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大变局背景下的欧盟，面临着政治、经济、安全、社会与生态环境导致的不确定性困境，欧盟主要大国的决策与执政精英乃至社会大众产生群体性焦虑和不安，可以用超级博弈论方法进行分析。国际大变局和不确定性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背景下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相对下降，在外部大国博弈与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博弈共同影响之下形成的对未来的不乐观预期和担忧。国际大变局背景下的全球性大国间的合作与发展竞争表现出动态超级博弈特征。欧盟克服全球性大国博弈导致的不确定性困境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中国崛起过程中需要对国际大变局及欧盟面临的不确定性困境及其诱发的各种焦虑给予充分重视，承担大国责任，成为维护国际社会稳定并推动其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

【关键词】欧盟  超级博弈论  不确定性困境  国际大变局

【中图分类号】D8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6.002

引言

在激烈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欧盟的地位和影响力显示出持续下降态势，在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特别是大国博弈中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困境，欧洲政治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向已经成为观察国际格局演变的风向标，也是学术界和各国决策层关注的焦点。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势力的相对下降，大国之间的博弈特别是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三个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已经成为影响甚至主导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关键因素，以欧盟为代表的整个欧洲国家（俄罗斯除外）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甚至危机。如何理解和解释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中的欧盟未来，需要以全球化视野把握国际政治经济变迁规律和趋势，从大国政治经济博弈和区域竞争合作角度进行系统分析。目前，国际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这次变革是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乃至西方大航海时代以来最为激烈、影响最为深远的国际大变局，也可以称为百年不遇的国际大变局。在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大变局背景下，各国、各种跨国社会行为体及相关政治经济单元处于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多元动态博弈之中，本文称这种博弈为国际政治经济超级博弈（Super Gam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需要从超级博弈论（Super Game Theory, SGT）[1]的角度对此进行系统分析。事实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先后经历了主权债务危机、中东北非冲突及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政府贸易及投资保护主义、法国黄背心运动、持续不断的恐怖主义活动及民粹主义等多方面危机和挑战，这些危机和挑战本身就是欧盟乃至整个欧洲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困境的反映。如果不能够正确理解或者解释欧盟乃至整个欧洲政治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及未来演化趋势，则难于理解、解释和把握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变迁规律和未来趋势，国际社会也难于找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解决方案。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如何承担大国责任、如何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和变革，也需要准确把握欧盟政治经济演化规律和趋势，唯此才能够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国际发展战略并进行正确的科学决策。因此，使用超级博弈论方法，从国际大变局、不确定性困境角度分析欧盟的未来发展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

国际大变局的宏观态势与微观基础

当代国际社会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中，这种国际大变局很可能是三百年（西欧工业革命以来）乃至五百年（欧洲殖民者发起的大航海时代以来）一遇的大规模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与变迁。国际大变局的出现，是各国政治经济激烈博弈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乃至霸权国家参与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产物，不仅涉及全球范围内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的大规模调整与再配置，还涉及全球范围内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制度和文化资源的大规模调整和再配置。因此，可以使用超级博弈论方法对国际大变局和大国博弈的结构和态势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

本文中的国际大变局是指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和经济财富配置出现的根本性的调整和变迁的情景和态势，洲际地缘政治经济单元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政治权力的根本性转移和重构是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根本性调整与变迁的核心，主要地缘政治经济单元之间特别是国家集团之间、国家之间的经济财富创造能力、获得能力、分配能力和再配置能力的转移和根本性变化则是国际经济财富再配置的核心内容。国际大变局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中不同的政治经济单元在全球性政治经济博弈中的能力和地位的不对称变化与动态非均衡结构，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博弈的动态非均衡演化达到一定阶段和程度后便会诱发国际大变局的出现。当前的国际大变局具有如下四方面特点。

其一，国际经济财富创造能力的大规模跨国与跨区域转移。工业革命以来，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始终是全球经济财富创造力的代表，美国和欧盟主要国家始终是推进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引擎。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财富创造的新兴代表和推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兴引擎，中国先后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出口大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2013年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东西方之间的经济财富的相对创造能力出现了此长彼消的演化态势。最为典型的便是现代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发展的东西方相对地位变化，铁路与轨道交通技术由西方国家最早发明和推广应用，西方国家长期占据全球铁路及轨道交通领域技术的先进位置，但这一状况已经出现彻底改变的态势，2018年中国高铁通车里程超过2.9万公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比重约三分之二，成为全球第一高铁运营大国和高铁建设及技术大国，而2019年2月美国加州建设的美国首条高铁则因为各种原因大幅度缩短甚至被舆论称为“高铁建设烂尾”现象[2]。另一个典型例子便是在通信技术领域，中国高科技公司已经成为全球5G通信技术的主要引领者，欧洲和美国的通信技术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日益丧失。国际经济财富创造能力的相对优势正由西方国家向东方国家大规模转移，这是引发国际经济大变局的主要原因。

其二，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出现大规模的调整与重组。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依靠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科技与军事力量，成为国际政治权力的主导者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使用者，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一些小国与弱国还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压迫和奴役，西方主导型国际政治权力结构成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特征。但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发展，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出现了松动和变迁，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地位持续上升，国际政治话语权也日益提高，西方国家对国际政治事务的干预力和影响力整体呈现持续下降态势，最为典型的便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以“美国优先”“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从多家国际组织退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叙利亚战争中的干预能力和政治影响力的衰减是另一个典型证据。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大规模调整与重组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美国作为西方主导大国和典型霸权国家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力持续下降，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干预全球事务的能力持续下降；二是欧盟作为西方的主要政治经济单元，其对全球事务的政治影响力随着英国脱欧事件的出现和演化持续下降，最为典型的便是欧洲地区出现的大规模的民粹主义运动及其极端政治意识形态；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维护自己的发展利益和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利益的能力相对上升，特别是由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五国共同组建的金砖国家组织（BRICS）的全球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牵头的“G7”的全球政治影响力持续下降；四是具有独特地位的中等国家和特殊小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影响力持续存在并出现增长态势，例如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韩国、伊朗、沙特阿拉伯等非西方中等国家的全球政治乃至经济影响力持续上升，一些特殊类型非西方小国例如朝鲜、古巴、委内瑞拉、越南、新加坡、卡塔尔等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持续存在并发挥着特殊影响。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大规模调整和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影响力的整体性下降、非西方大国在国际政治体系中政治影响力的整体性与持续性增长。

其三，国际组织体系的大规模变迁和演化。国际组织，无论是全球性还是区域性的政府间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其组织结构和权力体系都反映了各国在全球体制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影响力，国际组织体系和结构的变迁既是国际格局演变的产物，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推动因素。国际组织体系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也是国际话语权和制度影响力变化的反映。目前，国际组织及其体系的大规模变化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内部权力结构发生变化，非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上升，西方国家的主导性和影响力持续下降，最为典型的便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例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份额不断上升，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货币篮子，人民币逐渐成为全球主要的储备、交易与结算货币，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得到了显著提升；二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全球影响力下降，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WB）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信贷安排，不仅带有苛刻的政治条件，而且其规模难于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金融机构，例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信贷安排越来越受欢迎；三是一些非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组织的全球影响力持续上升，例如中国主导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发起建立的新发展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等金融机构的全球影响力持续上升，甚至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产生某种替代效应；四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仅仅依靠西方国家支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NGO）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积极吸引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助或者参与成为这些国际组织保持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努力方向，例如，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后一些跨国环保组织积极寻求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参与。

其四，国际规则体系的大规模调整与演化。国际规则体系是国际制度安排的重要构成内容，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标志。本文中国际规则体系是国际社会中协调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行为的规则和制度安排的统称，其构建者或者提供者在国际社会拥有规则与制度安排的制定权、修改权及相关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话语权。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国际规则体系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国际贸易规则、国际金融及货币流通规则、国际合作与市场竞争规则、国际气候与环境治理规则、国际安全与冲突解决规则等。现存国际规则体系主要由西方国家制定和构建，也主要维护西方国家的整体利益并主要反映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伦理意识。国际规则体系的大规模调整和演化在两个方面表现最为显著：一是国际自由贸易规则体系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发起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全球贸易战，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和规则体系的破坏者，特朗普政府对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盟友也毫不手软，发起了一系列争夺盟友的关税贸易争端，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倡导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和规则体系不断被弱化，中国则采取针锋相对并灵活应变的应对措施，使得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摩擦不能够实现预期目标，不得不与中国继续进行贸易磋商与谈判，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维护者，国际自由贸易秩序和规则体系的主导者已经悄然发生改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逐渐取代西方国家成为全球自由贸易规则体系的捍卫者；二是国际金融及货币流通规则体系的变迁，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虽然在1971年崩溃，但美元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储备货币，美国的金融及货币霸权持续存在至今，1999年发行并于2002年正式流通的欧元虽然对美元的霸权地位产生了冲击，但美元的霸权地位并没有消失，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军事大国和科技大国提供的霸权国家信用支持，但随着美国发起的针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的贸易与货币金融制裁的持续进行，特别是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的影响发酵，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出现动摇迹象，美元在国际金融及货币市场的地位正处于持续波动式下降之中，人民币和欧元在国际储备、交易、计价与投资中的地位正处于持续波动式上升过程之中。随着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和货币流通中的地位的提高和影响力的上升，国际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必然发生深刻的变革，加之中国在全球经济与贸易体系中地位的持续上升，人民币将成为美元霸权地位和美元霸权货币体系的主要终结者。

概言之，国际大变局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整个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领域地位的相对下降是根本原因，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则是国际大变局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是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演化客观规律的表现，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国际社会中政治经济的微观演变则是内生动力。当然，国际大变局还表现为国际话语权、文化格局、意识形态的大规模调整与演化，中国崛起所代表的东方文化复兴也是国际大变局的重要表现和结果。

全球性大国博弈与不确定性困境：一个超级博弈论的解释

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是推动国际大变局的关键力量，也必然导致国际格局演变的不确定性，使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战略决策和发展政策选择产生不确定性困境，欧盟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主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单元和国家集团，其面临的不确定性困境则更为显著。本文中的大国博弈导致的不确定性困境是指国际社会中主要政治经济力量相互竞争博弈行为与结果的不稳定性、不明确性和不可完全预期性，给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个人及相关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决策与行为带来选择困难及风险。从超级博弈论角度对此进行分析，本文中的超级博弈（Super Game）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说明。

其一，博弈参与人（Game Players）数量与类型多到难于准确判断、认知与预期。博弈参与人数量和类型多到这种程度，任何一个代表性博弈参与人都不能够准确判断、识别和认知其他博弈参与人的类型和特征，特别是对其他博弈参与人的策略集（Strategy Set）或者说策略空间（Strategy Space）、偏好（Preference）及支付函数（Payoff Function）缺乏明确的认知、预期和判断，博弈参与人数量既可以是有限的，也可以是无限的，当博弈参与数量为无限或者数量多到所有博弈参与人都无法准确判断时，本文把该博弈称为超群博弈（Super Masses Game, SMG）。

其二，构成博弈策略集（Strategy Set）或者说策略空间（Strategy Space）中的策略数量多到至少有一个博弈参与人难于准确判断、认知与预期。在博弈过程中，至少有一个博弈参与人的策略集或者策略空间中的元素（策略）数量多到博弈参与人本人或者其他博弈参与人无法准确判断或者认知，策略数量既可以是无限的，也可以是有限的，如果博弈参与人数量无限或者多到其本人都难于准确判断、认知或者预期时，本文把该博弈称为超策博弈（Super Strategy Game, SSG）。

其三，博弈持续时间长到至少一个博弈参与人不能够准确判断博弈的结束时间。如果博弈参与人不能够准确判断博弈结束的时间，则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博弈时间虽然长但是有限，该博弈最终会结束；二是博弈时间是无限的，本文把博弈时间无限或是博弈参与人无法准确判断结束时间的博弈称为超期博弈（Super Run Game, SRG）。

超级博弈论（Super Game Theory, SGT）则是指对超级博弈现象进行分析的理论结构和方法论，是对传统有限博弈论（Finite Game Theory, FGT）的拓展、超越和创新，是博弈论的一般化理论结构和方法论，有限博弈论则是超级博弈论的特殊表现类型。超群博弈、超策博弈与超期博弈构成超级博弈的三种经典类型，大多数超级博弈同时部分或者全部具有三种经典博弈的结构和特征。超级博弈论可以作为分析国际大变局背景下多国博弈特别是大国博弈的方法论工具。

当代国际社会是由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势力的多个国家共同构成的，到2018年底全世界共有197个国家，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与相互博弈，共同构成整个国际社会，每个国家便是国际社会的构成成员。根据国家规模、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及博弈实力的不同，可以把参与国际博弈的国家区分为不同的层次，本文把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区分为6种类型和6个层次，分别是全球霸权国、全球强国、全球大国、区域大国、中等国家、小微国家，如表所示。

从表可以看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政治经济联系，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与相互博弈，可以用超级博弈论方法对国际社会中的不同类型与层次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与竞争博弈进行分析。事实上，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国家之间既存在同一类型和层次的国家之间的水平博弈（Horizontal Games），也存在不同类型与层次的国家之间的垂直博弈（Vertical Game）。国际大变局中国家间超级博弈是一个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可以用六层动态超级博弈树（Super Game Tree）描述。

在图1中，N表示大自然（Nature），也可以称为虚拟博弈参与人（Pseudo-Player），由其决定国际社会中的霸权国家（第一超级大国）的属性（理性与道义类型）， 分别表示有作为虚拟博弈参与人的大自然决定的霸权国家类型的概率，存在： ， （j=1、2、4、5、6;m=0,1, —， ）表示不同层次国家选择的博弈策略，j表示国家层次，m表示策略编号，表示不确定的编号和数量。可以看出，国际社会中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国家之间通过水平博弈与垂直博弈相互交错形成国家之间的超级博弈结构，霸权国家（第一超级大国）处于最高层次的博弈地位，小微国家处于最低层次的博弈地位，所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共同构成整个国际社会的超级博弈结构。

在当代国际社会，就综合国力而言，美国为全球霸权国家（第一超级大国），中国和俄国为全球强国，欧盟（英国脱欧后）如果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经济单元，具有全球强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如果不把欧盟看成一个单一的政治经济单元，法国和德国作为欧盟大国，只能够扮演全球大国地位，不具有全球强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如果只考虑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当欧盟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单元时，当代国际大变局背景下的大国博弈结构如图2所示。

在图2中A表示美国，C表示中国，R表示俄罗斯，E表示欧盟，B表示英国，J表示日本，I表示印度，H表示巴西。可以看出，如果欧盟为单一政治经济单元，在国际大变局背景下能够以全球强国角色参与大国博弈，成为塑造国际格局的第二层次力量，随着大国动态博弈的持续推进，同时存在着保持现存地位、上升为第一层次的全球霸权国家和下降为第三层次全球大国的三种可能性，其在国际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如果欧盟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单元参与全球大国博弈，则当代国际社会中主要大国竞争博弈结构如图3所示。

在图3中，G表示德国，F表示法国。不难看出，如果欧盟不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国际政治经济行为体，则国际大变局背景下的全球性大国动态超级博弈表现出另外一种结构，即参与全球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第二层次的全球性强国只有中国与俄罗斯两国，参与全球性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第三层次的主要全球性大国则增加到六个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印度和巴西。

对比图2和图3的国际大变局背景下的全球性大国动态超级博弈结构的差异性，可以看出，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中，欧盟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大规模政府间国际组织，不仅面临着身份认知的两难困境，还因此引发各种不确定性，形成系统性的不确定性困境。具体而言，当代国际大变局中欧盟面临的不确定性困境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国家自主性与欧盟一体化冲突困境；二是欧盟角色与国家角色的角色博弈困境；三是欧盟政治经济利益与成员国政治经济利益两难选择困难；四是非欧盟成员国对欧盟和欧盟成员国角色的认知冲突和利益权衡的两难；五是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超级博弈、欧盟成员国与非欧盟成员国外部博弈的两难选择困境。

概言之，在国际大变局背景下的全球性大国之间的博弈表现出动态超级博弈的特征，欧盟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大规模国际组织，面临着系统性与非系统性的不确定性困境。如果不能够有效破解不确定性困境给欧盟各国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则欧盟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也必然表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和难于预期性，不利于该组织的持续健康发展，该组织分裂和持续衰落的可能性也不可能完全排除，甚至可能成为大概率事件。当然，如果欧盟能够有效克服全球性大国博弈导致的不确定性困境，则欧盟作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重要国际组织会在国际社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欧盟的未来发展：焦虑与不安

欧盟作为当代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欧盟的未来发展也是学术界和各国决策层关注的重要方面。分析或者预期欧盟的未来发展，不可能忽略国际格局的变迁和演化，因为欧盟本身就是国际格局演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推动国际格局演化的最为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事实上，欧盟的未来发展仍然充满着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是诱发欧盟及其成员国社会精英群体性焦虑和不安的重要因素，也是诱发整个国际社会不确定的重要原因。

第一，外部博弈能力受限导致国际影响力弱化。欧盟作为重要的国际组织，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是由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所决定的，如果其经济实力下降，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必然下降，反之，如果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上升则必然有利于提升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目前，欧盟在全球经济的占比虽然相对较高，但其增长速度与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仍显著存在。从而限制了其国际影响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年1月发布的数据，欧元区2018年产出增长速度为1.5%，低于世界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3.7%，如图4所示[3]。

从图4可以看出，2017～2018年，欧元区和欧盟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不仅低于中国、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2018年甚至低于美国，未来发展趋势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可见，欧盟在全球经济竞争和发展博弈中已经不占优势，与中国、美国等大国相比更是处于劣势地位，这正是欧盟外部经济竞争力和政治博弈能力弱化的表现。

第二，内部博弈分化导致一体化遇阻乃至分裂。欧盟内部各国之间政治经济竞争与博弈诱发欧盟内部分化，也阻碍了欧盟的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力，最为典型的便是英国脱欧事件对欧盟的消极影响效应。德国和法国作为欧盟的主导大国和领导力量，彼此之间在合作过程中仍然相互竞争与博弈，欧盟其他大国例如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等也存在内部竞争与博弈。欧盟内部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为外部大国特别是美国干预欧盟内部事务提供了机会和杠杆，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通过对新加入欧盟的中东欧中小国家的影响达到干预欧盟事务的目的。欧盟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博弈对欧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加了欧盟内部达成一致的难度和成本，阻碍了欧盟内部一体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弱化了欧盟作为单一国际行为体的相对能力和对外影响力；二是为外部大国特别是外部霸权大国干预欧盟内部事务提供了机会、筹码和杠杆，弱化了欧盟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三是增加了欧盟内部的分化、矛盾、对立和冲突，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欧盟内部的分裂，最为典型的便是英国脱欧事件对欧盟未来发展的影响，表明欧盟的分裂存在可能性和前车之鉴。

第三，欧盟作为主要大国的多方博弈的筹码地位，有利于稳定其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如果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然，如果按照国别计算，中国是理所当然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欧盟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觑，是全球主要的市场和制造业基地，也成为各方争取与可资凭借的博弈筹码和力量，其对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影响短期内不可能被其他力量替代，仍然是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博弈的关键角色。欧盟在国际社会中的如下影响短期内难以被替代：一是欧盟的经济影响和市场地位影响巨大，短期内不可能找到替代欧盟的地区和国家，欧盟的经济影响力将长期成为世界经济稳定运行的支撑力量；二是欧盟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不可忽视，是国际社会重要的政治和安全平衡力量，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对美国霸权的盲动具有约束性影响；三是欧盟在国际规则体系制定和实施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特别是在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和国际金融市场竞争、货币规则体系维护和构建中具有不可代替的影响力，有利于制衡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四是欧盟的文化、教育和科技影响力虽然有所弱化，但仍然是全球主要的文化、教育与科技产品的输出区域。

第四，不确定性困境导致欧盟未来发展的焦虑和不安。国际大变局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与文化影响力相对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及非西方世界的影响力相对上升，由此形成的全球不确定性困境对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影响最为显著而深远，导致欧盟主要大国的社会精英的群体性焦虑和不安，这种焦虑和不安又反过来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困境。欧盟面临的不确定性困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英国脱欧对欧盟其他成员国的示范影响效应，一些欧盟成员国可能把脱欧作为谋求本国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政策选择，给欧盟未来发展制造了组织一体化与组织认同的不确定性困境；二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采取的民粹主义、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政策对欧盟政治经济利益的冲击造成的不确定性，也对欧盟的价值观体系和盟友认同意识产生破坏性影响效应；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对欧盟产生的冲击，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大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大国长期居于优势地位，新兴大国崛起不仅对欧盟决策精英产生冲击，对欧盟各国的普通民众的心理也产生冲击，其固有的某些优越性心理需要一个长期的调整过程，由此造成优越性丧失的心理不确定性困境；四是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经济低迷甚至经济衰退也使欧盟成员国民众产生困惑和不安，以此产生社会安全的不确定性困境。

可见，国际大变局背景下的欧盟，面临着政治、经济、安全、社会与生态环境导致的不确定性困境，产生各种焦虑和不安，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背景下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在国际社会博弈中的竞争力相对下降，在外部大国博弈与内部成员国之间影响之下形成的对未来的不乐观预期和担忧。如何解决欧盟相对地位下降导致的欧盟各国的群体性焦虑和不安是欧盟未来发展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也需要对欧盟面临的不确定性困境及其诱发的各种焦虑给予充分重视，以便能够制定合理的应对战略和政策，推动国际社会的稳定运行和发展。

评述性结论

国际社会正在发生百年一遇的大变局，这场国际政治经济大变局是西方工业革命乃至航海大发现以来影响最为显著和深远的历史事变，标志性事件便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新兴大国的崛起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大国干预国际事务能力的相对下降。欧盟特别是欧元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复杂的不确定性因素，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大变局背景下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地位下降，由此引发这些国家的决策与执政精英乃至普通民众的群体性焦虑和不安，形成欧盟社会的不确定性困境，可以用超级博弈论的方法对此进行系统分析。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整个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领域地位的相对下降是根本原因，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则是国际大变局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是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演化客观规律的表现，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事实上，如果不能够有效破解不确定性困境给欧盟各国发展带来的系统性与非系统性政治经济风险，则欧盟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必然持续下降，该组织分裂和持续衰落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甚至可能成为大概率事件。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需要关注欧盟相对地位下降导致的欧盟各国的群体性焦虑和不安给国际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各种政治经济风险，以便能够制定合理的应对战略和政策，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运行，预防和控制各种不测的发生，维护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超级博弈论作为传统博弈论的拓展与创新，可以从超群博弈、超策博弈和超期博弈角度对当代国际社会出现的大变局进行理论解释，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国家的发展战略决策和微观政策选择提供方法论工具。中国在与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合作与博弈时需要有超级博弈论的思维，唯此才能够承担起大国责任，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主导力量。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和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科研专项和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联合资助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合作机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5JZD037、CWZD201507）

注释

[1]超级博弈论（Super Game Theory, SGT）为笔者提出的一个新的博弈论分析方法，关注超大规模人群、超大规模乃至无限策略空间、连续时间的人类社会博弈现象，是描述当代博弈论发展前沿趋势的一种新的博弈论方法和博弈理论结构。

[2]《特朗普痛批加州高铁项目已成“世界级烂尾”，州长回击“政治报复”》，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9-02/14365247.html?agt=2163，访问时间：2019年2月23日。

[3]笔者根据国际货币经济组织2019年1月发布的数据绘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https://www.imf.org/external/index.htm，访问时间：2019年2月24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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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建云，2017，《如何应对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的分析研判》，《人民论坛·学术前沿》，4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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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hanges, Uncertainty Predica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Super Game Theory

Bao Jianyu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at international changes, the EU is facing a dilemma caused by uncertaint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ecurity, soci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policy-makers and ruling elites of the major European powers and even the public are beset by group anxiety, which could be analyzed with the super game theory. The root cause of the great international changes and the uncertainty predicament lies in the relatively declining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U and its major member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resulting in the non-optimistic expectations and concerns about the future due to the joint influence of the game between the external powers and between the internal member states. Th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mpetition among the global powe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nges has shown a dynamic super-game feature. The EU faces many challenges and risks in overcoming the uncertainties caused by the game of global power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ise,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hanges and the uncertainty predicament of the EU and the resulting anxieties,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as a great power, and play a major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promoting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EU; super game theory; uncertainty predicament; international changes

保建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著作有《分布理性、超群博弈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财富分配与权力竞争的新理论解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