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表现具体分为四个方面，即经济表现、国内政治变革、对社会分层加剧的回应以及对国际新自由主义体系的挑战，分别予以综述和评价。

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执政期间，希腊退出了救助计划，重返国际债券市场后首次发债，使得希腊长达8年的“经济伤口”得以愈合。国内生产总值处于稳步增长状态，2019年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1.9%，延续了一季度1.3%的复苏势头，是希腊2009年债务危机以来最高经济增速。债务危机的缓解得益于该党实施的一些具体政策。在该党执政下，社会生活领域也得到了部分改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保持了基本稳定，消费者信心指数稳步提升。就业领域也得到改善。自2016年7月以来，长期失业率大幅度降低，所有年龄组的失业率都有所下降，尤其是受危机影响最大的15~24岁年龄组与25~34岁年龄组。从性别来看，男女双方失业率也都有所下降，但男性失业率要低于女性。

从总体上看，希腊仍面临许多结构性困境，主要表现在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希腊政府债务规模依然庞大，政府支出占到了GDP的50.6%，预算赤字平均占到了GDP的0.8%，公共债务相当于GDP的181.9%。由于无效的政治承诺，商业环境并未有效改善，劳动法规较强的约束性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又阻碍了生产力和就业增长。国有企业需大量财政补贴的难题仍未解决，这些企业涵盖了从港口到石油生产公司及发电系统的所有领域。在对外市场方面，非关税壁垒阻碍了贸易发展，政府对外国投资的开放程度低于平均水平，导致吸引外来投资的动力不足。金融体系的总体稳定受到危机的严重破坏，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在欧洲最高。在就业领域，与欧盟平均水平相比，希腊仍是欧盟成员国中失业率最高的国家，青年失业率甚至达到了33%，导致大部分青年人出国寻找就业机会。

希腊在债务危机中受到损伤以及危机管控能力不佳，与该国在1974年后民主过渡时期所形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间的结构性困境密切相关。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受益于危机时期高水平政治参与，它策略性地将选民的不满整合起来，在上台后有意识提高政党制度水平，以此来获得良好执政绩效的保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将高水平的政治参与纳入党的组织构架之内，使自由民主体制真正转变为可以表达民众诉求的工具。其次，改善在庇护主义体系下所形成的“裙带关系”与“寻租政治文化”，在政治代表领域用“新面孔”代替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旧官员，去除公共管理的行政化，提高官员晋升和评估体系的透明度，并努力调查与政客有关的逃税和洗钱问题。

然而，一旦发展被置入了一个特定的轨道，组织化的学习、文化习俗和社会世界精神模式就会强化它的轨迹，即不仅良性制度模式具有自我增强性，那些非理性的制度规则也会恶性循坏。因此，对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而言，上台后依然面临着旧有制度的阻碍。执政过程中，该党虽有意识去打破旧有制度体系，但总体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并且长期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使得希腊民众普遍产生了政治幻灭、对制度缺乏信任以及集体无力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强调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以及关注普通大众诉求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是对西方既有不合理机制的替代，它遵循的是拉丁美洲的左翼发展模式。虽然这些政策的实施改善了弱势群体、被排斥者以及被边缘化人群的生活质量，但由于受制于国际机构的债务压力以及自身有限的执政能力，这些政策并未给普通大众的生活带来较大改善，从而导致大众失望情绪的普遍蔓延。

现在的西方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已相去甚远，但阶级矛盾并无多大改善，只是这种阶级矛盾被现代的民主制度掩盖，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普通大众与精英的对立。当前新自由主义体系无节制的逐利行为与精英们狭隘的视野无法应对大规模的挑战，真正的解决办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性、团结和开放的基础上，以对抗不平等和资本的肆意妄为及数字/军事/金融“独裁主义过程中，曾有策略地引入“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概念，试图将普通大众与精英在政治空间一分为二，这也正是其得以上台的原因。但执政后，该党不仅未能满足普通大众的需求，向弱势群体的倾斜似乎使其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债务压身的现状下，对这些群体的偏向是以牺牲精英阶层的利益为代价的。在选举失败后的反思中，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部分党员认为“我们忘了照顾深受税收影响的中产阶级。我们关注穷人，但在这个过程中忽略了社会的支柱”。这是希腊症结所在。

2008年发生在欧元区内部的主权债务危机，被视为长期支配欧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直接副产品，当欧洲主流大国试图通过控制公共开支和削减社会福利而将危机转嫁给普通大众，从而保证新自由主义继续成为其内部思想和立法的核心时，是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高举反紧缩大旗，与民众保持了一致，它也是第一个在主权层面上试图颠覆冷战结束后形成的英美在政治经济领域统治地位的政党。早在危机爆发之初，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就指责这场危机暴露了欧洲大厦不民主的本质，它建立在阶级剥削的规则之上。该党的指责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尤尔根•哈贝马斯指出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欧洲计划的失败是一个真正的可能。因此，在该党崛起以及执政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广泛的民主问题。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经民主授权上台执政，本身就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也意味着人民民主意志的回归，这是对二战后形成的精英主导政治的反击。执政期间，该党不仅将关注点聚焦于贫困的少数群体，通过系列优惠政策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还为受困的难民、移民提供庇护和登记等紧急服务，并向欧盟呼吁制定更人道的难民政策。对于旧政权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该党也做出了一些改变。尽管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左翼盟友批评如潮，但该党仍是为了欧洲政治和经济替代方案而进行民主斗争的象征。这是该党依然能够获得这部分群体支持，并保持第二大党地位的原因所在。

正如国内制度遵循路径依赖一样，国际制度也有其自我繁殖与强化的一面。面对希腊债务危机的扩散，欧盟内部却找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原因在于它有一套僵化的机制，并有自我强化的内部逻辑，坚决拒绝更改紧缩条款与债务减免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欧洲机构提出了“容克计划”，通过强化新自由主义政策为希腊提供进一步融资。

从目前的观点来看，人们普遍认为，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实践不仅失败了，而且还在国际范围内对左翼的信誉造成了重大打击。事实上，对该党的执政表现进行评价，应该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将公共话语与历史现实相结合。

执政期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有意打破自2010年以来相互交替的政府循环——中左翼的“技术官僚治国”或“中右翼”采取的紧缩措施。然而，由于公共债务数额巨大，这一意图立即服从于与国际债权人的谈判。即便是在2015年7月举行的公投中，该党也没有多大回旋余地，在没有找到替代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情况下遵从民意，这就相当于退出欧元区或使经济崩盘，而留在欧元区是希腊人严守的底线。

当然，即使面临着残酷的外部环境限制，也不能掩盖其自身主动的妥协与撤退。从执政实践来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许多问题上明显向右转。目前看来，这并不是受制于欧盟“三驾马车”，而是用它所有的“特色”来适应新自由资本主义机制。该党日益去激进化，也没有实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最关键的是，它脱离了曾推动其上台的社会运动。对于为腐败提供温床的政治文化中的庇护主义，该党的作为目前看来微乎其微。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妥协和撤退不仅使其失去了执政地位，似乎也让整个左翼失去了理应占据的“道德高地”。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四年多的执政实践，无论是期间取得的成就还是最终的失败，都能为其他左翼力量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如何建构符合自身逻辑和价值观的身份内涵，一直是激进左翼政党面临的最大困境。这种身份建构不仅有助于保持对固定群体的吸引力，也有助于与其他类型政党区隔开来，形成稳固的激进左翼势力。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执政实践过程中的妥协与撤退即是身份内涵建构混乱的表现，从建立到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该党容纳了欧洲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新左派、生态政治与女权主义等意识形态成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成分虽有助于适应政治局势变化，但也导致了政策上的模棱两可与派别分歧等。该党执政期间，由于政见不合而出现的派别出走以及接受曾拒绝的紧缩政策，都是其自身建设能力不足而深陷身份逻辑矛盾的结果。除了自身能力建设不足外，还在于它作为首个在欧洲实现执政的激进左翼政党，没有其他先例可借鉴，必须实验、冒险、运用政党和运动的想象力。执政期间，对造成100多人死亡的森林大火的无效处理，以及与马其顿共和国签署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却在国内极不受欢迎的《普雷斯帕协议》，都是其缺乏治国理政经验的表现。身份内涵的缺失也使得该党无法提供一套取代欧盟和欧元区制度化的自由主义政策方案，最终为防止希腊经济崩盘，只能妥协换取救助。

政党在野时，发挥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的功能，往往是将本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力量凝聚起来，以此来对抗执政党和其他有竞争关系的政党，争取和维护本党所代表的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作为执政党，由于掌握的权力是公共权力，因此就必须以公允的面目出现，作为表面超越社会各种利益之上的力量，把集中起来的阶级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整合方方面面的利益，减少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理论与实践上完成从在野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有望获得执政地位的政党所共同面临的挑战，但对以阶级划分为诉求的激进左翼政党来说，挑战更为艰巨。自成为最大的在野党以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便以“精英”与“普通大众”将希腊民众分割开来，并将自身归为“普通大众”行列，但从其四年多的执政实践来看，该党不仅未能充分表达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未能有效整合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面对国内不同阶层不断深化的矛盾与冲突，该党并未实施一套适合不同利益群体的长远举措。通过向中上层征收更多的税来补贴处于贫困边缘的群体，更加固化了阶层间的分歧，导致精英阶层自始至终都是该党的反对者。

形成对当前新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左翼替代是激进左翼政党共同诉求之一，面对危机带来的政治机遇，激进左翼政党也并不是没有联合。21世纪以来，欧洲部分左翼政党便组建了系列旨在围绕共同纲领来团结欧洲主要激进左翼力量的政治主体。只是这些政治主体不断受到力量弱小、分布不均、苏联模式遗产影响以及内部分歧加剧的侵蚀，从而无法形成一股有影响的力量，从希腊左翼政治生态中便可看到这种端倪。希腊左翼政党政治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缩影，左翼的各个流派使得希腊成为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竞技场。但在长时段的发展历程中，这些左翼派别并未形成有效联合。虽然，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上台前提出了“左翼政府”的口号，试图联合其他左翼力量建立联合政府，但没有成功，最后不得不与极右翼政党独立希腊人组成了联合政府。由于意识形态谱系相差太大，双方在执政过程中不断出现龃龉，影响了政策的实施。在国际上，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也没有提出与其他国家左翼力量有效联合的策略。面对债务危机的压力，世界其他国家的左翼力量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选举突破，但该党并没有与它们联合起来共同抵制欧洲机构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反而选择了妥协与撤退。所以，在与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对抗中，它没有获得国际左翼力量的足够支持，反而由于向资本主义的迅速妥协而受到国际左翼的广泛批评。

总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实践可以作为一个案例，说明在这个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深的世界里，左翼替代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吸取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成功的经验与妥协的教训，即任何“左翼民粹主义”如果要承担管理资本主义国家的责任，不仅要面对欧盟这样的超国家机构，还要面对每个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对于左翼的困境，没有适用于所有国家和特定背景的普遍处方，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必须加以考虑的特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