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中，笔者从国家、企业、个人三个层面对“ 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进行了阐释，可见其涉及主体多，表现形式多样，影响范围广。对于道德风险的解决，需要我国缜密的思考与设计。笔者将从观念、机制、实践三个方面，探求问题解决之道。

首先，在观念层面，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不变，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之上，打造共同体意识，实现互联互通。“ 打铁还需自身硬”，而观念层面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则是夯实自身的基础，同时也是应对“中国威胁论”最强有力的舆论武器，有利于解释和澄清我国立场。面临诸多道德风险，我国首先应同各国坦诚相待，传递“一带一路”空前开放与包容的理念，以平等真诚的态度，促使问题的解决，实现彼此的互惠共赢、协同发展。古人云，“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丝路外交在传递我国观念的同时，最为重要的就是促使“民心相通”的实现。当一个政策具有了民意基础，无论是何种风险， 地缘风险、安全风险、经济风险抑或本文所论述的道德风险，都将迎刃而解。同时，观念层面的夯实与传递同样是对西方“中国威胁论”强有力的回应。世界养育中国，中国回馈世界，当各国理解到中方力图分享自身发展红利，实现区域平等互利、共同繁荣这一深刻用意之后，受西方影响所产生的对我国的战略猜疑必将削弱，这就为道德风险的解决提供了机会与空间， 如中方能顺势而为，必将形成“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局面。

其次，在机制层面，应为针对“道德风险”加强预警机制保障，为道德风险的解决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一方面，应完善相关规则的制定。许多道德风险的出现，特别是企业道德风险的出现是由于规则的缺失，而合理的规则是“一带一路”双方企业开展贸易、展开合作的前提。对于缺少规制的合作领域，政府应主动牵头，通过对话谈判的形式，公平合理的同沿线国家制定规则，并共同监督规则的实行。同时，对于现存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良好规则，我方应予以支持与拥护，并将此规则作为行动的指南；对于过时的、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则，我方应与时俱进，结合新的时代形势，推动规制的修订。

另一方面，当面对道德危机时，我方可以寻求现存的国际机制的调解，通过“第三者”抑或“跨国仲裁机构”寻求问题的解决。例如，在贸易争端领域，可以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在维护贸易秩序，推动贸易合作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在国内加强对口部门同我国域外企业的对接力度，上文所提及的中国信保就是很好的例证。除此之外，在着手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应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预警机制，从而有针对性地对危机进行预测、侦查，在危机时刻做好协调，增强危机管理的能力。

除此之外，在实践层面，应该从三方面下手，协同推进，即协调好大国关系，处理好双边争议，发挥好外交优势。

第一，协调好大国关系。如上文所述，各大国之间的博弈对于沿线国家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我国应妥善处理同各国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话的形式深化政治互信，寻求同各国政策的利益契合点，共同推动区域的繁荣，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对于美国，我国需应对其政治（重返亚太）与经济（TPP）的双重战略围堵。中方可以通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化解美国的战略疑虑，推动美国政府更新观念，转变看法，引导、塑造美国认识，使之朝向有利于、至少不妨碍或少妨碍“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向发展。

对于俄罗斯，中方应化解其战略猜疑，在具体规划、实施中，需要中方始终考虑俄方利益， 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扩大彼此政治共识以及经济合作，寻找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可行的契合点。

对于印度，针对印度不合作的问题，中方应致力于寻求印度的支持。印度对中方的不支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大国心态与安全关切，中印可效仿中日 21 世纪友好委员会机制建立中印 21 世纪友好委员会，加强战略磋商、地方交流，推动民间智库联系，探讨中印在印度洋、南海合作开发、经营的可能性。

对于欧洲，中方应尽可能争取。“一带一路”并非我国单向推，终点站是欧洲，需要西头来主动对接。尤其是要借助欧洲运筹好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调停乌克兰危机。以中欧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欧海洋合作、第三方合作、网络合作，共同致力于“ 五通”的实现，管控“一带一路”风险。

第二，处理好双边争议。同各国争议问题的解决首先应处理好同域外大国的关系，避免其战略搅局，前文已做阐述，此处不再赘述。目前来看，主要的争议集中于我国周边地区。在我国总体的外交布局中，周边被放在了首要位置，良好的周边环境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大前提。在处理同周边国家领土、领海争议的过程中，我国应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以亲、诚、惠、容的理念同各方进行平等交流，实现睦邻、安邻、富邻的目标要求。争议，在所难免，但争议并不意味着合作的完结，而“一带一路”构想为周边外交的下一步开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三，发挥好外交优势。在笔者第二部分的论述过程中，不难发现，道德风险存在于政治、经济、社会民众诸多层面，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可以借力寻求外交机制的保障。例如，通过首脑外交深化政治共识，深化同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保证沿线国家信誉的实现。又如，可以通过经济外交的形式，为我国企业的“ 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域外环境，寻求沿线国家政策上的支持与沿线国家企业的积极参与。同时，中方也应该主动的推动国内市场的开放，在展现自身诚意的基础之上逐步推动问题的解决。除此之外，公共外交作为深化沿线国家民众对华了解，培养沿线国家民众政策认同的重要外交形式，也应予以深化，民心相通的逐步实现，也就意味着道德危机的缓和。

道德危机的解决，绝非一蹴而就，但当我国在寻求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以观念为基、规制为盾并将其统一于实践的过程中时，伴随着民心相通、企业相融，道德风险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五通”将逐步实现，而“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也能得以传播发扬，为世界的繁荣发展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