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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静 | 当前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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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并非必然以和平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曾切实遏制了政府的修宪进程。面对第二届安倍内阁制造的又一次宪法危机,日本知识分子积极开展护宪运动,实际改变了政治议程与社会舆论,体现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其代表性思想是立宪主义。现有知识分子护宪团体能否坚持在国民主权、立宪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与政府违反宪法、违背民意的行为进行斗争,将直接影响未来宪法问题的走向。



二战结束至今,宪法问题是日本政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虽然政界保守势力修宪意图强烈,并长期占据国会多数席位,但由革新政党、日本国民和知识分子等构成的护宪力量在历史上曾切实遏制政府的修宪进程,今后也仍有可能发挥重要影响。在第二届安倍晋三内阁寻求政治外交的根本性变革、制造又一次宪法危机的情况下,关注护宪运动及其思想的整体变化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有着不同于革新政党反修宪运动、市民和平运动的开展方式和指导思想,其思想特征在各阶段体现出不同特点。由于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多采取启蒙活动而非街头运动的方式,往往看似不如政党、市民运动引人注目,但作为思想和实践的先锋,知识分子护宪团体为革新政党提供了智力支持,引领了市民运动中的社会舆论,并在对抗政府修宪势力( 如岸信介内阁 “宪法调查会”)的过程中发挥了政党、市民团体无法替代的关键性作用。本文将在战后日本修宪—护宪政治过程的脉络中,集中关注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并对其指导思想进行初步分析,以期为全面认识日本宪法问题乃至整体政治走向提供帮助。

一、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的轨迹


作为观察当前日本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的背景,以下将概述战后以来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的简要特征。


(一)20世纪50—80年代


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出现的背景,是 20世纪50年代政界保守势力主导的第一次修宪高潮,而标志其达到顶峰的事件,是内阁“宪法调查会”的成立。1957年8月,岸信介政府在内阁中设立“宪法调查会”,规定其职责是“审查《日本国宪法》,调查审议相关问题,将其结果向内阁或通过内阁向国会报告”。作为设立在内阁中的机构,该会未经国会授权而从事修改宪法的相关调查审议工作,有违宪的嫌疑。因此,虽然岸信介表示希望社会党参加,并邀请宫泽俊义、我妻荣等著名学者出任会长,但社会党、宫泽、我妻及许多学者都拒绝加入。最终成立的宪法调查会包括国会议员和学者,但修宪论者占90%以上。其实质并非单纯的学术研究机构,而是岸信介内阁为修改宪法、实现再军备而制造舆论的工具。


面对上述局面,1958年5月28日,大内兵卫、茅诚司、清宫四郎、恒藤恭、宫泽俊义、矢内原忠雄、汤川秀树、我妻荣等八名学者联名向 46名当时各领域的一流学者发出 《关于设立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倡议书》,倡议成立宪法问题研究会。6月8日,宪法问题研究会正式成立,学者们规定研究会首先是 “纯粹的学问研究会——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但同时也是 “为国民而存在的研究会——不辞进行启蒙活动”。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


宪法问题研究会没有政党背景,也不直接从事游行集会等街头运动,而是通过月例会、演讲会、出版物、声明等方式开展启蒙活动,但对修宪和护 宪双方都产生了切实的政治影响:(1)学者们的态度是使社会党最终决定拒绝加入宪法调查会的原因之一。宪法问题研究会虽非社会党系的团体,但学者们对社会党的相关方针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2)宪法问题研究会也在媒体、国民中引起巨大反响,被普遍认为“在学术上、政治上的影响力都超过宪法调查会”,“对有关宪法问题的舆论形成发挥着重大作用”。(3)《宪法调查会报告书》(1964年7月)最终未提出明确的修宪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宪法问题研究会一系列努力的结果。资料显示,政府与宪法调查会是将宪法问题研究会当作几乎与社会党同等重要的对抗势力来看待的。除开展启蒙活动外,学者们针对宪法调查会可能出现的修宪论调进行了周密准备表明若其提出修宪结论将明确进行反驳。真野毅、佐藤功作为宪法调查会起草委员会成员,对最终报告书的写法也施加了一定影响。由于与宪法调查会的斗争不涉及议会斗争,而主要是有高度现实性的理论论战,社会党及其领导的护宪运动与市民和平运动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实际上都无法与直接同宪法调查会形成对峙局面的宪法问题研究会相比。(4)在安保斗争和地方革新自治中,宪法问题研究会及其成员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 18 年间的启蒙活动,宪法问题研究会被认为是战后日本良知的象征,“对国家的方向也产生了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宪法问题研究会的护宪思想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放弃战争、不要军队的 “和平主义”,而是捍卫国民主权的民主思想。在提及 《日本国宪法》的三大原则时,绝大多数团体或个人(无论是修宪派还是护宪派)都会首先列出  “和平主义” 这一原则,而宪法问题研究会则总是把  “国民主权” 放在第一位。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研究会思想实质的体现。研究会的学者们注重启蒙国民的主体性精神,并将民主作为自身行动的指南,以高度的责任感思考日本的历史与未来,在必要时积极发挥知识分子的政治影响力,与政府侵害国民主权的行为进行斗争。可以说,研究会之所以能有效遏制修宪进程,正是因为它在护宪运动中落实了国民主权的思想。


(二)20 世纪80年代至 21 世纪初


宪法问题研究会于1976年解散,但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8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也在组织方式、活动内容乃至定位宗旨上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宪法问题研究会,但护宪思想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变化。


“全国宪法研究会”在宪法问题研究会解散后延续了每年5月3日的宪法纪念演讲会,常被视为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后继者。但全国宪法研究会从创立之初就缺乏基本一致的护宪理念。90年代以来,全国宪法研究会的研究课题以基本人权、和平主义方面的内容居多。2000年之后,“民主”虽频频成为其研讨会的关键词,但多被等同于“多数决” 而当作立宪主义的对立面,并不具有宪法问题研究会时代的指导性意义。1999年、2001 年,全国宪法研究会曾以“有志研究者”的名义就 《周边事态法》《反恐特别措施法》发表过抗议声明。但学会内部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作为内部意见多样的学术研究组织,以学会名义发表声明不适当、是政治利用。此后学会未再发表过相关声明。


“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法律部会”在形式上延续了 “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 时代的 “民主” 号召,但对 “民主” 含义的解释发生了变化:“所谓民主主义并非狭义的概念,在国民主权之外,还含有重视和平主义或基本人权保障等现行宪法基本价值的意味。”这一阶段,该组织的声明也多是强调和平主义与基本人权保障的内容,而对国民主权的强调则相对薄弱。


“宪法再生论坛”在形式上与宪法问题研究会最为接近:由各领域著名学者发起,成员40人左右,旨在通过演讲、出版等非政治性的研究活动影响宪法问题的发展。不过,宪法再生论坛成立的动机是在“9·11”事件的背景下,号召“超越暴力的循环”。学者们指出了民主与和平主义的价值,但并未像宪法问题研究会那样强调国民主权对于避免战争的意义。其后成立的“九条会”以发扬宪法第九条精神、联络各界拥护第九条人士为目标,旨在 “争取‘保卫第九条’的过半数舆论”,并不将成员仅限于知识分子。这两个团体有着不同的存在方式,但相对都更加强调和平主义而非国民主权的思想。


从以上团体的思想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和平主义取代民主思想成为知识分子护宪思想的主流,而宪法问题研究会时代所倡导的国民主权的精神并没有得到发扬。这实际上也正是知识分子护宪团体影响力衰退的思想原因。20世纪90 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积极推进修宪,在国会中设立宪法调查会,并在未经充分讨论的情况下对 《国民投票法》《教育基本法》等重要相关法案进行强行表决,其违反民意、践踏国民主权原则的行为比60、7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以和平主义为主要诉求的知识分子护宪团体,未能像宪法问题研究会那样对这些侵害国民主权的修宪进程进行有效批判和斗争。

二、既有知识分子护宪团体的延续与变化  


在第一届安倍晋三内阁之后,包括民主党内阁在内的几届内阁未将修宪作为首要政策重心,但包括不少民主党人士在内,政界主要势力也从未放弃修宪意图。短暂成为在野党的自民党于 2012年4月提出新修宪草案,其中规定日本国民必须尊重太阳旗、君之代,并增加了“国防军” 等内容。2012年12月成立的安倍内阁再次将修宪作为最主要的议题积极推进,从“修改宪法第 96 条”到“解释修宪”再到“解禁集体自卫权”,从干涉日本广播协会 ( NHK) 、内阁法制局人事到设置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从强行表决《特定秘密保护法》到强行表决“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日本国宪法》面临战后又一次重大危机。对此,日本各政党及国民、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开展了相当 规模的抗议活动。知识分子护宪运动一方面表现出与之前阶段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一定的新变化。


全国宪法研究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法律部会、九条会等团体,在这一阶段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积极发出声音,在指导思想上基本体现出原有的特点,但在危机面前更多地强调了立宪主义、民主主义。全国宪法研究会仍主要将自身定位为学术研究组织,表示不以学会名义发表声明。但除定期例行研究会外,该学会继续在每年 5 月 3 日举行宪法纪念演讲会。2014年演讲会听众超1000 人;2015年演讲会以“思考战后 70 年、何为宪法的历史精神”为题,听众近900人。2015年7月11日,在安倍政府对安保法案进行强行表决前夕,全国宪法研究会组织了题为“从宪法看 ‘安保法制’”的紧急演讲会,学者们结合 “砂川判决”分析 “集体自卫权”及“安保法制”的问题所在,批评现政府破坏民主主义、立宪主义的行为。研究会代表水岛朝穗表示,全国宪法研究会 虽然不会发表声明,但学者们将以每个人的学术生命去努力。


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法律部会除指出民主主义与战后初期存在关联并具有丰富含义,也对自身的任务做出了如下解释:“‘民主主义’意味着民众的联合、协作、参与,‘科学’意味着在法解释的同时认识法现象的重要性,‘法律’ 意味着在专业性的基础上对法加以整体性的把握。”近年来,该会就《特定秘密保护法》、“解释修宪”、安保法案及其强行表决发表了一系列抗议声明,在主张基本人权与和平主义的同时,也明确指出相关法案的内容及成立方式都与立宪主义相抵触,是对国民主权原则的践踏。


九条会主要通过建立草根组织体现国民的声音,到2014年,日本各地各界的 “九条会” 组织已有7500个。2015年2月,九条会发表 《阻止从根本上颠覆宪法 9 条的 “战争立法” 和修宪暴行———从全国草根层发出主权者之声》的呼吁书,并组织各种学习会、发起请愿署名活动,各种规模的“九条会”也在全国各地的抗议集会中积极发出声音。除了和平主义的一贯诉求,九条会也批评安倍内阁“在国民多数表示反对的情况下进行强行表决,是在双重意义上践踏立宪主义的暴行”。


与宪法问题研究会在形式上最为近似的“宪法再生论坛”,除每月例行研究会外,在2008年、2009 年针对当时的政治现状举办了讨论冲绳美军基地、民主政治危机的演讲会。其后,虽然宪法再生论坛已暂停开展活动,但“以此为母体形成了‘宪法 96 条会’”,后来成立的“立宪民主会”中也有许多学者是宪法再生论坛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