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政治时代，谈权力和权威似乎有点不合时宜。权力是一种强制性力量，被美国的“冷战政治学”改称为“威权”;而权威则被刻画为人们自愿服从的权力。但在很多时候很多地点，没有强制性权力就不会有所谓的自愿服从，因此很多国家的权威都是以强制性权力为后盾的。在民主的“第三波”退潮之后，无论在转型国家还是在老牌西式民主国家，均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再权威化”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是转型国家的政治“再权威化”非常普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俄罗斯。普京掌控大权马上20年了，因此他最遭西方人的恨，被扣上“独裁者”“普京式民主”等一大堆帽子，但俄罗斯人民却一如既往地爱戴这个领导人。与俄罗斯相似，从前苏联分裂出来的国家，比如白俄罗斯和中亚一些国家，都被西方国家称为“选举式威权主义”。有趣的是，这些国家转型总体顺畅，并没出现多少政治动荡，但无效的民主让老百姓难以忍受，因此不约而同地走向“再权威化”。对于很多转型失败的国家而言，重回权威政治则是一种自然而言的选择，比如“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回到军人政权，温和的泰国军人也在和平政变中掌权。非洲一些国家自不待言，军阀政治比比皆是，有些国家的总统和副总统居然各自拥有自己的武装部队，因为这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部族组成的。

其次是西式民主国家的“再权威化”现象。如果说转型国家的权威化政治可以理解，那么一些西式民主国家也在谋求权威化政治就有些让人费解了。比如，韩国总统朴槿惠在被最近的“闺蜜干政”事件弄得焦头烂额之前，曾说要在任内完成修宪，改变总统不可连任的宪法规定。朴槿惠抱怨韩国总统任期太短，羁绊太多，导致政纲难施，当时大部分韩国民众对此都表示支持。而在东亚老牌民主国家日本，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刚刚修改了党章，党魁任期从“最多两届6年”延长为“最多三届9年”，这显然是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量身定做的举措，以实现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实际上，韩日两国的这些举动都可被视为对权威政治的渴求。

还有一些求权威政治而不能的国家。想拥有更多权威的西式民主国家何止这两家，难道乱哄哄的巴西不想要一个更有权威的政府？被称为“否决型政体”的美国又何尝不想自己的政府有权进行更有效率的施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撰文称，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哪怕仅仅一天”，那样的话美国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确实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内在性问题。被自己标榜为“民主灯塔”的美国，已经因为政党政治极端化、利益集团操纵和政治司法化(政策靠打漫长的官司去执行)而变得困难重重，这使上台之初被寄予厚望的奥巴马总统难以作为。美国人真的会喜欢这样的民主吗？只要看看2016年的美国大选，就知道美国民主的糟糕现状了。两党候选人的比差比烂告诉世界，“否决型政体”还将继续，“灯塔”已经黯然失色，甚至正在失去其道德高地的优越感。

寻求民主与权威的均衡之道

世界政治“再权威化”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在政治理论上也值得思考。现代性政治要素之一就是大众权利或者说大众政治，民主政治是政治现代性的应有之义。但西方社会科学流行的是二分法思维，现代与传统对立，民主与威权对立，西方与东方对立，等等。在此思维方式引导下，现代性民主就必然要反对传统性权威，并在理论上“污名化”权威和权力。这是美国的历史所决定的，因为美国是从地方“长”出来的一个现代国家，从来没为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而操心，所以对外推广的建国方案都是自己的自由、自治、公民社会、选举民主、分权制衡，反对权威，结果搞得很多非西方国家混乱不堪，乃至国家失败。

第三波民主化之后的世界政治昭示人类，现代性离不开传统性，人类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智慧遗产就是如何在有序的秩序中生活，安全、秩序和有效施政是政治共同体赖于存续的根本之道。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民主政治只能在传统性政治中发生，或者说是传统性政治的现代性延续。在政治体制上，过去曾成功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典范是英国，上议院代表传统的“尊荣”，下议院代表民主政治，而政府代表有权威的行政。但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的“模范生”，它的政府现状也开始不负责了，草率地搞什么“脱欧公投”，辜负了很多人的思想期望。按照英国模式建立起来的印度，蛋糕还没做起来就开始分割蛋糕，以族群为基础的党争民主在地方政治中就是赤裸裸的“立党为私，执政为己”，结果中央政策根本得不到有效实施。印度是民主过度而权威不足的大典型，被西方人称为“无效的民主”。

转型国家和老牌西式民主国家的故事告诉我们：好的政治必须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均衡，也即民主与权威之间的均衡。没有民主的权威是不合时宜的，必须被抛弃;没有权威的民主则是不可治理的，因而也是不可欲求的。自古以来，政治的不变之义就是实现“共同体的善”即“善治”，目前世界政治中的“再权威化”现象是不是在回归本来意义上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