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既是起源于1500年并在之后不断向全球扩展的世界体系，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取代英国霸权而赋予其某些特征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美国主导下主要呈现出四个基本趋势。
第一，世界体系所涵盖的国家与地区范围更为广泛，有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脱离西方殖民体系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冷战后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和转型国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体系，其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既包括老牌的工业化强国，诸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美国；也包括脱离西方殖民体系而在政治上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诸如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南非、南亚的印度、拉丁美洲的巴西；包括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以及东盟四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还包括放弃社会主义的独联体和东欧国家，以及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和实行“革新开放”的越南。
第二，世界体系中各国的制度选择更为多样，呈现出“混合主义”特征。与先前相对单一的“重商主义”（16—18世纪）或“自由主义”（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50—70年代）占主导地位相比，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些国家在制度选择上明显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既有英美式的“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和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主导的市场经济”，也有日本、韩国的“发展型国家”和新加坡的“儒家资本主义”，还有德国的“社会市场体系”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世界体系中国家之间相互竞争更为激烈，最突出的是世界体系的主导权之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关于霸权或主导权的竞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17世纪中叶的荷兰如此，19中叶的英国如此，20世纪中叶的美国也如此。美国在成为世界体系的霸权国家或主导国家之后，一直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先是20世纪60年代欧洲国家成立“欧洲共同体”，在农业领域（共同农业政策）以及金融领域（特别提款权）向美国提出挑战。然后是日本在1968年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经济体之后，1968—1985在贸易领域向美国挑战。最近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向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挑战，这些在贸易领域和金融领域的挑战因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而进一步加强。如何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构建新的全球治理机制成为几乎所有国家关心的重要议题。
第四，世界体系的时间转折点更不确定，这不但缘于“美国世纪”是否终结的争论，更主要缘于中国的崛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延续了500年，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它还能持续多久？这一问题因中国的加入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不断被问及。中国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积极主动地融入这个“世界体系”，2001年中国在经过15年的艰辛历程之后最终加入作为这个“世界体系”在贸易领域的全球性组织“世界贸易组织”，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而成为这个世界体系中的第二大经济体。就像20世纪70—80年代国际社会关心日本一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将关心的目标从日本转向经济崛起中的中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心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或能否在2035年左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主导性国家？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主导性国家，中国是否会改变或修正世界体系持续多年的基本规则？
然而这些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体系长期以来形成的两个结构性特征：（1）核心区和边缘区。在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中，一直存在着核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的结构。所谓核心区，是指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以及高工资产品所在的地区，所谓边缘区，则是指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以及低工资产品所在的地区。与这种经济结构相对应的是，处于核心区的国家通常称为强国，他们为争夺世界体系的主导权而在政治上相互竞争。（2）半边缘区国家的困境。在世界体系中存在着一个半边缘区，而所谓半边缘区，主要是指那些介于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地区：对于核心区而言，它呈现出一种边缘化过程，而对于边缘区而言，它又呈现出一种核心化过程。而处于半边缘区国家的双重身份也使得其面临一个困境：因为其相对于边缘区国家而言的核心身份，它自然会表现出核心区国家的行为，但这又容易被核心区的强国，特别是霸权国家视为竞争性国家。因为其相对于核心区国家而言的边缘身份，它自然会表现出其边缘区国家的行为，但它自身又不甘于边缘区国家身份因而经常制定出一些超越自身能力的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