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和英法等主要参战国而言，利比亚战争都是一场跨战区、跨军兵种的海空联合作战。这种“远征”作战样式能够充分发挥发达国家的海空优势。利比亚战争表现出发达国家军队在没有预案情况下的对于危机快速反应和应变的能力，基于高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体系作战能力，以及海空力量之间的进一步整合。

2011年利比亚危机之前，美、英法等国军队都未把利比亚军队视为假想敌，也没有制定与利比亚军队进行作战的预案。美国南方司令部特种作战计划部副主任、陆军中校格雷戈里·詹姆斯(Gregory K．James)等人2012年撰文指出，因为美国与利比亚关系改善，到2011年，美军对利比亚的应急作战计划已经过时了10年。据指挥“奥德赛黎明”空中联合作战的美国空军第17航空队指挥官兼非洲战区空军司令玛格丽特·伍德沃德(Margaret H．Woodward)少将回忆，在“奥德赛黎明”作战计划开始制定的几周前，因为日程难以协调而非政治因素，她取消了一项访问利比亚，与利比亚空军领导人讨论战区安全合作问题的计划。 此外，利比亚位于美军非洲司令部的责任区，而这一司令部成立于2008年，不仅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而且一直没有下辖作战部队。因此，2011年1月利比亚危机爆发后，美、欧等国领导人考虑对利比亚动武是突如其来的; 对这些国家的军队而言，一切需要从头做起，时间紧迫。伍德沃德少将介绍，整个计划阶段不超过21天。根据美国国防部最新解密的文件，2011年2月23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发布利比亚应急反应第一号命令：“国防部长指示在地中海周边设立联合战区(Joint Operations Area，JOA)，以支持在利比亚可能出现的应急作战任务。”根据这一命令，鉴于利比亚局势恶化，出现持续的暴力抗议及混乱，非洲战区需要制定应急作战计划。利比亚联合战区(JOA-Libya)由非洲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共同设立；非洲战区司令负责启动利比亚联合战区，并与欧洲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协调，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通报利比亚联合战区指挥架构; 欧洲战区司令和非洲战区司令则根据需要与非洲战区进行协调，确保在利比亚的应急作战行动和与之相关的跨区作战任务能够执行。然而，根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的联合同盟作战分析部(Joint and Coalition Operational Analysis Division，JCOA)分析人员关于“奥德赛黎明”指挥控制问题的研究，非洲司令部起初认为，利比亚联合战区的任务是配合国务院进行外国公民的撤离。3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非洲司令部下达的利比亚应急反应第二号命令，就是通过紧急空运，协助国务院将埃及侨民撤离突尼斯。直到3月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非洲司令部下达了与盟军协同，进行进攻作战，阻止利比亚武装力量攻击平民，执行联合国安理会1970和1973号协议的利比亚应急反应三号作战命令。

在开设联合战区后，2011年3月3日，非洲战区又组建了“奥德赛黎明”联合特遣部队(Joint Task Force Odyssey Dawn)司令部，由同时担任美国驻欧洲和非洲海军司令的塞缪尔·洛克里尔(Samuel Locklear III)海军上将负责指挥。美海军第六舰队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 Harris)海军中将担任联合特遣部队海上兵力指挥官，伍德沃德少将担任空军兵力指挥官，来自美军非洲战区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克里斯托弗·哈斯(Christopher Hass)准将担任特种部队指挥官。司令部各部门主官均为海空军军官。28名美军联络官和10 名来自英、法、意军的外军联络官也参与司令部的工作。此外，来自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的12名军官使得司令部得到进一步加强。司令部首先设在意大利那不勒斯(Naples)海军基地，3月11日起，转移到地中海上的第六舰队旗舰“惠特尼山”号(USS Mount Whitney)指挥舰。

由于负责指挥利比亚作战的非洲战区没有自己的作战部队，参战部队主要来自于欧洲和其他战区，在利比亚联合战区和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设立之后，美军依然需要理顺指挥关系。美军空军参战部队大部分部署于欧洲战区的空军基地，欧洲司令部保持了对这些部队的战役控制(Operational Control)，以便通过现有的基础设施和管理方式提供有效的管理和后勤保障，而战机出动后，则接受非洲司令部的战术控制(Tactical Control)；美军运输司令部则保持了对空中加油机部队的战役控制，将战术控制权交给非洲司令部，保证了空中加油机部队既能获得支持与保障，也能为作战所用。海军兵力在参战的同时，还继续在欧洲战区内遂行其他任务，因此由欧洲司令部保持战役控制，对非洲战区提供直接支援，其含义是非洲战区可以为海军兵力在联合战区内设定目标，而不需要决定其战术战法等达成目标的方式; 没有其他任务的舰船则由非洲司令部进行战役控制。因此，美军在利比亚作战中的指挥关系是不同的战役控制、战术控制和直接支援关系的组合。

除时间紧迫外，美军在利比亚的联合作战指挥面临的一大挑战是非洲司令部人手不足，缺乏经验。自2008 年组建以来，非洲司令部的主要职能是与责任区国家展开军事交流、安全对话与合作，协助国务院等非军方部门，执行美国外交政策。因此，非洲司令部很多部门的负责人都由来自国务院等部门的文官担任，工作人员中也有一半是文员。在2011年4月21日的访谈中，洛克里尔对美军研究人员指出：“非洲司令部是为了安全合作而非有力的作战行动建立的。没有人认为他们需要进行战备……参谋人员既没有被赋予目标选择和实施禁运的职责，也没有接受过这些方面的训练。”此外，非洲司令部缺乏作战计划和分析人员; 很多参谋习惯于使用电子邮件、视频会议和幻灯片演示，但却不会起草作战行动所必需的作战命令等文书。

这些缺陷在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因为该部及其下属指挥部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行事。而联合特遣部队海上兵力指挥部通过网络发布的“每日意图信息”(Daily Intentions Messages)也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斧正”。非洲司令部所缺乏的正式作战命令也由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来起草，以指挥兵力机动和提供预先号令。此外，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的海空军主官及其下属都同时担任美军驻欧洲和非洲海空军相应职务(洛克里尔还兼任北约盟军联合部队司令)，在欧洲战区接受过严格的联合作战演练，熟悉各参战部队的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非洲司令部在指挥方面的缺陷。

在应急作战初期，美国空军的一些关键的战场支援部队未能按时参战，给战区指挥官和参战部队带来挑战。2011年9月，伍德沃德少将在美国空军协会的演讲中提到，尽管战区指挥官已经要求配备空中加油机，但这一请求没有及时得到批准。战机前往利比亚执行任务，往返航程平均需要8小时，并接受5次空中加油，才能保证1小时的作战时间。在空中加油机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美军欧洲司令部推迟了应该转场美国的加油机的回国时间，同时将一些欧洲战区的空中加油机“借给”非洲战区使用，保证了利比亚作战初期所需的空中加油。除了加油机外，E-3预警机、E-8战场联合监视机等美军通常在空中作战指挥控制上所依赖的兵力也没有按时参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军飞行员在作战中负担增加。伍德沃德将这一时期美军战机的作战任务称为“协同打击与侦察”：战机飞行员不仅需要自行降低飞行高度，评估可能造成的平民附带损伤的情况，以决定是否发射武器，还需要自行进行前沿空管与空战指挥，并为其他战机提供目标信息。这种战法在作战初期收效明显，体现出了美国空军对于环境较强的适应能力。在作战行动移交北约指挥前，美军战场支援兵力陆续到位。

尽管利比亚的海军、空军、防空力量都十分有限，美、英、法等国军队依然“牛刀杀鸡”，成体系地使用高技术装备遂行作战任务。法国空军的体系作战拉开了西方发达国家干涉利比亚作战的序幕。根据美国驻法国空军联络官德雷普上校的论文，在3月5-18日期间，法国空军出动预警机、C-160电子侦察机，以及“幻影”-F1CR战术侦察机执行了大约30次任务，收集了大量利比亚地面情报，用于作战计划中。3月19日，8架从法国圣迪济耶(Saint-Dizier)起飞的“阵风”战斗机、2架从南锡(Nancy)起飞的“幻影”-2000截击机，以及2架从第戎(Dijon)起飞的“幻影”-2000空优战斗机，经1800英里(2900 公里) 的飞行后，与6架从伊斯特尔(Istres)起飞的法国预警机和加油机会合。这一法机编队是第一支行使联合国禁飞区授权的部队，冒着遭受尚未瘫痪的利比亚防空系统截击的危险，摧毁了班加西(Benghazi)周边的一支利比亚政府军的装甲部队。

3月19日夜，美军对利比亚进行的第一波打击，是战区内外的海空军兵力共同参与的联合作战。根据参战的第六舰队副司令兼第8潜艇大队(Submarine Group 8)指挥官詹姆斯·福戈(James Foggo)海军少将2012 年6月在美国海军学会(U．S．Naval Institute)会刊上发表的回忆文章，由于地中海战区内没有部署美军航母战斗群，洛克里尔主要依靠核潜艇作为主要海上打击平台。由退役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改装的“佛罗里达”号巡航导弹核潜艇(USS Florida，SSGN-728)配备154枚“战斧”巡航导弹，在按战前部署计划途径地中海，接到命令改变部署加入战区后，成为了海上打击力量的核心。参加对地攻击的美海军舰船还包括战前访问英国朴茨茅斯港的“洛杉矶”级“斯克兰顿”号攻击核潜艇(USS Scranton，SSN-756) 、按照战前部署计划准备回国的隶属于第五舰队的“洛杉矶”级“普罗维登斯号”核潜艇(USS Provindence，SSN-719)，以及“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巴里”(USS Barry，DDG-52)号和“斯托特”号(USS Stout，DDG-55) 。此外，英国皇家海军“特拉法加”级攻击核潜艇“胜利”号(HMS Triumph，S-93)也加入首轮对地打击。在首轮打击中，以上舰艇发射了120 余枚巡航导弹，有效摧毁了利比亚的一体化防空系统。

在第一轮打击中，2009年组建的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Air Force Global Strike Command)首次指挥全球打击兵力参战。3月19日夜，3架隶属于第509轰炸机联队的B-2隐形轰炸机从位于密苏里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飞往利比亚上空，摧毁了位于卡加比亚(Ghardabiya)空军基地的45个加固战机掩体。因为利比亚防空体系不是十分强大，此次行动选择B-2，主要考虑的是3架B-2的载弹量即可完成任务，而战区的空中加油机能够满足加油需求，而非B-2的隐身性能。据负责指挥B-2作战的608空中与太空作战中心(608th Air and Space Operations Center)的杰森·史密斯(Jason Smith)少校介绍，出动3架B-2，需要15-20架空中加油机进行任务保障。此外，608 空中于太空作战中心指挥官迈克尔·蒂奇纳(Michael A．Tichenor)少校向美国《空军》杂志透露，根据美军作战条令，一旦隐形飞机准备攻击目标，就需要得到海军的EA-6B或者EA-18G电子战和防空压制战机的支援，这些电子战机从意大利阿维亚诺(Aviano) 空军基地起飞。除加油机和电子战机外，参加此次B-2远程打击行动的还有从英国起飞的F-15E战斗机，以及德国起飞的F-16CJ战斗机。

伍德沃德少将在2011年9月的演讲中介绍了一些美军后续空中联合作战的案例。由来自第48战斗机联队的F-15E战斗机和第52战斗机联队的F-16CJ战斗机组成的第一个机动打击分队到达战区空域上空后，发现并摧毁了一个仍在活动的SA-8防空导弹系统。接下来，通过吊舱扫描，F-15E战斗机又在SA-8导弹附近发现了利比亚政府军的精锐部队第32旅，并用12枚1000磅炸弹轰炸了第32旅。在开战第一周周末，E-8战场联合监视机发现地面有异常迹象，通过监测判定这可能是一个装甲车队。信息迅速被传回空战指挥中心，伍德沃德少将命令进行进一步核实。E-8迅速将两架战斗机编组派往目标区。在通过视频确认目标就是装甲车队后，战机发起攻击，摧毁了这一准备进攻反对派控制城镇的坦克和自行火炮车队。在“奥德赛黎明”行动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军获得关于政府军准备集结并且向北挺进反对派控制的布雷加，空中作战中心值班的高级军官与E-8飞机取得联系，并通过E-8确认了政府军的确在准备发起攻击。美军指挥官迅速起草了作战命令传输给E-8执行。在布雷加附近执勤的两架F-15E战斗机做出响应，向政府军车队发起攻击，摧毁了20至25台车辆、火炮及防空炮。从获知情报到完成攻击，仅用了22分钟。最后，3月21日，美军一架F-15E战斗机坠毁后，对两名飞行员的成功营救也是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各型飞机参与的联合作战行动。

在海上作战中，由于利比亚与美欧发达国家海军实力对比悬殊，各国海军主要承担多种低烈度作战任务。以英国皇家海军为例，在整个利比亚危机和作战中动用了新组建的，由16艘各型水面舰艇、潜艇、补给舰及随舰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反应兵力特混舰队(Response Force Task Group)，占皇家海军一线作战兵力的1 /3。皇家海军官方资料显示，英国特混舰队承担了海上打击(包括巡航导弹、舰载武装直升机和舰炮对岸攻击) 、撤侨、执行海上禁运、在利比亚海域进行扫雷、用“海王”舰载直升机为作战行动提供情报和监视、水面舰船利用自身作战系统引导航空兵攻击目标，以及提供后勤支援。此外，各国海军通过舰载和岸基航空兵协同空军参战。美国虽然没有派出航母战斗群，但其参战的两艘“黄蜂”级两栖攻击舰上装备的10架AV-8B攻击机则与首次参战的EA-18G密切协同，攻击敌方目标，掩护飞行员搜救行动。根据美国海军第67特混舰队司令丹·施切勃勒(Dan Schebler)海军准将介绍，在作战中，P-3C 海上巡逻机不仅表现出了全天候的海上情报搜集和监视能力，还首次向敌方舰船发射了AGM-65空对地导弹，成了一个完整的“感知—发射”作战单元。法国、意大利也分别派出搭载“阵风”、“超军旗”和AV-8B等固定翼舰载机的航空母舰“戴高乐”号和“加里波第”号参战。英国虽然已经没有能够参战的现役航母，但派遣了“海洋”号(HMS Ocean，L-12)两栖攻击舰搭载陆军航空兵的5 架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参战。一位皇家空军情报军官在访谈中指出，上舰之后，“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打击范围可以涵盖整个海岸线。对于布雷加附近的军用电台的监听显示，只要听到直升机到来的声音，武装人员就会选择放下武器。

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在利比亚进行的长达7个多月的高技术海空联合作战，在自身没有出现战斗减员的情况下，沉重打击了卡扎菲政权; 遭受沉重打击后的利比亚政府军不仅丧失了地面战场的主动权，同时不得不化整为零，放弃制式重装备，也丧失了正规军作战的优势。因此，在西方海空力量参战后，卡扎菲政权在战场上处于完全被动、孤立无援的状态，而与之相反的是，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不仅赢得了喘息和在西方物力支持下，整补人员装备的机会，而且能够在发达国家干涉同盟海空力量的支持下，与卡扎菲政权长期作战，不仅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而且获得了这场持久战的最终胜利。因此，美、英、法等国对于利比亚局势的武装干涉，为利比亚局势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导致了卡扎菲政权的覆灭。

同时，利比亚战争也证明了虽然历经十年的“反恐”、“反暴乱”等非对称地面作战，发达国家军队依然保持了强大的海空和正规作战能力。依靠高科技装备和联合作战方面的优势，参战的发达国家军队掌握了利比亚战场上的制信息权，在此基础上整合各种火力平台和精确制导弹药，提高了作战效率。“台风”、“阵风”战斗轰炸机、EA-18G电子战机，以及巡航导弹核潜艇等先进海空装备的首次参战，联合作战中非洲司令部等新组建的指挥机关经受的考验，海空力量、战区和全球远程打击力量在战法上的进一步整合，这都表明，发达国家军队不仅依然掌握高技术正规作战的优势，而且在此领域并没有停滞不前。利比亚战争再度彰显了美国的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也表现出英、法等国军事力量同样具备独立的体系作战能力，其信息支援平台和火力打击平台都经受了实战的考验。因此，美国与主要盟国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能够实现相对灵活的分工。

利比亚战争中的美国与欧洲主要国家军事力量的应用，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利比亚战争中，发达国家军队发挥了自身优势，达到了战略目的。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存在发达国家在西亚非洲等与中国联系日益密切的地区加大军事力量使用力度的趋势，西方军事因素的影响应纳入中国在相关地区的战略规划与危机决策中；二是美国这一军事超级大国和英法等中等军事强国在利比亚遂行作战任务的经验与启示，值得中国海空力量借鉴; 三是中国在亚太及其他周边地区面临着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与海空力量的挑战，可以根据美国等发达国家军队在利比亚战争的同盟作战与联合作战样式，制定相应的对策。

对发达国家军队而言，利比亚战争这样一种基于同盟框架，高科技与海空联合作战，陆战依靠和支持当地武装力量的作战样式，比在伊拉克、阿富汗进行的陆上“反叛乱”持久战更能够发挥自身优势，而且经济上负担更轻、战略上风险更小。英国国防部2011-2012年度的年报显示，在利比亚战争中，英军的参战开支为2. 13亿英镑，而同一时期英军在阿富汗的行动不仅军费高达34. 5亿英镑，且还有44名英国军人阵亡，55名重伤。在北约重兵投入阿富汗进行持久战的情况下，美、英、法等国军队尚有余力干涉利比亚这一并未对其自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地区，那么，美英等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就有更多的资源用于这种被英国海军战略学者杰弗里·蒂尔(Geoffrey Till)称道的、回归西方用兵传统的“远征”或“有限干涉”作战中。

西亚与非洲等地作为欧洲和北约“后院”这一事实，并不会受到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倾斜，以及欧洲各国削减防务开支的影响。利比亚战争和2013年法国在马里的军事行动表明，只要美欧发达国家能够保持对西亚非洲各国明显的军事优势，依靠北约同盟框架和欧洲战区的完备的基础设施，投入有限的兵力，即可对地区局势产生巨大影响。2013年1月18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帕内塔在伦敦国王学院的演讲中指出，从长期来看，亚太崛起国家军费开支的增长，中东北非地区的动荡都会改变这些对美国经济和安全而言至关重要的地区的战略态势; 美国的战略部署同时突出亚太和中东地区，确保美国能够在机遇和挑战到来之时，向这两个地区提供武力保护和投送兵力。他同时强调，北约不能够再只是一个完成诸如吓阻侵略或者在阿富汗稳定局势等单一任务的组织，在财政紧缩的时代，必须能够对于各种威胁做出快速反应。在财政紧缩的时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更加创新、灵活和流动的前沿存在和训练模式。

在中东与非洲持续动荡，同时发达国家在这一地区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对于美欧决策者而言，军事力量成为塑造地区局势的一个重要选项。利比亚战争表明，美欧的军事介入势必会给地区局势，包括中国在当地的利益造成巨大影响。因此，中国在地区战略制定和危机应急反应中，都应该考虑美欧军事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包括美欧在内的各方加强协调; 对于外力干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使之为我所用；根据自身利益，或疏导或堵截，趋利避害。

利比亚战争表现出，制信息权与有力的后勤保障是现代海空力量运用的基础，高科技装备在联合作战中才能充分发挥潜力。此外，高技术联合作战也不是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专利，英法等中等发达国家也能达到。此次美欧主要兵力大多部署于欧洲战区，穿越地中海到利比亚参战，需要大量的保障兵力。同理，以中国国土为基地的中国海空力量，在周边地区作战，一个重要前提是在技术上和后勤上都得到有力的保障。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不属于任何军事同盟的成员，没有海外前沿部署基地，战时也不能借助别国武器装备，在制信息权和后勤保障方面，都只能自力更生。因此，在装备保障中，除了火力打击平台外，应充分重视空中加油机等高技术远程作战所需的后勤保障装备，以及指挥控制装备和情报共享网络、预警机、电子战机等信息技术保障装备，才能形成与完善自身的作战体系。

美欧军队在利比亚战争中的软件优势，一方面是源于冷战结束以来历次局部战争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是源于日常保持了较高的教育、训练、管理、战备水平，尤其是通过各种近似实战的各级司令部和实兵对抗演练，发现问题，再到训练、管理和战备中解决问题。美军在演习过程中，不断强化各军兵种、各战区在不同任务想定下的联合作战能力。因此，美军虽然没有利比亚战争的预案，非洲司令部也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但危机爆发后，从指挥机构到作战部队，依然能够跨军种、跨战区作出快速反应。因此，中国军队必须进一步在训练和演习中不仅要贴近实战，而且要打破军兵种和战区界限，突出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

在利比亚战争中，美欧军队采用的一些战术也值得中国军队吸收借鉴。一是海空作战力量的进一步整合。例如，美军在首轮攻击中，同时使用具有较强突防能力的潜射巡航导弹和隐形轰炸机，瘫痪利比亚防空体系。在这一行动中，空军隐形轰炸机又得到了海军电子战机的掩护。英军则将陆航武装直升机与海军两栖攻击舰整合，在应付周边低烈度冲突时，也是有效的方式。更重要的是，由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高科技装备不仅成本不但增加，更新换代迅速，对于任何国家军队而言，都是巨大的负担。军兵种在战役和战术上融为一体，才能避免重复建设，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是海军在周边低烈度冲突中的灵活使用方式，不仅能够独立遂行打击任务，也能够协同和配合其他兵力作战，同时完成多项非战斗任务; 三是航空母舰在周边海域的使用。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使用的主要方式是远程部署，力量投送，并在战区中独当一面，承担重要打击任务。而利比亚战争中的欧洲各国中型与轻型航母，主要在本国周边海域使用，配合岸基航空兵力参战，填补火力空白，产生震慑作用，值得中国航母借鉴。

如同欧洲和地中海地区，亚太地区同样存在着以美军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与海空力量，是中国必须面对的。2013年3月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隆(Thomas Donilon)在美国亚洲协会发表题为《2013年的美国与亚太》的政策演讲中指出，强化亚太同盟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首要支柱。与英、法等美国的主要欧洲盟国相比，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在亚太的主要盟国军队虽然缺乏战争经验，但在武器装备制式上和美军更统一，而且得益于亚太经济崛起，在发展军事力量方面动力大于欧洲国家，与美国亚太驻军也有着密切的互动。例如，目前，韩军的战时作战指挥权仍由美韩联军司令行使。根据日本前防务次官秋山昌广2011年11月10日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演讲中介绍，2010年7月到2011年2月间，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进行了7次联合军演，海上自卫队与美军进行了9次联合军演，2010年4月到2011年3月，空中自卫队与美军进行了10次联合军演; 在2010年12月为期一周的日美诸军兵种联合军演中，日本出动参演兵力达33900人，舰只40艘，作战飞机250架，美军参演兵力有10400人，舰只20艘，作战飞机150架。这些互动除了具有政治和外交含义外，在军事上能够提升美军与盟国军队之间的互信程度和协同作战水平，在地区安全尤其是危机管理中，将发挥重要影响。对于这些互动，有必要从军事上密切关注，并引起重视。

利比亚战争表明，美军的作战行动，如果无法得到来自同盟体系的全方位的支持，如前沿基地、开放领空、协同作战，及其他人力物力支援等，效率必然降低。未来一个时期，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不存在解体的可能性，但并非没有量变的空间。如果美国的亚太盟友感到安全威胁和压力不断增大，自然倾向于强化与美国的联盟，美军也可以通过同盟体系获得更多的支持; 形势越紧张，战备程度越高，同盟内部在军事上整合的力度就越大。反之，如果美国的盟友感到安全威胁和压力在减弱，虽然不会脱离美国的同盟体系，但也会出现减少对美国前沿存在和军事行动的实际支持，弱化同盟关系的可能。因此，对中国而言，如果过度强调军事威慑，反而会不断强化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加大自身所面临的安全压力; 如果在发展与本国地位相匹配的军事力量的同时，注意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在内的亚太国家释放善意、化解矛盾、减少误判、增信释疑，甚至主动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让亚太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安全感，就能弱化美国亚太军事同盟，减轻中国的安全压力。

整合海空力量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保持常规军事优势，应对未来挑战的重大举措。在利比亚战争中，美国和欧洲的海空力量整合已从多方面体现出来。从战役上来看，美、英、法等国军队在利比亚战争中遂行了基于信息系统的海空联合作战，从战术上来看，海空主战装备之间也有诸多密切的协同，如海军电子战机与空军隐形轰炸机的协同，已经形成战法。利比亚战争中出现的战区内海空打击力量与战略轰炸机等战区外打击力量整合的趋势，例如，除了动用B-2隐形战略轰炸机外，利比亚战争也开创了美军B-1B战略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打击海外目标的先例; 巡航导弹核潜艇等新装备的使用，同样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美军已经启动下一代战略轰炸机研制，2011年9月21日，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司令詹姆斯·科沃斯基(James Kowalski)中将在美国空军协会年会发言中提到，下一代隐形战略轰炸机将于2025年交付，能够确保美军在未来进入被对手“拒止”的空域。在利比亚战争中，美军“佛罗里达”号巡航导弹核潜艇总共发射巡航导弹90余枚，成为了海上打击力量的支柱。美军也更加强调潜艇在未来作战中的作用。2012年4月19日，美国海军多位高级将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指出，潜艇具有较强的隐身性能和在受到“拒止”的区域长期活动的能力，不仅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情报和战场监视与侦察，还能够对于敌方行动进行预警，是战斗力倍增器。核攻击潜艇本身具备较强的反潜和反舰能力，“能够摧毁敌方用任何反介入系统构筑的庇护所”，是“重要的常规威慑力量”; 攻击潜艇已经拥有较强的打击能力，巡航导弹核潜艇则提供了更强大的打击力量。尽管中国军队的海空远程打击力量近年来发展较快，但仍需不断强化防空、反潜作战能力，才能在应对亚太美军海空力量挑战的过程中打造攻防兼备的作战体系，掌握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