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许多欧洲国家成立。这些政党以右翼民粹主义为核心立场，拒绝现有的政治共识，主张市场自由化、弱化政府干预的角色、反对社会平等（social equality）和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的价值体系，并隐含了严重的排外主义（xenophobia）倾向。比较著名的政党包括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奥地利自由党（Flei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s）、比利时弗拉芒集团（Vlaams Blok）、丹麦人民党（Dansk Folkeparti）等。右翼民粹政党在不少西欧国家早已成功进入了联合政府，显示了其具有日益不可忽视的生存土壤。有关右翼民粹政党在西欧国家兴起的原因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议题，学者们基于右翼民粹政党的属性，相继从宏观经济背景（主要是失业率）和外来移民这两个角度延伸出了两条解释路径。然而，对于“失业率或外来移民如何影响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这一问题，学界至今仍未就此达成系统性共识。本文认为，这种争议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一些特殊的背景条件可能会调节失业率或外来移民比例对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但有哪些因素、这些因素又如何调节失业率或外来移民对右翼民粹政党兴起的影响等问题仍未有清晰的结论。因此，本文试图以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果为样本，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在2017年9月结束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成立于2013年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一举拿下12.6%的选票，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右翼民粹政党。德国国内各个选区之间AfD得票率和其他社会经济指标都有较大差异，这使得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的选举结果成为在次国家层面（sub-national level）观察失业率和外来移民比例分别如何与其他要素互动，并影响右翼民粹政党得票率的有效对象。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回顾了现有文献，在总结宏观经济和社会背景两条研究路径后，归纳既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在此基础上强化所提出的研究问题的必要性；第三部分为本文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也是研究假设的理论来源；第四部分对定量研究中所涉及变量的测量指标和数据进行说明，并针对研究问题和假设设定估计模型；第五部分为对实证结果的阐释和分析；第六部分对本文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从事实逻辑上概括右翼民粹政党兴起在当下德国和欧洲的现象本质。

随着20世纪后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逐渐在西欧国家兴起并发展，关于这一特殊政党兴起要素的研究也日益丰富起来。当代右翼民粹政党的价值立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传统法西斯主义（fascism）有所不同，这些政党通常提倡经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  economic  programmes）、排外主义以及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围绕几项核心背景因素（contextual  factors），这些研究陆续探讨了各个宏观层面的变量（macro  variable）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大众支持率的影响。总体来看，学者们主要从经济背景（economic  conditions）和社会背景（social  conditions）两大角度对这一论点进行考察，并围绕每一个核心变量分别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经过归纳总结，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领域。

首先，作为最主要的背景要素，经济要素成为学者们研究右翼政党崛起的主要切入点。其中，失业率作为衡量宏观经济状况的核心指标之一，也是学界用来求证经济状况和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因果关系最重要的自变量。然而，这一似乎符合常理的因果联系遭到了不少学者研究结论的反驳。皮娅·克尼格（Pia Knigge）在追踪了比利时、法国、德国（含原西德）、意大利、荷兰和丹麦六国在1984年至1993年期间各右翼政党在选举中所获得的支持率发现，当国家经济状况欠佳（主要是失业率上升）时，右翼民粹政党对选民的吸引力降低。马塞尔·吕伯尔（Marcel Lubbers）、迈尔乌·吉斯伯特（Merove  Gijsberts）和皮尔·施波恩（Peer  Scheepers）对16个欧洲国家的49801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在控制了微观层面个体反移民情绪和对政治体制不满的变量后也发现，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和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呈统计学上的负相关，失业率越低的国家右翼民粹政党的支持率越高。卡伊·阿茨海默（Kai Arzheimer）和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在进一步确认了高失业率会降低右翼民粹政党在选举中的支持率后推测，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是因为大众在面对欠佳的宏观经济环境时，倾向于选择更有执政和治理经验的传统强势政党。

其次，一些研究深化了宏观经济状况和大众对右翼民粹政党偏好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普遍观察到了宏观经济状况（主要是失业率）和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存在着间接关系，这种关系受到移民数量和存在的调节。但具体的关系表现，各项研究结论也存在一定差异。如罗伯特·杰克曼（Robert W.Jackman）和卡琳·沃尔佩特（Karin Volpert）的研究显示，失业率越高的地区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需求越强烈，因为当代右翼政党的主要目标正是外籍劳工和移民，本国民众在失去就业机会时就越倾向于归因于这两个群体，进而推动右翼民粹政党的支持率的上升。马特·戈尔德（Matt Golder）在从时间和国家两个维度分析了19个国家总共165次国家选举的数据后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只有在移民比例较高的情况下，高失业率才会导致民众在选举中更偏好右翼民粹政党。解释这一现象和关系的基本逻辑是，当人们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时，更倾向归因于外来群体而非本群体。

接下来，不少学者专注于从社会环境因素探索右翼民粹政党社会支持率的来源。在这一研究视角下，外来移民的数量和比例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但各个研究结论差异性较大：例如，皮娅·克尼格和卡伊·阿茨海默在各自的研究里均证实了外来移民数量和比例的增加会助长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马塞尔·吕伯尔和皮尔·施伯恩也在合作研究中发现，右翼民粹主义在难民数量高的区域更为盛行，他们同时发现失业率的增加并不会提高右翼民粹政党的大众支持率。在这些研究中，外来移民数量和比例的上升被认为必然会引发本地区民众的反移民情绪（anti-immigrants  sentiment），是此类政党获得支持的主要来源。与大多数研究结论相反，约翰·塞兹（John  Sides）和杰克·西特林（Jack  Citrin）二人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移民数量作为一国的社会背景要素并不必然引起社会大众对移民群体的负面情绪，而微观层次的个体要素，如文化身份、经济利益和信息充分度才是影响大众对移民态度的主要变量。

最后，更多研究扩展了社会环境在右翼民粹政党兴起中的作用。这类研究强调外来移民的群体通过引发文化威胁感和经济威胁感而影响了大众对右翼民粹政党的认同。外来移民首先会引发本地民众的文化威胁感，这一威胁感是本土民众对移民持负面态度的主要原因，因为外来移民与本土社会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斥”。根据伊娃·格林（Eva G.T.Green）等人的观点，由于与本国社会存在文化和价值上的不兼容，外来移民长期被视为一种价值威胁，且处于被“污名化”的状态中。马丁·舒恩（Martin  A.Schain）在较早的研究中也指出，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兴起，正是由于来自北非的移民取代了原欧洲国家移民成为法国外来移民的主流并对法国的社会环境造成了一定冲击。延斯·赖格伦（Jens Rydgren）发现，当外来移民的来源地主要为“文化距离”较远的区域时，文化和价值冲击会使移民的社会融入产生困难，进而引发本国民众对外来移民的反对情绪，并形成推动民粹政党兴起的社会公众土壤。他具体以丹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丹麦人民党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的兴起为例，大量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进入丹麦，对本土文化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冲击，当现有制度无法应对一系列移民融合问题的挑战时，丹麦社会内部的政治民粹主义不断增长，并最终推动了丹麦人民党的兴起。葛切·卢卡森（Geertje Lucassen）和马塞尔·吕伯尔的研究也显示，移民引发的社会文化威胁感是导致西欧主要国家的民众认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主要原因。

延斯·赖格伦在随后的研究中继续对比了西北欧几个主要国家（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荷兰、法国和挪威）对右翼党派支持度的调查结果，发现对右翼民粹政党的支持源于本国公民的移民怀疑论（immigration  skepticism）。这一社会意识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种族主义（racism）和排外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对外来移民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以及对本民族社会认同造成破坏的担忧，是一种对抗外来威胁的身份保护主义的表现。这一观点在丹尼尔·奥奇（Daniel  Oesch）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奥奇通过调查发现，在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中，民众偏好右翼民粹政党的主要动机，是将移民视为对本国身份的威胁。这种情况在瑞士和奥地利的蓝领阶层中尤为突出。中国学者宋全成也指出，由于外来移民在西欧国家仍是处于边缘社会的少数族群，这种状态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激起了西欧各国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思想，使右翼民粹政党赢得了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此外，经济威胁感也是本国民众在面对外来移民时的一个重要心理反应，这也被认为是一些宏观经济状况良好的国家和地区出现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弗兰克·莫尔斯（Frank Mols）和约兰达·捷顿（Jolanda  Jetten）在近期通过科学的行为实验发现，外来移民会刺激处于良好的国民经济状况中的大众转向支持右翼民粹政党。莫尔斯和捷顿认为，外来移民的增加会引发本地民众的经济威胁感，即失去现有所得和机遇的焦虑感。

综上所述，目前已有丰富的研究探讨了宏观经济和移民两项宏观因素对欧洲国家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但相关结论之间无法达成共识，这些存在的逻辑矛盾和不足之处仍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第一，梳理现有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几乎都证实背景层面的宏观经济状况（主要是失业率）并非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上升的直接原因。这种关系主要是间接的，即在移民比例较高的地区，失业率上升会引发选民右翼化。然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外来移民的区域选择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关系。有学者在早年的研究中便发现，外来移民，特别是成年男子更倾向于选择工资水平高、就业率高的区域作为目的地，福利所得则是难民选择移居目的地时的主要考虑因素。由此可见，高失业率、经济表现差的国家和地区本身并不具备吸引外来移民的特征，从实践上看，若必须考虑外来移民的因素，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外来移民更可能是经济状况恶化这一“变化过程”的归因，而非经济状况较差这一“既定事实”的归因。也就是说，高失业率应该形成于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后，而非之前。迄今为止的研究并没有对此进行严格的时间序列概念和操作上的区分，因此，简单将经济背景和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关系通过外来移民的因素联系起来缺乏时间逻辑上的可信度。

第二，现有研究在考察外来移民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并没有考虑不同国家或区域样本的背景差异性，这可能是各个相关研究之间结论有所差异的原因。也就是说，基于外来移民这一社会条件变量引申出的文化距离或利益威胁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没有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调节因素。这类研究往往在因果机制上强调，正是外来移民带来的价值观和经济威胁感引发民众对持反移民立场的右翼民粹政党的认同。尽管社会科学界已有大量的研究肯定了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中基于群体分类会引发歧视和冲突的观点，但也有一些学者，例如亚历山大·哈斯拉姆（S.Alexander Haslam）就指出，群体间刻板印象甚至冲突的发生需要特定条件，如是否有可用的认知资源。同时，因外来移民涌入而产生的各类威胁感是否会因为一些因素的存在而被淡化？从这里我们可以按照理论逻辑推理出，外来移民和本国群体之间身份“互斥性”并非始终存在。因此，在考虑外来移民对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时，也必须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外部调节因素。在实际中，是否存在一些因素会淡化或继续刺激两个群体之间的对立？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答案。

第三，在考察外来移民这一背景因素对民众党派偏好的影响时，现有的研究并未重视欧洲一些没有移民传统，并且移民人口比例始终较低的国家和地区。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欧洲一些外来移民人口比例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持极右翼民粹主义立场的政党却有着很高的大众支持率。如匈牙利尤比克争取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  Magyarországért  Mozgalom）在2014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得票率超过了20％，但根据欧洲联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统计，匈牙利每100位居民中仅有移民约6人，基本和欧盟国家平均数持平，且远远低于丹麦、奥地利、瑞典、比利时、德国、荷兰等“移民国家”。也就是说，关于选民对右翼民粹政党偏好成因的研究，可能存在因考查范围受限而产生的结论偏差。这样就要求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全面系统选择考察的样本范围。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在29个选区内右翼民粹政党的支持率作为考察对象，试图从宏观层面更系统地理解经济状况和外来移民这两项背景因素对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具体的研究问题：经济状况和外来移民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的关系会分别受到哪些要素的调节？

本文认为，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果是系统考察上述研究问题的可行对象。首先，尽管德国统一已有近30年，但德国内部各个州之间的宏观经济状况仍然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1949—1990年）各州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1949—1990年）各州之间，也存在于统一后的德国各州内部选区之间。其次，目前德国各州之间、各州内部选区之间的移民数量和所占比例差异很大，以首都柏林为例，其境内选区米特区内外来移民的比例高达29％，而另一个位于柏林的选区马赞区内外来移民比例仅为66%。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最新联邦议会选举的统计结果显示，德国右翼民粹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境内各选区之间的得票率差异很大（见图１）。该党在一些联邦州的选区（主要是原东德地区选区）获得了超过20%的得票率，但在另一些选区，如汉堡市的阿尔托纳选区，该党仅获得55%的得票率。由此可见，以选区为单位，各地对右翼民粹政党的支持度存在很大差异。

在理论推理部分，本文并不以任何一项研究结论为前提。在已知探讨西欧各国右翼民粹政党兴起原因的文献中，经济与移民是学者们关注的核心要素，因此本文仍将宏观经济和外来移民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所探讨的主要议题并非失业率与外来移民比例是否影响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而是考察这两项因素对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

（一）宏观经济状况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

从宏观层面考察经济因素对右翼民粹政党社会支持率的影响，应该首先具体描述此类政党在经济维度的意识偏好。从发展的角度看，当代右翼民粹政党所持有的是一种区别于法西斯主义的保守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内在的意识形态体系突出了秩序性和等级性。正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排斥平等的分配原则，并希望通过改进政治和社会经济框架塑造一个社会等级体系，因此当一国具备完备的福利体系时，右翼民粹政党的大众支持率会被削弱。在经济方面，当代西欧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继续强调构建自由市场体系，弱化政府角色，这也意味着，在右翼民粹政党的立场中，福利体系只是作为一种以政府职能形式存在的社会保障模式，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在遇到经济困境时，首先应该做的是“自救”。

经济背景会从多个角度影响民众的安全感。例如，全球化导致的弹性劳动力需求，会通过影响工资和就业状况的稳定性而引发蓝领工人群体在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此外，失业率和不稳定的就业状态，如兼职、半职等都会引发大众心理的经济不安全感，使大众更认同重视政府救助职能的社会政策。从本质上看，对社会救助体系的需要意味着大众选择接受强力主权国家的管理，因为人们亟须逃避这种无序和混乱的状态。这也就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国家的经济危机会唤起民众对政府主导秩序的认同。这种认同的核心表现就是国民对构建公平、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期待，这也正是西方国家左翼政党的施政纲领。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激左盟，Συνασπισμó Ριζοσπαστικ Αριστερ ）在2015年希腊议会选举中胜出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整体宏观经济状况会对大众在经济上的心理安全感产生影响，当经济状况欠佳时，民众更依赖政府完备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

因此，本文首先赞同一个观点，即在较差的经济状况下，民众难以认同右翼民粹政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如自由市场、弱化政府角色、分配等级制度等），这也从前提上肯定了大多数研究所得出的失业率上升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增加之间并无直接因果联系。然而，一旦外来移民涌入后，失业率和右翼政党支持率之间的关系会受到调节。此时，移民群体会成为民众解读经济状况和自身利益的一种途径。从时间序列上看，失业率的变化在顺序上应晚于外来移民比例的变化。宏观经济状况对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主要是外来移民涌入后，后期失业率对选民认知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首先提出如下第一项研究假设：

假设一：外来移民涌入后，失业率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的相关性会相应受到调节。

（二）外来移民和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

右翼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极端色彩的意识形态，其强调的“移民怀疑论”观点既表达了对移民冲击本国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担忧，也表现出对自身资源（主要是经济和机会资源）可能受到威胁的担忧，这使右翼民粹主义从本质上成为一种以族裔为标准维持社会结构等级和相关利益分配的价值导向。当个体倾向于这种意识价值时，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管理“不确定性”的心理需求，即避免自我陷入因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而产生的心理焦虑和恐慌，并且抗拒可能使自身陷入不确定状态的潜在因素。

外来移民进入一个国家和地区时，群体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从社会身份的视角指出，群体间的对立（intergroup  conflict）是一个主观上对比的心理过程而非基于利益的客观冲突，这种对比强调了群体间属性的差异性。笔者认为，这种强调群体差异的心理过程也是本国大众宽容（tolerance）程度高低的体现。学者们在20世纪的研究中便对“宽容”的概念做出了定义，即在政治上，宽容意味着“允许不同政治意见和表达的存在”。随后，这种对政治宽容的定义，在学术作品中也扩大到了对非主流群体的接受程度和国际冲突的议题上。在本国国民—外来移民的群体关系上，从本国国民的角度出发，这种宽容本质就是对差异性的包容，首先淡化主观层面对肤色、种族这些客观存在的标签的差异性认知，接着便是淡化从这些客观标签中延伸出的身份和文化属性的差异。

一般而言，当本国大众整体的族群宽容程度较高时，对外来移民可能产生身份和文化威胁的感知。社会科学家们在较早前的研究中发现，受教育程度会显著提高个体在政治上的宽容度。笔者认为，这一论点在涉及本地民众和外来移民之间的族群关系时依然适用，即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众整体受教育水平越高时，该地区民众对外来移民的差异性的宽容度就越高，而文化和身份威胁感相应降低。当这种威胁感降低时，民众在心理上对不确定性的管理需求也会降低，持有反移民立场的右翼民粹政党会因此失去发展的土壤。本文基于此提出第二项具体研究假设：

假设二：外来移民数量或比例对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会受到整体受教育水平的调节。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国家或地区，外来移民对提高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作用会减弱。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考察外来移民带来的经济威胁感（perceived  economic  threat）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与经济状况实际恶化不同，经济威胁感并不必然形成于经济衰退的状态下，而是对各类客观情况进行理解的“主观认知”，通常表现为团体外成员和团体内成员之间对各自利益状态的主观解读。经济威胁感是群体间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在族群关系中，这种威胁感不仅存在于强势族群一方，也存在于弱势的族群一方。在本国民众—外来移民的群体关系中，本国民众经济威胁感的主要来源是“民众如何看待外来移民带来的损害（或利益）的性质及严重性”。通常情况下，这种认识方式依赖于对外来族群的刻板印象，例如，来源于贫穷国家的移民更容易被认为会对本国民众经济利益产生威胁。

我们假设，淡化刻板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本国民众在面对外来移民时产生的经济威胁感。群体间互动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认为，在合适的条件下，群体间的互动会减少偏见和对立。这一理论也被延伸到族群关系的研究中，巴特·米勒曼（Bart  Meuleman）进一步发现，族群之间的互动会降低本国民众的经济威胁感，减少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态度。但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 F.Pettigrew）也进一步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带有偏见的群体会自然拒绝与外部群体的接触”。因此，笔者提出，在族群关系中，这种降低本国民众对外来移民的经济威胁感的社会互动，本质上是外来移民通过参与社会活动（或社会劳动）在客观上形成的社会融入结果。具体而言，在外来移民参与商业活动（如国际贸易、个体商业经营）时，会和本国民众产生自然接触，这种接触并不需要主观意愿的引导，而是一个基于客观存在的现实互动。研究发现，更充分的就业和社会劳动经历会大大提升外来移民群体在所在国的心理存在感，并推动其融入当地社会，相反，无业或失业的状态则会强化移民群体和本国社群之间的不兼容。也就是说，当外来移民的社会参与度高时，本国民众对外来移民在经济上的威胁感会降低，反移民的社会情绪可以得到抑制。本文基于此提出第三项研究假设：

假设三：外来移民社会参与程度会调节移民比例对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当外来移民社会参与程度高时，本国民众对外来移民带来的经济威胁感会降低。

本文以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果和早前的选区结构数据为观察样本。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德国每四年举行一次的联邦议会选举中，选民持有两张选票：第一张选票用来选举本人所在选区中的一位政治家进入联邦议会担任议员，该票用来“选人”；第二张选票用来选举自己所支持的政党，该票将用来决定议会中每个政党席位的数量并决定德国联邦议会的权力格局。本文所使用的政党得票率数据为选民第二票的选举结果数据，各选区右翼民粹政党第二张选票得票率为因变量，宏观经济和外来移民分别为两项涉及经济和社会背景的核心自变量。

对右翼民粹政党的概念化操作将被放置在欧洲政治结构的话语体系内。在欧洲政治光谱中，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都强调以“人民”（the  people）为基础的反精英主义施政哲学。但是，与左翼民粹主义将人民发展成为与平民群体相关的平均主义理念不同，右翼民粹主义将人民的概念与“家园”（the  nation）相结合，进而引申出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与本土主义（nativism）的内涵。如今，在西欧政党政治谱系中，民族主义与本土化已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意识形态。另外，右翼民粹政党强调对本土身份统一性、确定性的追求，因此其特征中包含了对权威体系（authoritarian  program）的服从。本文将各选区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得票率作为测量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政党发展状况的指标。AfD在成立初期以“欧洲怀疑主义”为核心立场。学界普遍认为，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AfD已经从欧洲怀疑主义政党转变为以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为导向的右翼民粹政党。一方面，AfD在其2017年的政治纲领中明确提出了一系列阻止德国“伊斯兰化”的主张，这些宣扬仇外和伊斯兰恐惧心理的竞选主张表明AfD已将本土主义作为政党的优先议题。另一方面，与其他德国极右翼政党，如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NPD）对国家基本法表现出的敌视不同，AfD在其2017年的政治纲领条款中强调了对基本法律和秩序的遵守。从这个意义上看，AfD可以被认为具有权威倾向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AfD得票率数据来源于2017年9月24日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果揭晓后的统计，失业率的数据统计截至选举前的2017年3月，外来移民人口比例的统计结果以2015年12月31日为时间节点。德国联邦移民及难民局（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的统计显示，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近百万难民申请者集中在2015年7月到2016年2月间到达德国，此后入境德国的难民申请人数逐渐回落。基于这一事实，本文认为，失业率和外来移民比例统计数据之间所设置的15个月的时间差，对假设选民通过移民群体解读自身利益状况并在选举中做出决策有重要意义。

实证部分所用的数据全部为静态截面数据，每个变量299个选区的相关数据均收集于同一时间点。对所有核心概念和变量的操作将放在“选区”这一单位层次上（constituency-level），这些变量均以宏观层次而非个体层次存在。失业率和外（国）来人口比例将被分别用来测量宏观经济和移民状况。另外两项调节变量的具体测量指标如下：社会受教育水平的具体测量指标为本选区内具备“大学入学资格的人口比例”，比例越高意味着该选区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越高；外来移民社会参与程度通过计算“外（国）来人口占比”与“领取失业补助和社会津贴人口中外（国）来人口占比”的比值来测量，数值越大，外来移民参与就业的比例越高，亦表明社会参与程度更高。

另外，为避免一些因素对统计结果形成干扰，本文针对所验证的假设分别将相应的控制变量引入模型。投票率、人均区域内生产总值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区选区为各项回归中固定的三个控制变量。其中，投票率和人均区域内（国民）生产总值被绝大多数讨论选举结果的研究设置为控制变量。另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选区在历史因素影响下有很强的反建制传统。乔纳森·奥尔森（Jonathan  Olsen）发现，在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AfD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区吸收了许多本应流向德国左翼党（Die  Linke）的选票，这部分AfD支持者认为左翼党的反建制及反精英主义的纲领过于温和，因此更期待AfD作为右翼民粹政党可以改变目前德国精英政治的状态。因此，本文将某一选区是否曾经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作为一个可能影响AfD得票率的控制变量。

首先，考察外来移民是否会调节宏观经济对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基础模型，该模型用于估计宏观经济状况和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的关系：

其中，ｉ表示选区。因变量AfD得票率ｉ表示ｉ选区在本次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核心解释变量为失业率ｉ，表示ｉ选区的宏观经济状况，本文用失业率作为核心测量指标。X_ｉ为会影响右翼政党得票率的主要控制变量，在该模型设定中主要包括：投票率、人均区域内生产总值、是否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受教育水平和移民社会参与程度。γｉ和εｉ分别表示与选区ｉ有关的各项不可观测因素和随机项。

为验证本文第一项假设，我们将对此基础模型拓展，引入调节变量外来移民ｉ。除了可能独立影响右翼民粹政党的支持率，外来移民比例的变化也可能改变宏观经济对选民决策的影响。因此，在基础模型中还需要引入宏观经济与外来移民的交叉项，即失业率ｉ×外来移民ｉ，最终得到以下拓展模型：

接下来，对假设二和假设三的验证，都围绕外来移民和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之间的关系展开，这一估计的基础模型为：

该模型与公式１原理一致。模型中的ｉ表示选区，被解释变量AfD得票率ｉ表示选区ｉ在本次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核心解释变量为外来移民ｉ，即选区ｉ内，外来（国）人口所占比例。X_ｉ为会影响右翼政党得票率的主要控制变量，在此模型中主要有：失业率、投票率、人均区域内生产总值和是否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区选区，另外在两项不同的估计中分别加入移民社会参与度和受教育水平。γｉ和εｉ分别表示与选区ｉ有关的各项不可观测因素和随机项。

为验证本文的第二、三两项假设，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扩展模型中分别引入调节变量受教育水平ｉ和移民社会参与ｉ。除了对右翼政党支持率的独立影响，这两项变量还可能分别与解释变量移民比例产生交叉作用，也就是说，移民比例对选民决策的影响，可能会因各选区选民受教育水平的不同或各选区内移民参与社会劳动程度的差异而改变。对假设二和假设三的验证，我们分别做出以下两项扩展模型：

在进行模型估计前，我们首先对相关变量做出描述性统计（见表１）。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被设置为虚拟变量，故在此暂不做均值、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描述。表２显示为相关性检验后得到的各变量间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用以考察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高度相关性，以避免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影响对假设检验的准确性。其中，相关性最高的两个变量是外来移民和移民社会参与，两者间相关系数为0.744，但并未达到0.8的高度相关基准线。表３显示了各解释变量之间皮尔逊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其中，失业率与外来移民、受教育水平与投票率、受教育水平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移民社会参与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之间相关性均在高于0.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外来移民与投票率之间的相关性则在0.05—0.1间的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这些高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存在错误的可能性较高。为避免可能存在的误差，我们加入各解释变量方差膨胀因子作为解释多重共线问题的工具。由表１可知，各个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远小于10。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可以按照前文中的估计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OLS回归对模型进行计量分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实证数据为截面数据，故回归后所得的调整R^２普遍较小。表４为失业率、右翼民粹政党得票率和外来移民比例整体回归结果图。列１是在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状况（失业率）与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的相关性回归结果。列（２）至列（７）为逐一增加控制变量后，失业率与AfD支持率之间相关性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控制变量完整性的增加，失业率与选民右翼化之间的显著相关性迅速消失。列（７）为完整添加各项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失业率的上升并不会直接增加AfD的选民支持率。在列（８）中，我们增加了外来移民与失业率的交叉项后，交叉项的系数在５％的显著水平上为显著正相关，失业率的系数显示为显著负相关，显著水平从第（７）列中的不显著升至１％。也就是说，失业率与选民右倾化之间的负相关性依赖于选区内外来移民的状况。选区内的移民比例上升１个百分点后，低失业率对增加AfD得票率的作用效果会增强3.72％。回归结果表明，在外来移民涌入失业率低的选区后，选区内AfD支持率会随之走高。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第一项假设。由于各选区外来移民的数据统计早于失业率统计一年，我们猜测，外来移民被解读为经济成果的“共享者”而非经济发展的“贡献者”，以宏观经济为投票立场的AfD支持者可能对外来移民这一群体在定位上出现了偏差。这一推测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移民比例较高的两个南部州（巴伐利亚和巴登符腾堡）选区，AfD的得票率也处于较高的水平。这一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一。

表５为德国右翼民粹政党在各个选区得票率关于外来移民比例的回归结果，但其中暂未考虑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列（１）为在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情况下外来移民比例和AfD得票率之间的相关性回归结果。列（２）—列（７）为逐一添加投票率、人均区域内生产总值、失业率、移民社会参与、受教育水平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几项变量后，外来移民比例与AfD得票率间的相关性回归结果。列（１）—列（６）的结果显示，在未添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区选区这一控制变量时，德国各选区外来移民比例与选民右倾化之间始终呈显著负相关，显著水平持续达到１％。在列（７）添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这一控制变量后，这一显著的负相关性随即消失。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这一变量则显示了与AfD兴起之间显著的正相关性。

如表５列（１）—列（６）所示，在未考虑反建制因素的情况下，外来移民与AfD得票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移民比例越高的选区，AfD的支持率越低。但在列（７）完整添加各项控制变量后，笔者发现，除外来移民与选民右倾化之间的显著负相关性消失外，投票率与因变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性也从1％水平下降到10％。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区这一变量显示了与AfD支持率的高度正相关性。这一结果说明，与移民议题相比，从全国的层面来看，对现有政治体制的不满是AfD选民更重要的动机来源，前文中所假设的外来移民可能引起的威胁感暂时无法通过这一统计结果描述出来。

为了继续考察外来移民与AfD兴起之间可能存在的其他更深层次的关系，我们在表５列（７）的整体回归基础上，分别引入外来移民与受教育水平交叉项、外来移民与移民社会参与交叉项以及这两项交叉项的综合项所得出的回归结果（见表６）。在表６的三项回归中，只有引入外来移民与选民受教育水平这一交叉项后，移民比例与AfD支持率之间的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而在另外两项回归中，外来移民与AfD支持率之间仅有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在引入调节变量后，主效应是否显著与调节效应是否显著是相互独立的，主效应的不显著性并不影响我们对调节效应显著性的判断。在表６的列（１）中，外来移民比例与受教育水平交叉项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为正，即选民受教育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移民比例对选民决策的影响。在列（２）中，外来移民与移民社会参与的交叉项回归系数不显著，即移民的社会参与无法显著调节外来移民与右翼民粹政党兴起之间的相关关系。为进一步确认两项调节变量的实际作用，我们在列（３）中同时添加了外来移民分别与受教育水平和移民社会参与形成的两个交叉项。结果显示，两项交互效应均呈现显著状态，但外来移民与AfD得票率之间的主效应则不显著。

从表６的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首先，选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增强移民比例与AfD之间的负相关性，尽管这种负相关性是不明显的。其次，当外来移民更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时，移民比例越高的地区更容易出现AfD高支持率的情况，且移民的社会参与无法调节这种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此时，移民社会参与与外来移民这两个变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我们可以直接从主效应是否显著来评估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不考虑选民受教育水平和外来移民之间的交互效应时，移民比例越高的选区AfD得票率越高。最后，当移民社会参与和选民受教育水平这两个变量同时与外来移民产生交互作用时，两项交互效应分别为显著负相关和显著正相关，而此时外来移民比例与AfD得票率之间的负向主效应则并不显著。也就是说，选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外来移民的社会参与会同时调节外来移民和AfD支持率这两者间看起来并不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其中，选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强了这种负相关性，而移民的社会经济参与度提升则弱化了这种关系。

表６列（３）反映的综合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所提出的第二项假设，但否定了假设三。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会显著增强外来移民与AfD支持率之间（不明显的）负相关性，但是这种负相关性则会因为移民社会参与程度的提高被弱化。根据前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设，我们对这两项显著的调节关系分别做出如下解读：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淡化与移民这一概念相关的文化和身份威胁感，而移民更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则强化了移民带来的经济威胁感。将这一结果与表４所展示的统计结果相结合，我们可以理解为，尽管德国选民右倾化与宏观经济状况之间并无显著关系，但是，当移民进入德国并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中后，本国民众对自身经济利益状态的解读会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并非淡化本国国民对外来移民的刻板印象的有效互动途径，相反，会带来另一种经济威胁感，即外来移民共享了本国良好经济状况的发展红利。这一解读也呼应了笔者对表４统计结果的解读。

本文以德国为案例，利用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在选区层次的数据，实证考察了宏观经济状况和外来移民人口比例在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主要实证结果如下：首先，失业率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右翼民粹政党的支持率。但当选区内移民比例上升后，失业率与AfD得票率之间的负相关性会增强。其次，与对外来移民的态度相比，对现有政治体制的不满（反建制）是2017年AfD选民的更重要的动机来源。最后，选民受教育水平和移民社会经济参与程度会分别同时增强和弱化外来移民比例与AfD得票率之间的负相关性。

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宏观经济状况和外来移民比例这两项因子难以独立解释右翼民粹政党在西欧各国兴起的深层次原因。从统计结果来看，笔者推测，外来移民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德国选民对自身利益状态的认知，选民更倾向于将移民群体定义为经济成果“共享者”而非“贡献者”。从这个意义上看，德国选民主观上认为外来移民的涌入损害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笔者将这种经济利益解读为从业机会。对于本国选民来说，移民带来的经济威胁感高于文化和身份的威胁感，这也进一步解释了为何移民更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反而减弱了高移民比例和低AfD支持率之间的关系。选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强化高移民比例和低AfD支持率之间关系的作用表明，本国选民对移民群体差异性的宽容度与选民自身受教育水平紧密相关。

需要承认的是，西欧各国右翼民粹政党兴起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非外来移民或宏观经济状况能够简单解释。以德国为例，尽管难民潮引发了一系列对移民群体的现实担忧，但对精英政治的不满则构成了德国另类选择党在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中主要的选票来源动机。当前，右翼民粹政党的逐渐复兴已经成为西欧各国政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相继引发了民间和学界的担忧。从结论上看，结合西欧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在未来一定时期里，如何避免本国国民和政治过度民粹化也许对各国公共政策制定者们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文章来源：

《世界政治研究》2020年第一辑（总第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