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若干货币伙伴及其形成的政府间货币合作网络，是支撑国际货币地位的首要政治支柱。经济领域的伙伴（包括贸易伙伴、投资伙伴和货币伙伴）犹如军事领域的盟友，集中体现为政府间的合作与支持，有时这种关系还会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某种国际货币能否获得更多货币伙伴的支持，对于自身国际地位的成长和维持十分关键。
（一）货币合作伙伴及其意义
所谓货币伙伴是指为本国货币的国际使用提供便利和支持的他国政府，专门用来描述货币领域的官方支持关系。在国际市场上，作为政治行为体的各国中央政府（主要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也是国际货币的使用者，中央政府对国际币种的选择能产生强大的从众效应，并因此影响私人市场上的币种选择。国际货币需要货币伙伴的支持，强大的国际货币总是有一个强大的伙伴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有少数重要伙伴能对国际货币提供长期、稳定和战略性的支持。它们拥有较强的支持能力，并带来较强的示范效应和枢纽功能，能够影响私人部门和其他国家的币种选择，从而构成伙伴网络中的货币支点国家（monetary pivots），在危机时刻，货币支点国对国际货币能够起到强大的逆势帮扶作用。货币伙伴的反面即为货币对手，某种国际货币的竞争者或者破坏者。
所谓货币伙伴对于国际货币的支持，其本质就是某些国家在跨国经济活动中积极支持特定国际货币充分发挥国际货币职能。货币伙伴对于国际货币的支持作用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中心货币作为本国货币汇率的参考基准，依此形成稳定汇率关系，以利于中心货币成为私人市场上的计价货币，从而支持其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此外，掌握能源、矿产等关键资源的货币伙伴还可以通过支持中心货币成为其资源出口的计价货币，利于强化该种货币的国际地位。第二，将中心货币作为本国央行管理外汇市场、维护本国汇率稳定的干预货币。此外，拥有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货币伙伴国还可以支持在本国建立中心货币的离岸金融市场，欢迎中心货币进入本国的金融交易网络。第三，持有中心货币资产作为官方外汇储备，增强国际市场对中心货币的信心。外汇储备职能是一种货币发挥国际职能的最高阶段，大量持有一国货币资产作为外汇储备是对该国最重要的货币支持行为，尤其是在该种货币遭遇危机的时刻。
货币伙伴对中心货币提供稳定支持，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上，伙伴国与中心货币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关系，支持中心货币将有利于该国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和金融稳定，美元化的国家即是这种情况的极端代表。而在政治上，货币伙伴对中心货币的支持大多基于安全、地缘和战略的考虑。比如中心国为伙伴国提供安全保护，从而换取伙伴国对中心国的货币支持。二战结束后的头20年里，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货币伙伴国对美元的支持，以及海湾国家对 “石油美元” 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就源于此。另一种情况是中心国和伙伴国具有特殊的政治关系，比如20世纪上半叶印度对英镑的支持就因为它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镑和美元先后成为国际市场中的霸权货币都离不开庞大的货币伙伴网络的支持。英镑在19世纪所形成的国际主导地位主要得益于英国率先领导工业革命所奠定的超强的经济实力基础，但英国通过其殖民体系和全球军事政治扩张所搭建的强大的货币伙伴网络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英镑体系几乎覆盖了整个世界。它以伦敦为 中心，包括没有实际货币主管机构的英国殖民地、英联邦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与英国有着紧密经济联系并利用英镑支撑本国货币的独立国家，以及其他持有英镑的外围国家。在该体系中，很多国家都用英镑作为储备资产，几乎所有的国际交易都是以英镑来计价，特别是印度和南非，扮演了英镑货币支点国的角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巨额的战争消耗，英镑地位岌岌可危，处于贸易顺差地位的印度成为英国收支系统中一个重要的支轴。印度的英镑储备被随时用来弥补英国的收支失衡，因此捍卫了英镑的地位。一战结束后，因战争消耗了大量的英国黄金储备，英国开始依赖南非出口的黄金来支持英镑。英国和南非达成多项黄金购买协议以支持英镑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正是南非和印度这两个具有支点意义的货币伙伴分别通过向英国出售黄金和持有大量英镑结余帮助英国稳定了英镑地位，使得英国在经济霸权丧失之后，仍将英镑作为区域性国际货币的地位维持到20世纪中期。20世纪下半叶，英镑的进一步衰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英镑的货币伙伴网络经过二战和非殖民化的打击遭到了重大破坏，越来越多曾经的货币伙伴因为政治上的独立而放弃了英镑。
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参与者都变成了美国的货币伙伴，这些国家大都既是 “马歇尔计划” 的接受者，也是美国军事羽翼下的政治盟友。对它们而言，成为美元支持者，既有经济需求，也有安全需求。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美元化国家则构成了美国货币伙伴网络的核心。20世纪60年代，美元先后爆发几次危机，并且遭到货币对手法国的挑战，但德国对美元的支持使美国渡过了危机。在这场货币外交战中，德国不仅是美国的货币伙伴，而且发挥了美国货币支点国家的重要作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秘密协议，规定沙特阿拉伯出口的石油以美元计价，而换取美国对沙特的军事保护。由于沙特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中东的欧佩克国家出口的石油纷纷开始用美元计价，“石油美元” 由此产生，并成为美元国际使用的重要依托。不仅如此，中东国家的石油美元最终又回流到美国金融市场，进一步支撑了美元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持有大量石油美元的欧佩克国家就是美国的重要货币伙伴，而沙特则是美元伙伴网络中的支点国家。
综上所述，英镑和美元的历史证明，货币伙伴为国际货币提供了超越于纯市场力量的战略支持，货币伙伴网络对国际货币形成了一种强大的 “粘连性” 力量，构成了支撑其地位的重要政治基础，使其不因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从而有利于国际市场对该种货币形成稳定的路径依赖。
（二）人民币崛起的货币伙伴外交
人民币的崛起也离不开货币伙伴的支持，搭建货币伙伴网络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开始以来中国货币外交的重要内容。那些以各种方式率先参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国家就是中国的货币伙伴，它们在官方层面上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提供了各种政策上的配合和技术上的支持。具体而言，中国的货币伙伴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合作内容。
第一，货币互换伙伴。中国的货币互换外交主要是通过签订协议向对方央行提供人民币，以方便人民币在双边经济活动中的使用。不仅如此，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还意味着政府间货币互信的增强，体现为对方对人民币国际使用的一种政治支持。截至201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相继与3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本币货币互换协议。一个以人民币为中心的货币互换网络已经初步形成，其协议数量之多和覆盖对象之广，已经成为与美元和欧元并驾齐驱的全球三大货币互换网络之一。
第二，本币结算伙伴。货币互换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奠定了基础，本币结算则是人民币国际化跨出的重要一步。虽然政府允许和支持企业使用本币作为对外结算和支付币种可以是单边政策行为，但如果其他国家政府也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和提供便利，就能够迅速扩大本币结算的规模。因此，推动本币结算已经成为中国货币外交的重要议程。2009年本币结算试点开始以来，中国共与三十多个国家将 “推动本币结算” 写入双边或多边的政府联合公报，体现了这些国家对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支持。
第三，货币交易伙伴。本币结算的广泛推行需要通过人民币与更多外币的直接交易，以提高市场上人民币的可获得性。长期以来，人民币与其他外币的交易都需要美元发挥中介作用，这增加了货币汇兑成本，强化了对美元的依赖。从2010年开始，中国货币外交开始积极推动人民币实现与更多币种的可直接交易，并在2014年进入快车道。目前人民币已经可以和除了美元之外的十余种货币进行直接交易， 大大提升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便利程度。
第四，货币清算伙伴。随着人民币被更多用作结算和支付货币，以及人民币可以和更多外币进行直接交易，人民币亟需建立海外清算机制，以为人民币更大规模的国际使用提供便利。从2013年开始，中国开始积极推动在海外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并在2014年和2015年掀起了货币清算外交的高潮。中国已经和近二十家央行签订了跨国清算备忘录，初步形成了一个人民币清算的海外网络， 大大便利了人民币的海外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