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东动荡波及利比亚，导致利比亚内战爆发，联合国安理会分别于2月26日和3月17日通过了对利比亚进行武器禁运及制裁卡扎菲政权的1970号决议和设立禁飞区、保护平民的1973号决议。3月19日，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动用军事力量，发起“奥德赛黎明”(Odyssey Dawn)行动，介入利比亚内战。3月31日，军事行动的指挥权由美军移交给北约，行动代号为“联合保护”(Uni-104 fied Protector)。8月23日利比亚反对派武装攻陷首都的黎波里，10月20日，卡扎菲被俘后身亡。10月31日，北约宣布行动取得胜利。根据北约对“联合保护”行动的最终统计数据，在高峰时，反卡扎菲各国的参战兵力达到8000余人，动用各型战机260余架、各型舰船21艘；其中，作战飞机总共出动26500余架次，包括9700余架次的攻击任务；行动摧毁了包括400余门火炮和火箭炮，以及600余辆坦克装甲车辆在内的超过5900个军事目标。

美欧军事力量成为影响利比亚战争进程，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关键因素。如果“9·11”事件后的十年中，尤其是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实行政权变更之后，美国及英国等欧洲大国军队的主要作战样式是在“反恐”和“国家重建”背景下的“反叛乱作战”，利比亚战争则体现了在反恐在美欧战略中相对淡化、金融危机影响凸显、西亚北非出现新一轮动荡的背景下，美、欧军队依靠传统军事同盟、联合作战战法与海空力量所带来的优势，回归常规作战样式。

本文旨在从美欧军事优势与军事战略外向性、同盟作战，以及联合作战的视角，分析美欧军事力量在利比亚战争中的运用。目前，国内外对于利比亚战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和外交领域，关注利比亚局势的升级和利比亚战争的影响，而对于作战方面，只有少数机构和研究人员进行了初步的概述与分析。尽管利比亚战争是一场发生在地中海地区，部分西方国家有限卷入的局部战争，但考察利比亚战争中美国与欧洲军事力量运用，对中国而言，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利比亚战争及法军在美欧多国支持下对马里局势的干涉，都显示出尽管存在经济等诸多制约因素，但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军事力量也还维持着自身优势，仍然有相当的空间可以运用，尤其是在西亚、非洲等和中国联系越来越密切的地区，对于地区甚至全球局势有着重要影响，值得关注。第二，近年来，中国军队尤其是海空军装备更新速度加快，在硬件上与发达国家差距逐渐缩小，但仍然缺乏实战经验；利比亚战争是发达国家海空力量在局部战争中运用的最新范例，美欧军队尤其是英、法等中等军事强国的军队在利比亚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军队的自身建设而言，也有值得借鉴的方面。第三，美欧军队在利比亚战争中倚仗军事同盟和海空优势，而中国在周边地区同样面临着以美国为核心的军事同盟和海空力量; 通过考察美欧在利比亚战争中同盟作战、海空作战的特点，制定相应对策，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从军事战略和战区作战的视角，对于美国与欧洲军队在利比亚战争中的运用进行研究。本文基于美国、英国、北约等国家和组织的军事机构发布的关于利比亚作战的一手文献和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与评估，包括解密作战命令、战报统计、决策者和参战军官的讲话、访谈与论文，及相关军事与防务问题研究机构，对于利比亚作战问题进行的初步研究与评估。本文将对于美欧军队干涉利比亚内战的战略背景，利比亚战争中的美欧军队的同盟作战、联合作战与海空作战进行分析，并探讨中国外交与军事现代化从中可获得的启示。

在利比亚战争爆发前，美国与欧洲在经济和政治上已经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军事上背负着阿富汗作战的重担。同时，美国军事战略也在酝酿着将重点转向亚太地区，并于2011年3月中，派遣海空力量参与日本大地震救灾行动。尽管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国家仍然决定动用军事力量干涉利比亚内战，而且这种武装干涉持续半年之久，在时间上超过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对南联盟三个月的空中打击。此外，2013年1月，在对利比亚的武装干涉结束一年多后，法国空军和陆军在美国、英国等国军队的支持下，强力干涉马里冲突，并且扭转了战局。可见，利比亚战争揭开了“后反恐时代”发达国家运用军事力量，干涉地区局势的序幕。美国与欧洲军事力量在利比亚战争中的使用，也显示出在战略层面上，这些国家的军事力量还有相当的运用空间。

进入21世纪以来，美欧发达国家力量相对下降，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不断受到冲击，但无论是在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上，其主导的秩序包含权力、治理和价值观，依然具有相当的合法性和生命力。美国与欧洲国家对利比亚的武装干涉，不仅可以从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中找到依据，而且也得到地区利益相关方，如北约、阿盟等组织和国家的支持，在利比亚内部，也得到反卡扎非力量的支持与配合。这些支持对于美国与英法等国的国内决策与舆论，都产生推动作用，也为半年的持久战提供了政治基础，为军事力量的部署、作战行动的实施也提供了诸多便利。

发达国家之间的军事同盟在政治上加强了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在军事上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个国家实力下降所产生的缺陷，而且成为各作战单元战斗力的倍增器。发达国家在军事同盟的框架下开展的军事行动，包括作战行动，均为多边而非单边军事行动。与单边行动相比，多边行动在外交上和内政上都更加容易获取支持，并且能够吸引同盟之外的相关地区国家加入行动。从军事上来看，因为经济下滑，国防开支受限，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都不倾向于独自进行武装干涉行动，尤其是在自身及盟友的安全未受到严重挑战的情况下。然而，通过同盟进行多边武装干涉，则可分担成本。在利比亚战争中，虽然美军在2011年3月中下旬摧毁利比亚防空体系的作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在接下来七个月中，仅承担一部分关键支援任务，而主要的作战任务则由英法等国的军队承担。盟友之间的这一分工使得这场“持久战”成为可能。此外，通过北约同盟体系，美、英、法等国的参战力量得以靠前部署，如空军战机部署于意大利的基地，无须从本国基地起飞，长途奔袭，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作战效率。

虽然受到经济下滑的冲击，发达国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都必须削减防务开支，放慢装备研发升级速度，限制军事力量的规模，但是，发达国家军事力量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依然保持着优势。在硬件方面，发达国家军队的主战装备，尤其是海空军装备和精确制导武器方面，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保持着代差。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的硬件早已形成完备的体系，让体系中的各种作战平台都能发挥最大的效能。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因为经济实力提升，批量购买第三代战斗机、防空导弹等先进主战装备，然而，没有先进的指挥控制、情报收集和后勤保障体系的支撑，这些装备难以真正形成战斗力。自海湾战争以来的历次局部战争都体现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军队虽然成建制装备了新型武器，但无力与美欧发达国家进行体系对抗。目前，在美国国内对于“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讨论中，强调构成这些威胁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和伊朗，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军事上仍然不具备与发达国家进行体系对抗的能力。

从软件上来看，发达国家军队的优势更加明显。发达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军政关系长期稳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不仅能够提供物力和技术保障，也能够为军队输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此外，发达国家军队不仅有着丰富的高技术战争经验，而且编制、指挥体系、日常训练等也以高技术战争为基准。与此相反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武装力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不稳定的军政关系的影响，而且尽管装备局部改善，但仍然缺乏驾驭装备的高素质人才，以及适应现代战争的编制与战法，没有经受过高技术战争的考验。因此，与发展中国家军队相比，发达国家军队职业化程度更高，驾驭高技术战争的能力更强。

欧美发达国家对于军事力量的运用具有外向性。根据欧美发达国家的体制，其军事力量国内运用空间有限，而且自冷战结束以来，这些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本土防卫职能也更加弱化。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军事战略的目标向来是保护其全球利益。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中，英法等国长期拥有殖民帝国，需要在海外部署和运用军事力量来维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殖民帝国土崩瓦解，但英法海外用兵、维护自身利益的传统却保持了下来，并且成为其军事战略的内核之一。例如，在英国武装力量中，陆军的地位最低，但在英国新近出台的2020年陆军整编方案中，尽管陆军规模需要削减，但发展用于海外干涉的快速反应部队却是重点，剩下的预备部队在必要时也要能够遂行海外作战任务，支持快反部队。 与此相反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军队把本土防卫或者维护国内稳定作为首要任务，具有更强的内向性。当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力相对下降，其代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一些地区也遇到质疑和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军事力量更彰显其外向性，更多的成为决策者塑造有利态势的手段。英国皇家三军防务与安全联合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Studies，RUSI)所长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e)在该所对于利比亚战争的总结报告中指出，英国武装干涉利比亚的决策，不符合2010年底出台的英国《国家安全战略》所提出的需要采取军事行动维护英国利益的任何条件，并且受到了军方领导人的质疑。因此，这一决策本质上是由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强势推动，获得唐宁街10号亲信的支持后拍板，自上而下地出台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美欧在利比亚和马里两度用兵; 法军甚至在马里动用地面作战部队参战，印证了这一趋势。

由此可见，在当前的国际战略环境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然存在使用军事力量的空间，仍旧具备可观的军事优势。利比亚战争和马里冲突均体现出，发达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积极利用其军事技术、战术优势和同盟优势，运用军事力量进行海外干涉，主动塑造地区和全球格局。

发达国家对于利比亚战争的干涉，自始至终都是同盟作战。第一阶段从2011年3月19日到31日的“奥德赛黎明”行动主要由美、英、法三国军事力量执行; 第二阶段从2011年4月1日到10月31日的“联合保护”行动指挥权移交给了北约，参与行动的北约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达到19个。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迈克尔·马伦( Michael Mullen)海军上将在3月31日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利比亚军事行动听证会上指出，在过去十年中，他参与了巴尔干、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历次同盟作战行动，“从来没有哪一次出现( 此次利比亚的作战中)如此众多的国家能够如此之快地动员力量参战的情况”。军事同盟给各参战国军事力量的作战带来了极大便利。但在同盟作战的实施过程中，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协调各参战国对于作战指导方面的不同考量，克服各参战国在装备制式、训练标准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困难等。这些困难得以克服，非北约成员国的作战力量得以融入此次行动体现出了西方军事同盟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与其他主要盟国在此次作战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工。

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卡扎菲同盟各国参战军力都得到了同盟的有力支援。在利比亚军事行动中担任美军欧洲司令部(USEUCOM)后勤部(J4)主任的海军少将布朗(W．A．Brown)和后勤部执行负责军官的陆军中校布伦特·科里尔(Brent Coryell)认为，在危机反应和需要快速遂行的作战行动中，首当其中的是通过外交等途径与国际伙伴协调空运航线。此次利比亚军事行动的一大优势就是美国和相关欧洲盟国已有航线协议，不需获取外交许可，因此节省了时间。在开设战区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欧洲国家的港口、机场等设施，这也都取决于盟友之间达成的开放协定。在作战过程中，动用分布于欧洲8个国家的18个基地，并同时扩建和加强11个空军基地，确保多国部队作战兵员能够安置，战机有停放空间，弹药有储存设施，这都是美国和盟国协调与合作的成果。其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西戈奈拉(Sigonella)海军航空站，因其跑道、战机停放和后勤保障设施完备，有七国部队进驻。盟国提供的前沿部署基地是各参战国战机战斗力的倍增器。根据英国国防部资料，英军参战伊始，皇家空军“狂风”战斗机从本土基地起飞，到利比亚遂行对地攻击任务，一次往返航程为4800 公里，沿途需要进行三次以上的空中加油。自3月21日起，“狂风”战机转场到意大利焦亚德尔科莱(Gioia del Colle)空军基地，遂行接下来半年多的作战任务。同时，在利用盟国设施进行作战的过程中，需要顾及对当地经济与社会产生的影响。夏季是西西里岛的旅游旺季，旅游业是西西里的支柱产业。为了不影响当地旅游业的长远发展，让“联合保护”作战人员从宾馆搬出，美国海空军工兵迅速建造了能容纳500人的临时居住区。

作为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美国在后勤保障方面给予所有参战盟国巨大的支持。依靠美国的全球部署，这种支援超出了利比亚战区的范围。2011年9月29日，在美国空军协会的研讨会上，美国空军战斗司令部司令吉尔马里·侯斯塔奇三世(Gilmary M．Hostage III)空军上将(9月前为中央战区空军司令)介绍，卡塔尔、约旦和阿联酋三个位于中央司令部辖区的国家加入利比亚的同盟作战。尽管利比亚作战并非中央司令部的任务，但考虑到这些国家的空军鲜有远程作战部署的经验，中央战区空军还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确保这些国家的空军顺利参战。首先，派人前往这三国空军传授空中加油; 其次，从战区空军司令部派出40名军官分赴三国空军基地及其在欧洲的前进基地，确保三国参战空军能够与各处的指挥与控制体系对接。在利比亚战争期间，美军还为参战盟国提供了弹药和油料等方面的保障。因为欧洲盟国所储备的精确制导弹药无法满足作战需要，美军欧洲司令部、各军种领导机关及其他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对外军事销售”(Foreign Military Sales)联动机制，明确各参战国对于精确制导弹药需求后，尽可能从欧洲司令部的储备中就近调运弹药到参战空军基地。在整个作战行动期间，美军通过“对外军事销售”机制向七个参战国空军提供了超过50个批次，总价值达一亿多美元的精确制导弹药，确保了没有任何一次任务因为缺乏弹药储备而被取消。然而，同盟各方在作战指导方面存在分歧。首先，在欧美国家介入战争之前和同盟行动初期，英国和法国对于作战的指挥体系存在不同意见。法国强调英法双边的联合指挥与行动，而英国则强调与美国的合作和对北约指挥体系的运用。根据英国皇家三军防务与安全联合研究所研究员阿拉斯泰尔·卡梅伦(Alastair Cameron)对相关决策者的访谈，英法两军的原计划是以双方联合空中打击拉开干涉作战的序幕，以彰显英法的军事合作，但英国在最后一刻改变计划，决定首先和美军一道，用潜射巡航导弹打击利比亚目标，于是出现了法国空军“单边”开始作战行动的局面。在作战初期，建立英法联合指挥体系一直是一个选项。

然而，当法国空军代表到英国空军基地商谈此事时，发现英国空军代表已经前往位于德国的北约盟军空军司令部。可见，因为英国军方反对英法双边指挥，使用北约指挥体系最终成为了唯一选项。 其次，基于对利比亚局势的不同认知，参战各方对于除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之外的作战重心存在分歧。一位英国皇家空军情报军官在访谈中指出，英国对于利比亚历史和部族的分析认为，米苏拉塔(Mizrata)战役是关键; 法国则认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布雷加(Brega) ，只要反对派武装能够在此取胜，就能推进至海岸线; 而卡塔尔的分析人员强调盟军应该鼓励柏柏尔人(Berbers)，因为他们对卡扎菲政权的态度模棱两可，一旦倒戈，即可扭转局面。最后，对于打击方式，参战各国也都有自己的看法。接受访谈的皇家空军指挥和情报军官表示，一些国家希望采取小规模的“震慑”行动，即一次行动打击多个卡扎菲政权目标，然后暂停数天，以观察效果，调整计划并且确定下一批打击目标。而其他国家则认为一旦目标出现，就要进行打击，方能对卡扎菲政权施加持续但相对有限的压力，同时鼓舞反对派武装力量，并让利比亚民众相信北约没有忘记他们。这些不同的观点都被整合到作战计划中。

在同盟作战中，各方还要应对不同国家军队指挥控制、装备制式、训练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带来的挑战。各方情报合作机制与情报传输系统的差异对于同盟作战产生了消极影响。美国空军驻法国空军联络官詹姆斯·德雷普(James H．Drape)上校在2012年9月发表于美国空军大学的《空天力量杂志》的文章中写道，因为英美之间的情报合作更为密切，且利比亚作战初期时间紧迫，法国空军军官无法与英美军官一道制定作战计划，拟定打击目标清单，只能每天自行制定作战计划，之后提交联合空中作战中心。一位英国空军情报军官指出，因为很多参战国不是美国和英国等国组成的最高级情报共享圈的成员国，“奥德赛黎明”行动所收集的情报无法被用于“联合保护”行动，极大地影响了作战效率。例如，因为情报无法互通，第一阶段行动已经受到打击的一个的黎波里附近的坦克车场在第二阶段行动中又被重复打击。美国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空军少校杰森·格林利夫(Jason R．Greenleaf)2013 年3月在《空天力量杂志》发表的关于利比亚空战经验总结的论文中提到，在计划和遂行“奥德赛黎明”行动时，美军使用的是“机密互联协议路由网”(Secret Internet Protocol Router Network，SIPRNET)；北约不仅无法接入这一网络，而且使用自身的“北约作战系统危机反应行动”(Crisis Response Operations in NATO Operating System，CRONOS)网络来传输保密信息。尽管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战场信息收集利用系统”(Battlefiel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Exploitation System, BICES)能够在前两种网络之间实现互联，但这一系统并未广泛装备美军，没有配发给负责利比亚作战的非洲司令部(AERICOM)。因此，利比亚作战行动指挥权由美军移交北约时，变得极为复杂。在“战场信息收集利用系统”到位前，没有任何渠道能够在各参战国空军之间传输空中作战任务的具体信息。联络官只能将任务基本信息交给飞行员，战机升空后才能通过预警机获取详细的作战命令。此外，很多法国空军战斗机无法与采用美军保密通信系统的美国预警机交换信息，只能在法军预警机升空后执行任务。法国新型“阵风”(Rafale)战斗机则可通过16号数据链(Link 16)从多种盟军平台获取目标和其他战术信息。

装备制式和训练模式之间的差异带来的挑战亦表现在盟国战机的空中加油中。根据参加利比亚战争的美国空军171空中加油机联队队长罗伊·厄普德格拉夫(Roy Uptegraff) 准将在美国空军协会在2011年9月举办的研讨会上介绍，美国空军主要采用硬管式空中加油，而参加利比亚作战的北约其他国家的战机主要采用软管式空中加油；此外，北约其他国家与美军也很少进行空中加油训练。虽然美军动用了能够在翼尖挂载软管加油吊舱，进行多点加油的KC-135和KC-10空中加油机，但由于来自空中国民警卫队和空军预备役的美军加油机飞行员并不会使用软管加油系统，起初与受油机的衔接并不顺利，给空中作战行动造成了影响。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美军飞行员掌握了软管加油技术。到2011年9月，171空中加油机联队已经出动飞机超过2500架次，飞行小时数超过22000小时，加油量接近一亿三千万磅。

在利比亚作战中，美国与英法等主要盟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工，即美军主要担负战役开始时的压制与摧毁敌方防空系统的任务，以及此后的作战支援任务，而战役中后期的打击任务主要由盟国承担。这一分工在作战初期已经规划，美国国防部3月25日发布的战报指出，北约接管指挥作战后，美军将不再参与禁飞区巡逻，有限参与截断和海上任务，只对后勤与空中加油、战场监视保持较高的参与度。 主要参战方投入作战的空中打击力量也体现了这种分工。美军欧洲战区海空军投入战斗机、轰炸机、攻击机共计50架。法国海空军投入“阵风”、“幻影”2000，以及“超军旗”等型号战斗机约42架，英国也投入16架“狂风”战斗机，6架“台风”战斗机，以及5 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意大利海空军投入“狂风”、“台风”、F-16、AV-8B 等型号战斗机约40架。在七个月的“联合保护”行动中，美军战机飞行架次占同盟国出动战机架次的25%，但承担了80%的空中加油与战场情报收集及监视侦察任务。其余的加油与情报收集任务，以及一半以上的打击任务则由英法两国战机承担。其他欧洲国家也承担了一部分任务。根据意大利空军提供的数据，其在行动中出动战机超过1900架次，38%为空中巡逻任务，23%为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14%为既定地面目标攻击任务，空中加油和防空压制任务各占8%，武装侦察和机动打击任务占5%，电子战任务占4%。丹麦、挪威和瑞典空军也承担了相当的打击任务; 截至2011年9月9日，挪威空军的6 架F-16战斗机承担了17%的打击任务。正如英国皇家航空学会(Royal Aeronautical Society)空中力量研究组在其关于利比亚空战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此次战役是一次“欧洲牵头，美国支援”的行动，是北约历史上首次美国不发挥领导作用，不提供大部分兵力的作战行动。

利比亚战争充分体现出发达国家同盟作战的优势。在同盟框架下，各国军事力量能够长期保持密切的交流与合作，为联合作战行动的实施打下了基础。2010年10 月，法国空军参加了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德国举行的“严峻挑战”(Austere Challenge)2010联合演习。为了加强与美国空军的联合作战能力，法国空军为这次演习作了一年多的准备，花费超过一百万美元试图解决美法两国指挥控制系统的不兼容问题。虽然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双方对此已有了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更为重要的是，“严峻挑战”2010演习加强了美法两国空军人员之间的联系和互信，使得双方在利比亚作战时配合得更为默契。 在同盟作战中，各国军方能够资源共享，密切协同，对于出现的新问题，如非传统盟国军队的加入、装备制式的差别，都能够做出应对。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同盟内部的分工，降低了各方(尤其是美国)参战的经济成本和国内政治风险，使得同盟作战成为一种能够被各方所承受的“可持续”的武装干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