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文化纵横”公众号（whzh_21bcr）,发表于《文化纵横》2020年2月刊

厚生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体制

寻找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体制，是现代思想、政治之重要潜流。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建设就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实践。这在全球大国中独一无二，且绩效颇为卓越。

中国何以例外？本文以为，中国独自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主要是因为自身有源远流长的“厚生主义”传统：自中国文明凝定以来，几千年来的主流经济社会体制就是厚生主义，古圣先贤的经世济民思想也是厚生主义。在此历史文化约束下，现代中国吸纳了西方工业化成就之后，仍坚持厚生主义道路。厚生主义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与其当代成功，表明人类完全可以在资本主义之外建立更为可取的经济社会体制。

厚生主义生发于中国文明土壤。我们可用《周易·系辞下》和《尚书·大禹谟》中的语句，探讨厚生主义之基本原理。

第一，“天地之大德曰生”，此为厚生主义之信仰依据。

厚生主义本乎中国人的根本信仰—敬天。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天是在春夏秋冬四时运转中生生不已的万物之全体，天地生人，人要生下去，且一代一代地生生不已。人的普遍“天命”首先是生，是改善生命，让生命向上提升；进一步，是让生命得以延续，实现代际更新，使人的种群持续存在。因此，不论是个体的经济活动，还是人际互动而构成的经济体系，其目的无非是创造条件，让人的生活持续改善，普遍地生养子孙后代，生生不已。这决定了个体生命的方向，也决定了人间一切活动的目的。

形成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只论前者，遗漏了后者，后者实则极为重要。人若不生养后代，种群就会一世而绝。人若不考虑群体的未来，当下世界必然立刻崩溃。反之，人们进行决策的时间视野越长，越愿对未来负责，人类也就越有希望。资本主义制度最大问题就是人们普遍只考虑当下收益最大化，而不对未来负责。因此，在资本主义机制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人口出生率都不高；晚近以来，很多国家已低于人口更替水平。

第二，“圣人之大宝曰位”，厚生主义的政治保障是积极有为的政府。

“位”是治理之位，包括以其为中心所建立的专业治理机构，即政府。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的优势在于合群，即人的组织化，可以分工合作，集体行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剩余，改进生活，并可生养子女。关键在于“君”之组织、领导：“君者，善群也。”君组织政府，政府治理人群，从而普遍造福于其治理的所有人：“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

因此，政府至关重要。从积极角度看，政府可以突破血缘性组织内在固有的规模约束，建立大规模，甚至超大规模的人群组织，即以政治纽带联结之国家，由此形成并持续提高“规模经济”。政府可以为大范围、远距离、面向未来的经济活动创造必需之基础设施和规则、制度。作为制度的市场之形成，与国家、政府的形成同步，没有政府的市场注定了是小范围且短命的。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广阔的大市场之运转有赖于积极有为的政府之支撑。

从消极角度看，政府有效控制可避免市场体系自发运作所内在固有之崩溃趋势。人的禀赋各不相同，可利用的资源亦各不相同。若真有自然状态，则市场在其中运作，必造成贫富分化，且差距日趋扩大。物质财富上的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地位强弱之分，乃至于固化为主奴关系。如此市场本身是恶的，若不能如近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向外部转嫁成本，获取超级红利，则必定崩溃。哈耶克以市场为“自发秩序”之典范，然而，自发秩序经常自发崩溃。历史上曾存在过的大多数原始族群没有建立国家，结果是始终停滞在野蛮状态甚至自行灭绝。

政府的建立以生产体系出现剩余、社会出现分层为前提，即孟子所谓“劳心者”“劳力者”（《孟子·滕文公上》）之社会分工；政府一旦成立，即可居于相对公正的立场，控制经济和社会的分化，节制资本，节制强者。之所以政府有此能力，而市场没有，原因在于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政府是单一中心支配的层级控制组织，可以有道德自觉，可以采取有意识的行动；市场只是无数交易者的互动机制，不可能有道德自觉，也无法采取有意识的公共行动。

因此，政府是必不可少之公共善。西方人发明的自由市场理论贬低政府的作用，然而，资本主义体制的运转结果则是资本俘获政府，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社会享有霸权。不被约束的资本主义体系一定会出现周期性危机甚至崩溃，而在资本主义繁荣期没有享受到其好处的民众，遭受损害最严重，这是不道德的双重剥夺。唯有政府控制资本，方可避免这种恶的局面。

第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厚生主义政府有强烈的道德自觉。

市场不能离开政府，但不是任何政府都有助于厚生主义，政府也可能被资本支配，服务于资本增值，贯穿西方古今之“军事-财政国家”即是如此。

禹最早阐述了厚生主义的完整纲领：“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政府须有德，是政府的正当性所在；政府之德，体现为善政；善政，就是养民之政。政府的天职，就是养民、治民。

因此，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怎么让政府最有效地行善政，以养民治民。衡量政府好坏的唯一标准是其所治理的人民生活是否持续改善，人口是否增长。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把重点放在限制政府权力上，舍本逐末。其所想象的“守夜人政府”或“有限政府”运转之实际结果，经常是放纵资本霸权。香港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长期居于“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首位的城市，基尼系数同样长期居于世界前列。

第四，“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是厚生主义的完整纲领。

“正德”，意谓经济活动主体应各正其德。西方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为预设而想象的经济体系，已被经济学后来的发展，如博弈论等证明了难以正常运转。交易的前提，是人有最低限度的合作意向，经济活动不能是无道德的，更不能是反道德的。因此，政府必须兴起教化，以正人心。

“利用”，即人可以用自己的体力、智力，开发利用万物对人的功用，这就构成了所谓的经济活动。

“厚生”指明利用之目的，有两重含义：第一义为人人得到丰厚资源，其生活更为富厚；第二义为人人得以生养子女，子女继续生养，生生不已，无尽延伸。

经济活动唯有致力于厚生，社会才可达到“和”的状态。财富本身不是目的，经济要服务于社会之和。贫富分化的社会不可能和，一国通过征服他国获取经济暴利，也不可能和。要达到社会之和，就要让道德原则灌注于经济活动中，建立厚生主义经济体系，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建立相应制度，采取相应政策。

总之，人类发明的经济体制，可大体分为厚生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理想类型”，其根本区别在于经济活动主体的普遍目的：资本主义以资本增值最大化为目的，厚生主义以人群生活改善和生生不已为目的。资本主义追求 “经济效率”，厚生主义追求“厚生效率”，即资源用以改善人群生活并使人生生不已的效率。在厚生主义体制下，两个效率相近；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两个效率会出现偏离，经济效率高，而厚生效率低下，这样的经济社会体制显然是低劣的。经济活动要有益于共同体的繁荣，就必须走厚生主义之路。

为确保经济体系有较高厚生效率，需建立相应制度，实施相应政策，为此，政府要积极发挥作用，这包括兴起教化，以养成经济活动主体之德。以下着重讨论两项制度。

第一，建立和维护各种制度，以确保经济活动依托人伦，且保护人伦。

厚生以生和生生为中心。人固然可以独立生存，生生却须靠人伦。男女结合为夫妇，才能生育、养活子女，这就形成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家。

西方历史上一直有各种宗教、政治力量试图“破家”，让人在家之外组织起来。比如西方曾盛行的奴隶制庄园中，奴隶难以拥有完整的家；资本主义经济早期发展大规模驱逐穷人进入城市，成为无家之人；资本主义产权的主体是原子化的“个体”而非家；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也始终制造并不断翻新这一观念体系，支持这一观念体系下的社会制度；今日很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甚至幻想，AI技术或生物医学的发展可以让人完全摆脱家。

厚生主义经济社会体系优越于资本主义之处，正在于其顺乎人的人伦属性，其产权制度和企业制度依托于家，从而真正做到了波兰尼所说的市场“嵌含”于社会。

资本主义的基础性产权制度是私人所有，但这是非自然的人为构建。夫妇及其子女是生命共同体，共同生活，彼此扶持，自然成为财产共同体。因此，最自然的产权制度是财产的人伦共享，具体为“家户所有制”，家人共同持有财产。此即厚生主义的产权制度。

家也是最基础的企业。家是自然的社会组织，而人必从事经济活动，家自然成为经济组织——企业。文明诞生的基本标志是家成为基本经济活动单元。历史上，家及其扩展形成的组织始终是最主要的经济活动组织。而家作为企业不仅是有效率的，也是人道的。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根本组织特征是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两分。在奴隶制庄园制下，在现代大工厂或大公司制下，劳工脱离其家，集中劳动，生活场所与工作场所分离，导致一家人在大部分时间不能共同生活，情感趋于疏离；劳动时间挤压生活时间，导致人的生活意向降低；人没有闲暇进行社交，人伦社会关系趋于松动。

而厚生主义致力于让人过上人伦的生活。厚生主义维护家作为最主要的企业组织形态，以使生活与经营一体化。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规模经济对家有猛烈冲击，当代通信、交通、移动互联技术的快速发展，却有助于超越工业化时代追求规模经济的企业组织形态，重回家户为主的企业生态。

以家为中心的产权和企业制度旨在维护家的稳定性，增进家人情感，改善人生，有益于生育。这正是厚生主义最优于资本主义之处。

第二，坚持“崇本抑末”的产业政策，以使经济活动始终服务于人生的普遍改善和生生不已。

经济体系由众多相互关联的产业部门构成，其间有本末之分。《周易·系辞下》描述中国文明演进历程：包牺氏作八卦而人心开明，乃“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然后，神农氏兴，“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农业的发明伴随着（手）工业的形成，首先是制作农业生产工具。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产生剩余，而有商业：“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由此历史进程可见三个主要产业的重要性之排序。“本、末”二字最适于描述不同产业的关系。直接生产生资的农业、工业是经济体系的根、本；其向上发育，长出商业。商业是依附于工、农两业的，其价值在于服务于农业、工业。商业发展，始有金融服务业，更为末之末。

然而在现实运作中，各产业的收益模式显著不同：商业、金融业主要依赖资金，较少涉及实物，故容易扩大规模，且其利润率普遍高于农业、工业。放任各产业自由发展，人力和资源必定流出农业、工业，转入商业、金融业；后者反过来以其强大力量支配农业、工业，让实物生产服务于资本增值。

厚生主义政治的产业排序把农业、工业置于最重要位置，予以优先保障；其次为商业，最末为金融业。简言之，厚生主义的基本产业政策是历代所奉行的“崇本抑末”，因为其生产出可供人用之实物，直接有益于人生及其生生不已。

资本主义体制的最大弊端正在于其内在地趋向于产业结构的去实就虚。此类经济体系的增长数值可以非常漂亮，但结构必定严重失衡。资本借各种复杂金融工具获得巨额利益，从而吸引和支配大量资源，其他部门则日益萎缩，由此社会收入两极化。当代美国是现成例子：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经济学的指导下，美国出台的各种政策驱动其经济迅速金融化；资源被转移出制造业，后者逐渐衰落。30多年来，美国经济看起来颇为繁荣，但普通中产阶级未能从中受益，其收入甚至出现绝对下降，贫富分化趋于极端，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世间有所谓“资源诅咒”，此可谓之“金融诅咒”。

作为对此趋势的反动，特朗普当局试图推动美国“再工业化”，正是“崇本抑末”。不论经济落后或发达，产业终有本、末之别，只不过，在落后经济体中更易辨别两者，放任产业自由发展会直接影响一些人的生存；在发达经济体中，由于总体生产力水平更高，金融化的负面效果不那么明显，更多地表现为风险积累，因而难以唤起重视。但经济活动的主体终究是人，资源大量流入末业，本业必然衰败，不利于人生的改善。

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均表明，自发的市场机制内在地有“去本趋末”倾向；负责任的政府必须采取崇本抑末政策，此为人群得以永续生存的重要保证。

崇本抑末，不只是产业政策的选择问题，还是社会政策的选择问题，甚至是国家基本政治方向的抉择问题：经济体系的目的是获得更多货币收益，还是给人民提供改善生活的生资？政府是以自由之名放任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还是秉持“天下为公”之道，让广大人民持续改善生活且生生不已？

厚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人类经济体制的两大理想类型，现实的经济社会体制必然结合两者。在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两者比例大不相同。大体上，自古到今，西方以资本主义为主，中国则以厚生主义为主。

与西方文明普遍以事神为先不同，华夏国家是以厚生主义立国的。帝舜在设立中国第一政府时设立了九个职位，首先是任命禹作司空，“平水土”；其次任命周人的祖先弃为“后稷”，“播时百谷”；然后才有教化、治安等官职。故孔子后来总结为政之道，首先肯定人口繁庶为大善，在此基础上，先富之，后教之。

中国文明起步即为厚生主义的另一原因在于独特的国家形成过程。据《尧典》记载，尧舜以其卓越的合群技艺，以“封建”制聚合众多族群、邦国为统一的华夏国家。由此，原有的基层人伦共同体家、族得以保留，而由王政整合为一体。故华夏国家依然是人伦社会，其经济社会体系自然是厚生主义的。

在历史上，中国的经济社会体系基本上是厚生主义的。三代封建制下的井田制让小共同体成员“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

然而，中国也有明显偏离厚生主义的时代，例如战国到西汉中期约四百年间，封建制解体，私有产权制确立，工商业发达；各国相互竞争，采取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商业、金融发展，汉初甚至形成货币的自由经营局面。从今天的视角看，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此时，经济确实比较繁荣，但贫富分化的弊端也暴露无遗。

其间，有两股力量起而对抗：其一是发展较晚的秦，商鞅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使经济活动集中于实物生产，这是秦灭六国的原因之一；其二是儒家“士大夫”群体，经由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建立察举制而逐渐形成，构成钱穆所说的“士人政府”，这一领导者群体坚持孔子的为政之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摧破豪强，抑制兼并；控制货币，崇本抑末；兴起教化，重建基层人伦共同体。最终，经济社会体系归于厚生主义。

这一历史经验清楚地说明了厚生主义的政治保障是一个有道德意识的国家领导者群体，一个不受有产阶级控制而可以自主的政府。

此后历代厚生主义还有一些制度创新，如北朝、唐代曾实行“均田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以来的经验。

唐中期实行“两税法”后，商人获得自由，工商业逐渐发达，各地在政治性城市之外形成市场化“市镇”，工商业气息日益浓烈。这刺激了宋代、明代的儒学复兴和转向：儒学有所谓“内在转向”，意在收拾工商业发达所造成的人心之偏失；儒学的治理用心也主要在基层，建立以“四书”为中心的相对简化的经书体系，推进了教育的普及，以忠孝仁义等价值教化普通民众；摸索建立了以祠堂为公共空间的宗族共同体，把高度发达的工商业置于人伦共同体的控制下，把市场生产出来的财富转化为维护人伦共同体的资源。

宋明儒所建立的教化机制、人伦维护机制有效地控制了市场。由此，高度发达的市场却在厚生主义轨道上运转，避免了资本主义的泛滥。受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之影响，余英时等学者竭力论证，儒学在宋代尤其是明代经历了从轻视商业到支持商业的转向。这种解释恐怕是削足适履，南辕北辙。儒学是作为约束资本主义的一种力量而兴起的，明人倡导“儒商”，旨在以儒控制商，引导当时日益扩大而趾高气扬的商人归于儒。

明清时代的厚生主义经济体系是有全球竞争力的。当时的中国已深度介入全球经济体系，与新兴的欧洲并列为两个驱动中心。但两者也有重大区别：中国以生产为重心，持续挖掘效率潜力，成为“世界工厂”，大量对外出口人工制成品；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早期的英国等欧洲海洋国家则以贸易为重心，以殖民征服开路，形成“战争资本主义”。面对中国厚生主义经济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欧洲的商业、战争资本主义并无明显竞争力。

唯有英格兰比较独特，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国际贸易、成熟的战争资本主义等条件催生其工业革命。从厚生主义角度看，工业革命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是人类养民厚生能力的一大飞跃，在西方文化及其资本主义轨道上，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伟大成果首先转化为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欧美列强以此征服世界。

受韦伯等西方理论影响，学者、民众常把西方之强归因于其资本主义体制或精神；自由主义经济学又将其归因于私人产权、市场经济等。但其实，市场只是交易机制，自古以来就自然存在；分立产权同样是自然存在的，而以产权和企业形态看，明清中国的市场机制比同时期欧洲更接近于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完全竞争状态。略微考察历史即可发现，西方超过中国是在其工业化初步完成的19世纪中期，但工业化是各种偶然因素凑合而成，无关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或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

中国人深度接触西方之后立刻看清这一点，乃致力于推进工业化，但始终拒绝资本主义。19世纪后半期，为救亡图存，中国人决心学习欧美。然而，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政治人物和流派，不约而同地拒绝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康有为、梁启超如此；张君劢、熊十力、梁漱溟、钱穆等现代新儒家如此；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如此，共产党更是如此。中国精英之所以如此选择，恐怕主要因为厚生主义的深厚传统决定了其制度偏好。厚生主义内涵的积极有为的政府传统之现代版本，也为推进工业化提供了政治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相对从容的国内外环境中，中国逐渐回归自身的传统，包括在经济社会领域回归厚生主义，由此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在中国文化、经济、政治传统中生长出来的经济社会模式，是源远流长的厚生主义传统之“新生转进”。其新生之处在于，发挥领导作用的干部队伍相对于士大夫群体有更强的纪律性和行动力，因而政府能力更强，现代意识形态也让政府有更为强烈的道德自觉；其转进之处在于，工业居于经济中心地位，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当代中国厚生主义的基本架构是，积极有为的政府具有养民之道德自觉，推动发展以工业为中心的各种产业，致力于改善全体国民的生活。

中国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发明且始终坚持厚生主义。中国的存在和繁荣本身即足以向世人表明，资本主义不是人类要走的唯一的路，人类完全可以另做选择，选择发展经济、造福人生之正道。我们以厚生主义这一“中国话语”，描摹我们的经济社会体制，可以连贯地刻画出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社会体制，可以概括历史上的主流经济思想，可资以构建更为普遍的经济社会理论。当然，由此必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文章来源：

《文化纵横》2020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