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它关涉国家货币安全和金融安全乃至更广泛的国家总体安全，一国在国际市场上选择使用某种货币还体现出对货币发行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信任，除非受到强迫，一国很难大量使用敌国的货币。因此，与国际货币使用相关的公信力还包括使货币追随国在外交关系上感到安全和友善的能力。这是公信力的第二个层次。而更高层次的公信力还涉及领导国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所形成的国际声誉，它不仅使追随国产生安全感，还吸引其他国家效仿和学习。
因此，公信力属于 “软实力”（softpower），是追随国基于长期的历史记忆而对领导国在多个方面所形成的情感认同，是一种影响他国选择的无形的精神感染力量，有利于主导国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强大的公信力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发挥政治领导能力提供了重要的非物质基础，有助于追随国对领导国形成长久信任，进而成为其深度的和稳定的货币合作伙伴，并支持其相关的国际制度建设倡议。
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崛起的德国和日本都开始致力于提升自身的国际货币地位，但两国在公信力上的差别，导致它们在争取货币伙伴方面的结果大相径庭。德国通过彻底反思战争罪行并奉行坚定融入欧洲的战略赢得了欧洲货币伙伴的信任。日本则因不愿意采取实际行动来实现区域政治和解，无法获得足够的公信力，因而无法得到其他东亚国家作为追随者为日元提供的强大政治支持。除了争取货币伙伴之外，强大的公信力也是创建对领导国有利的国际制度体系的重要基础性条件。比如其他国家对英国货币制度的自发的模仿行为是英国公信力的来源，而这直接导致19世纪下半叶国际金本位制和英镑国际主导地位的形成。
所谓向心力是指领导国为追随国提供公共产品所形成的吸引力，即领导国为追随者提供 “搭便车” 的机会的能力。公共产品供给对于政治领导能力的意义在于为追随者提供物质激励。在国际体系中， 国家行为大都以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如果缺乏稳定的激励措施，就难以形成 “领导—追随” 关系。因此，为了增强自身的向心力，货币领导国必须在短期利益和宏远的货币抱负之间进行权衡。
领导国为增强自身在货币领域的向心力，需要为追随国提供的基本公共物品主要包括：稳定的货币锚、开放的金融市场、必要的金融援助、开放的商品贸易市场以及必要的制度安排。不仅如此，领导国有时还需要为货币追随国提供安全保护这一最为重要的公共物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强向心力也是领导国为提升和维持国际货币地位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在美元崛起的两个关键阶段， 美国就采取了大力为他国提供援助和经济优惠待遇的方式， 以此来获取向心力。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在拉美等地区大力实施 “金元外交”，对该地区提供了大量美元援助，使得美元受到拉美国家的普遍欢迎， 并为其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与英镑区、法郎区并驾齐驱的美元区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时期是在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 “马歇尔计划” 大力援助欧洲，帮助美元在欧洲树立起了国际流通货币的地位，从而彻底树立了美元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德国在领导欧洲货币合作的进程中，也通过牺牲短期利益，积极为欧洲货币一体化提供国际公共物品，进而提升向心力。从1979年创建欧洲货币体系开始，德国就以财政援助、经济合作、特殊的贸易和投资优惠等方式支持其货币伙伴，并为此承担了诸多不对称义务。虽然德国为争取货币伙伴的支持和配合付出了不菲的经济代价，但这种慷慨的利益供给构成了德国向心力的来源。
不仅如此，政治领导国所具有的向心力，还体现为使追随者能因为参与相关国际制度的创建而享受到好处， 从而有利于国际制度的建设。比如在IMF创建之初，美国的出资一度达到60％，是绝大部分资金的供给者。而该机构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分享机会增强了美国对伙伴国的向心力，有利于它们支持美国的制度倡议，即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所谓强制力是指针对货币竞争国或货币敌对国进行惩罚、实施高压以强迫其支持或至少不破坏本国货币的能力。强制力体现为使他国感到害怕和恐惧进而依据领导国意愿行事的能力。它可以通过政治压力、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三种手段来起作用，是一种 “硬实力”。尽管在现代社会强制力越来越不常用，但它依然是支撑政治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
通过实施强制力来捍卫国际货币地位，这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20世纪60年代，德国对于美元地位的支持，就是建立在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基础之上的。美国针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朗和委内瑞拉所采取的军事打击、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等强力行为，其中就有上述国家在石油—美元问题上挑战美国利益的因素。有学者分析认为，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强大战略能力（strategic capabilities）是确保该地区仍然维持事实上的 “美元本位制” 的关键。这种战略能力就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和联盟体系基础上的强制力。而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维持英镑的区域货币地位则是建立在大英帝国基础上针对殖民地的强制力是其防止英镑衰落的重要权力工具。
2010年全面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成为欧元不断扩张的一个重大挫折，它暴露了欧元作为国际货币在政治上的重大缺陷，即无论是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还是作为区域领导者的德国，都缺乏足够的强制力来对成员国特别是希腊等弱势国家的财政进行纪律约束，也没有强制力来推动进一步的制度改革，以完善欧元区的治理结构。正如科恩所说，欧元的背后站立的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目前，只有主权国家才是最具有强制力的制度形式。
总之,对于货币追随国而言，公信力是 “榜样”，向心力是 “胡萝卜”，而强制力是 “大棒”，强大政治领导通常是这三种能力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在人民币崛起的进程中，旨在夯实货币伙伴网络和国际制度体系的中国货币外交，也有赖于中国政府对这三种权力组合进行综合运用。不过，从历史经验来看，国际货币在不同阶段所需要的权力组合并不一样。在国际货币的成长阶段，由于国际货币的使用还没有形成稳定的路径依赖，货币崛起国需要在多个方面都比货币霸权国有更优异的表现，才能克服守成货币的 “在位优势” 。因此, “榜样” 的树立和 “胡萝卜” 的赐予对于崛起货币更加重要。而在国际货币已经形成了稳定国际地位的守成阶段，领导国也不吝使用 “大棒”，即通过强制力的发挥来捍卫货币地位。中国在人民币崛起的初期积累政治领导能力，更加需要通过全面提升公信力来获得货币追随者的信任，通过大力加强向心力使得货币追随者能够分享好处，而对于强制力的使用则有必要保持高度的谨慎与小心。一言以蔽之，中国当前的货币外交更需要展现领导 “魅力”，而非显示权力 “肌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