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年轻民粹政党五星运动，被称为“意大利政治动物园里的一只奇怪动物”，代表了一种超越传统“左右”意识形态划分的新型民粹主义。它在意大利政坛迅速而意外的崛起，不但改变了意大利的权力格局，还引发了人们对其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蝴蝶效应”的担忧，由此成为学界密切关注的对象。

五星运动创立于2009年，在短短的三年内迅速崛起，并在2013年意大利大选中引发“选举地震”，一举成为众议院获得本土选票最多的单一政党；而且其得票率在南部、中部和北部都很接近，是唯一真正的全国性政党。它打破了意大利“第二共和”时代的两极政党竞争局面(中左和中右)，形成了五星运动与中左、中右并立的三极格局。因此，有学者称之为“战后西欧民主国家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政党亮相”、意大利真正的“政治革命”。虽然不少人预测它会在突如其来的成功之后很快解体，可它非但存活了下来，还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瞩目的成绩。在2018年3月的全国大选中，五星运动的选票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比2013年初次大选增加了近7个百分点，以32.7％的选票成为响当当的第一大党。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前所未有。此前所有一选成名的政党，在初次大胜之后都会在接下来的选举中遇到挫折，但五星运动是个例外。随后，它和同样是民粹政党的联盟党结盟，组建了联合政府上台执政。反建制力量完胜传统主流政党在意大利是一个新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五星运动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存在。一般而言，民粹政党非左即右。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考察了1961－2015年民粹主义政党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发现绝大多数民粹主义政党均可被划分为左翼或者右翼。例如，在欧洲，法国国民阵线是典型的右翼民粹政党，西班牙的“我们能”是典型的左翼民粹政党，而在意大利，与五星运动联合执政的联盟党也被公认为右翼民粹政党。但是，五星运动却很难归类，它自己号称“非左非右”，围绕它的定位，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是典型的左翼政党；有人说它不但是右翼，而且是极右翼；还有人视其为非左非右或既左又右。在政治主张上，五星运动既有左翼色彩，又有右翼特征，体现出一种有意为之的“意识形态不连贯性”(ideological inconsistency)。而五星运动的选民基础，也能体现出其超越左右的“全民党”特点。如果说五星运动在建立初期的主要支持者是左翼选民的话，到2013年大选，它已经吸引了大量右翼选民，阵营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部表现出强烈的异质性，可谓迥异于其他意大利政党。在2013年全国大选中，五星运动的选民分为三部分:三分之一曾是中左政党的支持者，三分之一是中右政党的支持者，还有三分之一没有明确的政治背景。而在2018年大选中，其选民也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没有哪个阶层明显占主导地位(见表1)。为此，有学者认为，五星运动已经对传统的“左”“右”意识形态划分标准构成了挑战。

可以说，由于选民内部突出的异质性，以及意识形态立场缺乏内在的一致性、五星运动成为一种行走于“左右”之上的混合民粹主义的代表。这是一种新现象，需要深入探究。例如，五星运动代表的混合民粹主义的产生条件是什么?为什么它在这些条件下能变成现实的存在?它是意大利独有的、暂时的现象，还是也可能在其他地区出现?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助于促进有关民粹主义表现形式及其决定因素的研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探索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观察现实中民粹政党的行动逻辑，体现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星运动的横空出世引起世界的关注。分析五星运动崛起的原因，是既有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切入点各有不同，大体从社会行为体、政治行为体和政治制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在社会行为体方面，既有文献主要探讨了选民投票给五星运动的原因。詹卢卡·帕萨雷利(Gianluca Passarelli)讨论了选民偏好对五星运动成功的影响。他发现，五星运动的成功，经常被归因为能够占据针对“旧政治”势力的极端抗议空间。“抗议型投票”(protestvoting)被视为推动五星运动发展的一个关键动力。在政治上不满的选民可能会暂时撤回对其偏好的政党或政党候选人的支持，以传递不满的信号，促使该政党反省改革。这种动机，使得抗议投票实际上是一种“发声”(voice)而不是退出(exit)。但帕萨雷利也发现，五星运动的成功，不仅仅是抗议型投票的结果，即选民为了表达对体制和精英的不满才投票支持；其中还有“议题型投票”(issue voting)在起作用，即选民因为在某些议题(如对移民和欧盟的态度)上与五星运动有相似的偏好而投票支持。当两种机制同时发挥作用时，五星运动的得票率会大大增加。罗伯托·比奥尔奇(Roberto Biorcio)认为，意大利出现经济和社会危机时，主流政党及工会都无法有效应对，造成选民对它们的失望和怨愤，这就给五星运动的趁势崛起提供了政治机遇。保罗·纳塔莱(Paolo Natale)也强调抗议型投票的作用，认为五星运动的成功是传统政党遇到危机和选民对整个政治阶级强烈反弹的结果。王敏认为，选民对传统政治力量的不满，特别是对治理腐败和经济紧缩政策的不满是五星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

在政治行为体方面，既有文献主要探讨了五星运动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竞选策略。菲利波·特龙科尼(FilippoTronconi)强调了作为政党的五星运动在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定位上的特性对其成功的影响。他认为，在组织因素方面，五星运动拥有格里洛这个魅力型领袖；而且与传统政党不同，在政党顶层和基层党员之间不存在庞大的政党官僚队伍；它还广泛利用“Meet up”社交平台，使格里洛的博客粉丝能够通过“Meet up”形成扎根于地方社区的组织，组成一支容易动员的“军队”，把领袖在博客上的呼吁变成广场上的主张。这对五星运动的成长和壮大极有帮助。而在意识形态定位上，五星运动故意模糊其站位，对左翼选民强调环境保护、基本收入保障、支持公共医疗和教育系统等议题；对右翼选民则强调支持减税、批评欧元、同情小企业主和收紧移民政策等立场。上述战略使五星运动吸引了尽可能多的支持者。罗伯托比奥尔奇认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要获得成功，很重要的一项条件是它可以获得的资源。五星运动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有两种资源可以利用:格里洛作为著名喜剧演员的个人传播技巧和影响力，以及互联网。利萨·兰佐内(Liza Lanzone)和德韦恩·伍兹(Dwayne Wods)认为，五星运动通过三种动员机制，即将选民的怨愤情绪政治化、利用社会分裂以及把怨愤和不被代表的情绪推向极端，来获得意大利不同地区选民的支持。尼科洛孔蒂(Nicolo Conti)和温琴佐梅莫利(Vincenzo Memoli)认为，作为一个政坛新手的五星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与其他政党相比，它的竞选纲领与选民认为最为重要的问题之间体现出高度契合，能更好地反映选民的诉求。董一凡在分析2018年意大利大选结果时指出，由于民众对主流政党深感失望，希望有“另一种选择”，而以五星运动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政党正是打了“另选牌”，在经济和移民等方面提出不切实际的激进举措来吸引选民。孙彦红指出，五星运动之所以在大选中获得空前的高支持率，主要原因在于其主张迎合了意大利民众迷茫不安的心理及对传统政党的失望不满情绪。

在政治制度方面，既有文献主要探讨了意大利选举制度对五星运动崛起的影响。菲利波特龙科尼用“选举可竞争性”(electoral contestability)来解释制度因素对五星运动的影响。所谓“可竞争性”，是指“竞选对新政党的开放性”，而开放性则受到制度屏障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具有渗透性的影响。制度屏障涉及三方面:选举规则所提供的激励和形成的制约；获取国家资源的条件；次国家层面选举空间的存在。对于新政党而言，选举门槛低、容易获取公共资源(如资金和传播渠道)能够降低政党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而且，新政党容易在非国家层面先获得可见度和代表席位，然后利用这一资源促成全国大选层面的成功。特龙科尼认为，意大利选举制度对新政党规定了较高的进入门槛，特别是该政党选择不加入某个主流政党联盟会使其进入的难度变大。这对选择不结盟的新政党五星运动是不利的。另外，意大利只为已经获得议会席位的政党提供资金支持，在五星运动获取地方议会席位之前，一直得不到国家的资助。而且，五星运动的一大竞选主张就是废除国家对政党的资金支持，它还很自豪地把已经获取的资金全部退回。所以，在国家资源获取方面，五星运动也处于不利地位。但是，次国家层面选举舞台的存在有助于五星运动在全国层面的崛起。2012年五星运动在西西里地方选举中一举拿下14.9％的选票，这一成绩明显有利于五星运动在稍后数月举行的全国大选中的表现。因此，特龙科尼提出，次国家层面选举空间的存在是五星运动取得成功的制度原因。不过，孔蒂和梅莫利认为，2013年的选举制度其实对五星运动不利:选举制度中的“多数奖励”(majority premium)规则使五星运动在2013年大选中受到损失，选票并没有成比例地转化为议席。

不过，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侧重的是五星运动这一特定政党本身崛起的原因，它们的关注点并不在于五星运动所代表的混合民粹主义这个更有一般意义的现象，即五星运动为何在政治主张上兼具左翼和右翼两种意识形态，在选民基础上囊括传统左翼选民和右翼选民以及非左非右的选民。我们认为，对混合民粹主义成因的探讨，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

一般而言，民粹主义可以分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与传统左右翼政党不同，民粹主义的动员是通过建构“人民”与“建制派”及“人民”与“精英”的对立来完成的，并利用在人民生活中凸显的社会分野以及基于社会分野的对立情绪进行动员。但是，左翼和右翼侧重的社会分野有所不同。左翼民粹主义主要利用经济/阶层分野，强调的是富人集团及其政治代言人和无权无势、不被代表的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对立，展现的是底层(the bottom)和中层(the middle)联合反对上层(the top)的纵向政治，其诉求也偏重为社会底层、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右翼民粹主义强调的是国族(nation)/种族/文化上的分野，以及具有同一国族、种族、宗教或文化认同的“人民”与“他者”的对立，体现了本土主义的立场。例如，在美国，被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妖魔化的是墨西哥人、中国人和穆斯林。在欧洲，这个“他者”则是穆斯林移民、吉卜赛人或犹太人等少数族裔群体、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布鲁塞尔官员等等。如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所言，左翼民粹主义强调对立的纵向维度，从经济或政治上界定“人民”这个集体；右翼民粹主义则强调对立的横向维度，从文化或种族上来界定“人民”。

无论是在左翼民粹主义还是在右翼民粹主义描绘的图景中，“建制派”“精英”都处在“人民”的对立面。他们不了解人民的疾苦，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与人民不同，在文化上和经济上的流动性都很强，是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对民族团结无动于衷；其经济投资易于不同国家之间转移，文化认同和经济利益也是和“人民”脱钩的。其中，左翼民粹主义更强调精英们跨国的、全球性的经济纽带、视野和承诺。右翼民粹主义更倾向于突出精英的文化外在性(cultural outsidehood)，批判精英只顾欢迎移民和支持难民，而忽视了辛苦劳作的当地人，支持多元文化主义而把普通人贬为种族主义者和恐穆主义者。可以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都是反精英、反体制的，但他们会根据社会分野的不同来选择叙事方式:前者强调经济/阶层分野和叙事，后者强调国族/种族/文化分野和叙事。

丹尼罗德里克为分析民粹主义为何采用不同的形式提供了一个简约的分析框架。他指出，要了解为什么民粹主义表现为左翼或是右翼，区分民粹主义崛起的需求方和供给方非常重要，民粹主义兴起是供给方和需求方同时起作用的结果。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对民族国家造成的冲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贸易、金融和外资冲击；另一种是移民和难民冲击。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但是，它们很少能决定民粹主义的发展方向和表现内容。决定其方向和内容的，是社会上相对突出从而可资利用的社会分野，以及民粹主义领袖向选民提供的叙事。通过为受到冲击的选民提供意义和叙事，民粹主义情绪被导引至特定的纲领下——而这正是供给方开始介入的节点。由于叙事的不同，产生了左翼和右翼两种民粹主义。而究竟采用哪种叙事，取决于哪种社会分野在人民的生活中更为显著，从而更容易为民粹主义政客所利用。罗德里克认为，当全球化的冲击凸显为移民和难民冲击的时候，民粹主义政客更容易利用国族/种族/文化分野进行动员，从而产生右翼民粹主义。这大体上就是欧洲发达国家的情况。当全球化冲击主要体现为贸易、金融和外资冲击的时候，政治家更易于利用经济/社会阶层的分野进行动员，从而产生左翼民粹主义，这就是南欧和拉美的情况。而在美国，由于两种冲击同时凸显，所以产生了左翼和右翼两种不同类型的民粹主义。罗德里克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罗德里克的分析框架为民粹主义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表现形式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但也存在一些局限。鉴于此，我们对上述分析框架进行一定的修正，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兼具左翼和右翼两种意识形态的混合民粹主义何以生成。

在需求侧，罗德里克认为，当全球化的冲击凸显为移民和难民冲击的时候，民粹主义政客易于利用国族/种族/文化分野进行动员，从而产生右翼民粹主义。但移民和难民冲击并非右翼民粹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反对移民和难民，也不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唯一表现形式。当资本和贸易的全球化或区域一体化对民族国家造成冲击并引发严重的国内问题时，也会引发以“国族”为本位的、“排外”的右翼民粹主义，例如特朗普对中国和墨西哥的妖魔化，又如罗德里克所说的疑欧主义者对没有特定面孔的布鲁塞尔官员的抨击。罗德里克虽然认为意大利五星运动无法简单归为左翼还是右翼，但由于它疑欧，可大体归为右翼，原因就在于五星运动基于“国族”的分界，从本土主义的立场出发来指责欧盟(以及主导欧盟的德国和法国)对意大利的干预。此外，涌入意大利的移民和难民，不但分享了一部分社会福利，而且直接对该国的低技能劳工构成就业竞争，使其面对作为买方的资本时处于更加不利的谈判地位，经济状况因此恶化，使得经济上的贫富分野更加明显。在两种分野都很显著的情况下，经济分野和文化分野造成的压力，往往同时交织在现实中的弱势群体身上。但是，基于哪种分野的民粹主义叙事方式更加凸显，则取决于供给侧的话语供给。例如，也许个体更关心的是经济分野，但如果供给方在实际操作中发现更方便利用文化分野作为抗议正当化的理由时，那么最终凸显的也可能是基于文化分野的叙事。所以，供给内容而不是需求，对民粹主义最终表现形式的影响是直接的。

在供给侧，罗德里克认为，民粹主义政客利用经济/社会阶层分野或国族/种族/文化分野来进行动员。利用前者，产生左翼民粹主义；利用后者，产生右翼民粹主义。但是，民粹主义政客未必只利用一种社会分野，为了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有可能同时利用两种社会分野。笔者认为，只要社会上存在经济/社会阶层分野和国族/种族/文化分野，就会产生民粹主义的土壤；当两种土壤都很“丰厚”的时候，其结果可能是两种民粹的并立，也可能是两种民粹的糅合。至于两种民粹主义何时并立、何时糅合，则取决于供给方针对特定阶段选民心理和需求采取的供给策略。如果一个政党的供给策略同时获得左翼和右翼的认同，克服或超越意识形态立场的分歧，就能把他们聚集在自己麾下，形成兼具左右意识形态特点的混合民粹主义。由此可见，对于供给方来说，要同时获得左右选民的支持，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种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并能自圆其说的供给策略。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五星运动成立于2009年，在2013年的大选中异军突起，又在2018年大选中稳坐头把交椅。由此可见，2009年前后以来意大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与混合民粹主义的出现息息相关。近年来，意大利的两种社会分野和基于两种分野的对立情绪都很显著，从而为混合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一)经济/阶层分野与“上下对立”

意大利存在鲜明的经济/阶层分野。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以家庭为单位，根据“主要养家者”(chiefbreadwinner)的职业、教育和国籍等因素把意大利人分为九大社会群体(见表2)、三个收入阶层(与传统的阶级划分并不一一对应)。其中，处于金字塔最顶端的“统治阶层”(ruling class)，不但掌握生产资料，而且掌握决策权力。这一阶层主要由资本所有者、高层官员和高技能劳动者组成。虽然他们也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收入始终稳居最高层，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而收入中下层集中的是低技能工人家庭，特别是南部和岛屿地区的低技能劳动者。可以说，在意大利，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具有鲜明的分野。更重要的是，意大利国家统计局认为，这些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野是结构性的，向上的社会流动很困难，呈现阶层固化之势。

意大利的经济/阶层分野，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有直接关联。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越国界的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具有收入分配效应，由于不同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有些群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有些群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受损。在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主要是物质资本要素所有者和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受损者主要是作为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的低技能劳工。这种分配效应基本上可通过“贸易机制”和“生产投资机制”来实现。一方面，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国际经济分工是根据一国的要素禀赋进行，各国出口用本国充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而进口需要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进一步指出，商品和服务的跨国自由流动，在收入分配上不利于一个国家稀缺要素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在现实中，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工充裕，所以往往出口密集使用半熟练/非熟练的低技能劳动力的产品，而发达国家的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充裕，因此更多出口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据此，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达国家进口低技能劳动密集的产品，从而减少了对本国低技能劳工的需求。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工会面临就业机会减少、收入降低等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输家。这是经济全球化冲击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的“贸易机制”。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还可以通过“生产投资机制”冲击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工。具体而言，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由于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外包的方式转移生产地点，从而使得发达国家的工人尤其是非熟练工人易被劳动充裕国家的劳动力取代。因此，中低技能劳工相对于资本的谈判力就受到削弱，从而可能导致其劳动报酬下降和工作条件恶化。

在全球比较视野下，意大利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其非熟练/半熟练的低技能劳动力相对稀缺，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充裕。一方面，在国际贸易中，来自劳动力充裕的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进口对意大利劳动密集型产品造成冲击，减少了本国对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从而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另一方面，意大利是欧盟成员国，欧盟实行边界开放原则，使资本和人员的跨国流动非常便利。资本家可从劳动力充裕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如一些东欧国家招募到更加便宜的劳动力，或者把工厂转移到此类国家。同时，移民和难民的涌入也为意大利提供了更加廉价和驯服的劳动力。因此，在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冲击下，意大利的低技能工人首先受到打击。例如，意大利著名的汽车业巨头菲亚特集团，不断在发展中国家扩大投资，同时在国内裁员、缩小生产规模。2010年年底，菲亚特集团宣布2011－2014年在巴西投资13亿欧元建造新厂并创造3500个就业岗位，同时它在2011年先后关闭了国内的三家工厂，裁员数千人。对此，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指出，菲亚特已经从“意大利工厂”变成了“裁员工厂”。

另外，在金融全球化的作用下，2008年以来，来自体系中心大国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传导至全球，意大利的银行也遭遇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为重新获得流动性，银行或者减少对企业和消费者的贷款，或者提高贷款标准，结果导致投资乏力，消费者信心下降。信贷紧缩、市场需求疲弱，对意大利各类企业都造成了冲击，其中小型企业遭受的冲击更大，因为大型企业还可以通过延缓支付供应商货款或压低价格，把危机部分转嫁到小型企业身上。在2009年，小型企业集中的北部大区伦巴第和威尼托出现当时最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分别达到1963家和880家。企业破产，就业率随之下跌。意大利的小型企业占本国企业的95％，雇用了50％的工人，破产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2008年以来，意大利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其中最高值出现在2014年，达到12.68％，2017年为11.21％。意大利的失业现象有三个突出特点:在地域上，南部失业率最高；在人口特征上，青年失业率非常高；失业率的上升主要集中在特定行业，如酒店行业、餐饮业、建筑业以及一些工业部门等，④而这些是低技能工人聚集的行业。可见，经济危机让原本处于收入底层的低技能工人家庭雪上加霜。

失业率与贫困率相关。在失业保障方面，大中型企业的工人作为“内部人”受到有力的劳动保护。但这种保护并没有延伸到工人中的“夹心层”和“外部人”。因此，未能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外部人”在遭遇失业风险时，享受不到国家的制度保障，完全依赖于家庭的支持。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8年以来，意大利的绝对贫困率节节攀升，全国平均绝对贫困率从2008年的4.6％不断走高，2013年达到最高值7.9％，到2017年仍为6.9％。从地域分布来看，南部和岛屿地区的贫困率始终最高。2013年，南方绝对贫困率高达12.6％，2017年仍高居10.3％。

为改善处境，工人纷纷走上街头参加要工作、反裁员的抗议游行。例如，2014年10月，在最大的劳工组织意大利总工会(CGIL)的组织下，首都罗马举行大罢工，参与人数最高达100万。意大利总工会负责人苏珊娜卡穆索对示威人群表示:“我们要求每个人都有工作，并且有权利地工作；这是为那些无业、无权、受难、没有确定未来的人们举行的游行”。在罗马大罢工数日之后，钢铁工人又聚集在德国驻意使馆前示威，抗议德国钢铁巨头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在意大利的裁员计划，并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钢铁工人的示威得到了其他工会的同情和支持，卡穆索更是宣称:“政府应该给出答案，而不是用棍棒击打工人”。之后，在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等城市，示威队伍还把矛头对准了“产业家协会”，认为它是真正的敌人，应该和政府一起对当前的劳动政策及低收入阶层风雨飘摇的生活负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有观察称“意大利的阶级斗争又回来了”。

(二)国族/种族/文化分野与“内外对立”

除经济/阶层的纵向分野与对立之外，意大利也存在横向的国族/种族/文化分野和对立，主要表现在以“意大利人”为本位的对移民的排斥及对欧盟的怀疑态度上。

由于意大利半岛紧靠中东、非洲和前苏东国家，自20世纪中期以来，意大利就成为国际移民通道上的一个中心枢纽。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经历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来自突尼斯的移民潮。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来自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乌克兰的移民增多。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截至2017年1月1日，有5047028拥有外国国籍的人生活在意大利，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8.2％。这个数字统计的是合法移民，包括外国移民在意大利出生的孩子(2014年为75067人，占新生儿的14.9％)，但未包括后来取得意大利国籍的人，也没有包括非法移民，因为非法移民的数字难以统计。在移民构成上，2003年，东欧移民占据意大利移民的几乎一半，北非移民则占据另一半，形成两大移民群体。到2013年，移民的构成变为:欧洲(50.8％)、非洲(221％)、亚洲(18.8％)、美洲(8.3％)和大洋洲(0.1％)。

此外，这些移民在意大利的地区分布并不均衡，明显集中于发达地区。例如，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截至2015年1月1日，59.5％的移民居住在意大利发达的北部地区，25.4％生活在中部，只有15.1％生活在南部地区。而且，生育率也表现出类似的地区差异:移民在北部的生育率最高，平均一个妇女生2.09个孩子，在南部的生育率要低(1.85)，但也大大超过了意大利人的生育率(1.29)。可以说，经济发达的北部地区面临更加突出的移民冲击。

在难民方面，20世纪，涌入意大利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只是移民潮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从1985年到1999年这14年间，意大利只收到大约10万份避难申请。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意大利收容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并不多。但2011年后的形势大不相同。2010年末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使得北非和中东的威权政体纷纷倒台或摇摇欲坠，为了逃避内战和不稳定的局势，该地区民众开始逃亡欧洲，给欧洲造成极大的压力。与这些国家毗邻的意大利成为难民第一个登陆的欧盟国家之一。仅2011年一年，意大利就收到3.7万份庇护申请，2012年有1.7万份，2013年为2.7万份，2014年为4.5万份。2015年，叙利亚内战和其他人道主义危机导致100多万难民涌入欧洲大陆。其中来到意大利的难民和庇护寻求者在2015年一年就达到15.4万，2016年则又新增了18.1万。而根据欧盟关于难民管理的«都柏林协定»，意大利必须接待这些登陆的难民并提供协助。

由于意大利未做好充分的准备来接受移民，因此，移民早就被当成一个“问题”、一种“紧急状况”来对待。根据意大利学者对有关移民话语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意大利的大众传媒就用非常负面的语言来描述移民，把他们视为对意大利脆弱的边界和海岸线的“野蛮入侵”(barbaric assault)者。从那时起，移民不再和劳动市场新闻联系在一起，而是和犯罪挂钩。意大利明爱会(ItalianCaritas)2009年10月发布的一份文件显示了公共舆论的上述变化:一份舆论调查显示，10个意大利人中有6个相信移民与犯罪具有直接联系。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在意大利的移民面临的敌意加深:“现在人们因为这场危机而指责移民。”“他们说我们抢走了工作、住房，甚至幼儿园名额——因为我们生的孩子太多了”。2011年以来的难民大批涌入，给意大利的安全、认同、就业、社会福利等都造成了更大的冲击。据统计，2012年，意大利总计投诉933895起，其中投诉外来移民的有290903起，占总投诉数量的31.1％。

根据2014年发布的移民投诉报告，49％的路上抢劫事件、49％的商店和住宅中心抢劫以及57％的住宅盗窃事件、60％的商店偷窃事件以及66％的道路扒窃事件都是移民所为。2013年意大利国家选举研究协会(ITANES)在当年大选后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意大利人对移民总体持负面态度，55.7％的人认为移民对意大利经济而言并不代表资源，60.9％的人表示不信任移民，认为应该加强对移民的归化，让他们遵从意大利的风俗习惯。2018年，欧洲一家智库的政策研究也显示，10个意大利人中有6个对来自非欧盟国家的移民持负面态度(59％负面态度vs.32％肯定态度)。而且，只有38％的人认为移民对意大利有贡献(55％的人并不这么认为)。

在难民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冲击下，意大利人对欧盟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之一的意大利曾经非常“挺欧”，现已变为最疑欧的国家之一。面对蜂拥而至的难民，意大利人很普遍的一个看法是:意大利被欧盟抛弃，不得不独自面对这场危机，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却要承担重负。而且欧盟现有的«都柏林协定»对意大利不利。因为它规定:庇护寻求者必须在他们抵达的第一个欧盟国家申请庇护，不管这个国家是否是难民的目的地，都必须承担难民接待、资格审核等一系列责任。这就给意大利这样被难民席卷的“前线国家”造成了过大的压力。这让意大利人感到很不公平，认为欧盟及其他成员国对意大利漠不关心，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团结。

此外，作为欧元区国家的意大利，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由于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再用货币贬值、增发货币等方式来应对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发展。因此，很多意大利人认为欧元应该对经济危机负责。意大利人对欧元的支持率自2010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并始终低于德国和法国(见图3)。与此同时，欧盟还限制意大利政府

债务规模，要求减少公共支出、实行财政紧缩，严重影响了意大利人的日常生活，使他们对欧盟的疏离和敌意不断上升，反对欧盟要求的财政紧缩的游行不断爆发。在2012年的一次游行中，示威者占领了比萨斜塔，并打出了这样的旗号:“站起来!我们不为你们的危机买单!”在2017年11月爆发的一次大规模反欧盟抗议游行中，示威者还把欧盟比作黑手党，贴出了“挣脱欧盟和欧元的牢笼”“对欧盟这个黑手党说不”的标语，发出“我们再也不当你们的奴隶了”的呼声。根据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调查，对欧盟“根本不依恋”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从2007年的9％增加到2018年的16％，2016年则高达21％。全球领先的德国数据统计公司Statista的调查则表明，2015年，超过一半的受访者称他们在过去一年对欧盟的信任降低了；2017年，40％的受访者说他们不像以前那么信任欧盟；到2018年，有51％的意大利人不信任欧盟。在此背景下，以意大利人为中心的本土主义呼声越来越高。

(三)作为高高在“上”的“外人”，建制派精英成为两种对立情绪指向的焦点

意大利政治表现出典型的“党强政弱”特点。政党不仅把持国家权力，而且将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掌握大量资源，向其支持者分配利益。乔瓦尼马拉尼尼曾评论说，意大利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由政党统治。2008－2018年，意大利先后经历了由力量党主导的中右联盟政府、蒙蒂领导的技术官僚政府、民主党主导的中左联盟政府。在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在作为新自由主义制度化代表的欧盟的压力下，这些主流政党、“建制派”精英无论左右，都表现出新自由主义的执政理念:重视可以跨国转移资源的资本的意愿，降低劳动力市场保护，紧缩福利支出。可以说，迎合资本、迁就欧盟是2008年以来意大利建制派的共同做法。难民大量涌入意大利之后，执政的民主党对其表现出同情和包容，从而被饱受难民冲击的普通百姓斥为“不懂人间疾苦”。

面对经济/阶层分野，意大利建制派精英选择的是亲跨国资本、轻劳动保护，削减公共开支、实行财政紧缩，至少从政策的短期效果来看是如此。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贝卢斯科尼政府一方面大力援救银行(理由是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和大企业(理由是为挽救就业)，另一方面减少公共开支，而包括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也认同这一政策导向。贝卢斯科尼主张议会应立即采取行动，通过宪法修正案，实现平衡预算。预算平衡修正案随后在2012年蒙蒂执政期间被通过，规定政府只能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并经议会许可才能采取赤字预算。为缩减开支，蒙蒂政府还大力推动养老改革，在2011年12月通过的“拯救意大利法令”吸收了贝卢斯科尼政府的改革要义，大幅提高退休年龄，使得领取退休金的条件更加严苛。蒙蒂技术官僚政府之后的执政党是以民主党为主的中左联盟。2013－2018年任民主党党魁的伦齐，担任过一届政府总理。在其执政期间，推出“旗帜性”改革方案，即“就业法案”。该法案使大企业在解雇员工上更为便利。虽然大企业对放宽解雇限制欢欣雀跃，但工会认为，企业可以更轻易解雇员工削弱了工人的基本权利。有学者甚至指出，如果伦齐能够重写宪法，那么他或许会把意大利宪法第一条改为“意大利共和国是建立在企业自由之上”，而非“劳动之上”。因此，对伦齐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意大利工会用罢工予以回应。一位金属工人的话很具代表性:“如果意大利天天有示威，那不是因为人民愚蠢，而是因为他们受够了政府总拿最弱势的群体来开刀”。蒙蒂和伦齐政府的改革长期而言会提高意大利经济的竞争力，但在当下，其政策难免会带来阵痛，而且要求部分群体承受改革的代价。普通劳动者恰好是当下的利益受损者，因此改革自然会引起他们的抗议。

面对国族/种族/文化分野，一方面，建制派精英选择把超国家组织欧盟的要求置于本国民众需求之上，一个典型的表现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届政府都在欧盟的压力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即便是以降低民众的福利开支和社会保护为代价，结果被批评为欧盟的傀儡，将欧洲的理念置于国内民主吁求和老百姓真实的日常生活之上。另一方面，在对待移民和难民问题上，2013-2018年执政的中左联盟体现出比较宽容的态度，不像北方联盟、五星运动那样态度强硬。2015年4月，伦齐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题为«帮助移民是每个人的责任»，展示了对移民和难民的人道主义责任感:“地中海，我们文明的摇篮，正在变成数以千计默默无名、哀哀无望的男男女女、稚子儿童的丧身之地”，“母亲们眼见儿女命丧大海，她们的哀号将在我们心头萦绕”，“我们必须阻止这场屠杀”。因此，尽管伦齐呼吁甚至威胁欧盟其他国家要公平分担接收难民的责任，但他对移民的态度还是“先救起来再说”。对于反移民的言论和行为，他站在“反法西斯主义”的道德高地加以指责。结果，滞留在意大利的难民急剧增加，伦齐的政策招致反对党和广大民众的猛烈抨击。

2016年，伦齐发起修宪公投，被认为是该年内继英国脱欧公投后影响欧洲一体化的最重大事件。由于他把个人的政治生命与公投绑在一起，公投被普遍视为对伦齐表达不满的一个机会:高达67％的选民都参与了投票，投反对票的占了60％之多，既有左翼选民也有右翼选民。伦齐的黯然下台，被称为“民主对新自由主义”的胜利。

简而言之，意大利的主流政党、建制派精英，无论左右，都集体选择了亲资本的立场，将欧盟的指令置于中下层民众的呼声之上，他们(主要是民主党)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对移民的敌视，而广大中下层民众却难以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内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不被代表的人群，对政治怀有深深的无力感。2013年大选后的相关民意调查显示:84％的人认为自己丝毫不能影响政府的所作所为；77.5％的人表示他们不信任议会；88.6％的人表示不信任政党，认为他们选出的精英只对选票感兴趣，对选民的想法毫不在意；93.7％的人认为一旦当选，议员很快就会脱离群众。更重要的是，左右两派的建制派精英在执政期间都没有解决严重的失业和债务问题，非但没有明显推动经济的增长，还把意大利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欧洲难民营”。因此，建制派失去了广大中下层民众的信任，被视为腐败无能、脱离人民、高高在“上”的“外人”，成为众矢之的。反建制、反精英，也成为政治偏好迥异的广大中下层选民共同的立场。

综上所述，意大利存在生活困顿、不被代表的低收入群体与有资源、有话语权的“统治阶层”之间的经济/阶层分野和“上下对立”，以及“意大利人”vs“移民＋欧盟”的国族/种族/文化分野和“内外对立”，从而为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生长”提供了沃土。但是，同样在意大利，在两种土壤都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北方联盟形成的是右翼民粹主义，而五星运动却是混合民粹主义?这就引入了“供给”问题:究竟会产生哪种类型的民粹主义，取决于民粹政党如何成功利用社会分野与对立，针对选民需求进行有效供给。

针对意大利存在的两种社会分野，五星运动充分利用上下对立、内外对立，以“人民”及其“敌人”为主角，建构了一套话语叙事，以抗议者的姿态在不同语境中对人民的“敌人”大加鞭挞。话语就是政治行动的一种，是政治行为体重新创造现实的一个根本手段。五星运动领导人、喜剧演员出身的格里洛以夸张生动的话语、出色的传播技巧，吸引了众多追随者。他的个人魅力对五星运动的成功功不可没。同时，五星运动还以建设者的身份出现，对选民投其所好，推出自己的替代方案。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选民，五星运动有意采取了一种“跨意识形态”的话语叙事，不追求意识形态的内在一致性，以便左右逢源。那么，它又如何能自圆其说、让左右选民都买账呢?笔者认为，五星运动在利用左右选民都对建制派精英不满的同时，提供了其他政党都没有的独特的供给方案:互联网“直接民主”。通过互联网平台，让左中右选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争辩和投票，以“问题”为导向，用协商民主的方式来处理意识形态差异。由于让不同立场的选民找到了“当家作主”的感觉，五星运动自然将立场迥异的选民都聚集在自己麾下。

(一)利用经济/阶层分野与“上下对立”争取左翼选民

基于“经济/阶层分野”的“上下对立”，五星运动把“人民”的“敌人”界定为大公司(资本要素)及亲资本的政治卡斯特(casta politica)等掌握权势的阶层。格里洛不停地批判大公司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批判金钱的主导地位，以及政治阶层的腐败。

在“破”之外，还有“立”。面对民众关于改善经济社会处境的强烈吁求，五星运动也投其所好地进行回应。意大利国家选举研究协会在2013年大选后的调查表明:909％的人认为社会保护应该成为任何一届政府的首要目标；83.5％的选民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干预措施以缩小国内收入差距；95.2％的人认为应该给予环保更多的关注。五星运动则趁机提出高度契合民众需求的竞选主张。以2013年大选竞选纲领为例，和其他主要政党相比，五星运动在主张福利国家扩张、教育扩张、加强市场管制、关注环保问题等方面最为突出。由于这些主张具有明显的左翼色彩(此次竞选纲领几乎没有涉及欧洲和移民等反映五星运动右翼倾向的议题)，所以基于对这次竞选纲领的分析，专门研究政党立场的“竞选纲领项目”(Manifesto Project)把五星运动归为典型的左翼政党(rile＝－49.032，甚至远远超过民主党:rile＝－6.863。见表3)。

在2018年大选中，五星运动继续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其竞选纲领宣称要废除400条“无用的”法律以解放意大利经济，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以保障公民的福利，国家拥有多数股权的公司应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根本作用，保护“意大利制造”，为小企业、农民和家庭设立公共投资银行，改革拟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的2011年养老金方案，消除无用的“政治成本”，改善工人的薪酬待遇、对上市公司经理和董事的经济待遇设立上限以降低工资差距，为年轻人进入公共部门工作创造条件等。但最核心的措施是:为所有生活贫困的意大利人提供“公民工资”(reddito di cittadinanza)，每位成年人每月780欧元。五星运动的左翼经济主张对失业率和贫困率双高的南部地区尤具吸引力。在2018年大选中，五星运动一举拿下南部近一半的选票(见表4)，证明五星运动的纲领供给高度迎合了选民的需求，供给策略非常成功。

作为民粹主义“家族”中的一个特例，意大利五星运动代表了一种糅合“左右”立场与选民的“混合”民粹主义。本文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分析了这种混合民粹主义产生的原因。我们发现，混合民粹主义的产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需要有以经济/阶层分野产生的“上下对立”，另一方面也要有以国族/种族/文化分野产生的“内外对立”。当两种土壤都很“肥沃”的时候，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才可能同时出现。但究竟能够形成怎样的民粹主义形式，则取决于政党的供给方式。不是每个政党都能成功利用两种对立，吸引立场各异的选民。只有提供左翼和右翼选民都能认同的方案，才可能把立场迥异的选民都集中在自己麾下。五星运动能够回应左翼和右翼选民的需求，投其所好地进行“纲领供给”，从而赢得了不同立场的选民。而为了调和内部的分歧，使其保持为一个集体，五星运动强调“超越”意识形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互联网直接民主的供给，使立场不同的选民可以围绕具体议题进行探讨，以公开、透明、协商的方式来处理立场分歧，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政治理念上的差异，从而把左右选民都聚拢在一起。可以说，五星运动并非单靠粗俗的民粹主义话语来博眼球的浅薄“网红”，而是真正带来了创新性的实践。

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这种互联网直接民主是否有可能扩散到其他国家有待进一步观察。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为应对“黄背心”运动，倡议并启动了从2019年1月15日持续到3月15日的“全国大辩论”(Grand  Debat National)。所有法国人都可以通过“全国大辩论”的专门网站，围绕国家治理、政府开支、税收和民主等议题，以公开透明的方式了解、发起和参与辩论并提出提案，同时也可以参加线下的辩论活动，其中就有五星运动直接民主的影子。2019年2月，五星运动领导人迪玛约专程赴法会晤法国“黄背心”运动代表时也讨论了直接民主等问题，声称“变革之风已翻越阿尔卑斯山”。就此而言，五星运动实践的互联网直接民主，不是没有可能列入其他国家的政治议程。

此外，五星运动的混合民粹主义还对传统政党非左即右的划分标准提出了挑战。这说明，一个在选举中取得成功的政党也可能没有意识形态的内在一致性，它的行为也可以不为意识形态的标签所规定，选民需要什么就供给什么，不分左右，不是某个“阶级”的代言人。这种看似机会主义的供给策略及其带来的或许是短暂的成功，是否会被其他政党效仿，从而对标签化的“左右”界定发起挑战，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最后，作为一个“新鲜事物”，以混合民粹主义为特征的五星运动未来会如何，也是引人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如果五星运动保持目前民主协商的投票方式，那么由于左翼和右翼选民的合力使其很可能会比一般民粹政党更“温和”，不太可能采取特别极端的举措。例如，在反移民方面，五星运动的立场就比联盟党温和。当然，妥协并不能掩盖其内部的分裂，直接民主在多大程度上能“拢住”五星运动内部的分裂，仍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而且，五星运动的互联网民主实践如果发生扩散，为其他政党部分效仿，就会稀释它目前独有的比较优势。当其他政党也有直接民主供给时，并且供给更加丰富多样、形成针对特定立场选民的细分市场时，五星运动的支持者就有可能分流出去，这对它将是一大挑战。

（转引自人民大学国政评论。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EAxgQJbIozJsXEClWRl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