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已经受到国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从实践层面看，当代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转型与崛起为开展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学理层面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已经成为意义重大的课题。因此，解析国外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总体来看，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所坚持的立场可分为三类：一是悲观主义，对当代中国持批判态度，其认知和判断比较消极；二是乐观主义，积极看待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对中国发展比较有信心；三是相对中立，态度相对模糊，研究比较注重客观实际，对中国不做或褒或贬的断定，倾向于认为中国发展方向充满各种复杂的未知因素和不确定性。

悲观主义立场。其一，中国面临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与社会动荡。有研究指出，目前中国弥漫着种种危机，如收入不平等、失业、环境污染、社会缺乏安全感、官员腐化、意识形态断层（deological incoherence）、官僚阶层怠惰（bureaucratic inertia）等。显然国家已无力应对复杂的、相互矛盾的现代经济和社会需求。“中国经济已经不可能通过经济手段得到调整，因此未来中国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将面临较大的转变或危机”；其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合法性受到严峻挑战。一些国外学者只关注市场改革造成的中国社会严重裂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国家”体制由于官员腐败和不当行为而备受挑战，现有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已经“蒸发”殆尽，很难在一党执政的改革中实现重塑；其三，中国未来对亚洲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将是潜在威胁。有学者用“红星照耀太平洋”作比喻，认为随着中国不计代价地加速现代化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将对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构成实质性威胁，届时“中国的红星就会放射出压倒其他一切国家的光芒，而不仅仅满足于在太平洋上空温和地闪烁” 。这种立场在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始终具有较大影响力。

乐观主义立场。第一，中国的崛起是大势所趋，危机只是崛起进程中的“阵痛”。有学者强调，改革绝非线性、平滑或是逻辑的过程。发展中的问题会促使中国在实践中比俄罗斯更谨慎沉着，避免重蹈前苏联覆辙。中国不断在前进中移开阻挡的石头，让改革的大潮奔流，他们不仅没有让中国在河中间停步，而且实际上正在引导其越来越靠近成功的“彼岸”；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成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可撼动。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了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也就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收益”；第三，中国未来会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点结合起来，开辟出一种全新的发展思路。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从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实践经验的成败中汲取教训，同时立足于本国国情，寻找一条融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新路”；第四，中国不但现在充满活力，未来前景也会十分光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认为，在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市场发展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更追求知识性和创新性，更重要的是，它使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多样性的融合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其传统文化的力量。未来中国的地位将不只是世界制造中心，而将会是创意与革新的活力之源。很多学者依据不同的学科背景、分析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其共性在于对中国未来前途充满信心，其中不乏溢美之辞。对于这一立场仍需冷静看待，合理借鉴。

相对中立立场。一是中国发展的成就和问题都很突出。有观点认为，从物质文明看中国已经比较富有，但从生态文明看它仍然贫穷，“往往一个社会越贫穷，它就越是优先重视物质的变化，为实现这一目的，甚至不惜牺牲几乎所有其他因素，其中包括环境。富裕的社会确实比贫穷的社会更容易优先考虑环境，而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社会”；二是中国共产党正试图寻求解决方案。有研究指出，中国领导人正努力同时解决全球化、转型和发展带来的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曾面临这样一系列的挑战，也没有哪本教科书可以指导中国如何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所有的政策努力都必须旨在避免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努力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三是中国未来充满各种变数与不确定性。美国学者李侃如指出，中国的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其结果依然很不清楚，以致无法进行有把握的预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仍然没有踏入一条可预测的发展道路”。而在国外学界看来，这种具有挑战性、能够激发起学术兴趣和交锋的特点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吸引力所在。

根据对国外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认知和判断的分析，可以将其典型性话语划分为四类：一是分析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二是探讨政治发展状况和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三是研究多元化背景下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四是审视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对世界格局的综合影响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属性、现代化与转型挑战。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是一种受到国家有力影响的以渐进改革为核心的混合型经济模式，在经历了高速增长的30年后，“快速推进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反映出中国现阶段是一种消费主义的（consumerist）、国家主导的现代性（stateled modernity）” 。多数观点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质，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产物，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不同；其次，当代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之路。有研究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无为”思想的运用，不仅在理论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而且为广泛听取关于改革的不同观点（包括赞赏性评价和批判性分析）创造了条件。在国外学者看来，道家“无为”思想在经济政策中表现为顺应而不刻意干预经济现象和规律，关注长远目标而不局限于眼前利益；再次，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过度的行政干预和“谈判经济”导致的畸形发展。有报告分析指出，中国经济体系的发展容易畸形化，因为在这一制度下，实际的发展结果并不是来自国家层面精英们的计划和战略，而是来自各种代表不同利益的解读并实施经济变革方案的复合体。尽管国外学者通常是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来评价中国经济，难免片面武断，但随着他们对中国了解的加深，很多论述和建议也具有借鉴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与执政党建设。一方面，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现状，有观点认为，国外这个领域向来缺乏普遍的建设性共识，在各式各样的分析方法和预测中，主要有以下共识：第一，有限的政治改革已经停滞，并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后还有所退步；第二，在不远的将来急需意义重大的政治改革。由此引申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目前国外学界广泛认为中共被很多严峻的困难所折磨和挑战，总体处于“萎缩”态势，具体表现为以下一些共识：政治风波以后中共开始出现合法性缺乏；党和军队可能存在裂痕；党的意识形态缺乏连贯性和说服力；党国动员能力的下降和组织机构的萎缩；腐败的地方官员筑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entrenchment）；党内普遍腐败；地方和基层的经济和社会紧张关系正在增长；农村不满和动荡事件增加; 民族间动荡局面上升；中共内部管理低效，党国缺乏外部制衡；党内和国家精英中存在政治资助与利益集团；制度权威碎片化和制度标准被侵蚀；国家各级提供公共产品与善治能力下降。虽然很多学者建议中国采取更加西方化的民主改革，但是也有人反对把中国推向转型国家的“深渊”，而是应该尊重其自身的选择，不要急于向西方民主化靠拢。另一方面，关于执政模式，有学者引入了“协商式列宁主义”的概念，包含五个特征：热衷于维护权力；以改革先发制人回应民主化的呼声；提升党回应、引导公众意见的能力；经济管理的实用主义；提升共产主义价值观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国家治理层面，“协商式的、由发展驱动的威权主义”常被视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关键视角，因此又衍生出一些新概念，例如“协商式威权主义”、“碎片式威权主义 2.0”（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2.0）以及“灵活性”或“弹性”威权主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多样性与意识形态挑战。第一，国家文化认同。傅高义指出，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里封闭大院的开放和各地人口的交融，地方差异逐渐被共享的国家文化取而代之”，“在邓小平时代，一种真正的国家文化的成长，以及对异域文化的更多了解，大大加强了人们对整个国家的认同”。还有人认为，目前中国建构国家认同所依据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中国中心论（sino-centralism）和反西方主义的混合体；第二，文化与社会话语。有人以“中式话语”（sino-speak）界定了当代中国的文化与思想产物，并指出，由于中国独特的文明形式，中国将按照自己的路径迈向现代性，这意味着中华文明即便没有在文化上主导世界，也足以统治亚洲。“中式话语”是一种正在显现的新东方主义“方言”，它采用了新词汇和语法，用以描述并规定中国的伟大复兴；第三，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挑战及对策。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面临两大挑战，“去意识形态化”致使主流价值观衰落，决策依据是经验标准，意识形态成为事后为决策论证和辩护的工具；经济全球化、西方文化和技术的冲击以及互联网革命导致社会价值观混乱。因此，有人指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党内主导的意识形态，中共必须确保其有能力在曾经是革命的代表与今天的实用主义形象的二者对立紧张关系中找到和解之道。其核心是建立一套既能满足权力需求，又能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媒体和外部思想冲击下仍保持有效的意识形态话语。尽管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很多国外学者仍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抱有浓厚兴趣。甚至可以说，正是基于文化差异，才促使他们关注这个古老却充满活力的新兴大国。

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美国学者沈大伟将现阶段中国定义为“跛足大国”（partial power），并指出，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我们会发现中国遍及全球的各种文化足迹在不断扩展：旅游、教育、艺术品交易、文学和电影、时尚设计乃至体育竞技。但是，所有这些类别的全球影响仍然很微弱。这是中国缺乏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表征。中国还不是一个能够吸引别国的磁石”。实际上，正是东西方话语的差异导致了国外对中国软实力建设产生出诸多误解。以美国为例，一方面，“一个影响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强有力因素是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中国的共产主义在美国话语中被塑造成美国自由民主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中国恐惧症在美国流行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 。其中，“中国威胁论”与“和平崛起论”最容易挑战国外学界的敏感神经。英国学者柯岚安指出，“中国威胁论”和“和平崛起论”两者实际上存在一种值得探究的深层联系。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确实在增长，但也不能把这种情况夸大为对世界的威胁，应该把重点放在寻找产生争论背后的推动力上。“威胁论”和“机遇论”都不完整，因为它们本身就相互依存，中国渲染“威胁论”可以为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种种措施提供反击的理由。不管对中国在世界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持何种论调，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重新崛起无疑是现代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事件之一，未来中国在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际体系中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也将愈加显著。

方法论在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中居于重要地位。很多国外研究在遵循传统社会科学范式基础上，融合最新分析手段，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视角更加独到、理论观点也更加前沿。这些研究主要使用主流分析、特殊分析和新兴分析三类方法。

主流分析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一方面，重视原始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引用一直是国外学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方法。国外学者会重点选择以下几类文献资料：“一是会议记录或备忘录，他们认为原始记录是研究的最便捷素材；二是调查报告，这是最有价值的素材，地方和基层政府为制定政策而对某些问题进行调研时，其形成的报告往往比较客观，不易受政治影响所左右，能够更好地体现国家与社会关系；三是工作报告，国外学者虽然经常抱怨官僚体制，但他们却普遍认为会议或日常工作中的报告通常很有建树。但是相比调研报告，工作总结报告的空话套话更多些，因此阅读起来会很快，它们通常是先谈成就，再谈问题，研究这些材料时有个挑战———虽然很多时候成就容易被夸大，但问题也容易被过分渲染；四是政策文件，通过它们可以分析政府如何实践。近年来，大量公开的网络资源为国外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有国外学者认为，网络资源能够为传统资源提供有效补充，但不能完全代替访谈、学术论文、档案等各类在过去20年里作为当代中国研究核心的位置。另一方面，比较研究是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研究中最为常见的分析方式。从理论层面看，比较研究可以为在次国家层面分析（subnational analyses）中无法观察到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创造出可供理论分析的条件。这些因素包括“政权类型、官僚结构、综合国力、中央地方的关系结构、政府与商业的关系类型、地理和经济禀赋、官方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国家间关系、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安全环境。不借助国家间比较的话，这些因素也可以被描述，只不过很难界定它们的影响，尤其是彼此之间的关联性” 。目前国外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比较研究有三个参考系：一是中国与东亚发展型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和台湾；二是中国与俄罗斯；三是中国与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和墨西哥。除此以外，中国与自身不同阶段历史的比较和中美比较也是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

特殊分析法：实地调研与定量模型研究。首先，对国外学者而言，为了更好地厘清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现状，一个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进行实地调研或个案分析。这种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贴合中国的现实，得出的结论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说服力。有相当多的学者甚至常年扎根于中国各地，通过调查、取样收集研究素材，他们的成果因而获得了国内外政府机构、智库与科研院所的认可。其中，交叉比对（cross-checking）是国外学者在中国调研时经常采用的方法，它能够看出哪些数据准确、哪些不可靠（比如对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同一地区的访谈和文献之间的比较，官员、科研机构和媒体表述的比较等）。其次，定量模型分析是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相对比较严谨缜密的手段。近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倾向于基于客观数据和信息，运用定量和模型方法来分析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以研究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经济、文化和社会互动为例，有学者通过概念化模型来进行分析，即“4I”，包括一体化（integration）、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 、认同（identity）和独立（independence），以商业活动、投资、移民、贸易、文化、学术交流、政治社会发展为对象，解读这一地区的互动及其动力。该研究指出，从长远看，这种积极互动既为大中华地区的未来治理提供更好的机遇，也为增强全球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奠定了基础。上述两种方法在国外研究话语中所占比重并不高，但它们的应用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通过更为科学的手段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新兴分析法：民族志法与社交植入法（socially embedded approach）。一方面，为克服一些传统研究方法面面俱到却不够深刻的弊端，“民族志法”（ethnography）成为一些学者使用的新方法。从应用的角度看，民族志法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既强调“深度描述”，即着力阐述特定间地点的特定人群的复杂性，也能进行全面分析，找出引发、维持或阻碍变革的隐藏要素。有研究认为，民族志法能够揭示出普通模型、统计方法或国家间比较所无法展现的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它不仅关注某时某地某人的思想和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反映出这些现象背后复杂的政治动机和力量博弈等各类错综交织的关系。另一方面，为解决定量和模型分析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社交植入”正在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领域。虽然定量和模型研究能够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分析思路，但是很多国外学者认为，以定量方式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往往面临着政治敏感性的挑战和压力。原因在于，不仅很多研究课题在这类社会制度中都属于政治敏感问题，而且想要从社会成员中获得精确、无偏见的数据和描述也十分困难，有时候研究者们试图从事的研究恰恰是政府或某些人群所回避的。而社交植入法能够较好地缓解政治敏感性，保护调查过程中的研究者和参与者，使数据质量最大化。社交植入法的实质是调查研究之前要先与当地政府官员、学者、受访者和其他人群建立起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 这些新兴分析法的出现预示着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方法正在由重视资料现实主义的传统思维发展向内在因素发展论的思维转变。总的来看，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虽然已经十分丰富，但其本质上仍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与冲突的复杂集合体，这为国内学者提供了难得机遇。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如果中国学者能够立足基本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在深入了解国外话语的基础上，利用自身优势，用心诠释中国的政治话语和学理话语，并以更加严谨而生动的国际化方式将其传播到世界各地，就能赢得认同、消除误解，真正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与风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