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说史上，审慎（phronesis, prudence）作为一种古典德性，主要涉及在纷繁复杂的实践活动中对于善的谋划，是一种能够把握理论规范又能结合具体语境予以判断从而正确行动的品质。国内关于审慎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哲学分析，不过近些年政治审慎的话语也逐渐被重视，政治学界开始将审慎作为治理之道而讨论相关的政治问题。这种进路实际上是注意到了政治学作为一种智慧的传统，而在这种传统中，审慎毫无疑问是最值得借重的理论资源。

在现代语境中重申政治审慎作为一种智慧的政治学，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在理性主义的支配下，现代政治对工具性治理技艺的依赖日益趋 重，庞大的行政管理体系、膨胀的行政职能对应 着衰退的政治职能。这种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治理 使得公共管理日益工具化，目的或价值关怀并不被重视，从而也将国家推向一种纯粹的缺乏向善 性的工具性国家。与此相应的政治理论或是脱离 复杂的政治实践，或是将政治实践简化为纯粹应用性的政治技艺。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 “社会哲学在走向科学的道路上丧失了政治学曾经作为智慧和机智所具有的能力。”作为一种在实践中知道伦理上该如何正确行动的理智德性， 审慎所包含的实践性、价值关怀和慎思能力， 都可能有助于克服国家治理的技艺化、碎片化和抽象化，同时也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发现， 政治学在以实践为其品格的同时还需要以哲学为导向。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里， 审慎和政治学被认为是同样的品质， 不过它们有着不同的内容。政治领域的审慎或者说 “城邦事务方面的审慎” 与伦理学中的审慎有着本质上的相同。不过一般伦理意义上的审慎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审慎也常常被理解为同一个人自己相关。一般所说的审慎就指的是这种”。通常所理解的审慎是知道对自己而言的善的品质，而政治学意义上的审慎则是关注作为公民与政治行动者而言的，其目标是把握对于城邦为善的事物。根据格兰特的注解，《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八章力图把作为品质的审慎与作为科学的分支的政治学联系起来。“为使这两者相互间具有共同性质，政治学被处理为灵魂的品质和审慎的一种处理政治事务的形式。”就此而言，在现代语境中审视审慎德性及其政治意义， 是重申作为智慧的政治学较为可取的进路。

以审慎为视域理解作为智慧的政治学，最先凸显的问题是政治学的实践品格， 而审慎与技艺的区分是理解该问题的重要出发点。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审慎与技艺所处理的都是可变化的事物，而且它们都是合乎理性的品质，甚至技艺与审慎都同目的—手段的运行结构有关，但是他并没有将二者等同起来，反而是以制作与实践的区别将技艺与审慎对立起来。

可变化的事物包括被制作的事物和被实践的事物，而且制作理性的品质与实践理性的品质不同，也不互相包含，也即制作与实践并不是一回事，制作不是一种实践，实践也不是一种制作。这两种变化的事物又分别成为技艺与审慎的对象。技艺是制作理性的德性， 没有与制作相关的品质， 就没有技艺； 而审慎则是实践理性的德性。技艺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 被界定为等同于与真实的制作相关的合乎理性的品质， 是为了生成某物，由于制作与实践不同， 所以技艺与实践并不相关。在这个意义上的技艺（也即作为制作理性的德性）与审慎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制作的目的是外在于制作活动， 而实践的目的则在于其自身。这也就意味着审慎关注的是行动本身，做得好就是目的， 是一种能够正确行动的德性。与技艺以某个外在于行动的生成物作为对象不同的是， 审慎的对象是人的行动。

在实践与制作之区分的基础上强调审慎与技艺的区别，其政治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阿伦特充分阐发了这种区分对于政治或伦理活动的重要性。阿伦特根据制作与实践之间的区分去理解政治活动，并构建起一个公民践行德性的公共领域。“在技艺者的世界中， 一切事物都必须具有某种用途，即一切事物必须将其自身作为获得其他事物的一种手段……人就其是一个技艺者而言已经被工具化了，这一工具化意味着所有事物都堕落成为手段，意味着这些事物丧失了其内在的和独立的价值，以至于最终不仅制作的对象，而且 ‘整个地球和自然的所有力量’ 都丧失了其价值。”阿伦特反对以技艺的方式去理解政治活动，而是强调行动本身的重要价值。政治领域并非是技艺者的工具化世界，而是一个实践者在行动中彰显其德性的公共空间。技艺所面对的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而古希腊人的公共空间是自由的，它是行动的领域，不是劳动的领域。公民不需从事生产活动，因为奴隶制的存在， 他们得以脱离这些物质世界对人类的限制， 摆脱生物的必然性。在阿伦特看来，古代人每天都要穿过狭隘的私人领域，进入一个无涉物质的公共空间。因而，“阿伦特在表述其公共领域的意涵时，保存了古典时期的  ‘respublica’（公共事务、公共参与）的含义”。公民在这种公共空间通过行动向彼此彰显自己的德性，“积极地展现其个性，从而使自己出现在人类世界中”。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所强调的是公民的行动以及公民在行动中所展现的德性， 而不是支配性的政治权力结构，审慎德性或判断力因而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审慎的实践性对政治智慧提出较高要求， 原因在于审慎的实践性不同于科学技术或一般原则的简单应用。由于实践题材的变动不居， 作为一种实践理性的德性，审慎关涉的是具体情境中的正确行动问题。然而，审慎在实践中的作用不同于一般原则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伽达默尔充分阐明了审慎与原则的应用之间存在的区别，洪汉鼎在区分实践智慧（phronesis）与科学技术的应用时也有类似的讨论。“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一种简单的一般对具体的应用， 是一种单纯地把个别纳入一般的线性过程。实践智慧的践行由于它是要在可变的具体事物中进行行为，考虑怎样行为，因此这种践行决不是先有明确的一般，再将此一般简单地应用于具体事物，它往往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去提出一般，即使它最初可能有某种观念或理想，但这种观念或理想最初只能是一种模糊的图式（schemata），往往需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应用一般是先设定一个既定的一般性原则， 但审慎并不是像科学技术在具体情况下的应用，也即审慎的领域，不允许我们简单地通过把具体事例归于普通规则来演绎正确的行为准则。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一种线性的应用方式，它并不需要考虑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只是将一般原则直接应用于当前的条件中就可以了；而审慎则需要不断地对具体情境进行考量，每一次行动都是一种判断和推论的过程。

政治审慎首先要注意到在原则的抽象性与实践的复杂性之间存在的鸿沟。任何普遍的规范的意义，只有在其具体化中或通过具体化才能得到真正的判断和确定。行为的全部原理只能是粗略的，而非精确不变的……这里没有什么经久不变的东西，如若普遍原理是这样， 那么，那些个别行为原理就更加没有普遍性。在这里既说不上什么技术，也说不上什么专业，而只能是对症下药，看情况怎样合适就怎样去做。因而，若强调审慎在道德领域与政治领域的重要意义，则必然要注意到根据具体的情境审视一般原则，对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具体可以包括确定在此情境中适用何种原则或何种德性，甚或对一般原则予以修改和发展，而非像科学技术那样，把一般观念直接应用于具体条件中。

在这个意义上，审慎的实践性使得审慎作为一种德性，一方面为政治实践中的复杂性所需， 另一方面又凸显出政治理论应该具有的实践品格。政治生活是一个复杂的领域，普遍规范的构建是基本的，但规范本身的有效运行也需要能获得正确和良好的实践。审慎的实践性恰要求公民、政治家或官僚等政治行动者对其行动具有反思和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应由于制度的构建而被取消。同样，政治理论的现代发展也应吸 纳审慎所要求的实践品格，避免割裂理论之普遍性与政治实践的具体情境， 构建起一种独占性的真理式一般理论，从而将政治实践简化为一门纯粹应用性的政治技艺。不同于政治技艺， 基于审慎的政治智慧则需要一再面对具体的情境。这些区分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如何纳入公民的审慎德性及其积极行动、如何纠正法律普遍性所带来的缺陷等重大的国家治理问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审慎的实践性要求政治理论本身不应只局限于理论上的构建，这实际上也表明那些脱离具体语境来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变得更加不切实际。正如伦理德性的获得与其实践是密不可分的一样，政治实践中的审慎德性也要求关于政治的原则即便为真，以及关于在政治生活中秉持公正的吁求即便真诚，也唯有见诸行动才有意义。政治理论的实践品格因而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制度或政治原则的构建需面临具体的情境， 这里会涉及历史、传统与习惯等文化背景问题； 二是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的有效性端赖于其能否在具体政治生活获得良好的实践。审慎的意义唯有在政治学的实践品格中才得以彰显， 也即若满足于空谈的政治学， 其实是不需要审慎德性的。因此，由于实践与深思熟虑的密切相关性， 审慎与政治学在这个意义上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