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传统安全研究的批评早在冷战后期的20世纪80年代渐成规模。欧洲与美国学者在讨论传统安全概念弊端的初期各有建树,但至90年代末期,大西洋两岸安全研究的分野越来越明显。批判的安全研究在欧洲的发展远比美国强劲有力,并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安全研究的面貌,美欧在安全研究的本体论以及纲领研究上变得大不相同。欧洲形成了重塑安全研究的三大中心,即丹麦的哥本哈根、法国的巴黎与英国的阿伯里斯特维斯。以三大分支流派为主干的欧洲批判安全研究,构成了在一个美国人长期把持的领域内颇具欧洲特性的安全理论群。
[关键词] 欧洲批判的安全研究;批判理论;欧洲特性
[作者简介] 罗天虹: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2006年,25位欧洲学者以C. A. S. E. Collective, 即“欧洲批判的安全研究团体”的缩写“凯斯团体”为笔名,在《安全对话》杂志上发表《欧洲批判的安全理论方法:一个联合宣言》[1](简称《联合宣言》)。该文明确宣布批判的安全研究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欧洲安全理论,并阐明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基本主张与发展方向。这堪称欧洲学者公开宣布某种欧洲学派的存在并大力推广展示的最典型事例。《安全对话》杂志随后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和批评《联合宣言》。[2]而“凯斯团体”则于2007年发表对批评意见的回应,题为《欧洲·知识·政治———应对局限性:凯斯团体的答复》。[3]这种辩论凸显了批判的安全研究在欧洲的发展声势与活跃程度,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欧洲批判安全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将追溯批判的安全研究在欧洲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并以《联合宣言》及其批评中的论题为线索,梳理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理论和研究纲领,进而分析其欧洲特性。
一、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由来及构成内容
冷战期间的西欧,安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大体与美国保持一致,不过已经开始显现出一定的特色。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为代表的一些北欧学者和以迪特尔·森格哈斯(Dieter Senghas)为代表的一些德国学者,开始从事独特的和平研究。[4]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与第二次冷战的反复,一些西欧学者和政治人物基于欧洲的处境开始提出明确有别于遏制战略的维护安全新思路,如“共同安全”[5]、“替代性防御”[6]等。冷战年代的和平研究与替代性安全研究,是传统安全研究的最早挑战者,也是后来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预演。
伴随着冷战的逐渐松弛和结束,西方学界出现了重新界定安全概念的大讨论,大西洋两岸的学者都参与其中。但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安全研究在美国与欧洲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极为不同的面貌。[7]美国的安全研究辩论与传统的安全研究思路保持了更大的连续性,关于安全概念的讨论并没有真正渗透到整个安全研究中。而在欧洲,关于安全概念的大讨论随后带来欧洲安全研究理论和方法多样性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对元理论问题进行反思的广义批判研究在欧洲安全研究中异军突起。在英文表述中“批判的安全研究”如果采用首字母大写的方式,通常特指利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进行的安全研究,缩写为CSS。“批判的安全研究”英文表述更多采用小写方式,指广义的批判研究[8],囊括了从建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等多种形式的反思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
按照由奥利·维弗(Ole Wæver)提出随后由“凯斯团体”加以重申的说法,欧洲批判安全研究已然形成了哥本哈根(Copenhagen)、巴黎(Paris)与阿伯里斯特维斯(Aberystwyth)这三大重镇,相应地出现三大分支。这三大分支虽然并非是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全貌,但仍成为人们把握欧洲批判安全研究大致面貌便利的起点。
(一)哥本哈根学派
在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三大分支中,哥本哈根学派于1996年最早被人冠以学派之名,其名声也较为显赫。1998年《安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9]出版之前,哥本哈根学派的研究努力主要是围绕欧洲安全的经验研究;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该学派在朝着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探讨和创新的目标迈进,并将其理论用于更广泛地区的经验研究。[10]书中阐述了三大主要概念“安全化”、“部门”、“安全复合体”。安全化指通过安全术语或者词汇对事件进行陈述的过程。部门是指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军事安全与社会安全之间的区分。在经验研究方面,哥本哈根学派尤其对身份的安全化与欧洲移民问题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考察。[11]安全复合体旨在分析地区安全问题,对于安全关切如何在一个地区格局中组合提出了结构性分析的方案。在这三个概念中,安全化是核心,决定了该学派在元理论层面上的特征;而三者之间的并立与相互作用构成了对安全动因的完整说明。安全化研究的重点不在于说明某安全问题是否得到客观、合理的界定,而是探究群体共享的威胁认知的建构过程。哥本哈根学派对于安全的价值持怀疑论观点,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被作为长远性目标,因为这意味着人们不再有需要采取超常应对措施的威胁。就理论来源和倾向来看,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理论大致是一种建构主义的安全理论,同时具有显著的混成性,这源于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弗两位主要代表人物不同的理论偏好。布赞也是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持一种“英国学派的建构论现实主义”。维弗则自称“后结构的现实主义者”,同时受到德里达和基辛格的深刻影响。
(二)阿伯里斯特维斯学派
阿伯里斯特维斯学派,也称“威尔士学派”[12]，是具有鲜明“解放”诉求的安全研究,英文首字母大写的批判安全研究(CS)通常特指这个学派。该派的两位代表人物肯·布斯(Ken Booth)与理查德·维恩·琼斯(Richard Wyn Jones)都曾在位于阿伯里斯特维斯的威尔士大学任教。麦克·威廉姆斯(Michael Wiliams)主编了该学派标志性著作《批判的安全研究》[13],后来也到威尔士大学任教。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知识论的启迪,这个学派认为国家常常就是问题的所在,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指出,安全必须根据与人的关系来界定,而不是根据与一个机构即国家的关系来界定,因此安全的最佳理论阐释是采取与人民紧密联系的方式,以人的解放来界定安全,安全研究的轴心就是个人的解放。同时,该派主张以人的解放作为核心关切的协作事业,取代现实主义聚焦于军事、以国家为中心对安全的零和逻辑的理解。该学派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相当广泛,涉及社群冲突、伦理、身份政治、核武器、不平等、环境问题,等等。尽管阿伯里斯特维斯学派的安全指涉对象并非国家,而是人或者说是人民,但在对安全与威胁的理解上,该学派的观点更具有客观主义倾向。
(三)巴黎学派
巴黎学派的安全研究别具特点,致力于对特定行为体的安全专业实践进行详尽的经验研究,尤其是对跨境警察活动、移民事务进行深入考察,以揭示安全的政治建构过程、政府的安全理性与安全知识和技术的结构性政治后果。这一学派成员大多集中在巴黎,领军人物是迪迪埃·比戈(Didier Bigo),但长期在英国任教的杰夫·于斯曼(Jef Huysmans)也是该派的重要成员。比戈担任法语刊物《文化与冲突》的主编,该刊物是这个团队重要的阵地。比戈的《警察网络:欧洲的经验》[14]与于斯曼的《非安全的政治学》[15]是该学派的代表性著作。巴黎学派理论上的出发点是“场域”(field)和场域中的行为者。场域的概念来源于布迪厄(Bourdieu),即结构化了的场所,其中上演着为特定目标的竞争。在职业化、专业化、技术理性成为西方社会突出特点的背景下,该学派通过追踪警察、官员、私营公司、隐藏的跨国网络等各种安全行为体的活动,得以揭示某些特定的社会职位如何在安全事务中取得特权地位。该学派的安全研究纳入了国际关系学、犯罪学、政治社会学、法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和方法,其社会学特色尤其突出。
以三个地点作为学派名称,显然是欧洲学派兴起的隐喻,同时突出了以特定机构为中心的学术活动机制化、规模化的因素。三个学派之间保持了密切而长期的互动,分别有重量级学者参与“凯斯团体”《联合宣言》的起草。
除了这三大分支之外,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参与者还包括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尽管它们都属于批判理论的范畴,是欧洲理论界和欧洲安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被认为是非典型的欧洲学派,因此在讨论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构成时并未得到重点关注。
二、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理论思想和未来研究方向
以“凯斯团体”《联合宣言》文本为主要依据,并结合各个分支流派的代表性作品,具体来看,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理论主张以及在其批判思想透镜下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安全研究批判立场的界定
批判学派质疑价值中立的研究理念,将抨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实证主义以及与实证主义有姻亲关系的经验主义。批判立场在安全研究中的使用,意味着打破词语与事物之间、问题的进程与解决方案之间的自然联系,瓦解以例外情况、紧急事态或官僚专家名义所进行的安全话语和实践的中性化和去政治化,将安全问题重新带回政治辩论和政治斗争之中。一方面,安全的规范性含义得到审视和追问;另一方面,安全化的过程得到详查和辨认。解决安全问题的思路也被进一步讨论,从对抗到合作,从去安全化到解放,安全研究纳入了对人类命运和根本前途的关切。安全问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由客观存在的军事威胁评估所决定的狭窄的“高政治”,而是更广泛的社会发展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囊括了社会、经济、环境、政治与军事等多个领域或部门。这样,安全议程的扩大和实现安全方法的更新,得到了理论上的说明。
(二)安全议程扩大所带来的“安全陷阱”问题及其克服
在主张安全议程扩展的同时,批判学派也进一步思考了扩展安全所带来的问题,他们称之为“安全陷阱”。《联合宣言》指出,尽管“人的安全”经由联合国倡导,作为体现安全与发展相融合的最主要概念,受到人们普遍的肯定,但是有两大政治后果是值得警惕的:其一,将欠发展和动荡直接关联起来,将安全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实际上将国家区分为危险的不发达国家与富裕安定的发达国家,是新的等级划分。其二,将安全从一种局限性的政治关系扩展为全球性的道义原则之后,对欠发达国家进行干预和管制就变成了道义上的必需。两者从根本上讲,都是脱离政治分析而仅仅进行单纯的病理分析和道德分析的产物,在这种逻辑之下提出的所谓“新战争”[16]、“后冷战时代西方干预的道义本质”[17]等观点,必须受到批判性的挑战。
在明确意识到安全概念和议程扩大会带来陷阱需要克服的同时,《联合宣言》进一步提出了对批判安全研究今后发展方向和重点研究对象的思考:(1)安全与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例外主义源于卡尔·施密特关于主权的论述。所谓例外就是先前的法律、程序、预期的反应都不足以应对的极端危险和突发的形势。例外主义恰恰是政治权威更为真实的体现,表明其具有建构新的政治法律秩序的能力。批判学派质疑施密特式例外的客观性以及主权权威的整体单一性,他们通过对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精英关于危险与紧急事态的处理(巴黎学派)、论争过程中交往伦理(阿伯里斯特维斯学派)的分析,共同致力于揭示最终带来政治和暴力后果的例外是如何被命名、建构和授权的社会过程。
(2)安全与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对风险和风险社会的讨论首先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得到发展。贝克在对晚期现代性的研究中,提出了“风险社会”的理论,并在“9·11”事件之后进一步阐发风险问题。[18]另一种讨论风险的视角借鉴了福柯的思想,将风险作为治理手段。[19]关于风险的讨论随后引发了到底是基于风险还是基于威胁来解释安全的辩论,并促使批判的安全研究明确纳入历时性因素的分析。
(3)归属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这一表述借用美国小说家约翰·克劳利(John Crowley)小说中的主题和某些学者的用语,欧洲批判安全研究学者通常使用的概念是安全与身份,他们特意借用这一概念表明进一步延展相关讨论的追求。他们认为可以进一步充分开
掘的论题包括集体记忆、民族主义、公民身份、侨民、跨国社会运动以及欧洲身份认同,等等。
(三)批判学派与政治和政策
一般认为,批判学派似乎更长于作为旁观者对现实和政策提出批评。而《联合宣言》明确提出要“具有适切性”(being relevant),并对研究者作用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1)批判的安全研究与决策的关系。“凯斯团体”强调,批判学派知识生产的首要目的不是提供“具体的技术知识”,其最直接的贡献在于协助安全实践者对他们的实践进行反思和应对“多重真理、理论和技术知识”。在影响决策方面,不同批判学派的考虑有所不同。持激烈批判立场的学者,主张彻底摆脱寻求国务活动家倾听的诱惑,集中致力于发展与解放的社会运动相联系的反霸阵地。[20]更加温和的观点则认为,改变的发生常常是通过反体制的、激进的、议会之外的挑战者与部分精英之间的互动实现的,前者挪动了可能性的边界,后者重新阐述了“合理的”观点和行为。[21]
(2)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两难。任何理论,都面临理论本身的独立价值与理论的实用性、理论的实践后果之间矛盾的挑战。批判理论面临的挑战尤其严峻,因为从批判理论观点看,只有在实证主义逻辑之下才会宣称存在所谓客观真理,然而决策者会倾听并不是以真理名义发布的分析吗?科学在公众中的权威性恰恰来源于它以真理的名义说话,那么批判学派如何对公众讲话?这显然没有简单的答案。《联合宣言》提出,如果欧洲批判安全研究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对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进行公开讨论,并将批判思想转化为某种“大众文化”。
(3)批判学者的政治责任。批判学派认为,批判研究的目标不仅是观察,也要积极开放讨论和政治行动的空间,并提供可能的替代性话语和实践所需要的分析工具。尽管还不存在关于批判派学者如何发挥政治作用的明确指导原则,但是《联合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是通向更明确的担当政治义务的第一步。
三、对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批评
作为不同的思考框架,批判的安全研究与传统安全研究的对立是不言而喻的。在对安全研究加以扩展这个问题上,传统安全研究并不完全拒斥以添加新行为主体、扩展安全手段的方式来修补安全研究,只是以保持学科边界清晰有限为理由,强调军事安全研究继续处于首要地位的合理性。[22]但在基本理论内核方面,传统主义者仍然坚持客观主义、理性主义的思考方式。就这一点而言,传统安全研究与批判安全研究是难以对话的。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毫不客气地批评说,后结构主义者“只有太多批评而没有太多理论”,会使安全研究变成“脱离现实世界的自我陶醉的累赘话语”。[23]对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批评主要来自批判学派内部。出于论述的针对性,本文略去围绕三大分支学派研究的批评,主要概述围绕“凯斯团体”《联合宣言》的评议和争论,其中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哪些分支与个人可以成为“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核心成分与代表
《联合宣言》实际上试图说明,将“欧洲批判安全研究”仅限于这三大分支是“理解有误的”,明确分支学派的意义主要在于确立分析范畴以作为描述学科领域的第一步,以及将它们的平行出现作为一种集合现象进行社会学分析。但这种解释并不能令一些读者满意。克丽斯汀·西尔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从女性主义观点出发提出的批评最为尖锐。她严厉指责《联合宣言》仅仅把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作为批判安全研究这一思潮中的“其他参与者”,尤其对同样在哥本哈根任教的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丽娜·汉森(Lene Hansen)遭到轻视表达不满。西尔维斯特认为,对女性主义的刻意无视,恰如“小美人鱼安全困境”[24]的论述中所指出的,通过“被静默”而“被去政治化”。她指出:批判研究已经分化成不同阵营,有的阵营如哥本哈根学派正在取得某种主导地位;“凯斯团体”静默其他批判安全研究参与者的做法,已经与当初取得霸权地位的主流有几分相像。[25]
(二)什么是批判的安全研究
《替代选择》(Alternative)学刊主编沃克(R.B.J.Walker)认为,界定学派更为有效的方法是辨识其赖以提出特定问题的核心关切,而不是其特定的方法。尽管从《联合宣言》中可以发现批判学派的两大关切(即伦理关切以及高度重视社会实践的决定力量),但是批判学派所提出的问题也考虑到政治关切的优先性,后者恰恰是传统安全分析的焦点,而且传统安全分析通过例外主义的论述精确地瞄准了这个焦点。《联合宣言》在无意间所取得的成就只是表明:批判性地思考安全,必然对人们关于伦理、社会进程与政治实践之间恰当关系的固有假设构成扰动,但“凯斯团体”需要进一步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26]
(三)需要警惕欧洲导向的消极面
用沃克的话来说,“欧洲批判安全研究”中的欧洲导向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欧洲倡议“确实是积极的”,“但也是令人不安的”,因为面对美国传统合法性的丧失,给出的解决方法似乎是与民族主义的观念相联系。[27]同时,明确地聚焦于欧洲,也没有充分注意到欧洲实际范围的复杂情况。总之,沃克认为,鲜明的欧洲导向包含着鼓励狭隘地方主义的潜在可能。这显示出一定的消极性。
四、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欧洲特性
在“凯斯团体”看来,欧洲批判安全研究就是安全研究的欧洲学派。安全研究在西欧的发展已经显现出与美国的明显差异,这是新的现实。围绕《联合宣言》的批评并没有动摇这一点。这促使我们去思考和分析,究竟如何理解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欧洲特性,何种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智识传统以及主观努力促成了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成长。
第一,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凸显,与欧洲学者自觉的努力相联系,透露出欧洲学界强烈的自主意识。《联合宣言》作为25名学者集体合作的成果,其出台的宗旨就是强调“共同的视角”与“集体的声音”。戴高乐曾发出“欧洲人的欧洲”的呼吁,极为鲜明地表达了在冷战年代确立和保持欧洲独立与独特的政治外交属性的追求。但是欧洲知识界的欧洲情结则显得较为复杂。曾几何时,欧洲的就被当做普世的,所谓“欧洲中心主义”的根本逻辑就在于此。20世纪世界权势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但欧洲的边缘化只是相对的。在非西方世界看来,欧洲仍是广义西方霸权的组成部分。不管外界的印象与欧洲自身的意愿如何,欧洲终究面临着准确认识自身地位与特性的课题。欧洲学者创建欧洲学派的自觉意识,与美国式安全研究的缺陷有关,也与欧洲社会对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不满相联系,这种不满直接导致欧洲学者对作为单一整体的西方体系的质疑。[28]另外,欧洲学界的欧洲意识,与欧盟强化欧洲建设的目标相一致,欧洲学界跨国互动加强的背景和动因之一是欧盟有关项目的支持。
第二,欧洲批判安全研究学者的欧洲意识,是一种批判思想之下的欧洲意识,带有深厚的欧洲智识传统与左翼政治的烙印。欧洲是批判思想的故乡,而且迄今仍然是广义批判思想蓬勃发展的繁盛之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欧洲思想。建构主义这一被欧洲批判安全研究学者借助最多的理论思想也主要源自欧洲,尤其是法国。尽管源于欧洲的批判思想最早被国际关系学界所吸收和利用还是北美学者起到了主要作用,但批判思想回到欧洲后,其发展势头则是强劲的。美国的批判思想也得以存在和发展,不过其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地位远为边缘。
第三,批判思想在安全研究中的运用,对应了欧洲现代性历史演进在当下所遭遇的问题。欧洲批判的安全研究,回应了欧洲从世界政治权势地位的顶峰滑落和经过战后一体化建设之后所面对的安全问题,其回应的思路不是取美国而代之,或者像美国一样殚精竭虑于全球战略,而是将自身的位置界定为“核心与边缘之间”[29],更多地着眼于地区力量平衡与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以反思的立场、批判的方法进行审视、权衡和选择。这种不再以军事问题为中心和更为内向化的欧洲式思想,受到以罗伯特·卡根为代表的一些美国人的批评和讽刺,称“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欧洲人想要享受自由秩序的好处,却不愿意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帮助维持该秩序。[30]实际上卡根也承认,欧洲脱离美国的思考框架有其自身的逻辑。安全思考的框架总是与社会历史进程相联系。安全概念窄化为国家中心主义和以武力与防务政策为根本手段的所谓传统安全观,恰恰是从中世纪秩序走向现代国家体系,从暴力工具分散化走向暴力的国家垄断,从宗教身份的敏感性走向民族国家身份认同这一进程的伴生物。[31]回到实证主义诞生的年代,其在现代早期所起到的革命性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沿着这一思路不难看出,后实证主义的兴起,安全概念的扩大,批判安全研究的迅猛发展,显然与人们超越现代性思考方式的局限性、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局限性是密切联系着的。罗伯特·库珀(RobertCooper)曾经提出欧洲是“后现代国家”,美国则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现代国家”的判断。[32]这一观点颇受争议,但至少在库珀论述中所提到的欧洲国际关系特性的变化是有现实基础的。不管人们如何评估欧洲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将欧洲批判的安全研究视为学者在空中楼阁所进行的思想游戏是武断的,他们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向与欧洲的历史演进和现实政治是衔接的。
五、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启示
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成长道路与理论探索,不仅对于我们认识欧洲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特点提供了重要线索,也对我们认识批判理论以及基于地缘文化差异的学派发展问题,提供了教益和启示。
第一,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崛起,强化了“知识驱动型”理论研究,拓展了学科视野,结合地方性现实同时推进安全理论的发展,揭示了针对现实问题而调整思路的重大意义。长期以来安全研究的理论化程度较低,主要借助“与理论片断相结合的常识”[33]开展研究。批判的安全研究一方面在元理论层面上进行了深刻反思,另一方面注重将安全理论的阐述建立在关照现实的基础上,尤其通过引入社会学视角,建设系统性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因此将安全理论的发展推向了新高度。理论思想上的敏锐和深刻,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学科的理论化水平,而且促使其能够在安全问题应对上提出新的思路和警示性意见,其理论研究的成就和政策价值彰显无疑。
第二,欧洲批判的安全研究为拓展安全理解和思考的路径提供了示范,将社会变革的因素带入一个保守的学科,展现了批判方法独特的分析力量,这对欧洲以外的发展中世界的安全研究与实践具有思想启迪意义。由于将妇女问题、解放问题、发展问题等引入安全研究,可以肯定,批判的安全研究在非西方的发展中世界有用武之地。但是,批判安全研究对国家作用持悲观甚至敌意的看法,这对于传统安全问题依然严峻并在不断加紧完善民族国家建设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而言,的确存在着某种错位。面对发展中世界的现实状况,恐怕单一的理论资源是难以胜任的。在安全问题上,相较于非传统的规范主义、后实证主义与欧洲学派,发展中世界不仅更熟悉对安全的经典政治理解与美国学派,而且后者的实用性似乎显出难以抵挡的吸引力。在这一背景下,欧洲批判的安全研究至少具有促进理论自省和思想前瞻的重要价值。借此,美国式安全研究的利弊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认知,同时,正如“凯斯团体”《联合宣言》所揭示的,深化和扩展的安全并非没有“陷阱”,需要加以警惕。
第三,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发展及其基本主张有着鲜明的欧洲特性,然而,对于安全研究地域特性的意义需要恰当的理解和界定。当一些欧洲学者骄傲地宣布“欧洲批判安全研究”标志着独特的安全研究欧洲学派诞生时,批评的声音指责说,批判的安全研究并非是欧洲的专利。当一些学者基于学术活动的规模和影响概括出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三大分支时,另一些学者立即指出,这是学科阵营化的顽疾,是内部批判活力丢失的表现。这种地域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这种对地域性学派赖以成立的根本基础的质疑,以及在界定地域性学派中无法避免的概括所引起的门户之见,给我们带来启示,建设任何一种基于地缘差异的学派,可能都会面临类似的诘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