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扩展开来的经济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作为稀缺要素成为全球化的失利者为各国内部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提供了政治支持的基础。这些兴起的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包括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德国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我们能”党等。其中，法国国民阵线作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典型代表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法国国民阵线是第一个在法国全国性选举中获胜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并且在２１世纪初的多次法国总统选举中表现突出，其兴衰也被视为欧洲政治乃至世界政治中民粹主义浪潮的风向标。
作为极右政党的国民阵线成立于１９７２年，首任党魁为让—马里·勒庞（下文简称老勒庞）。在整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民阵线至多只能算是法国政党体系中的边缘小党。真正使国民阵线进入法国民众和政治观察家视野的是１９８４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国民阵线在此次选举中获得１０．９８％的选票和１０个议席。随后，国民阵线在１９８６年的全国议会选举中拿下９．６％的选票和３５个议席。在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７年的全国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分别获得９．７％、１２．４％和１４．９％的选票，并在１９９５年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赢得１５％的选票，稳居全国第四大党的位置。在２００２年总统选举中，老勒庞创下前所未有的得票纪录，击败社会党候选人利昂内尔·若斯潘，与雅克·希拉克一同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并在主流政党集体支持希拉克的情况下获得１７．８％的选票。这引起了法国国内和欧洲邻国的极大政治恐慌，在全欧洲范围内敲响了极右政党即将崛起的警钟。
自２０１１年１月玛丽娜·勒庞（下文简称小勒庞）从其父老勒庞手中接职以来，国民阵线在选举中的表现更加突出。在２０１４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和２０１５年的法国大区选举中，国民阵线分别获得２４．９％和２７．７％的选票。２０１７年，小勒庞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与自称“非左非右”的“前进运动”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一起打破了法国中左、中右两大主流政党轮流执政的传统。这是国民阵线第二次闯入第二轮总统选举。在面临主流政治力量“围剿”的情况下，小勒庞仍获得了３３．９％的选票。这标志着法国政局出现明显拐点，国民阵线具有了成为法国第二大政治势力的实力。如果说２００２年老勒庞闯入第二轮总统选举只是各种因素交织导致的意外结果，那么２０１７年小勒庞在总统选举中的表现则使人们真正意识到，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已经崛起，国民阵线入主爱丽舍宫并非天方夜谭。２０１８年６月，国民阵线更名为国民联盟。
本文试图考察全球化如何造成了法国劳动力要素所有者的分化，进而塑造了国民阵线的选民基础。本文将从选举地理的视角分析上述问题。基于这一视角，本文将依据法国在全球化冲击下发生的大区之间的分化、城市中心区和郊区之间的分化和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分化来说明全球化对法国不同区域选民的影响是如何导致国民阵线的兴起。在回顾和评述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全球化塑造一国国内区域差异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结构演变和外来移民冲击对法国区域分化的影响，再根据区域分化的三个维度来推测哪些区域的选民更可能支持国民阵线，由此提出若干假说。最后，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间四次总统选举的相关数据来检验这些假说，从而确认国民阵线支持者的主要特点。鉴于法国国民阵线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一个典型，本文的分析将有助于理解当前世界政治中民粹主义兴起的微观基础。
2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作为欧洲的老牌民粹主义政党，法国国民阵线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大致来看，研究者对国民阵线兴起原因的解释可分为三类：一是法国主流政党未能回应中下层民众的政治经济诉求，而国民阵线做出了回应；二是国民阵线在宣传手段上与选民的距离更近，改善了自身作为极右翼政党的公众形象；三是选民投票支持国民阵线主要是为了表示对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的抗议。
第一类解释强调法国中下层民众面临着失业率上升、社会保障削弱等经济社会问题，此外还有外来人口所带来的安全威胁。法国主流政党对此并未做出有效回应，而国民阵线则积极回应了他们的诉求，从而赢得支持。索菲·莫尼耶指出，主流政党拥护的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使得法国国内几乎所有工种都面临失业威胁。加布里埃尔·古德利菲认为，主流左翼政党最初以满足中下层民众诉求为己任，但随着党员的“精英化”，其逐渐难以忽视精英利益、切实回应底层民众的诉求。项佐涛和黄震提出，面对长期经济停滞，主流政党迟迟拿不出有效措施，使法国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信任度显著降低。邢骅和范郑杰认为，面对窘迫的国家经济形势，主流政党虽然有改进方案，但为了回避社会抗争和争取选票，往往被迫削弱甚至放弃这些方案，客观上呈现政策趋同、难分优劣的局面。帕斯卡·佩里诺的研究显示，主流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趋同使得法国出现代表性危机，国民阵线才赢得了政治空间。宋全成认为，“正是公众的无能为力及绝望情绪助长了国民阵线的势头”。米歇尔·威廉姆斯指出，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移民带来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还很少为主流政党所关注，正是国民阵线首先将这一议题带入政治议程，并不断阐明自身反移民、强调法律与秩序的政策主张。吉勒斯·伊瓦尔蒂指出，国民阵线的政策转向回应了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法国选民对社会保障和再分配政策的诉求，特别是巩固了其在法国北部老工业区的选民基础。丹尼尔·斯托克莫和莫罗·巴里斯奥内强调了国民阵线转向左翼的趋势，其结果是许多原属于主流左翼政党的选民转而支持国民阵线，扩大了后者的支持基础。
第二种解释强调了国民阵线在宣传手段上的优势。贾斯帕·穆伊斯和蒂姆·伊姆西尔等的研究显示，国民阵线非常懂得利用舆论环境造势。老勒庞反复利用大众传媒宣传其偏激的政策主张，这既增加了国民阵线的曝光度，又获得了一批坚定的支持者。斯托克莫和巴里斯奥内指出，小勒庞领导下的国民阵线积极利用网络社交平台宣传政策主张，着力营造与选民“零距离”交流的政治空间，其在脸书上的关注人数是法国所有政党中最多的。田小惠和杨羽茜认为，小勒庞对国民阵线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如避免在公共场合使用过激言论，采用“国家先行”“世俗化”等温和字眼，甚至以发表不恰当言论为由开除其父老勒庞的党籍，逐渐扭转了民众对极右翼政党的刻板印象。伊瓦尔蒂和玛丽亚·兰佐内将小勒庞时期国民阵线的这一系列举措称为“去妖魔化”。古德利菲则发现，国民阵线会在其掌权的市镇中挑选一些工人阶级聚居的市镇开展政策试点，派出与当地居民具有相似成长背景和经济地位的基层干部驻扎当地，与居民保持频繁交流，以此扩大国民阵线的群众基础。
第三种解释强调投票给国民阵线是选民对主流政党未能回应其诉求表示不满的一种方式，并非真正支持国民阵线。马塞尔·柳伯斯和皮尔·舍佩斯提出抗议式投票的概念，指出选民投票支持国民阵线是为了向主流政党提出抗议，要求其回应与中下层选民密切相关的利益诉求。保罗·海恩斯沃思认为，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国民阵线获得的大多数选票为选民的抗议式投票。多米尼克·雷尼、安德鲁·纳普和文森特·赖特均指出，老勒庞时期的国民阵线在法国政党体系中的定位就是“抗议党”。张莉认为，国民阵线赢得了不满和抗议法国主流政党的选民的关注和支持，从而在选举中崛起。奥雷利恩·蒙顿也持有类似观点，但他进一步指出，选民的抗议式投票会随着国民阵线的“正常化”和“主流化”而逐渐减少。
上述解释为理解国民阵线的兴起提供了思路，但不难发现，这些文献多为描述性研究，缺少对因果机制的分析。在回应法国中下层民众利益诉求这一问题上，主流政党确实无能为力。这是因为法国中下层民众失业率的上升和收入水平的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结果，而后者恰恰是主流政党支持并持续推进的政策主张。因此，国民阵线得以在主流政党无法回应选民的议题上积极发声，明确提出反经济全球化、反欧洲一体化的主张。第一种解释看似充分解释了国民阵线的兴起，但应该继续追问的是：国民阵线的支持者为何会持有反全球化、反欧洲一体化的诉求？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如何使这些选民成为“失利者”？这些选民又如何支持国民阵线？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国民阵线兴起的根源。
对竞选宣传手段的研究遵循了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路径。不可否认，持续的曝光度、具有感召力的政党领袖、改善政党形象的宣传话语都有助于提升国民阵线的影响力，但这些只是国民阵线为胜选而采用的手段，而非根本原因。从这一角度看，第二种解释只关注到国民阵线的竞选策略，而忽视了这些策略能够有效争取哪些选民，忽视了国民阵线的宣传到底契合了他们的何种诉求。
“抗议式”投票的概念在分析老勒庞时期国民阵线的影响力提升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随着小勒庞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阵线“去妖魔化”，许多选民开始认同国民阵线的政策主张，并主动将选票投给国民阵线。特别是在２０１７年的总统选举期间，马克龙作为“非左非右”的新兴政治势力并未背负传统的政治包袱，国民阵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２１．３％的选民支持，并在第二轮选举中拿下约１／３的选票，这足以说明国民阵线本身的吸引力。因此，第三种解释很难充分说明小勒庞时期国民阵线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
3区域分化、要素禀赋与参与全球化的政策偏好
作为政治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选举地理学揭示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量的地理分布对选民偏好和选举结果的影响。法国政治地理学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和弗朗索瓦·戈古埃尔为选举地理学奠定了基础。在他们的影响下，选举地理学的代表人物约翰·普雷斯科特主张从区域分化的角度来理解选举结果。例如对于某一政党在某些区域中持续的主导地位，普雷斯科特强调应当关注这些区域中“共同利益群体的人口特征”，如族群、选民感知到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国籍和年龄等。选举地理学一直是政治地理学中较为多产的一支，近年来在理论和方法上也有了新的发展。在保罗·克鲁格曼把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区位分析结合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的推动下，一些学者将国际贸易、产业布局和选民投票联系起来，以此分析经济开放条件下地理空间因素对政治动员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贸易开放／封闭上的共同利益催生了集体行动的动机，而空间上的接近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引入区域分化的视角来研究全球化对国内社会分化的影响，进而分析选民投票的区域基础。
作为社会分化的一种形式，区域分化在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流研究比较深入地讨论了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对国内社会分化的影响，但是主要聚焦于阶级分化和行业分化这两种形式。例如,作为该领域研究的集大成者，迈克尔·希斯考克斯就为阶级分化和行业分化这两种社会联盟分析路径的汇合提供了可以检验的理论假说和坚实可靠的经验基础。这一研究领域的早期开拓者对区域分化并非完全视而不见。作为阶级联盟分析的倡导者，罗纳德·罗戈夫斯基就指出国际贸易的扩张至少会导致四种社会分化，其中两种是阶级分化，两种是城乡分化。作为行业联盟分析的倡导者，彼得·古勒维奇认为生产在地理区域分布上的重大变化与各国在国际化趋势中的政策冲突存在联系。不过，罗戈夫斯基和古勒维奇对国内区域分化的认识并没有充分反映在他们的经验研究中，之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也没有继续探讨。总体上，除了在研究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时会较多关注国际贸易带来的美国国内的区域分化外，国际政治经济学很少从区域分化的维度来分析国际贸易的国内影响，更不用说为国际贸易如何塑造区域分化提供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全球化对国内社会分化和政治变迁的影响，我们认为有必要结合新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发展“找回”被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文献忽视的区域分化议题。
经济地理学家的分析通常从异质空间而非同质空间的视角出发。区域差异意味着相对于其他区域而言，一些区域更加适合某类经济活动。由于自然禀赋和历史惯性的原因，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间的分布往往并不均衡，可能集聚在某些区域。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安东尼·维纳布尔斯指出：“集聚是指经济活动的集中，它由某种循环逻辑创造并维持。集聚有很多层次，从城市中为周边居民区服务的当地购物区，到硅谷（或伦敦市区）这样为整个全球市场服务的专业化经济区，都会出现集聚。”在完成工业化并进入信息化社会的发达国家，集聚往往导致以下几种形式的区域分化：
第一，专业化经济区之间的分化。一种典型的专业化经济区是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带”，比如汽车业、钢铁业集聚的美国东北部。克鲁格曼指出，每一个单独的制造业工厂之所以落户于“制造业带”之内，是因为接近其他制造商可以带来好处。一旦“制造业带”建立起来，那么搬迁出去就不再符合任何单个制造商的利益。另一种典型的专业化经济区是高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聚集区，比如高科技产业集聚的美国硅谷、银行业集聚的伦敦金融城、时装业集聚的意大利米兰。这些产业集群中的厂商不仅依赖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力和供应商，也依赖较早获得信息的能力。因此，无论对于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产业集聚都会导致专业化经济区之间的分化。
第二，城市中心区与郊区的分化。城市化的加速一方面使城乡分化不再显著，另一方面使城市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埃尔赫南·赫尔普曼等学者指出，当制造业的运输成本足够低时，制造业会向郊区迁移，以回避市中心的高租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铁路的大规模建设、汽车的普及和装配线生产的出现，工厂的生产活动逐渐迁移到郊外，由此郊区的发展成为可能。西欧各国普遍制定了城市的郊区化计划，包括在郊区为低收入家庭建房，以为工业企业迁出城市中心区提供便利。郊区化和中心城区的衰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随着高端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城市中心区开始复兴。这样一来，在经历了郊区化和都市区复兴这两个前后相继的进程后，制造业更多集聚于郊区，高端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更多集聚于城市中心区。
第三，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分化。经济地理学一般根据人口规模来定义城市规模。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通常分布在人口规模更大、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大都市，而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所在的中低端制造业更多地分布在人口规模较小、土地租金较低的小城镇。艾伦·斯科特和阿戈斯蒂诺·曼泰格纳的研究发现，美国城市体系中不同层级的城市之间在人力资本上有着显著差异。大都市的就业劳动力需要在分析、管理和人际沟通方面具备更多能力，而在小城镇中就业的劳动力需要更多地具备体力和操作技能。这样，大都市就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特征值，而小城镇的人力资本特征值则较低。
基于上述分化，我们发现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集聚在不同的专业化经济区、城市的不同部分或者不同规模的城市中。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劳动力要素分化为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传统制造业主要密集使用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而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密集使用人力资本。这样，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与人力资本要素之间的分化在专业化经济区上反映为“制造业带”和高科技产业、高端服务业聚集区之间的分化，在城市内部反映为郊区与城市中心区之间的分化，在城市等级体系中反映为小城镇和大都市之间的分化。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些不同区域聚集的生产要素需要面对货物和服务贸易带来的国际竞争。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生产要素所有者有的受益，有的受损。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国际贸易会使本国充裕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报酬下降。这样，基于不同的要素禀赋，一国之内不同区域中集聚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会对全球化形成不同的政策偏好：在全球化中受损的稀缺要素所有者会反对全球化，从全球化中受益的充裕要素所有者会支持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逐渐由充裕要素转变为稀缺要素。保罗·米德福德注意到，在１９５８年，英国、联邦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的半熟练劳动力基本上支持自由贸易，但到了１９７５年后，半熟练劳动力的充裕程度已经显著下降，他们由支持自由贸易转向支持贸易保护。这些国家人力资本的充裕程度则随着教育的普及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从而支持更大程度的贸易开放。丹尼·罗德里克就发现，在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例如美国和德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这样一来，由于全球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产业集聚带来的区域分化会导致具有不同对外政策偏好的选民在不同区域集中分布（见表２）。
在竞争性选举制度下，政党体系往往反映了多个维度上的社会分化。为了在选举中获得某一部分选民的支持，政党将会根据这些选民的偏好来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在动员中下层民众的过程中，民粹主义政党发展出以“人民”对抗“他者”的二元价值观。“他者”既可以是权贵精英，从而衍生出“反精英／反建制”的反建制主义，也可以是外国移民和国际资本，从而衍生出“反移民／反经济全球化”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由于民粹主义政党将反全球化作为竞选纲领的核心内容，在稀缺要素集中的区域，当地选民是全球化的受损者，如果得不到主流政党的回应，他们就会将选票投给民粹主义政党。
4全球化与法国的区域分化
两次工业革命以来，法国一直是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强国和最重要的发达国家之一。纺织业、钢铁业和农业一直是法国的主要经济支柱。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新一轮全球化使法国的传统制造业走向衰落，高端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逐渐兴起。在这一过程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力要素所有者的内部出现了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化。前者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在全球化中受损，既遭遇了导致失业或收入下降的产业结构变化问题，又面临着与自身竞争就业机会和福利资源的外来移民问题。由于法国不同要素所有者在不同地理区域上的集聚，全球化对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影响在法国表现为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化。
（一）全球化下的产业结构变化与产业布局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法国日益融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创新型知识经济开始出现。作为全新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技术、知识和信息等新兴要素开始与传统生产要素争夺生产关系的主导权。在这一过程中，法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和传统制造业占法国经济的比重逐渐降低，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的加剧，法国的纺织品和钢铁难以媲美发展中国家价格低廉的同类产品，纺织业和钢铁业在法国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１９０５—１９１３年间，纺织业产值在法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为３１．４％，而到了１９８９年，纺织业的经济增加值只占法国制造业经济增加值的７％。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法国钢铁产量降低了１／３以上，劳动力需求也减少了近７０％。除此之外，法国其他中低端制造业也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巨大挑战。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１６年法国的纺织、服饰和鞋类制造业产出减少了５１％，焦炭冶炼业减少了３４％，电气设备制造业减少了２０％，木材、纸张和印刷业减少了１３％，金属加工及金属制造业减少了１０％（见表３）。
为了削减生产成本、扩大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许多法国企业开始转向海外寻找更低廉的劳动力，并将劳动力密集的制造环节转移至北非、东欧、东南亚等地区，造成法国本土失去了３００万—５００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据估算，１９７７—１９８５年法国制造业的就业率降低了１５个百分点，１９８５—１９９３年则降低了２５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法国制造业企业的海外雇员人数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提高了１５．１％。１９９８年的数据显示，法国１６个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企业中，本土雇员的占比大约为５２％。虽然法国的国防工业和电信行业的本土雇员占比非常高，但是在米其林轮胎、圣戈班、欧莱雅这些与国家安全关系不大的企业，非法国籍雇员占雇员总数的比重分别为７８．８％、６８．２％和７４％。由于大量农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从业者失业，法国兼职人数在全国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大幅上升，从１９８４年的８．５％提升至１９９５年的１６％。到１９９８年，法国大约有６％的男性和３２％的女性由于无法获得固定工作而不得不从事兼职工作。
在纺织业、钢铁业等传统制造业走向衰落的同时，以技术、资金密集和高经济附加值为特征的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起来。进入２１世纪，法国制造业的增值链进一步发生变化，高新技术产业如航空航天和医药制造，资本密集型第三产业如金融业、奢侈品和时尚业，以及旅游观光业成为法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短短十余年间，除汽车外的交通运输制造和医药制造业的产出分别增加了８７％和７２％（见表３），为法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贡献了强劲动力。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法国服务业从业者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男性服务业从业者的占比提升了近９个百分点，女性则提高了１２个百分点。１９９０年，法国就业市场上高学历劳动力的比重不及低学历劳动力的一半。然而到了２００８年，男性高学历劳动力和女性高学历劳动力均已占据１／３左右的就业岗位，分别达到２７．６％和３４．６％。男性和女性低学历劳动力的比重则分别降至１７．５％和１５．２％（见表４）。整体来看，法国就业人口中的低学历劳动力和高学历劳动力之比不断降低，这说明全球化已深刻改变了法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
法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集聚不同产业的不同区域的经济影响力发生逆转。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巴黎地区和法国其他大区形成了“两个法国”的鲜明对比，而大区也进一步分化为“先进”大区（被称为“富足的新月地带”的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和“落后”大区（工业刚开始起步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巴黎地区和“先进”大区无一例外均以重工业为主要经济支柱。例如东北部地区尤其是阿尔萨斯—洛林的高炉技术迅速发展，使得钢铁业开始向技术中心聚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莫内计划更是进一步巩固了阿尔萨斯—洛林法国钢铁中心的地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洛林生产的粗钢占全法国的６４％，生铁占全法国的８５％。然而７０年代以后，随着钢铁工业的日趋衰落，东北部和中东部老工业区的经济影响力不断下降。北部的加莱海峡大区和东部的阿尔萨斯—洛林和弗朗什—孔泰大区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份额以及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比重均出现下降。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法国经济重心开始从东北地区向西南方向转移。以资金密集为主要特征的时装业在巴黎和罗纳—阿尔卑斯大区的人口稠密地区兴起，并借助尖端科学技术大幅提高了经济附加值；法国的航空航天业则主要分布在巴黎、西南部的图卢兹和波尔多地区；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以海滨旅游和疗养闻名，拥有尼斯、戛纳、芒通、安提比斯等著名旅游城市山地旅游则集中在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以及靠近瑞士和德国的汝拉山和孚日山，法兰西岛大区和卢瓦尔河大区则着重打造集知识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商务旅游。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位于法国南部和地中海沿岸的大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除上述以旅游观光业为重心的海滨城市外，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
作为首都巴黎的所在地，法兰西岛大区发展迅速。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巴黎地区经常往返于市中心和郊区之间的通勤乘客数从１９０１年的１０万人增长至１９６２年的１２０万人。这一变化带动了这一地区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网建设，其他基础设施和服务项目也相应发展起来。新一轮全球化还为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巴黎居民中从事金融、咨询、保险、计算机、房地产、广告等服务性工作的就业人口比重不断提升，当时大约占巴黎总就业人口的１／４，并在后续年份持续显著增加。截至２００６年，该区域约有１１００万人口和５００万个就业岗位，人均ＧＤＰ超出全国平均水平５５％，是法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
（二）外来人口对本国居民的冲击与人口分布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迁入法国的移民也显著增加。２０１４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法国共有６６３２万人口，其中５９７万为外国移民，占比为９％，主要来自北非、南欧和东欧等地区。按出生地划分，大约有７７万移民来自阿尔及利亚，７０万来自摩洛哥，６２万来自葡萄牙，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突尼斯和土耳其的移民分别为２５万—３０万不等。这些外来移民以非熟练劳动力为主（占比约为７８％），其中来自北非国家的移民中约有８５％为非熟练劳动力，而来自欧盟成员的移民中则有超过半数为熟练劳动力。大部分移民在法国从事的是中低端工作，比如物流、仓储、建筑、清洁、维修等中低端工种，与法国本土的非熟练劳动力存在比较激烈的就业竞争关系。１９９９年的数据显示，法国有２２．５６％的移民为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而在本地居民这一比例仅为１４．６５％。除了就业机会上的竞争外，外来移民在社会福利上也和法国本土的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形成了一定的竞争。２００５年的数据显示，一个外来移民平均每年能为法国财政贡献７２０２６欧元的税收收入，同时获得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失业补贴在内的各项财政转移共计６８１４０欧元，对法国财政的净贡献值为３８８５欧元，约为本国居民财政净贡献值的７０％。也就是说，外来移民享受了法国的大量福利资源，如全民医保、免费义务教育、公共交通、失业后的职业培训，而这些福利开支的成本由法国全体国民承担。
２０１５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面对欧盟委员会提出的１２万人的难民强制接收配额，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承诺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接收２．４万难民。为接待、审查和安置难民，法国政府不得不支付大额财政开支。根据法国统计与经济研究所（ＩＮＳＥＥ）的统计，法国接待、审查和安置一个难民的平均成本超过８０００欧元。其中，庇护申请人在拿到申请结果前每月可获得３３０欧元的等候期临时补助金，并享受免费医疗救助和儿童入学等社会跟踪服务。一旦获得难民身份，他们将享有与法国国民中的失业者完全相同的福利待遇，包括失业补贴、创业援助、职业培训等。接受职业培训的难民还将获得不低于法国最低工资标准的薪资，大约为每月１４００欧元。除此之外，在法国的难民还可以获得各类社保补助和家庭补贴，并能够向申请避难人员接待中心（ＣＡＤＡ）申请临时性保障住房。
外来人口在法国的区域分布相对集中，这不仅与移民来源国的地理毗邻性有关，也与法国的产业集聚性有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数移民聚居在法国的边境地区，不过也有不少移民迁入内地的工业区和人烟稀少的农业地带。大量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满足了法国的农业和工业发展需求，他们主要定居在法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东部工业区，如罗纳省、伊泽尔省、罗纳河口省。１９４５年以来，战后重建的需要使得大量来自北非的移民进入法国，这些移民大多前往法兰西岛大区、里昂、马赛和格勒诺布寻找工作机会。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数量增多，他们主要从事汽车制造和钢铁工业，集中分布在法国东北部工业区。整体上看，由于移民主要来源地北非和南欧在地理上更靠近法国南部，另外作为传统老工业区的法国东北部和发达的巴黎盆地地区在不同时期也对移民颇具经济吸引力，因此外来移民集中分布在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巴黎盆地地区和东北部老工业区（如图１）。在法国，移民占比超过６％的地区包括巴黎及其周边诸如上塞纳省、塞纳—圣但尼省、马恩河谷省和埃松省，法国东南部地中海沿岸的罗纳河口省、沃兹吕克省和滨海阿尔卑斯省以及法国东部和北部的罗纳省、安省、上萨瓦省、上莱茵省和下莱茵省等。
外来人口在法国的区域分布特点除了大区之间的不均衡外，在城市内部和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也存在分布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本国居民住房紧张和日益增多的外来移民的影响，法国开始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的郊区兴建由政府财政提供补贴、私人部门投资建设的廉租房社区，并将入境劳工集中安置于此。这使得外来移民中约有九成居住在城市区域（包括市中心、近郊和远郊），居住在乡镇和农村地区的外来移民不超过总数的１０％。这些移民以巴黎、里昂和马赛等大城市为主要定居点，占比分别为３８．２％、４．１％和３．１％，还有部分移民选择尼斯（２．３％）、图卢兹（２．０％）、里尔（１．７％）、斯特拉斯堡（１．５％）和波尔多（１．４％）作为居住地。在城市内部，约３２．８％的移民在市中心附近居住，约４６．２％的移民选择郊区作为居住地，而本国居民中仅有２４．２％和３２．６％的居民分别居住在市中心和郊区。据估计，超过六成的外来移民生活在人口稠密的地区，而本国居民中仅有三成生活在这些地区。
5法国的区域分化与国民阵线的兴起
作为融入全球化的结果，法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外来移民的涌入深刻改变了法国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随着法国参与全球化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法国农业和传统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逐渐减少，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从业者的比重不断增加，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越来越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涌入法国的移民大部分为非熟练劳动力，他们不仅与本国公民竞争日益减少的低技术就业岗位，还挤占了大量原本属于法国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开支。在双重冲击的共同作用下，大量法国本土的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失去工作机会，生活水平降低，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然而主流政党却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缓解他们遭受的冲击，因为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正是主流政党倡导和推进的政策。与主流政党不同，国民阵线的领导人老勒庞和小勒庞先后以“法国人优先”“法兰西第一”“以人民的名义”等口号回应这些群体的政治经济诉求。国民阵线由此赢得大批支持者。
粗略勾勒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间四次总统选举期间国民阵线的支持者,不难发现国民阵线的核心支持者具有如下特征：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诸如体力劳动的中低端工作或处于失业状态、年龄偏低。以２０１７年第一轮总统选举的数据为例，低学历、蓝领工人、失业者和１８—３４岁的年轻人中投票支持小勒庞的比例分别为３０％、３７％、２６％和２３％。这些群体恰恰是受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冲击最严重的群体。可以合理推测，具有上述特征的选民集中的区域将会是国民阵线的主要票仓，国民阵线将在这些区域获得更多选票。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基于大区之间的分化、城市中心区与郊区之间的分化和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分化提出一组可检验的假说。
（一）各大区之间的分化与国民阵线兴起
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拉大了各大区之间的发展差距。２０１６年,法国人均ＧＤＰ为４１３６３美元。其中，法兰西岛大区人均ＧＤＰ高达６９４２３美元，也是１３个大区中唯一一个人均ＧＤＰ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大区,其余大区均少于４００００美元。原工业重镇大东部大区和北部的上法兰西大区分别排在第９位和第１３位，属于经济落后地区。从失业率上看，法国各大区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综合来看，法国东北部地区和南部地中海沿岸失业率最高，其中北部的上法兰西大区的失业问题最为严重。位于西部的布列塔尼大区、卢瓦尔河大区以及中部的法兰西岛大区则是法国失业率最低的地区。２０１５年，上法兰西大区失业率高达１２．５６％。虽然这一数字在２０１７年降至１１．７２％，但仍远高于法国平均水平。奥克西塔尼、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诺曼底和大东部大区在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５年间失业率持续上升，２０１５年后出现下降，但２０１７年的失业率仍处于很高水平（见表５）。具体到市镇层面，２０１３年第二季度数据显示，法国失业率最高的前２０个城市均集中在北部的上法兰西大区和南部的奥克西塔尼大区，两地失业率均超过１５％。其中，失业率最高的佩泽纳斯市甚至达到１７．９％。
作为法国国内受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冲击最严重的群体，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更可能失业，收入水平更难提高。由于国民阵线回应了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的诉求，我们可以提出：
假说１：那些受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冲击最严重的大区，在总统选举中更倾向支持国民阵线。
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冲击有两种：一种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落后产业的衰落和淘汰给这类产业从业者带来的冲击，这种冲击在法国北部和东部最为明显，因为钢铁业、纺织业等传统制造业主要分布在这些区域；另一种是边境开放后移民涌入和难民危机后难民涌入对本国居民的冲击和挑战，受冲击最大的是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因此，假说１可以进一步细分。
假说１ａ：由于全球化导致传统制造业的衰落，法国北部和东部地区在总统选举中更倾向支持国民阵线。
假说１ｂ：由于大量移民和难民涌入挤占了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和福利资源，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在总统选举中更倾向支持国民阵线。
（二）城市中心区和郊区之间的分化与国民阵线兴起
按照距市中心的远近通常可将城市区域划分为中心区、近郊和远郊。受土地租金的影响，传统制造业大多分布在远离城市的郊区，而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则更多聚集在城市中心区，这就使得郊区和城市中心区的居民之间形成了鲜明的社会分化。在法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中心吸引了大量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四周则环绕着工业化的内层近郊，远郊则是为市中心和近郊储备劳动力的地方。法国绝大多数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住在郊区，特别是在距离市中心３０—５０千米的郊区地带。离市中心越近，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占全部居民的比重就越小，仅有小部分劳工居住在距市中心１０千米以内的城市中心地带。金融、咨询、保险、计算机和房地产等行业的从业者则居住在靠近城市中心的地区。
随着这种分化的出现，郊区和城市中心区的贫富差距也逐渐拉大。据统计，法国１／３的大城市的郊区贫困率超过１９％，其中康塔尔省的郊区贫困率为２１．６％、科西嘉岛和奥德同为２１．４％、克勒兹和埃罗省同为１９．６％、阿尔代什为１８．３％，与之相对，城市中心区的贫困率则几乎全部低于１８％。
因此，法国的郊区和城市中心区的居民之间也大致形成了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与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化。由于国民阵线更多地回应了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的诉求，我们可以提出假说２：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区地带在总统选举中更倾向支持国民阵线。
（三）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分化与国民阵线兴起
除城郊分化外，大都市与小城镇的产业集聚也大相径庭。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一般集中在大都市，而中低端制造业往往分布在小城镇。据统计,法国人口数量在０—１０００人的小城市约有２．７６万个，人口介于１００１—５０００人的中等城市有６１１２个，人口介于５００１—１５０００人的大城市超过１０００个，人口介于１５００１—５００００人的特大城市有３１３个，人口超过５００００人的超大城市有５０个，而首都巴黎的市区人口则超过了２２５万人。许多中小型城镇处于距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１００千米—１２０千米的地区，承接了来自大型城市的产业转移，构成大型城市工业发展的“外溢带”。
在新一轮全球化的作用下，大都市和小城镇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发展差距。按照克里斯托弗·居伊的描述，数量众多的中小型城市中聚集着逐渐走向衰落的传统制造业，充斥着闲置的店铺和萎缩的街区，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在此处工作和生活。他将这称为“边缘法国”。而像巴黎、里昂、马赛、普罗旺斯、图卢兹、波尔多、尼斯、南特、格勒诺布尔、雷恩、土伦这样人口稠密、充满活力的都市则聚集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创新型产业，企业家、工程师、时尚设计师、模特、电影导演、高级厨师和拥有高学历的知识精英在这里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繁荣和便利。
因此，随着新一轮全球化的推进，小城镇和大都市之间也出现了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的分化。由于国民阵线更多地回应了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的诉求，我们可以提出假说３：
中低端产业聚集的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在总统选举中更倾向支持国民阵线。
6 21世纪以来四次总统选举中国民阵线得票的区域分布
２１世纪以来，国民阵线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２００２年，老勒庞出人意料地击败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与希拉克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正面交锋，引起了法国各界极大的政治恐慌；２００７年，由于中右翼候选人尼古拉·萨科齐在竞选阶段大量提出与国民阵线相似的政治主张，后者总统选举期中遭遇短暂挫败；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法国经济大幅下滑，随着领导权从老勒庞转移至小勒庞，国民阵线在２０１２年获得了更甚于２００２年时的佳绩；２０１７年，国民阵线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影响力，成为法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粗略地看，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的四次总统选举中，国民阵线的支持者在区域分布上具有比较固定的特征，集中分布在法国东北部地区和地中海沿岸。上法兰西大区、大东部大区、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成为国民阵线的主要票仓。２０１７年第一轮总统选举期间，国民阵线还在西北部的诺曼底大区、东部的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区、南部的奥克西塔尼大区和巴黎南部的新中央大区拿下超过２０％的选票，而首都巴黎及其周边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区则是国民阵线影响力的真空地带（见图２）。为了验证上一部分提出的假说是否成立，我们将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
（一）２００２年：和主流政党对决的国民阵线
２１世纪初，新一轮全球化加速推进，失业问题和移民问题逐渐成为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在老勒庞的带领下,国民阵线在反经济全球化、反欧洲一体化、反移民、反精英等方面的立场越来越鲜明。在２００２年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国民阵线候选人老勒庞出人意料地击败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闯入第二轮总统选举。这一结果震惊了所有主流政党，它们在接下来搁置了原来的政治分歧、迅速结成联盟，这使得希拉克以法国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高的得票率和得票数当选总统。希拉克的胜选是所有主流政党联合阻击国民阵线的结果，其得票率和得票数不能看作人民运动联盟和希拉克的胜利以及国民阵线和老勒庞的失败。鉴于国民阵线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仅靠自身力量就打开了局面，而且没有遭到主流政党的联合“围堵”，因此我们只关注第一轮选举中国民阵线的得票情况。
依据按大区划分的得票率上看，老勒庞在东部的阿尔萨斯、洛林、香槟—阿登、弗朗什—孔泰、罗纳—阿尔卑斯，北部的皮卡第和北部—加莱海峡，在地中海沿岸的朗格多克—鲁西荣和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均获得了２０％左右的选票，在各候选人中排第一位（见表６）。国民阵线得票最多的地区与受全球化冲击最严重和移民流入最多的地区高度重合，符合假说１ａ和假说１ｂ。
城郊分化方面，自１９８４年以来，国民阵线的政治据点主要为城市中心区及近郊地带，如蒙彼利埃和马赛。这是因为这些地区集中居住着大量外来移民，国民阵线的反移民政策在这些地区更容易与选民共鸣。但是在２００２年总统选举期间，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老勒庞在城市及近郊的支持率下降，而在远郊区的支持率却显著提高。随着距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老勒庞的支持率呈现出倒Ｕ字形特征。与之相对，希拉克的支持率则随着距市中心距离的上升而上升，若斯潘的支持率则呈Ｕ字形，在距市中心３０—５０千米的郊区地带降至最低（见图３）。在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５年两次总统选举期间，只有大约１０％的远郊居民投票支持老勒庞，而２００２年时远郊居民对老勒庞的支持率升至２２％。在城郊分化上，老勒庞的得票情况符合假说２。
除城郊差异外，２００２年总统选举期间，老勒庞的支持度在大都市和小城镇之间还呈现出明显分化：在第一轮选举中，人口少于２０００人的市镇平均有１９％的居民支持老勒庞，在人口为１万—２万人的市镇平均有１７％的支持率，而在人口介于１０万—２０万人的市镇平均支持率降至１３％，在巴黎的支持率则仅有１１％。第二轮选举中,大都市与小城镇的分化更为明显：老勒庞在人口少于２０００人的市镇中获得了２１％的选票，在人口介于１万—２万人的市镇中支持率降至１８％，在人口多于１０万人的大城市中支持率为１４．９％，而在巴黎仅有１１％的居民支持。这样，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分化上，老勒庞的得票情况符合假说３。
（二）２００７年：被主流政党“取代”的国民阵线国民阵线
在２００２年总统选举中的成功并未延续至２００７年，在后一总统选举期间，老勒庞仅拿下１０．４４％的选票，排名第四而无缘第二轮竞选。如果将国民阵线在２００２年的成功原因理解为其政策主张区别于主流政党、是唯一对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的诉求做出回应的政党，那么便可将国民阵线在２００７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归于其失去了政策主张上的独特性，不再是唯一回应不满选民的诉求的政党。伊瓦尔蒂、蒙顿等学者指出，萨科齐在竞选时大量使用国民阵线的宣传话语，如强调移民问题、关注身份认同、主张建立秩序等，这是其赢得选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萨科齐及其领导的人民运动联盟与国民阵线的政策主张高度相似的情况下，选民无疑会因为国民阵线极右翼和民粹主义的“危险”意识形态而选择更“安全”的投票策略，即支持萨科齐。
从各候选人在各大区的得票情况看，萨科齐得票率较高的地区除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外，大致分布在法国北部、东部和地中海沿岸（超过３０％），与老勒庞形成非常明显的选票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萨科齐在这些地区“取代”了国民阵线。尽管如此，国民阵线获得较高得票率的地区仍然与２００２年相似，包括北部的皮卡第（１５．４２％）和北部—加莱海峡（１４．６７％），东部的洛林（１４．４３％）、阿尔萨斯（１３．５６％）、香槟—阿登（１５．２０％）和弗朗什—孔泰（１３．７２％），以及地中海沿岸的朗格多克—鲁西荣（１３．９１％）和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１３．８４％）。国民阵线还在科西嘉获得了１５．２６％的选票（见表７）。这些地区是法国各类传统产业的集聚地，在全球化时代受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冲击最为严重，同时还有大量移民涌入和定居，与当地居民竞争就业机会和福利保障，本土居民的经济被剥夺感更加强烈。
由于国民阵线在２００７年第一轮总统选举中仅排在第四位与萨科齐、塞戈莱娜·罗雅尔等主流政党候选人存在较大差距，因此２００７年国民阵线在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大都市与小城镇的准确的支持率数据难以获得，只能依据部分替代性指标加以推断。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西欧各国大约有６０％的人生活在郊区地带，这一地区相比城市中心区人口密度更小，但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而是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城市边缘地带。２００６年进行的第三轮欧洲社会调查（ＥＳＳ）对欧洲各国民众的居住地、政党支持状况等指标进行了考察玛丽特·斯托珀尔从中选取了７８９份法国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其中４６．１％支持社会党，３１．８％支持希拉克所在的人民运动联盟仅有５．３％支持国民阵线。在这４２份支持国民阵线的问卷中，９人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区，２人居住在农村地区，而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包括城市近郊和远郊）的共有３１人，占比为７３．８％，高出城市边缘地带６０％的平均居住率。可见，与城市和农村居民相比，有更高比例的城市边缘地带居民投票支持国民阵线。
根据欧洲选举数据库公布的２００７年法国总统选举的省份数据，国民阵线在人口规模超过１００万的大型省份获得的支持率不足１０％，如卢瓦尔—大西洋省为６．５６％、伊勒—维莱纳省为６．２３％、上塞纳省为５．５３％。在人口超过２２０万的巴黎省，国民阵线的得票率仅为４．５８％。与之相对，在人口规模少于５０万的小型省份国民阵线的支持率有明显提升，典型如阿登省（２８．０９万人）为１６．２％、奥布省（３１．０４万人）为１５．４４％、上马恩省（１７．９２万人）为１７％、默兹省（１８．９７万人）为１６．３２％、孚日省（３６．９４万人）为１５．６６％、上索恩省（２３．７万人）为１６．４８％。由此可见，国民阵线的支持率在不同规模的省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三）２０１２年：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民阵线
萨科齐任期的第二年中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场金融危机使法国的ＧＤＰ增长率降至负值，失业率猛增至９．１％，较上一财年增长２１．７９％，这给本已问题颇多的法国经济增添了更多挑战。选民发现萨科齐无法兑现竞选时的承诺，萨科齐在金融和债务危机中保持与德国的协调一致也不符合中下层选民的期望，因此萨科齐的民意支持率大幅下降。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意识到或许只有国民阵线才是其真正的利益“代言人”，这有助于国民阵线在２０１２年的总统选举中重新崛起。
２０１２年的第一轮总统选举期间，国民阵线候选人小勒庞以１７．９％的得票率排名第三，与２００７年相比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甚至超过了老勒庞在２００２年总统选举中创下的１６．８６％的纪录。在区域分布上，国民阵线的支持者集中分布在北部、东部和地中海沿岸，与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高度重合，以皮卡第（２５．０３％）、科西嘉（２４．３９％）、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２３．８７％）、洛林（２３．６６％）、朗格多克—鲁西荣（２３．４５％）、北部—加莱海峡（２３．２９％）、阿尔萨斯（２２．１２％）等大区为主要票仓（见表８）。２０１２年国民阵线在各大区的得票情况符合假说１。
有学者认为，国民阵线在２０１２年总统选举中取得重要进展的原因在于２０１１年国民阵线的领导权从老勒庞转移至小勒庞，后者带领国民阵线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和“去妖魔化”改革，使法国民众对国民阵线的印象“正常化”。应当注意到，小勒庞时期的国民阵线和老勒庞时期相比，在选民基础和票仓分布上均没有明显差别，核心支持者仍然呈现出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中低端工作或处于失业状态、年龄偏低等特征，且得票较多的地区集中在法国北部和东部的老工业区和地中海沿岸移民流入较多的地区。因此，小勒庞只是在其父的基础上巩固并深化了国民阵线的支持基础，并没有扩大国民阵线的支持范围。国民阵线的支持者除了保持着固定的大区分布特征之外，在城市中心区与郊区之间的分布也大体不变。２０１２年总统选举期间，小勒庞在距离市中心４０—５０千米的城市边缘地区获得了最多的工人支持，得票率大约为３４．８％。在这一距离范围内，离市中心越近其支持率越低：居住在距离市中心３０—４０千米区域的工人中有大约３２％支持小勒庞，２０—３０千米区域内这一数字则约为２９．６％，而距市中心１０千米以内的工人支持率则降至２４．７％。斯托克莫的研究也为假说２提供了佐证。他指出，如果３５—４９岁的中年男性住在城市，则有１１％的可能投票支持国民阵线；如果住在郊区，其支持国民阵线的比例则提升至１８％；对于１８—３４岁的年轻男性而言，如果住在城市，其有１５％的可能投票支持国民阵线；如果住在郊区，其支持国民阵线的比例则会升至２５％。因此，在城郊分化上，小勒庞在２０１２年的得票情况符合假说２。
在大都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得票分布差异上，２０１２年第一轮总统选举期间，小勒庞在人口较少的小型市镇获得较多选票，如艾宁—博蒙（２．６４９万人）的３５．５％、弗雷曼梅尔勒巴克（１．３２６万人）的３３．９％、埃斯科河畔布律埃（１．１８５万人）的３３％、阿尔纳（１．２４２万人）的３１．８％、蒙蒂尼昂戈埃勒（１．０４６万人）的３１．８％、昂赞（１．３２８万人）的２９．４％和旧孔代（０．９９３万人）的２９．４％。从欧洲选举数据库公布的省份数据来看，小勒庞在巴黎省（２２０万人口）和上塞纳省（１５９万人口）仅获得不到１０％的选票，而在人口少于６０万的沃克吕兹省（２７．０３％）、埃纳省（２６．３３％）、默兹省（２５．８２％）、上马恩省（２５．２６％）、奥布省（２５．１２％）、上索恩省（２５．１２％）、东比利牛斯省（２４．２３％）等地区则获得了超过１／４的选票，这显示出国民阵线在大都市与小城镇间较为明显的得票差异。上述情况符合假说３。
（四）２０１７年：打破法国政治传统的国民阵线
如果将老勒庞在２００２年闯入第二轮总统选举视为国民阵线发展史上第一次重大突破，那么小勒庞以２１．３％的支持率同马克龙一同进入２０１７年的第二轮总统选举可谓是国民阵线发展历程中的第二次重大突破，同时也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法国政党体系的一次“大地震”。在这次总统选举中，不论左翼右翼,法国所有主流政党候选人均在第一轮选举中被淘汰出局，法国左右翼政党交替执政的政治传统被打破，选民必须在主张“跨越左右之分”的前进运动候选人马克龙和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候选人小勒庞之间做出选择。
小勒庞在第一轮选举中的得票情况与以往相比变化不大，国民阵线依然在之前支持率较高的地区稳扎稳打、收获选票。具体来看，小勒庞得票率最高的地区仍然集中在上法兰西大区（３１．０４％）、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２８．１６％）、科西嘉岛（２７．８８％）、上东部大区（２７．７８％）、勃艮第—弗朗什—孔泰（２５．０９％）、奥克西塔尼大区（２２．９８％）等北部、东部和地中海沿岸地区，与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无异（见表９）。
小勒庞在２０１７年的得票情况仍符合假说１。虽然小勒庞同其父一样在第二轮选举中遭到了主流政党的集体阻击，弗朗索瓦·菲永、让—吕克·梅朗雄和伯努瓦·阿蒙均号召自己的支持者投票给马克龙,但是动员效果已不及２００２年，３０％—４０％的选民宁愿选择弃权或投空白票。最终,马克龙以６６．１％的支持率当选总统，没能再现希拉克当年高票当选的盛况。城郊分化在２０１７年总统选举中也有直观体现。小勒庞的支持率随距离的增加而呈现倒Ｕ形特征：其在远郊获得了最高的支持率，而在近郊的支持率则降至２３．９％，在更远的农村地区也仅获得２０．８％的支持率；市中心居民仅有１６．９％支持小勒庞，与之相对的则是马克龙在城市中心区的支持率高达３０．１％。在过去五年间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的城市中，马克龙的支持率为２３．４％，而小勒庞仅获得１２．７％的选票。但在那些过去五年间出现经济衰退的城市中，小勒庞的支持率显著提升，大约有３０．４％的选民投票支持小勒庞，而马克龙的支持率则降至１６％。小勒庞的上述得票情况符合假说２。
除此之外，２０１７年总统选举中国民阵线的得票率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也存在差异：小勒庞的支持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而马克龙的支持率则随之增加。在人口不足１０００人的小城市中，小勒庞的支持率为２６．８％，高出马克龙６个百分点；当城市规模扩大至５００１—１５０００人时，马克龙的得票率超过小勒庞３．５个百分点；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小勒庞仅能获得１７．４％和１５．３％的支持率；小勒庞在巴黎的得票率骤降至５％，马克龙则获得３４．８％的支持率（见图４）。因此，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分化上，小勒庞２０１７年的得票情况符合假说３。
7 结 论
中国传统的贸易理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和现代经济学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都已表明，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的差异会推动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这种跨国流动在增进各国总体福利的同时也会加剧一国之内的不平等、深化各种社会裂痕。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欧洲国家的劳动力要素所有者开始分化，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成为稀缺要素，而人力资本成为充裕要素。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作为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将在全球化中受损。作为法国受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冲击最为严重的群体，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期待政府为其修筑免受冲击的“防波堤”。然而，他们的诉求没有得到法国主流政党的积极、有效回应。在这场延续多年的回应性危机中，国民阵线是个例外，它基于区分人民与精英、国民与移民的二元价值观，通过反精英、反建制、反经济全球化、反欧洲一体化、反移民的政策纲领回应了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的政治经济诉求，吸引了大量中下层民众的选票，逐渐从一个边缘小党走向法国政坛的中心。
为了揭示国民阵线获取选民支持的微观基础，我们提出了一个基于选举地理的研究框架。在政党相互竞取选票的情况下，“投票回馈可以容易而有效地表征为支持地理”。由于要素所有者在地理上的集中性，全球化给法国带来的冲击可以反映为不同区域选民的偏好差异，这种区域分化进而塑造了国民阵线的选民基础和选票分布的区域特征。从大区之间的分化来看，受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冲击最为严重的是法国东北部“铁锈带”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前者受困于传统制造业衰退带来的失业问题,后者则被外来移民问题困扰。法国北部、东部和地中海沿岸的很多大区因此成为国民阵线的主要票仓。此外，远离城市中心的远郊区和规模较小的城市集中了更多的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因此这些区域的选民更多地把选票投给了国民阵线。根据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７年的四次总统选举的选民数据，尽管国民阵线的得票率有升有降，但其支持者在法国各大区之间、在城市中心区与郊区之间以及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分布特征大体保持不变。
因抗议马克龙政府提高燃油税，自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中旬开始的“黄背心运动”持续发酵，演化为法国５０年来最严重的抗议示威。“黄背心运动”折射出当前法国面临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困境。从长远看，如果法国主流政党及政治精英迟迟不能解决针对中下层民众的回应性危机，不能在推进全球化和满足劳工利益诉求之间找到平衡点，不能对那些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稀缺要素所有者做出适当补偿，国民阵线以及其他民粹主义势力不断壮大的势头就难以遏制，也许国民阵线在下届选举中会离总统职位更进一步。作为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的一个主要特点，民粹主义正在西方各国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正确”。观察民粹主义是否会在世界政治中爆发出更大的能量，法国国民阵线的兴衰无疑是一个重要窗口。
（转引自国政国关外交学人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