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货币伙伴网络之外，与货币事务相关的国际制度体系是国际货币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支柱。二战结束后，国际制度大量产生并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日益重要作用，成为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国际制度对于大国权力地位的护持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称它为 “霸权之翼”。但很少有学者将国际货币的成长和维持与相关国际制度联系起来。事实上，国际制度对于培育和维护国际货币地位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 国际制度体系及其意义
国际制度对于国际货币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国际制度所具有的两项重要功能上。
第一，相关国际制度为国际货币崛起提供了基于国际认可的 “合法效应”，从而有利于其国际货币地位的确立。国际制度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一项国际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意味着该制度的规则和规定得到了制度成员国的一致认可。因此， 国际制度不仅是国际认可的产物，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对合法性的界定。而货币的发行和使用也事关合法性。除了市场的自然选择之外，稳定发挥国际通货职能的国际货币还需要国际官方层次的认可。相关国际制度是对国际货币关系的一种法律化安排，对该种货币有利的国际制度，将增强使用者的信心并促使其形成对该货币的使用依赖。
对美元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为其提供 “国际合法效应” 的重要保障。布雷顿森林体系以主权国家间政治协议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美元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使美元主导地位得到了整个世界的普遍认可。而在区域层面，欧元从诞生到成长也都是通过明确的制度设计来获得其合法性的。欧元在欧洲的区域使用完全是建立在欧元区强大的制度体系基础之上的。
此外，一些微观的国际制度安排也能给某种货币的国际地位提供合法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行的特别提款权（SDR由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四种主要货币构成，这实际上是IMF为上述货币的国际职能提供了合法性认可。中国政府在2015年努力推动人民币成为SDR的第五种货币，此举即是希望借IMF作为一种权威性国际机构的背书来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在全球层面的国际认可程度， 进而提升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第二，相关的国际制度安排还可以对守成的国际货币产生 “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以维护其国际地位。约翰·艾肯伯里专门指出，国际制度对于主导国最根本的意义在于 “锁定” 对主导国有利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当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在货币领域，国际制度同样具有这一价值。除了在货币成长阶段提供 “合法效应” 之外，国际制度还可以在货币维持阶段强化国际市场对其产生的 “路径依赖”，以确保现状维持不变。由于国际层面上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中央权威强制使用某种国际货币，发行国只能通过国际制度安排来 “锁定” 该种货币的国际地位，形成持久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使用习惯，从而巩固国际货币的使用范围和程度。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 国际制度提供的这种反市场力量，可以延迟甚至阻止某种国际货币因为市场原因出现的衰落，除非出现诸如剧烈战争之类的重大事件来打破其原有的惯性平衡。因此，伴随着市场的自发演进，中心货币国寻求建立全球层次（如美元）或区域层次（如马克、欧元）的货币制度安排，是维护货币国际地位的必要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击了英国领导的国际金本位制，英镑开始走向衰落。但是英国随即在其殖民体系内部建立了分享贸易特惠的帝国集团和共同实行货币政策的英镑区，为维持英镑地位打下了区域制度基础，从而部分锁定了英镑作为区域货币的角色。
对于美元，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一种 “硬制度” 在20世纪70年代崩溃，但该体系遗留下来的IMF和世界银行（WB）仍然在国际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特别是这两大金融机构的对外援助仍然主要使用美元，并且被美国控制，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通过这两大机构，美国得以 “锁定” 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秩序，并免受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 “滞胀” 和美元贬值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两机构的支持下，美元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在区域层面，欧洲货币联盟则 “锁定” 了欧元作为区域超主权货币的地位， 并因此产生了一种所谓只能前进不能倒退的 “自行车效应”，使得退出欧元体系的成本异常高昂。正因如此，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 该制度体系的领导者德国在关键时刻出手相救，而不是任凭危机撕裂欧元。
相比之下，日元则是缺乏国际制度基础的一个负面案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元的市场表现进入了一个不升反降的周期，美元重新收复了被日元所侵占的 “失地” 。日元崛起的挫折固然有许多经济层面的原因，但日元之所以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如此敏感，不能抗拒市场风险，就是因为日本缺乏稳固的政治支持力量，其中就包括缺乏国际制度体系的护持。作为美国在安全上的追随者， 日本在东亚区域制度建设上长期乏善可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日本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但这一制度创意很快就被美国否决。由于缺乏稳固的国际制度基础，一旦市场环境出现 “风吹草动”，日元的国际地位便随之动摇。
总之，与货币相关的国际制度为无论是崛起货币还是守成货币都提供了重要的护持作用，它是支撑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政治基础之一。
（二）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外交
如同英镑、美元和欧元的经验以及日元的教训一样，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也离不开相关国际制度体系所提供的保护。对此，2009年以来， 中国展开了一系列国际制度外交以服务于人民币崛起，包括改革既有的全球性国际制度（简称 “改制”）和创建新的区域性国际制度（简称 “建制”）两个方面。中国政府的 “双管齐下” 为人民币的崛起初步搭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制度框架。
在全球 “改制” 方面，面对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需要，中国展开了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外交努力，以反映中国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利益和权力诉求。第一，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中国适时积极推动全球经济的核心治理机制，实现了从
“G7时代” 向 “G20时代” 的转变。这一制度突变不仅解决了中国参与全球货币治理的问题，而且为中国争取了更大的发言权，从而为人民币崛起提供了最为宏观的制度平台。第二，推动以IMF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既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结构改革，主要是份额权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以体现中国货币地位的崛起。第三，推动提升SDR的国际货币职能，弱化美元作为国际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努力推动人民币被纳入SDR货币篮子。
在金融危机对制度守成国带来巨大压力的背景下， 中国的 “改制” 外交取得了一些重大成绩。比如，在中国的推动下，2010年IMF和世界银行都做出了份额权改革的决议，美国国会虽然经过了多年拖延，但在中国的多次敦促下，终于在2016年初批准这一决议。一旦正式生效，中国将因此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成为IMF和世界银行中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此外， 林毅夫和朱民先后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和IMF副总裁，这是首次由中国人担任这两个职位，可谓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争取人事权所获得的重大突破。而且，根据中国的多次倡议，SDR的发行总量大大增加，从而为其发挥实质性储备货币的作用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2105年底中国成功实现了将人民币纳入SDR的货币篮子， 人民币作为全球第五大国际货币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
但美国毕竟是 “体系维持者和特权享有者”。作为守成的货币霸权国，尽管美国在金融危机的高潮阶段，确实通过一些妥协和让步来满足中国的 “改制” 要求，以换取中国支持美国应对金融危机，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压力逐渐缓解，美国对于中国一系列 “改制” 努力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阻碍.比如美国有重新强化G7而冷落G20的趋势，排斥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而且，美国依然拥有在IMF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的否决权。此外，美国也无意改变世界银行行长继续由美国提名的人事制度。可以说，有利于美元霸权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基本没有得到改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国际制度外交开始绕开霸权国另辟蹊径，从全球 “改制” 转向区域 “建制”，并在与货币相关的区域制度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第一，强化金砖机制货币合作。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通过贬值美元对外转嫁危机，结果刺激金砖国家基于新兴大国的共同身份认同和基于反对美元霸权的共同利益诉求走到一起。金砖国家为此发出了一系列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 “改制” 呼吁，尽管这些改革并未完全实现，但仍然对发达国家控制国际金融体系的合法性构成了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除了这些对外呼吁之外，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货币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内部合作来推动外部改革，包括在多边框架下推进本币贸易结算，增加自身货币使用，进而推动建立与美元单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相对应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建立金砖外汇应急储备机制，以实现自身的金融利益和捍卫自身的金融安全。金砖机制下的货币合作必将成为人民币崛起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
第二，升级 “10+3” 机制货币合作。依据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战略地位的重要程度，东亚地区无疑是人民币崛起的首要地缘空间。2000年， “10+3” 成员国在清迈倡议（Chian Mai Initiative）的框架下的启动双边货币互换，迈开了货币合作的第一步。此后，经过多年的外交努力，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多边外汇储备库正式生效。至此，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水平大大升级。不仅如此，2016年2月，作为正式国际组织的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在新加坡成立，以为东亚外汇储备库的运行提供宏观经济的监测和咨询。这标志着东亚货币合作的制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它也为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更大规模使用提供了区域制度平台。
第三，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 “亚投行”）。中国于2013年底倡议发起成立亚投行，书写了中国国际制度外交史上的精彩篇章.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诸多 “亲密盟友” 都纷纷加入亚投行，它是继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之后的第五大国际开发银行，2015年年底正式投入运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更多使用人民币结算，将成为这一明显打上中国烙印的新型国际金融机构不可避免的趋势。
最后，中国还在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简称 “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货币合作。近年来， 中国正在积极探索在上合组织银联体的基础上，将货币合作引入上合组织框架，包括加快成员国货币互换，建立区域性贸易和投资的结算支付体系等。不仅如此，中国从2009年就开始尝试推动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可能性。随着上合组织货币合作的实质性推进，它也将成为保障人民币进入中亚的一个重要区域制度框架。
总之，在货币的崛起过程中，由于国际市场上对该种货币的路径依赖还没有完全培育起来，因此有利的国际制度安排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有助于克服经济变化和市场波动给货币成长带来的挑战。由于全球性国际制度改革的困难，在当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金砖机制、东亚货币合作机制、亚投行和上合组织共同构成了支持人民币崛起的四大区域性国际制度平台，从而发挥国际制度对于人民币地位崛起的 “合法效应” 和 “锁定效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