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内外战略调整的概览与评估，并且结合前文对越南战争后美国霸权由衰落到变革再到更生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本轮战略调整所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内部和外部障碍似乎也更多，因此其成效截至目前并不十分显著。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直接原因是当前美国在变革进程中出现了两个 40 年前并不存在的新变量，而其深层原因则植根于美国对冷战终结原因的历史性错误认知之中。
首先，当前美国国内改革面临的新变量（也是其最大障碍）是政治社会的两极化问题。1969 年尼克松上台时，尽管美国同样存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但一股自发形成的强大社会思潮反而增进了社会团结，并最终成为改革的动力。一方面，以青年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为主体的新左派及反文化运动对现存制度表达了不满和抗议；但更重要的是，这股由不满汇成的思潮并未导致阶级和党派对立，社会的主流共识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内部改良”，因而强化了平等、宽容和爱国意识。反观 2009 年以来随着社会矛盾加深而出现的“占领华尔街”等运动，表现出的却是美国广大中产阶级内心深处的强烈愤怒和对精英阶层的失望。由于中产阶级是构成美国社会的主体，因而这种局面威胁到了社会稳定的基础，使原本富足的美国“社会资本” ( social capital ) 遭到损害产，同时，政党的两极化也严重侵蚀了美国的政治能力，大大延缓了国内改革的进程。
其次，当前美国在对外战略调整方面面临的新变量则是国际格局和外部挑战的复杂化。越战期间，虽然外部挑战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也构成了明显威胁，但两极格局下的传统大国战略博弈较之当前多极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全球性问题与日俱增来说，要简单和明确得多。2009 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在进行对外战略调整时，不仅需要应对中国等新兴大国崛起带来的国际格局变迁，而且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还需要处理各类国际和地区的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这对其战略的有效性造成了牵制。
笔者认为，上述内外阻力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对冷战终结原因的历史性错误认知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大战略失误。从结果来看，美国的确赢得了胜利，但冷战结束的直接原因是苏联放弃对抗、退出霸权竞争，并非美国从军事上战胜苏联，而其决定因素则是苏联国内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异常僵化、积重难返，同时决策者又采取了激进的改革措施，最终造成自身的解体，虽然美国通过在外交、军事、经济及价值观等多方面施加压力，在客观上加速了苏联解体的历史进程，但苏联内部的治理失败才是其崩溃根源。
然而，美国精英层却将冷战终结的原因和结果混为一谈，均将其视为“自由世界”的胜利。这种误读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一方面，美国的自信心变得极度膨胀，使其对内被新自由主义所绑架，造成国内意识形态和阶级结构严重失衡，最终出现次贷危机爆发、贫富差距扩大、两党恶斗频现和社会矛盾加剧等恶果。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对外滥用武力，大肆输出本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造成地缘政治失衡和诸多后发国家的内部治理困境乃至人道主义灾难，尤其是深化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最终致使恐怖主义泛滥，危及自身安全。正如美国资深战略家布热津斯基 ( Zbigniew Brzezinski）所指出的，美国 20 年来的对外战略完全浪费了冷战和平终结所带来的“红利”，伴随这种盲目自信而来的“浪费”给美国造成的最消极战略后果是精英层丧失了改革传统，以至于有学者得出了20 多年来美国“没有什么改革 ” 的结论。
然而，进行历史比较的最重要现实价值并非使我们明确这两轮战略调整存在的上述差异，而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宏观和辩证的视角，以观察美国战略行为中具有更深刻意义的一致性和相似性，从而帮助我们找到分析当下和未来美国权势变迁的关键线索。 一方面， 尽管当前和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国际地位等方面存在具体差别，但我们依然无法否认这两轮战略调整本质上所拥有的极强的可比性。首先，二者面临的战略环境和战略调整实施的内在逻辑完全一致，即在美国深陷内外交困和霸权相对衰落的逆境下，自由主义的改革传统赋予其一种近乎“本能”的应对危机、走出困境的反应，使之能够及时扭转既有战略观点中的偏差，进行内政外交的根本变革。其次，二者的根本出发点及最终目标都是重振美国霸权，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式则是通过战略纠错和外交布局为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并以国内变革作为修复霸权的核心路径。因此，尽管面临种种阻碍并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当前美国的改革进程已经启动，且正大体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推进。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历史比较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是，自由主义的改革传统使美国的内外战略调整呈现出鲜明的渐进特征，并使其霸权具备强大且持续的内在韧性。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美国在越战后曾先后经历了大约 5 年的战略纠错期 ( 1969 - 1974 ) 、12 年的外交布局 ( 1969 - 1981 ) , 以及近20 年的国内社会改革 ( 20 世纪 70 年代）和经济改革 ( 20 世纪 80 年代），才最终完成了战略调整的任务，重塑和修复了自身的权势并使霸权地位达到新的顶峰。因此，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2009 年以来的此轮战略调整仍处于初期，故而当前对美国霸权衰落与否的任何判断都为时尚早。本文认为，奥巴马政府仅仅完成了内外战略纠错的任务，而对外战略调整和国内经济、社会改革等更为繁重和复杂的中长期任务则刚刚起步，需要今后数届政府的不懈努力才有可能最终完成。当然，考虑到上文论证的当前和未来美国内政外交改革所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和新障碍，此轮战略调整的前景尚难以预料， 其成败的关键在于民主、共和两党的精英能否在反思“后冷战”时代美国大战略失误的基础上，就改革达成妥协并努力重塑社会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