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效应的发生机制被视为一个心理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如下：首先，受众头脑中必须储存着某一考虑事项，比如，言论自由、社会秩序等。如果受众记忆中没有言论自由的概念，那么他就不会受到言论自由框架的影响。在充和祝阿克曼看来，框架理论的一个主要的前提假设是，一项议题可以从多个视角来审视，这些视角隐含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偏好。人们在对某个议题做出判断和评价时，在他的头脑中存在一个信念的组合，但在做出判断时只有一种或少数几种信念会被激发。当媒体框架或精英框架进入受众视野之后，会跟受众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各种思维框架产生互动，并唤醒某一框架，使其在受众做出判断时占据更加优先的位置。由于人的头脑中这样的信念(或考虑事项)有很多，哪一种能够被唤醒并发挥作用往往取决于框架本身(如使用的措辞、表述方式等)，也可能取决于一些外部情境。比如，9.11事件后，美国公众的国家安全的信念就可能被唤醒，其重要性会优先于公民自由的价值。

在施斐乐看来，虽然议程设置和框架的过程基本是相同的，但是两者的心理学前提假定并不相同。施斐乐还认为，议程设置理论包含了启动(参见图2-1)，议程设置和启动在理论前提假定上相同，都依赖于心理学上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即大众媒体通过增加议题的显要性(salience)来提高议题在受众心目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框架效应有两个根源：一个是心理学的，一个是社会学的。心理学视角的框架理论建立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基础之上。该理论认为，人们在面临收益时不愿冒险而面临损失时则倾向于冒险。是否冒险依参照点而有所不同。而对某一议题的措辞的微小变化会影响到参照点的变化，或者说对议题的认知的变化。他们通过实验考察了本质上所指内容完全相同、但表述不同的讯息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判断。著名的例子就是前文提到的关于应对亚洲怪病的方案的实验。社会学基础的框架理论由高夫曼(Erving Goffman)等学者提出。他们假定个人不可能做到全面地理解世界，因而往往会根据他们自己生活的经历来理解世界和合理化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个人会利用一个解释性图式(interpretative schemas)或者基本框架(primary frameworks)来对信息加以分类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赋予其意义。

不过，关于议程设置和框架的心理机制，学者们仍存在不同看法。在有些学者眼里，议程设置和框架的心理过程其实相同，都是建立在可达性之上。这一心理过程强调的是受众是在无意识地、自动地接受框架或者议程，而不经过思考和权衡。而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内尔森等人认为框架并不是自动地通过可达性来发挥作用。在框架效应发生的过程中，个人会在有意识地、审慎地思考不同框架中的考虑事项的相对重要性之后再做出判断。

      框架理论的研究重点是诸如精英框架、媒体框架等各种框架会不会对公众的思维框架产生效应，如果产生效应，那么其具体条件是什么？哪些因素会增强或者削弱框架效应？

( 一) 测量框架效应

从现有成果来看，只有少数研究是以自然实验为基础展开的。与实验室试验相对而言，自然实验指研究者对现实中的事件或问题进行的类似实验的研究，一般是调查和分析某个在社会或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件(或新政策、新制度等)对研究者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产生了何种影响。就政治传播而言，一般指调查者在发生某个政治事件( 比如“水门事件”) 之前和之后分别做调查，以分析该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公众对社会议题(例如总统)的看法。这种情况一般是研究者在进行调查和研究时恰好发生了某个政治事件，该事件正好与研究主题相关，从而将被调查者自然地分为了事发前和事发后两个群体。这样就实际上排除了其他变量的干扰，使得研究者更为容易地甄别该事件对被调查者所造成的影响(即启动效应)。不过，大多数的框架效应研究论文都是以实验室实验为基本方法，这些实验一般会将被试分为若干组，观察在设定的不同情境和框架下被试的态度变化。许多研究以大学生作为被试，也有研究以普通民众作为被试。

从研究方法角度看，要确切知道框架是不是产生了效应，首先要有可靠办法来测量这种效应。框架是否产生作用，一般都通过比较来知晓。充和祝阿克曼总结出了三种测量框架效应强度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将受众置于某一议题的两个不同的框架下，以测量受众偏好上的差异。比如，对于“是否应允许三K党游行”的议题，为被试提供两个不同的框架，一个是言论自由框架，另一个是公共安全框架。如果两个框架下被试的态度存在差异，就认为框架发挥了作用。第二种方法是把被试置于一个与其原有价值观不同的框架下，测量该被试在这一议题上态度的变异程度。比如，被试的价值偏好是言论自由(可另设一些指标予以测量)，而当他被置于一个强调公共秩序的框架下时，测试其对诸如三K党这种他厌恶的群体的态度变化程度。如果被试相较于原始偏好，在该框架下态度发生变化，即认为框架发生了效应。第三种方法是将置于某个框架之下的被试与只获得了基本描述性信息而无框架的控制组的态度进行比较，以此测量框架的效果。运用这些测量标准，学者们对各种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政府开支、竞选经费、对高等法院的支持度、种族仇恨、教育和经济机会、外交政策，等等。

( 二) 影响框架效应的因素

影响框架效应的因素基本可分为三类：一是作为主体的媒体框架或精英框架的自身特性，二是作为受众的公众的个体特性，三是框架效应发生时的具体情境。框架自身的特性，比如议题中框架所使用的措辞、表述、形象等都会影响框架效应的强弱。在充和祝阿克曼看来，一个具有很强说服力的强框架更容易对个体产生影响。强框架往往借助象征、附和(endorsement)、修饰性语言而非提供直接的信息来塑造公众的意见立场。议题自身与党派和意识形态的联系、该议题在不同政党间存在共识的程度等也会影响框架效应的发挥。框架的重复率、出现时间都可能影响其效应。祝阿克曼认为如果某一框架比另外一个框架出现的频率高，那么该框架就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框架出现的时间越近，越容易被人们记住。媒体框架的信息源的可信度， 即消息源(来自哪个媒体、政治家等)自身在客观性、真实性、领导力、人格魅力等方面的声誉也是影响框架效应的重要变量。可信度高的媒体登载的报道要比声誉差的媒体的报道的框架效应更明显，声誉好的政客的话语也比声誉差的政客的话语框架效应明显。不过，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往往存在相互抵消或叠加的影响。比如，对于一个频繁出现的框架和一个强框架哪个更有影响力，目前的研究仍存争议，有待进一步研究。

就个体特性而言，影响框架效应的因素有三个：第一，个体党派倾向的强弱，党派倾向弱者更易受媒体框架影响，而党派倾向强者一般更易受到政党框架的影响。第二，个体意识形态倾向，一般认为，个体会更容易受到与自己既定政治倾向一致的框架的影响，而抵制那些与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不一致的框架的影响。第三，个体政治意识水平(political awareness)，即个体对政治知识和信息的熟悉程度和辨别能力。关于政治意识水平对框架的影响，有不同的结论。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掌握政治信息的多寡会影响框架效应的发挥。那些政治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人，相比那些对政治信息知之甚少的人来说，会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更少受到其他框架的影响。因为政治信息多的人往往拥有自己的框架，不会轻易受外界的干扰。而内尔森等人的研究结果则显示， 更熟悉某项议题的人或者说更有知识的人和那些不熟悉该项议题的人相比，会更容易受到框架的影响。对威权时代的巴西民众研究之后，扎勒和盖迪斯指出，政治意识水平中等的人相比水平低或高的人更易受媒体信息的影响。

框架效应发生时的情境分为两种具体情况：一是受众接触的框架是单独出现(无竞争性框架)，还是与其他框架同时出现(有竞争性框架)，以及不同框架之间的强度有何差异。框架强度的基本含义指在一篇报道中，虽然不同框架都出现了，比如公民自由和公共安全，但是公民自由框架是被重点强调的，而公共安全则被轻描淡写，那么这两种框架在强度上就是有差别的。斯奈德曼(Paul Sniderman)和瑟瑞奥特(Sean Theriault)的研究显示，当人们被置于一个单一框架之下时，框架会有明显效果，但是在面临一个存在两个对立性框架的情况时，框架效应就消失了。学者较为关注的另外一种情境是，框架出现时受众处于什么样的讨论氛围。受众处在一个对某议题存在不同观点的异质性群体中和处在一个只有相同观点的同质性群体中，框架效应会有所不同。例如，公民审议(citizen deliberation)，即公民间展开协商民主式的充分讨论就会对框架效应产生消减作用。此外，框架出现的时机、次序以及框架与竞争性框架之间对立的剧烈程度都是影响框架效应的情境性因素。

现实中的框架效应是在以上三个大类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当各类因素交织在一起时，框架发生的作用机制和效应就显得非常复杂。学者们的研究基本围绕这些因素展开，其目的则是识别这些因素各自对框架效应发生的影响，以及在这些因素交互作用下对框架效应是否存在抵消或者增强的效果。

祝阿克曼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具体的情境(比如个体处于一个政治倾向相同或不同的群体中、其所接受的框架是正面还是负面的，等等)和个人特性(比如个体的政治倾向是偏左还是偏右)都会影响框架效应的强弱。他们的研究显示，当被试群体处在一个没有竞争性框架和被试群体内部存在讨论但讨论仅限于相同意见者之间时，框架效应就比较明显。但是，当被试群体所处环境发生如下变化: 第一，存在竞争性精英框架，即存在两种不同的精英话语构建的框架；第二，群体内存在讨论且讨论是在不同意见者之间展开，这时，框架效应要比那些只接受了一种框架且只在观点相同的群体中参与讨论的情境下更弱。而一种负面框架(对某一议题主要以负面的表述为主) 相比于正面框架(对某一议题更多地强调其正面意义的表述)来说，会具有更大的框架效应。这些研究证实，当人们知晓了不同的框架，并对这些内容进行辩论和讨论之后(civic deliberation)，框架的效应就不那么显著了，人们对某个议题的观点会更加成熟，会更加依赖自己独立的态度去判断该议题。

斯洛瑟斯(Rune Slothuus)和戴维斯(Claes de Vreese)以心理学视角的“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理论为分析基础，通过实验方法探讨了当一个议题由某个党派来设定框架时(即政党框架)，人们是否会受到该框架的影响，以及什么样的人群更易受影响。他们的实验结果显示，当面对一项议题时，公众会追随由其所属政党所设定的框架，也即政党框架效应会发生，特别是当该项议题在不同政党间存在明显争议或冲突时更明显。在那些政治意识水平更高的群体中，这种偏好会更为明显。如果该议题在不同党派间的争议不大或者说共识较多时，公众便不那么强烈地受到其政党框架的影响。祝阿克曼等人的研究结果还显示，精英、政党间的极化所形成的对立氛围会从根本上改变公众对某一议题的判断。政党间在舆论上的极化会增强它们对公众的影响，同时降低与议题相关信息的影响力，并且激励那些缺乏事实依据的意见持有者的盲目自信感。也就是说，当精英和政党严重对立时，公众也会陷入对立，并且不再看重事实(信息)本身。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精英框架、政党框架都会影响受众的舆论立场。在一个精英严重对立的政治氛围下，社会整体也将陷入尖锐对立。这时候，“事实是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人们的政治判断和立场观点将不再依赖事实而更多依赖其政治倾向。这种政治社会环境将严重威胁民主的良好运行。

总之，随着学者们对框架效应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什么因素会影响框架效应，以及这些因素之间如何互动。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政治信息传播的复杂性，其背后还隐藏着许多秘密有待揭示。

本文对框架理论在国外的研究现状做了简要介绍和梳理。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并且资料的获取也存在一定难度，本文所涉及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国外框架理论研究的全部作品。不过，从这些成果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框架理论的研究进展。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也可以看到，目前主要的传播理论基本都是由美国学者提出的，这也显示了美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传播偏重宣传，带有强烈的政治动员色彩和对策研究导向。从政治宣传研究到政治传播研究的转型被认为直到21世纪才出现。从学者对国内政治传播研究现状的总结可以看到，国内的研究以传播学为学科背景的成果居多，以政治学为学科背景的成果相对较少；对策性、战略或策略性研究居多，学术性研究较少。从研究方法角度观察，现有研究素材以报纸等文本和政府宣传机构的政策和行为为主，以问卷调查、实验方法为基础的实证性的量化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偏重媒体议程设置或者媒体框架，而很少对受众特性进行分析。从学术贡献来看，目前国内政治传播研究尚未提出诸如议程设置、框架这样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概念和理论，缺乏政治传播理论创新方面的贡献。有学者曾批评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存在的“口号型”“标签型”研究在政治传播研究领域同样存在。近年来，中国传统媒体的转型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和进步也为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条件。但是，丰富的研究素材只有通过训练有素的研究者的整理和分析才有可能实现从一堆杂乱无章的现象到科学理论的升华，而即使是科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突破，也往往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才能实现的。因此，要提高国内的政治传播研究水平，就必须积极了解国外学术界的已有研究成果，评估其在科学研究上的理论贡献，借鉴其研究方法。

尽管国内学界对框架理论已做了一些引介性研究，但运用这一理论对中国政治传播现实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还相当少见。那么，框架理论是否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政治传播现象呢？笔者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的。

首先，框架研究的对象，即各种框架和框架效应在中国和外国都存在，差别只在于具体表现形式。中国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媒体框架的表现形式、公众框架的具体特性可能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别，但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框架理论所揭示的政治传播的内在作用机制和心理学基础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不局限于哪一个国家。并且，随着中国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的媒体运营机制、大众的价值观和政治传播内在机制与发达国家的相似点越来越多。最近已有国内学者利用框架理论分析中国民众舆论倾向的成果发表。

其次，由于议程设置和框架理论所关注的对象具有高度重合性，而议程设置理论已较多运用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框架理论具有同样的理论适用性。但是，由于现有的议程设置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媒介议程，而对媒介议程的受众———普通民众缺乏深入研究，因此，仅仅运用议程设置理论并不足以解释现有的政治传播现象。

最后，运用框架理论研究中国的政治传播现象，有助于执政党认清复杂现象背后的规律，以便制定科学、合理的对策。传统的思想宣传教育多采用单向灌输方式，很少用说服式的、隐蔽的框架。当信息来源日益多元、信息自身倾向也日益多元并且公众在政治倾向、政治判断能力等自身特性方面发生明显变化以后，传统的政治宣传、舆论引导的做法必然面临严峻挑战。目前相关的党政部门在宣传战略和思想教育领域的战略和对策总体上滞后于时代发展。近年来，应对屡屡发生的许多舆论热点问题时，传统的宣传战略和引导手段难言成功。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普通公众，以及在舆论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网民缺乏了解和深入分析。

当前，国内政治传播领域的许多基础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都有待学界去探索。例如：威权人格、社会支配倾向、认知闭合等人格的、心理的特性在人们接收和接受媒介信息时扮演何种角色？在新媒体时代，媒体对某一信息发布越频繁，公众是否会更容易接受和相信该信息？个体在接收、认知、评价某一舆论议题时，外在的媒体信息(或框架)和个体内在的心理特性、意识形态倾向以及受众框架之间如何互动，从而形成对舆论话题的最终判断？什么样的媒体框架会更容易被公众接受？在当前的中国，是否也存在类似西方国家那样的媒体框架(或政党框架、精英框架)效应？如果存在，那么什么样的情境会对这些框架产生的效果起到强化或弱化的影响？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在借鉴国外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笔者已设计并实施了若干实验和调查，以此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成果将陆续发表。

运用议程设置、框架和启动理论对中国的政治传播现象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看清碎片化的事实背后的逻辑，而且也有助于完善甚至修正现有理论的不足和缺陷。如果说框架效应是一个客观存在，那么学者们通过潜心钻研发现其中的规律，无疑会推进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水平的国际化；而政府通过了解框架效应的研究成果，也可以更确切地掌握真实民意并制定相关的舆论引导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