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文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欧在制造业竞争力上长期保持着全球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失去了全球政治的主导权，但西欧各国通过一体化扩大了内部市场，并保持了在诸多产业领域的优势。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的产业竞争力逐步消退，传统制造业正在面临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激烈竞争，相关工业制成品附加值和全球市场份额的变化都明显不利于欧盟。曾被欧盟寄予厚望且投入了巨量政治和技术资源去培植的若干新兴产业，比如太阳能、风能产业以及卫星导航等，结果都是为他人做嫁衣。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形态变迁，原本可以为欧盟提供巨量优质就业机会的行业都正在或者即将出现不利于欧盟的剧变，比如汽车向电动汽车的转型以及中国在高铁和大飞机等领域的赶超。更为重要的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中涌现出一批以数字技术为手段深度改造社会生活场景的科技巨头，比如美国的亚马逊、谷歌、特斯拉、优步、脸书、苹果等数字经济企业，中国则有腾讯、百度、阿里以及京东、科大讯飞等对应物；而欧盟几乎没有一家此类企业可以与之竞争。欧盟也有大量中小型创新企业，但是其中的佼佼者几乎都难以逃脱被美国为首的外部巨头收购的命运。对于这种格局，欧盟政治家也开始警觉。早在21世纪初，欧盟委员会就20世纪90年来以来欧美生产率增长差距逐渐拉大这一现象组织了相关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欧盟的制度环境抑制了产业结构调整进程，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面对美国“再工业化”的刺激以及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在制造业上的崛起，德国作为欧盟的制造强国于2006年和2010年分别出台了《高科技战略2006—2009》和《高科技战略2020》两个全国性的高科技政策，并于2011年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旨在巩固其制造业的全球地位。近年来，欧盟相关科技从业者也愈发认识到其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展的滞后，Atomico&Slush在连续三年发布的《欧盟科技现状报告》中深刻剖析了欧盟知识型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下文将以大量产业案例和相关统计数据为经验证据来说明欧盟产业停滞的趋势。这一主题昭示着笔者对欧盟前景的相对悲观态度，但是论证欧盟悲观论的合理性并非本文的学术兴趣所在，我们的研究出发点是要借助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命题和全球竞争力消长变迁的原因和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的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

二、文献回顾

欧洲悲观论者过去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货币经济领域和文化社会领域。其中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比如沃尔特·拉奎尔（Wlaiter Laqueur）在其2007年出版的《欧洲的末日》一书中表达了对欧洲未来的悲观预判。布鲁斯·桑顿（Bruce S. Thornton）则在文化决定论上走得更远，认为欧洲的衰落源自其对基督教文明的背弃，产生了信仰的真空。

经济视角的欧洲悲观论，多数集中在欧盟货币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如保罗·格劳威（Paul De Grauwe）和季月梅（Yuemei Ji）在2012年发表的《欧元区自我实现的危机：一项经验检验》一文中指出，欧元区主权债券市场较非欧元区国家更易受到自我实现的流动性危机打击，这可能会推动欧元区成员国陷入不利的均衡状态。他们在2014年另一篇论文中指出，欧元区危机留下了不可持续的政府债务水平，除非债权国愿意考虑进行债务重组，否则这些债券将继续强化欧元区的通缩；而制度创新不但未能解决欧元区设计缺陷所致问题，反而导致欧盟官僚机构的扩权和民主赤字的恶化。

对于欧盟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具体产业发展及其政策的分析，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政府引导作用的必要性和策略性。比如茱莉亚·希尔德迈尔（Julia Hildermeier）和阿克塞尔·维拉里尔（Axel Villareal）讨论了在电动车新趋势下，法德两国汽车产业趋于保守以维持既得利益，认为政府政策应致力于帮助挑战者开拓新产品和新市场而不是与传统汽车业势力一起固步自封。德斯蒙德（Desmond Hickie）对比了英国、法国、美国的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重点研究了企业间合作和政府支持对该产业中知识创造和流动的促进作用。乔安娜·刘易斯（Joanna I. Lewis）和瑞恩·维泽（Ryan H. Wiser）对比了欧盟、亚洲和北美12个国家的风电产业政策支持机制，提出本国市场积极扶持风电设备制造业发展是提升该国风电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只有少数学者从整体视角对欧盟产业生态和经济竞争力进行研究，关注全球产业结构下欧盟角色地位的变化。如孙彦红在2012年指出，欧盟曾在“知识经济”的概念之下重视中小企业而轻视大型企业，重视服务业而轻视制造业。直至新世纪之后，欧盟才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却已丧失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先机。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在高科技部门附加值的份额甚至是下降的，其创新文化的缺失，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缺乏活力的金融市场以及较低的研发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都不利于欧洲的产业发展。巴特·阿尔克（Bartvan Ark）等人通过对51个产业的扫描，发现美欧全要素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来自美国在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ICT）相对于欧盟更加密集的岗位创造以及在服务业中更加密集地使用ICT设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同意，欧盟在ICT领域的应用正在被美国拉开差距，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自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开始放缓。在另一篇论文中，该团队对欧盟产业发展进程的考察更为全面，认为欧盟增长放缓既非由于技术扩散不到位，也非由于商业周期，而主要是因为欧盟的制度环境抑制了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且阻碍了资源有效分配；认为德国和意大利是欧盟生产力放缓的主要原因；ICT的应用有助于提高研发效率，但在欧盟应用普及不足，导致研发投入对生产力提升的驱动力弱于美国；欧盟的创业和调整成本过高，不利于科技型创业者。

上述研究为探讨欧盟产业发展及其在全球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变迁奠定了基础，不少学者也关注新世纪以来欧盟产业（包括整体和局部）出现结构性失利的事实。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弥补既有研究在综合整体视角和产业生态及经济竞争力上的不足，提出欧盟在21世纪全球产业竞争中处于下风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本研究在方法论上注重案例与数据结构的历史对比分析，而理论基础则根植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思想传统，重点体现在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在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外围关系中，中心不但比外围远为富有而且远为稳定，不同层次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国际分工地位，由此而决定其在全球性的附加值和风险的分配中获得何种谈判地位。欧盟长期处于准中心层次，即仅次于美国的优势地位，凭借其高质量的劳动人口而占据了中高端制造业的很大部分，从而支撑起欧盟特色的福利资本主义体系。不同于自由主义对福利最大化和绝对收益的关注，结构主义者的自上而下的视角决定了他们更关注经济合作中的相对收益，因而更多强调全球产业发展中竞争性的一面。

其次，劳动者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选择具有刚性，即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转换往往非常艰难，而这种刚性意味着不同国家往往被锁定在全球分工中的特定层次，退步容易而进步很难。不同的产业就其政治经济学含义而言具有差异性，越是依靠人的能力和创造力的产业，其分工网络越复杂，正外部性越强，最终越能带来可持续的高附加值；反之，越是依赖物的禀赋堆积的产业，其对人的能力和努力的挤出作用越强，最终会导致贫富分化、社会动荡、高通胀和高失业以及政治腐败，即所谓资源诅咒现象。欧盟的高等教育普及和由此带来的中高端人力资本优势，确保了它在产业分工中依靠的主要是人的智力和创造力，而不是体力付出和风险承担，更不是自然资源的采掘和对人的劳动的挤压。

最后，结构主义强调公共部门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竞争中具有其合理且重要的地位。合意产业在私人部门的繁荣离不开恰当的公共产品的支撑与赋能，比如相应基础设施和教育与人力资源的提供，对幼稚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的适度适时的扶持，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通过国际贸易协议为其拓展市场空间以及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为贸易和产业变迁的受损者提供必要补偿等。事实上，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本身就是政府的创造物，也是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而不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宣扬的一种脱嵌于国家和社会的，自给自足的，不断自动保持均衡的经济奇迹。

在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产业结构是表象和结果，而其背后则是公共部门的财政开支结构和社会人口的能力与年龄结构，换言之，经济是深植在政治和社会土壤之中的。无视这些影响深远的背景和联系而就事论事地探讨产业变迁，必然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脱嵌”式的理论错误。

本文将欧盟产业经济的停滞分为两部分论述，一是传统制造业的优势不再，二是数字经济产业的掉队。为方便论述，本文将信息通信互联网产业的硬件，软件和互联网应用都归入数字经济部门，因为正如下文将要强调的那样，硬件产业的进步同软件和互联网应用密不可分，是一个经济生态群落整体。

三、传统制造业优势的消退

西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恢复了其老牌制造业高地的竞争优势，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经济体的制造业占据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准中心位置，通过其技术和品牌优势从全球分工中获取了较高的附加值。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的制造业开始出现相对衰退的局面，主要表现为全球贸易份额的萎缩和若干战略新兴产业主导权的转移。原因在于东亚新兴制造业供应链（包括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越南等不同发展阶段的制造业经济体）的综合竞争力占了上风，不断蚕食欧盟老牌工业国的市场份额。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2000年欧盟15国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为23.87%，几乎占据了全球1/4的制造业增加值，而到了2015年其份额下降至17.39%。而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呈现大幅上升，从6.5%增加到了26.74%，提升了20个百分点。

正如本文的研究视角所主张的那样，宏观结构的变化趋势不仅可以而且理应从中观的产业案例中找到数据支撑和逻辑解释。欧盟制造业所擅长的若干领域，已经逐渐被中国、韩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同行所赶超。本文将通过一系列产业案例来具体说明欧盟优势产业的绝对衰落或相对衰退，限于篇幅，本文仅选择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业予以扼要介绍和评价。

（一）新能源设备制造行业

该行业主要包括光伏和风能设备制造两个子行业，它们曾经是欧盟政商学各界寄予厚望的新兴战略性产业。欧盟各国不仅通过《可再生能源法案》和发电补贴等政策手段予以支持，并且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不断推动节能减排等议题以帮助其优势产业实现国际市场拓展。但是在2005年之后的十年间，这两个行业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出现了明显的此消彼长。

2000年德国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案，给予太阳能发电价格补贴，欧盟各国如意大利、西班牙等也纷纷跟进，欧盟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到2005年，德国市场新增光伏装机量837MW，德国从业公司约5000家，包括研发和服务在内的从业人数达42000人，行业整体实力位居世界第一。而随着光伏组件制造技术向中国企业的扩散，光伏制造被列为中国的战略性产业，中国版的《可再生能源法》也自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在其后几年，通过对生产商的大力政策扶持，中国逐渐取代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光伏组件生产国；与此同时，欧盟各国光伏补贴逐渐退坡给欧盟组件制造商带来沉重的降成本压力，尤其到2011年欧洲经济陷入债务危机和萧条之后，政府无力继续大幅补贴。在补贴退坡造成的市场价格下滑和亚洲同行价格竞争的双重打击下，欧盟光伏企业纷纷倒闭，至本文写作时为止，除了极少数产量极低的光伏组件厂家以外，作为欧盟龙头的德国光伏产业已几近消失。

在风电领域，欧盟公司的份额缩减虽然不似光伏领域那么戏剧性，但是也同样呈现出逐步衰退的趋势。2005年，全球十大风机设备制造商中欧盟占了7家，欧盟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超过70%。而到了2015年，由于中国风电企业迅速崛起，在全球前十名中，欧盟公司的数量从7家减少为4家，而中国公司由0家增加到5家。金风科技取代丹麦维斯塔成为全球最大风机制造商。

关于中欧新能源制造业快速的此消彼长的原因，欧盟学者和媒体最常见的分析是中国政府使用了若干手段来鼓励欧洲的新能源制造技术流向中国竞争对手，比如通过“自主创新（indigenous innovation）”政策，诱使欧盟风机制造商提升在华零部件比例，而当中国本土零部件供应商的技术提升之后，金风科技这样的整机厂商也从中得益。但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这些技术层面因素其实是次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中国的成本优势以及巨大的本土市场带来的规模优势导致了中国厂商的崛起，而欧盟成员国自身的补贴大幅退坡则加速了这个进程。

（二）轨道交通产业

轨道交通产业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和列车尤其是高速列车。欧盟多年来在轨道交通产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07年欧盟两大高速列车制造巨头，德国西门子和法国阿尔斯通的全球份额分别为12%和21%。中国通过引进相关技术并进一步自主研发，迅速完成了对欧盟高速列车制造商的赶超。2007年中国国产高速列车首次实现商业化运营，到2015年，中国高速列车制造商中国中车在高速列车领域的全球份额已经提升到69%，而欧盟两大巨头中阿尔斯通的份额下降到8%，西门子的全球份额下降到仅3%。如果将包括高铁在内的轨道交通业务收入对比，2016财年全球四强分别为中车、西门子、阿尔斯通和庞巴迪。其中中车的收入超过了170亿欧元，西门子78亿欧元，阿尔斯通76亿欧元，这意味着欧盟两大轨道交通巨头营收之和已经不及中国中车集团一家。由于来自中国强大的竞争压力，西门子和阿尔斯通2017年9月26日宣布轨道交通业务合并，合并后的新企业名为西门子阿尔斯通公司，总部设在大巴黎地区，阿尔斯通与西门子将在新公司各占股50%。西门子现任首席执行官乔·克泽尔（Joe Kaeser）明确表示，合并是为了应对亚洲同行的竞争。

中国高铁产业崛起的关键在于能够获得外资寡头企业的技术转让（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能），其中最为主要的因素在于中国政府积极而巧妙的干预，且有巨大的本土市场作为谈判筹码。铁道部充分整合了铁路建设和设备厂商等各方力量，作为一个整体同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的数家供应商展开谈判，并且对后者成功实施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作为上市企业的外资公司，管理层面临中短期内的业绩压力，所以不得不答应转让各自的部分技术以确保能够获得中国市场的准入权。中国虽然支付了不菲的技术采购成本，但是毕竟获得了各方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创新，从而在很短时期内实现后发先至。没有中国市场规模带来的巨大谈判筹码和强势有为政府的战略性干预，中国高铁的逆袭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汽车产业

汽车制造是全球贸易中最大产业之一，是欧盟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引擎和最大亮点所在。在就业创造方面，2015年汽车产业为欧盟直接或间接提供了约1260万就业岗位，占欧盟全部就业岗位的5.7%，其中约330万人直接从事汽车制造业活动，占欧盟制造业就业总数的10.9%。根据“福布斯全球上市企业2000强”2017年最新统计数据，入围的顶级汽车制造企业共计31家，其中中国有九家，日本八家，欧盟七家。从数量上来看，东亚似乎领先于欧盟，但实际上中国车企尤其是几家大型国有企业所销售的主力车型并非自主品牌，而是与多家欧系车企的合资品牌车型。所以从增加值角度看，欧盟车企在中国市场上的获益相当可观，其成功离不开同中国国有车企发展出的共生关系。

汽车产业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即将到来的技术变迁和行业重构。互联自动驾驶（CAD）以及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这两种新技术趋势正在不断重塑既有汽车产业价值链，它们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也需要相关的法律、政策框架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这种产业重构其实就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谓的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因为它将使大量车辆驾驶人员的岗位被技术手段替代，此前长期形成的资本和技术积累（例如技术门槛最高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技术）的价值也将归零。欧盟车企不仅将面临与亚洲同行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激烈竞争，而且将面临许多科技巨头，如特斯拉、谷歌、阿里巴巴、小米等高科技巨头的跨界竞争。在此格局下，决策保守的欧盟汽车产业，失去其长期享有的全球优势地位将是大概率事件。

（四）航空航天产业

在民用航空航天制造业领域，欧盟一度凭借空中客车（Airbus）和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Galileo）与美国并驾齐驱，然而该产业的不同部分也正在面临中国的挑战。在民用航空领域，中国依托庞大的本土市场优势正迎头赶上；在无人机领域，中国和美国都已经明显领先于欧盟；在航天领域，欧盟的伽利略系统也为政策和资金所掣肘，面临来自亚洲的强势竞争。

东亚对美欧航空产业的反超出现在无人机这个全新的细分领域。根据咨询机构Gartner的报告，2017年全球无人机的销售量接近300万架，总市场发展到60亿美元，其中消费类无人机的销售量占94%。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新航空市场，以大疆为首的中国消费级无人机企业，占了全球市场的70%这一压倒性优势份额，而欧盟企业则大大落后于中国和美国。

在航天尤其是卫星导航系统领域，中欧曾经是不平等的合作者，欧盟拥有技术优势，中国参与出资建设并学习前者的伽利略系统。2003年“伽利略”启动之初的国际背景是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在欧盟引起不满，中欧有战略接近的空间，与此同时欧盟又希望中国的资金分担和市场潜力能让伽利略系统的财务前景更乐观。然而2005年之后欧盟政治开始向右转，并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违反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为由，拒绝将中国列为“伽利略”核心国。尽了责任和义务却没得到相应的权利的中国着手建设北斗系统，并且很快在技术和卫星发射组网上实现了对欧盟的反超。

综合以上四个行业案例，不难看出欧盟制造业的停滞之势是真实存在的，而与之对应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制造供应链的崛起。对于传统制造业的竞争版图的变迁，有以下要点值得注意。

首先，尽管存在理论争议和若干不尽人意之处，东亚各国政府的产业政策的确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比如对新能源设备、高铁等领域多维度、大力度的干预，为该地区相关产业提供了后发先至的重要助力，从而挤压了欧盟同行的份额。在本国政府作为主要采购方时，产业政策的效果更为显著，反之则收效相对较小。但相比而言，无论是欧盟还是成员国政府都无法有效实施对抗性的产业政策以扶持本土企业。

其次，在成熟行业中，欧盟的资本与技术存量帮助欧盟产业保持着市场竞争力优势，比如在汽车和飞机制造领域。但是一旦某个行业出现了革命性、方向性技术变迁，那么欧盟的存量优势将被大大削弱，后发的新兴工业国较容易实现弯道超车，光伏发电、无人机、卫星导航等产业便是例证，电动车产业也正在重复这一逻辑，下文将展开分析的ICT产业更是如此。

最后，强势有为政府对战略性产业的强势干预是东亚模式中的共同特点，但这种发展和赶超策略正在美欧国家激起越来越强烈的政策反弹。在2018年美国掀起的对外贸易战中，其涉华部分除了针对贸易逆差外，也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发展规划。当中方试图联合欧盟共同制衡美国的逆全球化政策倾向时，欧盟的反应却是消极的，原因在于欧盟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所谓“强制技术转让”的做法非常抵触。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在产业竞争中政府究竟扮演何种角色才是可接受的；后发国家是否有权利通过政府牵头的商业谈判要求跨国公司在向本国销售产品的同时转让技术；如果不允许，那么在专利保护制度之下，后发国家只能出售原材料和非技术产品，从而被剥夺了追赶竞争的基本权利和希望，那么后发国家又有什么理由和动机参与开放贸易。随着美国掀起的全球性贸易战拉开序幕，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入了一个重大调整期。伴随着一轮轮威胁、报复和谈判，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在被架空，如果想要避免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逆全球化浪潮，中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之间必须就产业政策的合理边界与救济形式达成新的标准和规范，从而形成一套新的国际贸易体系。

四、数字经济时代的掉队者

数字经济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其特征是不以物质采掘、加工、消耗的增长为动力，而是以数字信息为核心而展开的生产、交易和消费体系。20世纪90年代，数字经济开始成规模地出现，美国和东亚地区涌现了一批以ICT产业为基础，以互联网为平台来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科技型企业。在短短一代人时间内，就已经席卷全球各个角落，甚至连电力供应仍难以保障的非洲部落都已经通过移动互联网快速融入全球信息网络体系。从20世纪90年代的台式计算机和互联网到今天的移动互联、万物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这种狂飙突进的数字化变革正在改造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即将改变人类本身。

欧盟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掉队，既表现在ICT硬件领域（包括通信设备和移动终端）产业竞争的失败，也表现为在软件（及其互联网应用）领域的大幅滞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硬件同软件的发展呈现出互为因果、相互掣肘的关系。

（一）欧盟在硬件领域的失败

ICT产业所涉及的产品和服务十分广泛，其中计算机、光纤、半导体、通信设备等的主体。从国际贸易量来看，过去15年间全球相关产品出口金额翻了两番，达到每年近8000亿美元，超过了能源贸易而成为最大贸易品种。从地区来看，这种增长主要来自东亚地区出口额的激增，而欧盟的出口则陷入了十多年的停滞。

上述贸易数据的对比，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欧盟在ICT产业发展上的滞后。由于ICT产业包括的产品种类和服务类别繁多且仍在不断扩大，因此本文将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且欧盟一度领先的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深入分析欧盟ICT产业发展的困境。

欧盟曾经是全球通信设备的产业聚集之地，2000年全球五大通信设备厂商中有三家位于欧盟，其中爱立信位列全球第一，获得全球约50%的市场占有率。其下依次为朗讯、西门子、阿尔卡特、北电网络，其他还有思科、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巨头。由于东亚竞争者的崛起，进入21世纪之后欧美通信设备的市场份额持续下滑，出现不断重组整合之势。根据对四家公司2016年财报中运营商收入的对比：华为418亿美元，爱立信246亿美元，诺基亚230亿美元，中兴通讯85亿美元，这意味着华为、中兴的收入之和超过了爱立信、诺基亚之和。在即将到来的5G全球标准竞争中，中美成了主要角力方，而欧盟势力已被边缘化。

市场份额的变化背后是研发投入的巨大差异。具体对比华为和爱立信的研发投入，在过去的十年间，爱立信无论在研发投入、研发员工数还是累计专利授权数上都增长缓慢。2017年爱立信研发投入379亿克朗，约合45.6亿美元。相反，华为坚持每年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究与开发。2017年，从事研发工作的员工约8万名，占公司总人数的45%，同年研发费用支出约896.9亿人民币，折合美元约142.8亿美元，占全年收入的14.9%。此外，华为近十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3940亿人民币，约627亿美元，是爱立信13倍以上。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不难发现华为与爱立信之间的对比其实不过是欧盟在ICT领域整体投资不足的缩影。根据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针对全球研发投入最高的2500个企业样本的数据，欧盟在ICT产业的研发投入占总研发投入比例显著低于全球相应比例，且仍在不断萎缩。2007年，欧盟相关企业总研发投入1139亿欧元，其中ICT产业研发投入占21.8%，低于汽车产业（26.0%）和医疗卫生（23.4%）的研发投入。

2016年，欧盟相关企业总研发投入达1815亿欧元，其中ICT产业占比下降至19.5%，汽车产业占比上升至29.8%。相比而言，全球企业研发投入中，ICT占比在2007年和2016年分别是33.3%和35.7%。显然，当全球各国都在ICT产业持续发力时，欧盟仍痴迷于投资即将被颠覆的传统汽车产业的边际性技术改进，其产业战略决策之僵化和路径依赖之顽固令人感慨。

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上述力量对比表现为东亚手机品牌快速压倒欧盟同行。从传统手机转向智能手机的革命性、方向性变革过程中，欧盟传统品牌的技术积累和资本优势迅速归零。如图4所示，在最为主要的智能手机领域，欧盟目前已不再拥有世界前十的消费电子品牌。由于欧盟在整机品牌方面的全面衰落，其电子零部件企业发展也相应受到严重影响，比如2018年苹果公司公布的全球200家主力供应商，来自欧盟的电子零部件供应商仅有16家，大大落后于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和大陆的主力供应商数量。欧盟电子零部件公司失去了本土整机厂商的庇护，必须依赖域外消费电子品牌公司的采购，产业生态的稳定性和生命力大大下降。以德国电源管理IC公司Dialog为例，2017年苹果公司宣布自研电源管理IC之后，该公司股价迅速下跌1/3。

（二）软件及其互联网应用的落后

硬件性能的持续升级为互联网对人类生活的全面渗透和改造提供了技术可能。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美国和东亚率先出现社会生活的全面数字化和网络化。众多网络科技型企业正在引领产业持续革新，在衣食住行等具体功能领域不断重新定义人们的生活和交易方式。它们往往着眼于分享经济、平台经济和智能经济，通过创造新的市场生态，带给人们全新的生活、互动和消费模式，并凭此迅速成长为独角兽企业，成为某一细分市场的主导性服务提供商。从行业分布来看，全球的独角兽企业所涉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38家）、互联网网络及服务（29家）和金融科技（26家）领域。

在交通出行方面，美国的Uber和中国的滴滴颠覆了传统出租车行业，它们通过搭建平台，实现需求方与供给方的直接对接，最大限度挖掘利用了闲置车辆和人力资源，对于司机、用户来说都更加便捷可靠，因此迅速推广开来。而欧盟虽然也诞生了基于同样理念的Blablacar，但无论是在营业和估值规模，还是业务覆盖范围来看，都无法与优步（Uber）和滴滴出行相比：Blablacar的业务局限于长途拼车，并不提供呼叫出租车或有专职司机的租车服务，对传统出租车行业属于补充而非颠覆。在本地生活方面，中国的美团点评、饿了么以及美国的Instacart等，同样利用平台经济，激活了潜在需求，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了更精准的个性化服务。这一领域的业务具有明显本地化特点，地区间需求差异明显，外部企业往往难以入驻，因而欧盟也诞生了相应的独角兽企业。然而欧盟的市场相对分割，服务于本地生活的企业规模也远远小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庞大的同质化市场所滋养的互联网企业。此外，在高端制造、金融科技、文化娱乐等领域，中美都诞生了大量优秀的独角兽企业，且这些领域往往为综合性科技巨头所主导。如美国的Paypal与中国的支付宝、微信支付重新定义了人们的支付方式，而在这一方面欧盟不仅没有诞生类似有影响力的企业，且对于移动支付的整体接受程度都显著低于中美。

根据CBInsight的统计数据，2018年初全球共有独角兽企业233家，从企业估值方面来看，百亿美元级的企业已经达到15家，中美依旧是独角兽企业的主要诞生地。欧盟的独角兽企业不仅总数显著低于中美，且在估值规模上也明显落后。

某些曾经的独角兽企业借助其技术和资本优势扩张到其他功能领域，最终演化为科技巨头。比如，在美国一般公认有五大巨头，包括脸书、亚马逊、苹果、谷歌和微软，它们不仅为数百家独角兽企业设置了对标和赶超的范例，而且提供了融资渠道和与之共生的市场生态。在中国，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以及在较小规模上的京东、网易、科大讯飞等企业，可以被视为其对应物，它们的市值达到了数百亿乃至数千亿美元，并从技术和资本上参与了若干独角兽企业之间在不同细分领域的商业竞争，比如共享单车、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欧盟的独角兽企业没有一家能够成长为相应规模的科技巨头。

通过对中美欧科技型企业多维度的量化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欧盟科技产业的特点是：数量不少但是规模小、市值低，科技人员的薪酬也偏低。以2016年底的数据为例，在欧盟916家上市科技型企业中，市值在1亿美元以下的有615家，占总数的2/3以上，市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仅72家，占总数不到10%；而美国731家上市科技型企业中，市值不足1亿美元的只占总数的27%，而市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共300家，占总数的41%。这不仅反映出欧盟科技企业的市场规模相对小，而且反映出欧盟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企业的定价偏低。与之相关的是支持创新创业的风险投资，如图5所示，欧盟风险投资的活跃度明显低于北美和东亚。

规模小，估值低的必然结果是欧盟的科技型初创企业往往在成长期就被他国科技巨头所并购。由于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近乎零，所以相比于工业制成品，互联网科技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集中度普遍更高，更具有赢家通吃的特征，因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小型科技型企业很容易沦为美国科技巨头的“养分”。例如，打造了轰动一时的游戏“糖果粉碎传奇（Candy Crush）”的瑞典公司King（King Digital Entertainment）被美国动

视暴雪（Activision Blizzard）收购；同样著名的瑞典游戏“我的世界（Mine Craft）”也于2014年被微软收购。德国人卡尔海因茨·布兰登堡（Karlheinz Brandenburg）发明的音频压缩技术催生了MP3音乐，但iPod MP3播放器却由美国苹果公司制造。诺基亚的制造商——芬兰的HMD global Oy，被中国富士康收购；诞生于欧盟的全球最受欢迎的网络电话之一——Skype，也被微软收购。自2011-2017年，美国的五大科技巨头对欧盟科技企业的并购高达63起，2014年后平均每个月都有至少一家欧盟科技型企业被美国的科技巨头所吞并。这也就解释了欧盟至今没有一家本土科技巨头这一奇特现象，即稍具规模和潜力的欧盟竞争对手都被美国巨头们所吞并。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脱欧对欧盟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一，作为欧盟数字经济活动主要国家之一，英国的脱离直接意味着欧盟数字经济领域大批优秀企业、技术的损失。欧盟的独角兽企业中，有一半来自英国。英国拥有欧盟最强大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将更加弱势。其次，根据最新的《欧洲科技现状报告》披露的调查结果，英国脱欧给欧盟科技型企业就业、融资、落址选择等多方面都带来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在数字经济时代欧盟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和网络应用，都已经明显落伍于中美两大经济体，而且就目前欧盟政治经济趋势看，看不到欧盟公共和私人部门能够通过某种系统性努力以扭转不利局面的希望和契机，反而孕育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欧盟传统制造业优势的消退以及在数字经济领域掉队的趋势已在学界和政策界获得共识，下文将借助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命题和视角，探讨欧盟产业颓势的三种可能解释。

（一）欧盟智力优势受到外部结构性挑战

从世界市场体系的分工结构来看，中心外围不同圈层的国家所依赖的竞争优势是不同的。处于体系最内核是美国和英国，它们所依仗的能力是基于霸权的一系列能力，比如国际规则制定的领导力，风险定价和信用创造能力，对外部人才的吸引力以及颠覆性创新能力。欧洲大陆（以及日本）处于次中心位置，所依仗的核心竞争力是以智力为基础的设计和精密制造能力。但随着亚洲的现代化，欧盟面临着来自中心和外围两个方向的结构性竞争与挤压。

在其外围和产业链下方，韩国和中国这样的亚洲新兴科技力量在蚕食其传统领地。某种程度上，欧盟并非退步，甚至仍然在努力研发，但只不过东亚制造业供应链的规模、成本和效率都压倒了欧盟。支撑东亚供应链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在于人力资本的规模和质量。在此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欧亚之间的产业竞争中，重要的不是劳动力规模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尤其是工程师红利，决定了双方在产业尤其是高科技领域中的力量对比。图6所展示的是各主要经济体之间工程师红利的对比。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高等学校扩招之后，中国不但在大学生招生人数上远超他国，而且工科生比例也明显高于他国；更重要的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制造业为这个巨大的高端劳动力队伍提供了“干中学”的机会，令其有机会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把工程师红利从潜力变为实力。

正如传统结构主义理论家们反复指出的那样，全球中心外围结构具有高度稳定性。这意味着如果有人能挤入欧盟原本享有的产业位置，那么欧盟局部甚至整体将被挤出，表现为高端制造业的主导权不断易手，全球市场份额缩减以及由此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债务率上升和经济凋敝。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其广受争议的一篇著名论文中也指出，假如落后国家在其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获得了优势，那么对于其竞争对手而言将是利益的绝对损失。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列的不同案例研究中所见，技术革命正在加速这一进程，南欧

和东欧经济在21世纪前18年的凋敝正是其后果。假如欧盟在汽车、飞机等行业进一步溃败而又无法在数字经济中逆袭，那么在未来一个时期，比如到21世纪30年代，我们将见到西欧和北欧的经济凋敝。

（二）公共部门的乏力与分裂

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公共部门才是发展和繁荣的关键所在。欧盟产业的停滞和掉队的问题应该从欧盟公共部门找到答案，传统产业的衰退应归因于其公共部门的软弱无力，而数字经济的掉队则源自其公共部门的分裂，或者说欧盟财政一体化进程的严重滞后。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思想界一贯存在强国家和弱国家之争，或者说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持强国家立场。如果尊重历史和现实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者学理教条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工业化过程都伴随着强势政府对合意产业的战略性保护与扶持。欧盟成员国虽然也给予其重视的若干产业以很大的支持，但是相比于中国，其中任何一国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和政策力度都是捉襟见肘的，尤其是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后，欧盟各国对其传统产业的扶持更是有心无力。欧盟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就是在这种类似于德州扑克游戏的产业补贴竞争中被消灭的。相关产业一旦被消灭，那么政府、产业和金融部门的所有前期投入和积累全部归零，而获胜的对手则有希望通过未来的产业份额乃至国际性主导地位来获得充分补偿。这种现象在不同品种的市场上屡屡出现，其实是市场经济中资本对决的常态，只不过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游戏上升成为国家间的产业竞争和国家能力对决，最终反过来激起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政策倾向的抬头，并对全球化的可持续性形成挑战。

自由主义理念的信奉者在批评各国产业政策时通常会强调，政府人为地选择产业方向，一旦不符合市场内在要求，很可能会导致福利损失和腐败，这种观点并非全无道理。日本曾经在90年代家电等产业上犯过这样的错误；美国在通讯产业的4G标准和技术方案上也是如此；2008年前后中国对新能源设备产业的战略性扶持以及近年对电动汽车的扶持，微观层面上的确存在很大的浪费和国民福利损失。但是自由主义者所忽略的一个关键事实是，后发国家的政策关注点不是当代选民福利最大化（如欧盟）或者资本收益最大化（如美国），而是让自己的国家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们所追求的是产业的振兴和赶超，为了子孙后代不再被锁定在全球体系的外围，它们愿意牺牲当代福利去交换和投资未来。

如果用政府开支占国民增量财富的比例来衡量各国政府的大小，那么美国和欧盟的政府显然并不小于中国政府。事实上，历史和现实显示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一个常识性错误在于，现代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政府对社会的压倒性优势，即越是现代经济体，其政府越大；小政府才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具备的典型特征。美欧公共部门的资源汲取能力不比中国差，但是他们的开支却不是集中在发展竞赛和产业扶持福利体系和金融保险部门所绑架，无力在代表未来的产业及其相关基础设施上投资和施策。

表4显示的是中美欧三大经济体财政开支大类的对比。不难看出，中国在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乃至一般公共服务上都相当节俭，相对于欧美的突出项在于“其他”和“教育”。无论是“其他”项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补贴支出，还是教育支出，都是对未来发展能力的投资；相比而言，欧盟各国政府的最主要公共开支是在社会保障领域，而美国最显著开支是在医疗卫生领域。就本文作者在欧盟和美国工作、生活的体验来看，欧盟的社会保障太过慷慨因而不可持续，而美国的医疗卫生及其背后的保险金融体系过于低效且昂贵。最重要的是，这两个领域的巨额支出都是对过往地位的奖赏而非对未来希望的投资，更为坦率地说，是对各自社会中政治绑架者所支付的长期赎金。如果说公共部门的乏力可以用来解释欧盟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相对衰落，那么欧盟在数字经济中的掉队则应以公共部门的分裂来解释。欧盟市场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和所谓的“四大流通”目标，但是各国保留了相当大的主权，尤其是财政收支主权和语言文化主权。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看，市场本身就是公共部门的衍生物，公共部门不统一则不可能有彻底统一的市场。数字经济在欧盟发展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创新离不开公共部门的扶持，而且这种扶持远不是财税补贴所能概括的。创新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查尔斯·韦斯（Charles Weiss）等人的研究发现，创新是有政治与社会代价的，对创新的最大阻碍不是技术和资本，而是政治与社会代价。传统部门（legacy sectors），作为历史上创新的成果，树立起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一系列标准和习惯来固化自身优势，将自身的收益最大化、长期化。这些为新进入者设立的竞争门槛可以表现为技术标准、经济模式、政策规定、公众期望，甚至是专门人才的培养。因此，创新企业很难凭借自身在技术、效率、成本方面的优势有效地挑战既得利益者。所以对于政府而言，仅仅靠研发经费补贴或者税收减免，并不能有效克服这些非财务性障碍。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需要出现在技术标准、经济制度、政治舆论、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去安抚受创新冲击的各类群体，适当地补偿利益受损的部门，从而让社会各群体愿意接受或者至少能够忍受创新带来的阵痛。

但是在欧盟体系内部，这种安抚与补偿却由于公共部门的分裂而几乎无法实现。当德国某企业推广类似于优步、滴滴约车或者共享单车之类的互联网交通服务时，得利的显然是法兰克福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以及总部所在地的地方和国家财政，而受损者则是全欧盟各地的出租车从业人员。这种获益与受损者在财政属地上的分布不对称，最终会导致这些在美国和中国能够生存的重大商业变革难以在欧盟复制。优步模式的推广和复制在欧盟遭遇的挫折便充分说明了公共部门的分裂带来对数字经济创新的阻碍：英国、法国、匈牙利等多国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以及政府对网络约车业务的调查等抵制活动，其背后是传统出租车司机收入和地方政府相关税收的受损。类似的情景亦重现在Airbnb等租房网站和移动支付平台的发展上。

分裂的公共部门导致了市场的分割，而分割的市场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是持久且深远的，对科技产业尤甚。信息科技可将边际成本降到极低的水平，比如相同文件的重复下载几乎不会增加生产者的任何成本，因此互联网产业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具有鲜明的“赢家通吃”特点，也更加依赖规模化、同质化的市场。诸如中美这样的大型的、同质化的市场天然地适合信息化服务体系的搭建。2004年，Netlog作为锁定欧盟年轻人市场的社交网络网站诞生于比利时，经营数年后终于实现了千万级的用户，覆盖了30多个语种。然而尚未等到Netlog实现真正规模化，在美国市场已充分成长的Facebook便以横扫之势席卷了欧盟，面对数亿美国的用户量和庞大的资本，Netlog毫无招架之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欧盟20多个语言主权的并存。欧盟推出的欧盟数字单一化市场，旨在推动数字市场的统一，正是其饱受市场分割之痛的印证，而这一计划目前仍进展缓慢，根源便在于各国对自身财政主权和语言主权的护持。

分裂的公共部门也导致了科技创新人才难以充分聚集，形成不了能与美国硅谷和中国深圳相提并论的创新中心。一个优秀的科技创业中心意味着优秀人才的集聚、创业文化的盛行、活跃的风险投资、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些要素的整合所产生的效益并非简单的相加。美国硅谷和中国深圳的奇迹证明了人才集聚对于创新的乘数效应，也说明了一个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对于创业的激励作用和科技的自我再生能力。更多的技术集聚更易催生新的技术，而欧盟则缺乏这样的大型创新创业中心。根据WIPO等机构发布《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全球热点地区创新集群前十名中，欧盟只有巴黎一个城市入围，且位列第十。欧盟一直想要再造一个硅谷，然而遗憾的是这一目标始终无法实现。欧盟启动的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旨在加强创新群落之间的交流联系，促进知识交流，清除创新的障碍。欧盟有星罗棋布的创新中心，如英国的牛津科技园（Oxford Science Park）、柏林的“硅路（Silicon Allee）”、慕尼黑的“伊萨尔谷（Isar Valley）”和都柏林的“硅港（Silicon Docks）”等。但在规模以及对真正重大创新科技的关注度方面，这些中心没有一个可以和美国硅谷或者中国深圳相提并论。欧盟星罗棋布的科技中心之间，缺乏稳定、有效的互动交流机制。国家、城市不同创业生态系统和其互相之间交流障碍的客观存在，限制了科技中心的规模与成长速度。

（三）老龄化对欧盟产业竞争力的伤害

在新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人口结构是隐藏在其他各种结构背后的深层次变量，它对于众多经济和社会现象，比如通胀、利率、汇率都有很好的解释力乃至预测能力。人口结构除了上文提及的教育和智力结构，还有年龄结构问题。欧盟是全球老龄化严重程度仅次于日本的地区。对于产业发展而言，老龄化的影响主要不是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而是表现在颠覆性创新、政府支出能力以及需求结构等方面。

关于老龄化与科技创新的联系，学界有大量研究。就个体生命周期而言，智商的峰值出现在28岁前后，这也是历史上重大科学突破多是由这个年龄段的科学家创造的主要原因。在同等教育和资本水平之下，老龄化社会的颠覆性创新能力显然是比较低的。姚东旻等人通过对个人和国家层面的实证研究，提出年龄结构和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中年轻人是突破性或者颠覆性创新的主力，而渐进性创新和年龄结构则没有显著关系，老龄化对创新的负面影响存在于个人、企业、国家各个维度。进一步的计量研究表明，老龄化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意愿，进而削弱人力资本存量，减缓人力资本积累最终影响科技创新水平；且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的老龄化对创新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上述计量研究的发现同欧盟技术进步的趋势相一致：欧盟当前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对化工、生物和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的技术改进，而不是表现为颠覆性创新。

但是，本文认为老龄化对欧盟产业竞争力更大的影响还是通过政府财政能力来体现。正如上文图所示，老龄化的社会在养老和医疗支出上的压力明显上升，挤压了政府在产业发展上的资源投入空间。相形之下，美国的养老基金有着远为充裕的资金投资到创新领域，成为哺育各类风险投资基金的最主要母基金之一。老龄化社会的整体资产估值水平偏低，即便利率处于负值也是如此。欧盟资本市场给予科技企业的估值水平明显低于美国和东亚资本市场，根据《财富》杂志2015年的一份调查，欧盟的科技创业公司上市的平均估值是资产的2.6倍，显著低于美国的科技上市公司平均估值（3.9倍），这显然影响对于创新和创业的融资力度。

当然，老龄化对创新和产业进步的最大影响途径，在本文看来应该是需求结构的质变。消费者的有效需求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购买力，二是生命周期。对于前者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主要体现为围绕贫富分化趋势，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等问题上，而对于后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商学领域。老龄化对一个现代经济体的冲击主要表现为需求的萎缩，其背后主要不是收入变化而是消费欲望随年龄而下降。此外，老龄化还将导致消费和投资群体的风险偏好降低。老龄化的欧盟（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日本）在使用新产品和新模式上呈现明显的保守和排斥态度。硬件是软件和互联网应用的物理前提，当智能手机不能迅速地在欧盟消费者之间普及的时候，就不可能指望欧盟在软件和互联网应用上战胜美国和东亚。

除了上述三种因素之外，在本文前期的调研和访谈中作者们发现，还有一种常见解释将欧盟在产业上的颓势归因于欧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太过严格。持该观点的人通常认为，欧盟创新企业在雇佣和解雇员工时综合成本太高，难以适应高速发展且高度波动的产业环境，由此导致许多企业主宁愿以折扣价格卖掉企业也不愿意花时间和成本去解雇员工。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的僵化和普遍化，迫使欧盟科技型企业花费了大量资源在适应法规和与消费者的磨合上，而非用于创新和市场竞争。

对于这样一种观点，本文作者持一定程度上的保留态度，因为从宏观整体视角来考察劳动者、消费者权益同产业成败之间的关系，上述观点难有足够的经验证据，人们不难找出多个反例来证伪此类观点。比如二战之后欧盟发展出福利资本主义，但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保护并没有妨碍欧盟成为20世纪后期全球制造业的主要竞争者。又比如，北欧国家的所得税率非常高，但是每百万人中产生富翁和超级富豪的比例却远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上述事实同人们头脑中的刻板印象相悖，因而提醒我们注意：降低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保护固然有利于资本和企业，但是有利于资本和企业的政策未必有利于产业生态的健康持续发展，毕竟企业和产业是微观和宏观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合理的产业政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包括对处于幼稚期的战略性产业的补贴和扶持，也包括与时俱进的政策更新以维持产业内的竞争从而促进企业的优胜劣汰。从金融学中所谓“幸存者偏见”的方法论视角来看，指出哪些因素不是真正的答案，可能比指出哪些因素能解释现象更加有实践意义，故此本文专门提醒读者对福利与产业的关系保持适当的警惕，也呼吁未来的研究借助更多的宏观数据来做实证检验。

通过对多个欧盟产业案例的梳理，我们认为欧盟在传统制造业的份额正在被东亚竞争对手夺取，而在数字经济领域又出现了明显的掉队现象，故此对于欧盟未来经济的长期前景表示悲观。未来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和产业方向的突变，将加速欧盟在全球产业结构中份额的萎缩和地位弱化趋势。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可能的解释有三种，一是东亚享有巨大工程师红利，相比而言欧盟在以智力为基础的中高端制造业和数字经济领域中的比较优势已经被边际性削弱；二是欧盟公共部门的乏力导致了欧盟在新兴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下风，而欧盟财政一体化的严重滞后（即公共部门的分裂）导致了市场的分裂，也导致了数字经济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在不同财政主体间的分布，从而压制了数字经济的扩张；三是老龄化影响了创新、政府能力以及对新产品新服务的需求，从而不利于产业的发展。而关于欧盟福利主义影响产业的流行解释，本文认为有可能是一种错误归因，有必要对其做进一步细分和实证的检验。

考虑到上述三种政治经济因素的持久性，我们认为欧盟产业的悲观前景很难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重大逆转。鉴于东亚地区在全球产业结构中的继续扩张和欧盟份额的相应丢失，亚欧之间的实力对比和话语权将继续呈现有利于东亚的变化，但是跨地区关系尤其是中欧关系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竞争性将稳步上升。欧盟将表现出去工业化国家常见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中方应为继续上升的产业竞争和贸易摩擦做好必要的心理与政策准备。欧盟作为21世纪产业竞争中的失利者，尽管不同意特朗普的逆全球化，但也很难支持中国当前政策立场。要想同欧盟国家形成统一战线来捍卫开放性的全球市场体系，我们不仅要承诺开放更多市场，可能还需要对产业政策的执行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和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