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真审了今天会议的题目，想集中谈一件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要有特色地回答一个什么样的根本性问题？今天上午栾主任说：改革开放四十年，就是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觉得很精辟。
现在处在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秩序，这个秩序到底哪些对我们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我们要改什么，中国对世界秩序所做的建议和修改到底要满足哪些最基本的要求，才能够让其发挥作用。
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同时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民族主义和主权，二是强调自由主义和人权。显而易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然而，这种自相矛盾不是偶然发生的，并不是因为美国这个特殊的国家站在这个位置上，因为自己国家的特性，而形成的特定偏好。事实上这种矛盾源于20世纪以降的世界政治中长期存在的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在积极寻求政治上的表现，另一方面以普遍人性为着眼点的自由秩序在不断向前推进，这种推进不是以某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全球性的诉求，就是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一个紧密联系的世界市场、一个更加扁平的世界秩序。
也就是说，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一方面以民族、国家作为当下国际体系的主要单位，以主权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国际法原则，同时另一方面又强调自由主义，也就是说世界的共同性，以及人权，人权就是基于个人，只要你是人，就一视同仁，事实上有原因，背后有两股这样持续存在的，现在依然存在，甚至更为强大的力量在背后作为支撑。
但是，上述世界秩序一定存在稳定性的问题，因为它是“并行”但“有悖”的。解决这种稳定性和持续性，美国考虑了两种方案，这两种方案是英国学派詹姆斯·迈尔提出的，第一种解决方案是大国背书，也就是说在这两种秩序发生矛盾碰撞时，必须存在一个强有力的仲裁者，仲裁者不一定每次都向着自由秩序，也不一定每次都向着主权原则，但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角色。这种方案的重要前提是领导者国家及其盟友要不断从它的领导角色当中获利，如果不能获利的话，就没有领导世界的动力。美国当下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世行两位经济学家Francois Bourguignon和Christian Morrison做过纵向数据调查，发现从1820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世界贸易，就是推动全世界共同性的贸易其实是在不断恶化各个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但是从1980年之后，各个国家之间的分配是在不断趋于均衡，但是，与此同时各个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平等性是在恶化的。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美国相当多的选民认为在过去两三个十年，美国没有从领导角色中获利，谁获利了呢？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事实上并非如此，美国作为整体是国际贸易的受益者，但是美国国内的分配出了问题，中下层收入增长停滞，最富有的阶层大量囤积财富，这也是特朗普能够当选的“民意基础”，也是他提出的“美国优先”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深层次原因。
美国另外一套方案是要提高国际体系构成单元，也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同质性，要强调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去稳定这两套“并行但有悖”的秩序。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要对世界秩序提出一个新的建议，不管是修正的还是革命的，同样要去应对这两个问题，不是说中国接过世界秩序大旗之后，世界秩序的上述特征就不存在了，照样会存在。
中国外交的两个目标，过去实际上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中国崛起，中国崛起的内核是追求特殊性，包括今天谈的这个题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还是在讲特色，讲独特性。但是从十八大以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不断强调特殊性，已经不能满足我们要去应对世界秩序变革这件事了。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内核是强调共性，虽说这个概念的内涵目前看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还有待进一步发展。美国人大概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把提高单元之间的同质性到底是要做什么讲得很清楚，大量学者的研究为其做注脚，大量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一线负责具体的工作。现在我们两个外交目标是前实后虚，强调特殊性是实的，强调共同性还显得不足。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不管是在研究层面还是实践层面。
中国在过去的外交政策当中对特殊性强调得比较多，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赞成共同性，而是因为美国在第二件事情——提高单元同质性——上面特别强势，所以我们长期处在防守的位置。研究国际组织著名学者奥兰·杨曾经讲过一个笑话，他说如果有一个外星人到联大去参加一般性辩论，他听两个小时以后就会以为“主权”这个概念是中国人发明的，因为中国代表使用这个词汇的频率最高。
现在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化的下半场，就要考虑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去调和特殊性和共同性这二者的“并行但有悖”，习主席在博鳌的讲话我认为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思考。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越来越能体会美国在当家人这个位置上的难处了，要提出“中国方案”，就要去研究美国人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哪些东西做对了，哪些东西做错了。这个问题要有深邃一点的思考。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