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交往中，如果一个国家被别人看出来，它是有意夸大自身实力，掩饰自己的真实动机，那么这种虚张声势的效果则大打折扣。国家要成功地实施战略欺骗，让人信以为真，或搞不清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又应该怎么做呢？战略欺骗自古有之，是国家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中，求得生存，获取战略优势的常用之道。

战略欺骗是基本的生存伎俩？

生活中，欺骗与说谎一样，是一个贬义词，往往与道德伦理联系在一起。所以，诚实守信成为人际交往的美德。而在国际社会中，人们是不奢谈美德的，这是一个由实力和利益构建的无政府社会。现实主义者所信奉的“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成为经典的处事圭臬。从《孙子兵法》到诸葛亮的善于谋略，无不强调各种策略和技巧的使用，于是乎，战略欺骗似乎成为国家间博弈的一种正常手段。之所以人际与国际社会，战略欺骗所带来的伦理压力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有理由的。

其一，国际社会中生存乃第一要务。在国内社会，由于有政府、社会组织和法制的存在，一般都能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人们也能平安相处。政府代表着社会的最大公意，行使着公正、公平的裁决。而欺骗等违法违规活动，只有利于个体理性和私利，无助于社会秩序的维系。在国际社会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是正当的行事理由，求生存，促发展是国家面临的根本任务。在过去的殖民时代，战争频发——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国家常常面临着死亡威胁。为此，确保自身生存，成为国家的第一要务。在一个险恶的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必须学会如何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发展实力，等待时机，这也正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典故的缘由。

其二，国家拥有自己的“私有”信息。由于国际社会中竞争的残酷性，在诸多利益纷争、意识形态竞争，甚至领土争端斗得你死我活的场域中，国家必须看管好自己的“私有”信息。这些私有信息包括哪些呢？比如，国家的真实意图和动机。希特勒想吞并整个欧洲，这么大的胃口，他是不会一开始就告诉西方列强的，否则“出师未捷”，早已被列强“乱刀砍死”。当然，要在国际社会大干一番，就得有实力的支撑，所以在真正羽翼丰满之前，就得趴下“装死”，让你的对手放松警惕，以为你已堕落至无可救药，不把你放在眼里。故而，国家不能共享的“私有信息”，是关涉到它自身的生死存亡、根本发展大计的一些战略信息，服务于自己不可告人的特有目的。说到底，这都是出于竞争的需要，现实太残酷啦！

尽管当今世界，早已进入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所言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换言之，一般国家都不用担心领土被侵占，国家被瓜分的厄运了。但国际社会中的战略博弈仍是风起云涌，甚至恐怖主义所代表的非传统势力，也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无穷的危害和恐惧。即使在一个仅有少数低烈度地区危机和战争风险的当今世界，国家仍需进行战略欺骗，掩饰自己的意图，声东击西，减缓在国际社会做人做事的压力。

那么，如何实施战略欺骗呢？

实际上，战略欺骗就是我们常用的印象管理的一种策略。试想，我们每天出门行走江湖，都在进行各种印象管理。今天去面试，那么得穿着得体，根据工作需要进行职业打扮，晚上出去约会，则又是另一番生活休闲装扮。当然，这是一种信号的展现，让人以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战略欺骗就是给人造成一种看起来像是真的印象——实际上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作为研究国际关系印象管理和战略欺骗的经典著作，哥伦比亚大学杰维斯教授的《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展示了欺骗的核心逻辑。印象管理与信号表达往往是虚假的，是因为我们试图给别人造成一种形象，是基于某种特定的需要。实际上，印象管理是一种我们都明白和知晓，并常用的有意的形象投射，这就是戈夫曼所讲的“有意的自我”的展示，与此同时，在积极摆pose，塑造一种形象的同时，我们可能还有一种无意间流露出来的“自我”，而这往往是出乎自己的掌握之外的，更反应了我们自身的本色和本性。这种无意的自我，就是杰维斯所讲的标志（Indices），它是指那些真实反应了我们的能力和意图的可观察的特征。

譬如，生活在京郊的人，都少不了打黑车。在我看来，黑车司机是天生的信号观察家，他们那犀利的眼神，搜寻着每一个匆匆过客，从你的衣着、行李和神态辨析出你是否是本地人，是否需要用车。而我常用的印象管理策略就是，轻装快行，绝不眼神交流，也不东张西望找路。但如真要在外地，恐怕再精细的印象管理，也会露馅，比如只要一张嘴说话，司机就会发现你的口音不对，这是非常难以操控的“标志”。

欺骗就在于对标志的操纵。诚如上文所言，标志是那些被认为真实反应了人们的能力、意图的特征，它包括被偷听到或截获到的的私密信息、可以泄露重要信息的行为模式（而你并未意识到）、那些代价很高的战略或军事行动等。在上述情境中，人们因为摆脱了外在的束缚和压力，所以所说的一般都是“真心话”，这被认为是反应了真实内心所想、真实意图和实力等的可靠证据，因为此刻你已脱下了面具，无需隐藏。战略欺骗的逻辑在于，如果我清楚地知道，你也明白这种逻辑，那么在这种情境下，我就可以操纵这种标志，从而让你以为我说的是真心话。举例来说，一般人都知道，由于战略情报搜集的特性，外交人员下榻的酒店很可能装有窃听装备。所以，正如影片007之类，特工在酒店房间里交谈，要么是走到卫生间，开大水龙头，要么是到院子里空旷之地。但是，当你发现了对方正在截获你的私密信息时，你可以利用这一点，故意泄露一些对方想要的错误信息给他，而你假装不知道信息已被截获。这就完成了一个初级的战略欺骗过程。

当然，一个完整的战略欺骗需要有诸多的辅助过程。比如，这里存在多主体的多层次认知问题，在窃听方通过截获信息分析后，判断你已知道被窃听了，则需要进一步判断是继续若无其事窃听还是切断联系。而且，在故意泄露信息时，也需配合其他相关的战略行动，进行信息缜密吻合，甚至虚实相夹的信息释放。在周瑜战略欺骗蒋干的例子中，周瑜知道周干是为说客，却故意以酒相迎，假装醉意，然后设下一局，让蒋干盗得周瑜事先设计好的假书信，而蒋干以为这是找到了至关重要的“标志”，排除了人为下套的干扰，如此周瑜完成了对于虚假标志的伪造，成功实现了战略欺骗。

回溯经典：战略欺骗大师希特勒如何被忽悠了？

在战争博弈期间，战略欺骗成为最为重要的获胜手段，因为它可以在既有军事力量对比不变的情况下，出其不意，分散敌人的势力，各个击破，获得博弈效果的最大化。在二战中，战略欺骗的艺术得到大量的使用，也留下了经典的案例。盟军在诺曼底的成功登陆，成为二战中影响最大，也最为成功的战略欺骗案例。为了开辟西线战事，一个如此大的军事行动，却能成功地瞒住了希特勒及其干将，虽有偶然的幸运降临，但它精细推演了各种可能的破绽，非常完美地伪造了盟军在加莱海峡登陆的种种“标志”。

其一，配套的欺骗。为了配合诺曼底登陆，盟军实施了更大范围的战略欺骗，同时也获得了国际同盟的支持，与苏联于1944年3月3日达成了战略协议，保持在北欧的军事压力。作为一个庞大而精细的计划，诺曼底登陆附属了诸多的辅助计划，为了从军事上减少登陆的压力，盟军在北方和南方牵制德军，将相关精锐部队进行战略牵制。北方的“坚韧”计划，盟军虚构了一个完全不存在的第四集团军，将集团军司令部设立在爱丁堡，而且通过无线电传播着第四集团军的日常工作，给德国造成盟军可能在北欧军事登陆，从北面与苏军围攻挪威的假象，为此德国精锐的27个师一直滞留于北欧。同时，为了拖延德国的精锐部队，在苏联即将占领罗阿尼亚和匈牙利时，盟军故意泄漏两国密商投降之事，惊动希特勒调动4个师占领匈牙利，牵制了德军精锐军队奔赴西欧战场。

其二，技术的支持。在这种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技术上的优势是，英国的战略情报部门其实已破译了德国的无线电密码，从而对希特勒的信息沟通，以及德军的调动走向了如指掌，得知希特勒将重点布防至于加莱海峡。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而且在破获德国的电报密码后，并没有采取暴露的举动，从而德国一直并未知情。这从技术上为盟军获得信息主动权奠定了基础。

其三，双面的间谍。在这个过程中，盟军在军事情报方面一直占有优势。比如，德国由于难以攻克英伦半岛，所以培养了一批军事间谍，试图获取情报上的主动。但英国军情五处的情报活动尤为出色，不仅成功打掉了德国在英国国土上的情报网络系统，而且成功培养了一批双面间谍。少数的双面间谍身份，并未被德方所识破，所以向德方传递错误的情报信息，兜售虚假的“坚韧”计划等信息，即盟军的主攻方向可能在加莱地区，而加莱地区也是英法两国距离最近的通道。

其四，高昂的代价。为了进一步凸显盟军在加莱登陆信息的可靠性，盟军还利用了数十名真实的抵抗组织人员，他们在被捕后，继续与英国总部联系，但“喂养”的信息就是盟军在加莱做登陆的一切准备。为了让德方更为确信无疑获得这个绝对正确的信息，英国在获知抵抗组织被破坏后，继续保持联络，并假装不知情，进一步投放武器、器材甚至新特工。很明显这些特工被捕后，遭到德国盖世太保的严刑逼供。为了确保德国从这些诱饵中获得的情报是准确的，盟军给他们安置的危机时刻自杀的毒药是假的，他们被捕时，试图自杀未遂，而后在德方的酷刑下，终于招供了盟军的加莱进攻计划，因为他们所知的确实只是加莱计划。正是这一点，让德方确信，这是盟军百分之百的“标志”，而没有意识到，为了确保这一历史上最大的登陆成功，英国居然使出这种遭受伦理诟病的伪造“标志”手段。

其五，幸运的降临。其实，在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战开始之后，德方开始怀疑，这可能是盟军的虚张声势，加莱的真正用意在于吸引住德方的注意力，将德军布防重军都集中在加莱地区，调虎离山。尽管所有的一切证据，都指向加莱是真正的登陆之地，但德军西线总司令龙德施泰德元帅意识到诺曼底是主攻方向。德军开始调动在波兰的装甲师和驻加莱的第15集团军。但在诺曼底登陆滩上，德军从两位盟军军官尸体身上搜出了美军诺曼底登陆的作战方案，这本来十分可信的信息，又一次被德方反而认为是欺诈。原因恰恰在于，盟军1943年在意大利西西里登陆时，就十分精巧地伪造了一位盟军军官“马丁上校”的尸体，漂流到西班牙海岸，身上带着精心准备的错误计划书以及其刻意准备的个人身份和生活“标志”，让希特勒以为登陆是在撒丁岛，而不是西西里。

这一经典的战略欺骗故事，早已搬上银幕，成为《谍海浮尸／冒充者》的原型。这一次真实的诺曼底登陆文件的曝光，却让德军以为又是盟军的欺诈，反而加强了一定是在加莱登陆的错误想法。所以，幸运之神的垂临，再一次让盟军的战略欺骗获得了完美成功。

国际战略博弈中不能太老实哦！

回首历史，凡是优秀的战略大家都是精通于战略欺骗，中国古代的孙子和诸葛亮等战略家更是将此运用得出神入化。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或是冷战的高度战略对峙期间，战略欺骗成为国家间博弈与斗争的一种惯常手段，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巧实力”效果。可见，善用印象管理，把握操控标志之道，实则是利国利民的需要，毕竟国际社会中仍存在霍布斯的竞争世界。尽管当今国际社会中各种规则、制度和文明的力量已大大进步，但国家间的利益纷争、战略博弈以及竞争仍是时代的主题之一。

国际道德、伦理的存在，也会制约着战略欺骗的效用，而某些过于重要和明白的事件也是无法进行掩饰和欺骗的。总归，国际社会更像一个江湖，讲点道，谈点礼，但终归生存和安全的维护，需要的是实力以及如何运用实力的技艺，而战略欺骗是对于实力的巧妙、灵活和最大化运用。一如人际关系中，你不能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在国际社会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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