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与转型升级
1.国际关系理论：预测的难题
我思考这个问题即建设世界政治学科，首先是我认为国际关系理论遇到了困境，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是国内外学术界都在探讨一个问题。国内的探讨大家都知道，要建设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如果它没有危机就不会提出这个命题。在国外，萨塞克斯大学一位50多岁的教授贾斯汀·罗森博格是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学者，也是萨塞克斯大学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代表人物，他在“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一文中说，像经济学研究市场，政治学研究的是权力，国际关系研究一直没有自己的关键词，也是围绕着权力，他提出了一个“多样性”概念来代替围绕权力的国际关系学。我认为这个提法不伦不类。
其次，国际关系学的时代性，国际关系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从古希腊、古罗马就有了，中国的春秋战国也有，但是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学毫无疑问是出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这样一个时代性很强的国际关系学，主要是研究大国关系，其中遗漏了太多的关键性变量，因此它就很难预测，甚至难以解释。具体来说，国际关系学的“国家性”假设是什么？就是基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而来的民族国家。之前，问欧洲人是什么人？他们会说我是基督徒或者我是天主教徒，经过30年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战争，就是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斗争，才打出了具有疆域性概念的民族国家。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认为欧洲一直生活在“文明的冲突”中，其实欧洲人从罗马帝国后期以来，一直处在文明的冲突中，我们看欧洲历史是很有感慨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的兴起于七、八世纪，基督教产生很早，但真正流行是罗马帝国后期开始，因此罗马帝国后期尤其是中世纪开始以后，七、八世纪兴起基督教，神权政治的鼎盛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新兴的民族兴起了，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因此西方文明人的主体是信奉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个是基督教，一个是民族性。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宗教也兴起了，就是伊斯兰教，兴起于六、七世纪，两个宗教同时兴起的时候，宗教战争就兴起了，从12-14世纪，开始了9到11次不等的十字军东征，这是最早的世界范围的文明的冲突，大规模地开始。接下来到十五世纪、十六世纪的时候，法国北部的加尔文教和南部的天主教30年的宗教战争。接下来是1618到1648年30年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战争，德意志地区68%的人都被消灭掉了。我们知道利益之争是非常容易谈判的，可以妥协，但宗教对错这个观念是不可妥协的。因此民族国家之前是文化冲突，但30年战争之后人们就开始有地区认同了，比如说我是法兰西人、高卢人、德意兰人，这个是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产物。这个体系形成了以后，当时的欧洲大陆还是城邦国家状态，在德意兰地区有1700多个国家，最后只剩下了普鲁士、奥地利两大国家。就是说，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之前，有几千个城邦国家，争霸到最后形成了二战之后的20多个民族国家。因此他们一路走来，文明冲突、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是非常残酷的兼并战争，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战争。之后迅速地海外扩张，就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开始的帝国主义的贸易、文化和政治上的战争。西方文明一路走来很血腥，内部政治也很残酷，各种阴谋、算计、暗杀层出不穷，居然有人会认为欧洲历史比中国历史更“文明”，不知道依据何在。
因此，这个欧洲特殊的历史形成的特殊的文化，其“国家性”是什么呢？我在另一篇文章《重新认识了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历史本体论-国家性假设-弱理论禀赋》中讲到，无论是爱德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还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尤其是米尔斯海默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假设都是不变的，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倾向，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是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线索的，他们谈到了国家行为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国家性假设，所有的国家都有帝国主义的倾向、都有扩张性，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过去老是说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到底是什么呢？渗透在所有的方面。我总结，关于人的“理性人”假设，这是西方理论的一个基础，是从霍布斯开始的；关于社会的假设，近代以来社会是可以自治的“公民社会”；关于国家的假设，国家是恶的，国家都是好战的，都是帝国主义的。我们讲西方中心论指什么？不能空谈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有历史本体论为基础的，就是来自于它特殊历史的“人——社会——国家”的三位一体的假设，我们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章。所以说社会科学的定义是什么？社会科学就是对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经验的理论化总结，它是一个地方性知识。这是我们说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很难，在很大意义上是因为自身的根源。在自身根源不变的情况下，沿着那条路去追求预测永远是失败的。很简单，很多国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而并不是天然的“帝国主义者”，以此假设来分析中国等国家的行为，必然犯错误，更别说国家关系理论所遗漏的变量而导致理论本身的结构性问题。
2.世界政治研究的教科书式成就：作为21世纪头20年的世界政治路线图的《文明的冲突》
我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出现困境，需要从大国关系研究走向世界政治研究，这是“我们的”而非“他们的”问题。世界政治研究已经有教科书式的成就，就是《文明的冲突》，我是这样定义的，它是21世纪头20年的世界政治路线图。什么叫预测，这本书是比较经典的预测，如果说它预测了什么？我列举一下，冷战以后毫无疑问美国处在大的狂欢之中，1991年苏联解体，可以说是历史终结了，这时候的亨廷顿说，二十一世纪最大的趋势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衰落。今天看起来是事实，但是在90年代初谁敢相信，谁敢说这个话？他最后一本书《谁是美国人》，认为美国出现了“国民性危机”，西方文明两大要素，一个是西方文明一个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这两个在美国因为黑人其是墨西哥人的到来，出现美国不像美国的国民性危机，这个问题回答了为什么特朗普当选总统，同时也解释了欧洲因难民问题导致的危机，这也是为什么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一开头就说美国将会衰败。在“9·11”事件、“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土耳其转向、乌克兰分裂、2015年南中国海等问题上，都做出了“神预测”。在亨廷顿那里，没有量化模型，只有判断，当然判断的背后是丰富的世界政治研究和价值观。我是说，价值观上的方向错位了，知识本身不会形成正确的判断。这个现象值得研究，为什么是亨廷顿？因为他做的是世界政治研究。
二、何为“世界”？
为什么是“世界政治”而非“全球政治”？
世界政治研究的前提是澄清几个概念。为什么不叫“全球政治”而叫“世界政治”，那么我们要理解“世界”是什么。简单说，世界是一个异质化概念，非常多样性的概念，世界不是地球更不是全球。简单说一个地球多个世界，从文明心理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只要想到这个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世界是多样性的。
1.经济意义上的世界
首先，在经济意义上的世界，不仅有发达与不发达的世界，这是中国人常说的“三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世界”主要是根据经济意义来划分的，经济意义上的世界发达还是不发达其实就是南北问题，这是世界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而非以大国关系为线索的国际关系学的核心。经济意义上的世界必然是不平等、不平衡的世界，世界政治的不平等、不平衡远远要大于国内政治的不平等不平衡。北大、人大为基地的国际政治学的前身，其实都是集中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研究，专门研究的是世界不平等问题。但八十年代之后，华丽转身的国际关系学，在大国关系的指挥棒下我们似乎忘记了“初心”，我们忘记了初心，使命就忘了。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国际关系学就是“美国学”转化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这样的结果是有可能把美国的问题意识当成自己的问题意识，秉承美国的现实主义理论解释世界，而忘却了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不平等、不平衡这样的事关世界绝大多数人命运的事情。这是经济意义上的世界。
2.文明意义上的世界
刚才说了在文明结构上，一个文明就是一个世界，但是在以大国关系为基础的西方中心主义理想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所谓的基督教文明构成的“自由世界秩序”，其实中间省略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帝国主义”，因此全称是“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如果离开帝国主义，自由怎么实现？我们所熟悉的19世纪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理论都是帝国主义者，比如洛克及其之后的托克维尔、密尔、马克斯·韦伯等，国内居然还把文化帝国主义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精神》当做“经典”给大学生推销，真实中国社会科学的悲剧！当我们熟悉这些历史，看这些“诸神”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我正在写《文化帝国主义路线图》，其中专门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内在性机制。世界至少有三大文明是流行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之外还有儒家和伊斯兰文明，因此世界政治或者是世界秩序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必然离不开文明之争。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就是信仰政治，离开政治思潮谈世界政治，真的把握不住世界政治的航向向何处去，甚至有违基本的“政治正确”原则，有意无意在贬低自己的文明而为其他文明张目，有意无意地做了别人的精神俘虏。
3.地理意义上的世界
强调地区政治和国家政治作为世界政治的主体，意义还在于突出我们关于世界政治知识的结构性缺失。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而言，对欧洲、美洲的研究甚至多于对亚洲本身的认识和理解，更别说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我们需要了解改革开放对谁开放？当然是对大国、强国开放，我们需要学习他们，因此关于欧洲和美国的学习非常多，这是一个时代的需要。但今天我们战略突然转向了，一方面传统的大国关系依然很重要，地区关系依然很重要，但我们转向哪儿？“一带一路”是最好的解释，走向非西方国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很少。虽然社科院有拉丁美洲研究所等，但整体上，相对于美国研究和欧洲研究而言，在大学里面我们关于这些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在地理意义上的世界，我们了解的世界是非常地狭隘或者说是偏颇、非常有限的。这个状况与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完全不对称，我们现有的知识结构根本不能满足国家的战略需要；同时，这种知识盲区让我们失去了辨别西方知识的能力。因此，我们说“中国学派”不但是要重新解释中国，其前提是从西方建构的关于非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中走出来，处于西方中心主义知识体系中的学者是很难重新解释中国的。
4.知识论反思：超越“美国学身份”的国际关系学的世界政治学科问题
讲到此，我们认为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都需要一场知识革命，就是学科转型。
首先是作为“强学科”本身的世界政治研究。世界政治学科分为强世界政治研究、弱世界政治研究。强学科意义上的世界政治研究，意味着世界政治研究是比国际关系学更宽广的一门学科，不但包括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学，还包括了国内政治、信仰政治、政治思潮、地区政治，这几个方面是混为一体的。“强学科”的经典成就就是《文明的冲突》，是一体化的“强学科”。
第二，作为“弱学科”的世界政治研究。这一点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意味着“世界政治”至少是各分支学科不可缺少的视野，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国内政治、研究地区政治，世界政治就是你的前提视野，是离不开的。也就是说，国际关系学、比较政治都离不开世界政治的关怀。因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接受的是传统的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所以说从1995年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时候，很多国内的学者基本上都是错的，比如说亨廷顿“失范”，说什么国际关系是围绕国家利益，说什么亨廷顿不懂“文明”的含义，等等，当时很多的代表性观点基本上都错了。李慎之先生，曾任社科院副院长，他写的书评叫《盛势优势下的恐惧》，亨廷顿担心的是文明的冲突或者是族群对盎格鲁萨克逊白人统治的冲击，我觉得李慎之先生说对了。
作为“弱学科”的世界政治研究，“弱学科”的世界政治视野告诉我们，我研究中国模式，我为什么对中国模式有信心？我是站在世界政治的视野下看这个问题，我对中国模式的信心来自这儿。知识分子的信仰来自于你的阅读，更应该来自自己的学术研究，知识分子相信的是自己。
5.为什么不是“全球政治”？
global是一体化、一体性的含义，就是一个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机制，显然我们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可能在禁毒、环保等“低政治”上有一些全球性的合作，但是在“高政治”，只是世界政治而不是全球政治。
三、作为国内政治结果的世界政治体系
1.如何认识世界政治：还原主义VS系统论
首先，作为国内政治结果的世界政治体系。世界政治体系是国内政治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个问题是讲国别政治与世界政治的关系。如何认识世界政治？这里面存在着争论，两种路径，一个叫还原主义的还原论，另外一个是系统论。从国内出发看问题的路径，叫“还原论”。华尔兹否定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大的目的是去帝国主义化这个历史本体论。爱德华·卡尔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占了相当的比重，摩根索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理论最核心的概念是帝国主义理论，冷战初期，对西方来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概念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国内政治分析的还原论的产物，华尔兹在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中所反对的还原主义，专门有一章，其实就是去帝国主义化，他做得比较好，比较成功。但问题是我们东方学者也是随着华尔兹起舞。我们本来是研究民族解放的，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当华尔兹把帝国主义祛除后，我们国内的研开始不谈帝国主义了，美国、欧洲帝国主义的身份都不见了，这是华尔兹对美国的巨大贡献，冷战说到底是美国打了一场观念、意识、思想的战争，苏联不是败在军事、政治、经济，而是败在思想观念。华尔兹这帮人真的是功不可没。
2.国别和地区研究
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知识来源于西方，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不要说对多于亚洲、多于非洲，甚至是多于对中国本身的认识，对西方的了解甚至多于对自身的了解。因此世界政治首先的知识单元是中国自身。
非西方国家比如说在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我们的学院有几个空白点呢？南亚、东南亚是空白，非洲和拉丁美洲研究异常弱。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是传统研究要加强，要保持住，美国、欧洲研究的优势要保持住，另一方面必须寻求新的增长点，形成与中国的国家战略需要相匹配的学科发展需要。这是从国内政治体系、国内政治结果来认识体系。
四、世界政治思潮推动世界秩序的变革
1.自由主义与世界体系的形成（1650-1850）
这个世界是自由世界秩序，是由自由主义塑造的，而自由主义在现实中绝不只是我们教科书中说到的尊重财产、保护言论自由，在国际政治、世界政治上，自由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几次革命，即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基本上是欧美在18世纪完成了国内政治经济关系的资本主义化，并形成了为这种利益关系论说的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在国内资本主义化的同时，英法就开始了对非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征服，这其实就是从帝国主义到殖民主义。因此，这种秩序是自由帝国主义。
2.社会主义-民族自决权与世界体系的重组（1850-1990）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950年左右，社会主义运动100年，如果说有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在美国和欧洲成为了当时真正的普世价值，不要说原来的社会主义的左翼学者，就是那些保守的非常右翼化的，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他在1923年出了一本书叫《论社会主义》，他说这个时代如果谁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什么？我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24个字，富强、爱国、敬业等，社会主义的基本的、最高的价值是公正，美国敢说在世界上建立一个自由世界秩序，美国敢说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公正的自由世界秩序吗？美国不敢这样说。但中国敢说，中国也不直接这样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公正的世界秩序。经过100年社会主义运动，西方政治左倾化，民族解放运动的全称是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就是说40年代新兴国家独立，既是民族解放也是民族独立，双重性。民族解放运动的普及铺天盖地是与社会主义运动密切相关的，自由主义引领世界秩序，而社会主义重组了世界秩序。这是我们看到的基本历史线索。
3.宗教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世界秩序的失序（1990—）
民粹主义就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私有产权。我们可以做比较，为什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好，是因为巨大的产权革命，就是50年代的土改，土地权改革是最基本的，如果没有土地革命就是劣质的市场经济。为什么英国、美国搞市场经济发展的最早？就是因为它们的社会结构是最平等化的，而欧洲大陆晚了两百年，因为是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实行了和中国相同相似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很多发展中国家根本发展不起来，我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制度私有制这个社会结构，这是“经济社会学”的范畴，经济学界有几个人研究？
世界秩序是由自由主义建构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重组的，我认为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混在一块所形成的宗教民族主义，对世界秩序真的是巨大的挑战。我们从政治思潮的角度来看世界政治的走向，显然在这个过程中亨廷顿把握得特别前沿，他敏感地把握到世界政治的脉搏在哪里，所以才写出了那么预言准确的书。
五、世界政治学科的知识基础：世界政治史
1.世界政治史的学科规定性
西方为什么只有国际关系史而没有世界政治史？因为他们主导的世界政治史很难看，写出来非常难看。西方的世界政治史、欧洲史写出来难看极了，非常地惨不忍睹。同样的制度，比如说我们借用封建主义这种词，封建主义这样的政体，我们的封建主义就是民本思想，看印度的莫卧儿王朝、法国“太阳王”等等，他们征税就是两个目的，第一是宫廷开支，第二是战争，我们是民本思想的修桥、铺路、救灾等等，所以哪个历史更文明、哪个历史更肮脏？需要全面阅读，不是能靠想象。
对国别政治、世界政治的研究，最大的知识基础是世界政治史——这是我们致力于完成的三卷本《世界政治史》。我认为世界政治史是一本学科性的，有内在的规律性，最高一个层次无疑是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史无所不包。第二个层次是世界政治史包括了世界经济史，我认为世界政治史的学科资源至少有国内的政府史、政治思想史、国际关系史、社会主义运动史等，也就是说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史等是第三个层次的学科。我们一定要知道，学科的设置是利益集团化的，就是说一旦我们的学科建设起来，它是有高度的选择性的，是利益价值观的需要，不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东西被排除在外，西方人就是这样建构起社会科学的。
2.世界政治史的起点与界定
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就是近代500年的事，但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政治是至多是地区性的，因此本文说的世界政治史主要是限定在工业革命以来300年来的世界历史。
经济主义上的资本主义的优势，所带来的文化主义上的种族主义，以及最终形成的国际制度，就是我们理解能够称得上世界政治体系或者是世界政治史的三大线索，其中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是过程性结构，而国际制度是现状性结构。我们现在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主要是研究现状性结构。我发表的一篇文章《论世界政治体系》中借用了一些数据，国际关系研究引用前10位的这些书有7本都是现状性结构的书，比如说华尔兹的书。只有亨廷顿等非常少的两三本是研究过程性结构的。
这个世界政治史告诉我们，过程性结构的性质是什么呢，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白人优越论，都是典型的扩张性或为扩张鸣锣开道的历史与理论，因此这种扩张性的过程所形成的国际制度，必然是霸权性质的，霸权性质的制度才是稳定的可以相互依存，就是这套逻辑。这是我讲的世界政治史，这是世界政治学科的基础。
最后我想说的是，国际关系学是国内政治、信仰政治乃至地区政治的结果性或现状性结构，好的国际关系研究至少是世界政治学科视野下的研究，即一种弱学科的世界政治研究，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谈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就世界政治科学的知识来源而言，地区研究、信仰政治研究和国别政治研究并不是最稀缺的，对这样中国的超级大国而言，空白性知识地带则还是作为世界政治科学基础的世界政治史。从世界政治史的角度，最有可能产生出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人是有一套思想而不是一套学科体系，它的建构往往是从历史的角度出来的，是非常漫长的，因为儒学的形成直到宋代才真正地立得起来，包括民国的时候产生的大师比如说冯友兰，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其实就是编撰，中国人的历史研究很厉害，可是理论和概念的建构比西方人差。因为我们的历史研究很厉害，一个学科的理论基础、理论体系如果没有历史是基础不牢的，而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我们从司马迁开始一直不弱于西方人。从世界政治史的角度，最有可能产生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事实上世界政治史也反思可建构中国自由型社会科学的历史逻辑起点，否则就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西方中心主义，为什么要反思并摒弃相关的观点，这是作为世界政治学科的一些初步的思考。
六、结语：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思考
最后我们对形成中国自主性社会科学，尤其是自主性政治学科我们是很有信心的。信心在哪儿？在于它特殊的资源禀赋。第一，我们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史、制度史这个很厉害。比如说赵汀阳《天下体系》这本书，其实就是对中国这种哲学观念的一种新阐释，这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世界政治理论贡献。中国即世界，中国本身就是世界，因为治理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具有了治理世界的能力。我们的历史就不说了，比较历史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大型文明中，中国文明是几千年文明不曾中断的文明，中间有起有衰，可是没有中断，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是文明基因共同体。现实中我们的人口是13.7亿人，其实就是两个欧洲了，这还不是大世界吗？所以说治理中国就是治理世界。
第二，在政治制度上，是民主集中制，现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不能治理的代议制民主，在治理意义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治理成就可以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
第三，我们对西方有足够的了解，我们这些学者可以做到兼容并蓄，我们学习他们，我们反思他们，我们扬弃他们。因此，真正具有学习能力的，最有包容能力的应该是中国的政治学科，相对于西方来说，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学科来说，中国的政治学最具有学习能力也最具有包容能力，也最有可能形成自主性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这是我的判断。
但什么时候形成，不是几年的工程，而是“世代工程”，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年轻的一代，80后、90后几代人成长起来。我总结和梳理了一下，中国社会科学就是100年，第一个30年可以称之为中国思想转型的“世代”，1895年到1925年，中国居然被日本打败了，这时候中国精英彻底地没信心了，所以说都经过日本而学习西方，这是第一个阶段，民国时期的社会科学没有大师，有国学大师。第二个阶段，新中国30年，那时候只有意识形态没有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时候是经典阐释。第三个30年是我们上大学的30年，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基本上是西学2.0版，第一个30年是西学1.0版，那是多元的西学，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但西学2.0版（1980-2010）只有自由主义，非常单纯。所以说经过100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开始反思，开始重构在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上都提出了这样的话题。我认为到第四个30年的时候，从2010年开始算到2040年，大概是第二个一百年中国可以形成政治科学的制度性话语体系，这是一场“巨变”。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