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转型升级在某种程度上更为迫切。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令世界各国尊敬的国家，是很多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年轻人的就业目的地。但在国内，有一部分人依然在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来“观照”中国，经常认为中国某些方面不符合“标准答案”。

应该认识到，来自西方中心主义的“标准答案”具有历史阶段性。改革开放让中国敞开了大门，我们不仅吸纳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还学习其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乃至思想体系。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作为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世界政治学科（过去习惯称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理论），很多内容是按照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比如著名的阶级论、帝国主义论在一段时间内被边缘化，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简称“三大范式”）则非常流行。

了解并理解西方知识体系非常重要，否则就不知道对方所思所想，无法和其对话。但是，一定要认识到，从比较政治学中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范式，到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范式”，都是为既定的西方国内政治结构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学术范式的形式维护西方的国家利益，中国人按照这些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去研究中国政治、中国的对外关系，事实上是在强化他人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来自西方知识体系的世界政治学科（包括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的实践发展需要。

当前，我国与非洲、南亚次大陆、拉丁美洲等地区的非西方国家联系较多、合作频繁，但我们的相关知识积累明显不足。不同于人文学科，世界政治这样的应用型学科必须服务于重大现实战略，这是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同时，其学科发展也是国家战略带动起来的，没有国家战略的需要，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这些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以及发展理论的诞生（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均是由美国战略需要带动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年轻学者纷纷走向非洲，进入近邻拉丁美洲，前往亚洲，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到非西方社会研究中，并试图去改造非西方国家。反观我国当下，“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学科中的研究热点，但是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理解还相对滞后。在中国世界政治学界，研究非洲问题或东南亚政治的研究人员，出国留学或者进修的目的地基本上都是美国、欧洲，这种现象意味着我们还是在学习和研究欧美，而不是研究非西方国家，以至于我国世界政治学科面临严重的知识短缺。

国家战略需要和学科性质的关系决定了中国世界政治学科关注的焦点应该有一个大转身：一方面，知识“存量”依然是重要的，因为欧美依然是中国的战略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中国迫切需要知识“增量”，即对非西方国家的深度研究和深刻理解，正如我们有很多美国、欧洲、日本问题专家一样，中国需要更多的非西方国家的国别问题专家。辨识国别专家的基本标准是，要熟悉当地语言，在当地有学术界或者政界的朋友，当重大事情发生后能迅速根据专业的国别知识做出判断。就此而言，我国的非西方国家的国别问题专家恐怕为数不多。要培养此类专家，应做好几方面的工作：过语言关，支持更多的人学习西班牙语、法语和阿拉伯语等，这就需要进行课程调整，增加对本学科学生的小语种教学；调整留学政策，资助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学生前往其研究对象国去体验、学习和生活；提升去非西方国家留学的待遇——这是很多发达国家曾经采取过的政策；中国年轻人要有奉献精神和冒险精神，因为与去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去非西方国家要面临更多的困难。

研究非西方国家不但是一种知识转型，更将是我国世界政治科学的升级。中国是非西方国家的一个代表，研究历史上的中国对外关系就能强烈地感受到，很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比如，无法用“国强必霸”的现实主义理论来诠释奉行“天下观”的中国；“修昔底德陷阱”不能用来分析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很多美国学者只关心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却少有了解……理解中国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发展，而研究非西方国家，势必会给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带来更多的挑战。

总之，我们熟悉的关于发达国家的知识依然重要，但在当下，我国对非西方国家的知识更加渴求。就研究发达国家的国际政治学科而言，研究重镇主要分布在一些名牌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而一些边疆地区的大学利用“地利”优势，在研究非西方国家的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就，使得我国世界政治学科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一带一路”倡议为边疆地区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机会。这也意味着，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重镇如果没有危机意识，如果不能及时提供基于非西方国家研究的新知识，其优势地位将会被大大削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