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洲一体化不仅是世界范围内发展程度最高的区域一体化,而且其本身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实践源泉,同时,围绕一体化进程而展开的一体化理论探讨,即一体化理论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并与欧洲一体化的现实更加贴近。欧洲一体化理论主要有三个学派,即联邦主义、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联邦主义理论经历了从最初对欧洲联邦的制度设计到关注治理。功能主义经历了从早期功能主义的理论推演到新功能主义的解释性理论,再到后功能主义的操作性设计的发展演进。制度主义本身就是欧洲一体化理论流派的理论建构与欧洲一体化实践密切关联、相互促进的产物。欧洲一体化理论流派之间既相互论争,又彼此借鉴,形成一种在争鸣中共同发展的联系互动关系。
[关键词]欧洲一体化;联邦主义;功能主义;制度主义
[作者简介]宋新宁: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欧洲一体化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成功和发展程度最高的区域一体化。欧洲一体化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否认,相对完备的欧洲一体化理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欧洲一体化的实践本身,也使得欧洲一体化理论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具活力的部分。
欧洲一体化理论,始自联邦主义理论,曾因功能主义理论而名噪一时,确立了其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之后出现政府间主义对其的挑战。随着欧洲一体化不断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对区域一体化的理论探讨也在不断深化,各种学说不断涌现。欧洲一体化理论发展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日益从制度构想或对一体化进程的解释,向一体化进程中的治理和操作性设计发展,表现出理论和实践相互融合、彼此促进的特征。
一、联邦主义:从制度设计到治理
早在18世纪,欧洲人就开始系统探讨欧洲联合与统一的问题。圣·皮埃尔在《给欧洲以永恒和平的回忆录》中的第一卷(《给欧洲以永恒和平的方案》)和第二卷(《在基督教国家君主间建立永恒和平的方案》)中最早提出在欧洲国家间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政府。让·雅克·卢梭曾对其进行过批判,认为它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古典联邦主义理论可以说是伊曼纽尔·康德的欧洲联邦学说,在《论持久和平:一个哲学家的方案》一文中,康德给欧洲的持久和平开出的药方就是在欧洲建立一个欧洲联邦。考登霍夫·卡莱吉是联邦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系统地提出了泛欧洲联邦的学说,而且领导了欧洲大陆范围内的泛欧运动。
20世纪上半期,联邦主义理论是激励欧洲政治家推进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理论支柱。根据古典联邦主义理论,传统的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已经成为欧洲和平与发展的障碍。从经济方面讲,狭小的市场将阻碍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从政治方面讲,民族主义将成为法西斯主义和极权的温床。欧洲的统一或一体化就是要在欧洲国家之间建立联邦制政体,实现欧洲层面(中央)和成员国(地方)之间的分权,既维护欧洲的和平,又保障广泛的民主。但是,联邦主义理论更多的是一种以美国的联邦制为蓝图的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的制度设计或构想,其基本特征是注重结果而非过程,从而始终带有乌托邦的特性。
联邦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曾经在欧洲风行一时,西欧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家都推崇欧洲联邦的构想,并在战后初期的欧洲统一运动中试图在1949年建立的欧洲委员会框架内确立一种联邦式的制宪“咨询议会”,但是并未获得成功。由让·莫内设计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是欧洲政治家建立欧洲联邦式的一体化制度安排的又一次尝试,其高级机构、共同大会和共同体法院具有明显的超国家色彩。但是,由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坚持并最终建立的部长理事会,以及政府间机制,因其实行的全体一致原则,而使得共同体的立法和决策权保留在成员国层面。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尝试,是欧洲联邦主义者为推进建立欧洲联邦的再次努力。欧洲政治家们的计划是共同建立一个超国家性质的欧洲共同体,其中包括共同机构、共同武装力量和共同的预算。根据《欧洲政治共同体条约草案》,新的政治共同体将包括:两院制的欧洲议会,即一个由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和一个由各国议会任命的参议院,各自以简单多数的方式投票通过各种法律;一个欧洲执行委员会,其主席由欧洲议会选举产生,委员由主席自己选择;一个部长理事会,由各成员国部长组成,其职责是协调欧洲执委会与各成员国政府间的行动;一个共同体法院,负责裁决争端,对执行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决定的有效性进行判决;一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负责给议会和执委会提供咨询意见。该计划尽管得到煤钢共同体成员国政府的批准和同意,但是因法国国民议会的否决而最终流产。欧洲早期一体化的实践,似乎是对联邦主义一体化理论的否定。实际上,联邦主义理论并没有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而是在与功能主义和其他一体化学说的论辩及与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发展。
早在战后欧洲统一运动期间,就有人提出了“功能性联邦主义”的主张。例如,在讨论欧洲委员会的咨询议会功能时,法国前总理保罗·雷纳德提出了建立一个“具有有限功能而真正权力的政治权威”的主张。在雷纳德看来,这是一种“特定的权威”,尽管超国家权威将对欧洲的关键事务负有责任,但是其实施仍需依靠部长理事会。[1]让·莫内是一个坚定的欧洲联邦主义者,确信建立欧洲联邦是解决欧洲统一问题的最终途径。但是他对当时欧洲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提出的功能主义模式持肯定态度,认为“功能主义道路比激进的联邦主义战士所捍卫的宪法草案更加实际更加具体......然而,我更关心的并不是某种技术性选择,而是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并寻求适当的时机来改变当时的思潮”[2]。实际上,在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欧洲政治共同体失败后,欧洲联邦主义政治家是通过功能主义的路径(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来追求其联邦主义的目标的。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可以说是新功能主义欧洲一体化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联邦主义理论似乎不再那么流行,但是,对其的理论探索并没有中断。这个时期,联邦主义理论的主要进展在于方法论的革新,其中最主要的是卡尔·多伊奇建立在行为主义模式下的沟通理论,即强调联邦化过程中不同层级间交往,特别是建构“共同体意识”对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意义。1联邦主义理论的另外一个发展,就是所谓“社会学派联邦主义理论”的出现。与古典联邦主义理论不同,社会学派理论将联邦主义视为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即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立超国家的国家或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政治过程,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的重新组织的过程。因此,他们一方面强调一体化的终极目标是政治共同体;另一方面又强调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并不一定是彼此分离的、以领土为基础的国家间的一体化,更可能是政治组织间的一体化。一种新的政治共同体的联邦化程度并不在于其法律上的标准,而更主要的是其社会的或社会组织程度的标准。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特别是欧洲内部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欧洲单一法令》和《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联邦主义理论以更新的形式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学者认为,欧洲联盟的建立,实际上就是欧洲联邦化的部分实现。另外一些学者则结合欧洲一体化的实践提出了“合作联邦主义”的学说,作为对传统联邦主义的修正。
合作联邦主义认为,联邦主义实际上就是“自我治理加上共享治理”(self-rule plus shared rule)。[3]在他们看来,传统联邦主义过于强调“分权”,而忽视了“权力共享”。联邦制条件下的权力分割,目的是“在很多如果不是最多的领域分享责任;使各自的权力得以运行,而非强调权力的彼此分割范围”[4]。合作联邦主义旨在探寻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超国家机构与政府间体制之间的契合点,即双方如何通过彼此间的合作实现互动。在他们看来,由于多层治理、参与和合作型机构的存在,欧洲联盟尽管还不是一个正式的联邦,但是已经具有了超国家与政府间“混合决策体系”的特质。在经济上,多层治理主要体现在国家和超国家层面;政府间关系因成员国政府直接卷入欧盟层面的决策,而以合作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欧盟的一系列条约给国家和超国家确定了各自的权限,但是更多的政策领域实际上属于共享的权限。在这里,欧洲联盟的职能分摊,并不像政府间主义所说的那样完全取决于成员国,而是超国家与政府间合作的产物。随着共享部分(即共同政策领域)的不断增加,宪政—法律的制度安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5]从联邦主义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其着眼点已经从制度建构本身,越来越转向制度操作和治理的层面,即与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理论越来越相近。
二、功能主义:从解释性理论到操作性设计
功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戴维·米特兰尼并不是欧洲统一和一体化的热心倡导者。他的理论是基于其对传统现实主义国家理论的批判。在他看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出现,导致传统的宪政体制和政府无法适应人们对服务和福利的需求,需要找寻一种新的途径,来解决“事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关系或社会关系。[6]解决的方式之一就是在那些直接涉及人民生活的领域建立更多的具有更强代表性的机构,来处理这些事务。[7]米特兰尼将这种理论进一步推广到国际领域,认为国际社会分裂为“相互竞争的政治单位”是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尽管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政府可以消除这种分裂,但是不可能消除人们对宪法和条约的蔑视以及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他提出了一种功能主义一体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一体化的目的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或状态,而是人们在追求福利的过程中,不断使社会的或经济的机构适应人们正在兴起的、已经变化了的或正在消失的需求。重要的不是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一体化共同体结构,而是要追求一种和平的体系,一个不存在战争的共同体,通过建立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网状结构,通过解决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来铲除导致国家间冲突的根源。[8]米特兰尼将功能性合作视为一体化的起点。在他看来,功能性合作具有一种“分叉”效应,即在某一领域功能性合作的发展必将导致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在社会、经济和福利领域的合作最终会扩展到政治领域,“经济统一将为政治协议建构基础”[9]。功能性合作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参与合作的人和组织发生“忠诚转移”。随着个人、组织机构甚至政府部门不断地加入到各种功能性合作领域中来,跨国家的联系日益增强,国家的作用在不断下降,人们对国家的忠诚也将不断地转移,从而出现国家“淡出”并逐步走向消亡的情形。[10]米特兰尼对国际社会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崇尚的是世界社会,其主要原因是他对以领土为基础的主权国家所持的批判态度。与之相适应,他对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模式也持批判的态度。米特兰尼指出,功能主义理论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概念,建立在功能主义基础上的一体化是一种国际体系的变革,它将使政治化的国家逐步向非政治化的方向发展,并最终以世界社会取代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国际社会。[11](P32)米特兰尼的一体化理论与前人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对一体化的功能主义考察的着眼点主要不是为欧洲的发展前途设计方案,而是从全球的角度探讨新时代国家间关系的发展趋势,即如何超越国际关系的主权国家体系。
新功能主义理论是在欧洲一体化启动之后,特别是经过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的发展之后,在对早期功能主义理论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新功能主义最早给一体化以明确定义。根据哈斯的定义,“一体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若干不同民族实体内的政治行为者被说服将其忠诚、期望和政治行动转向一个新的中心,这一新的中心的机构拥有或要求对原来就已存在的民族国家行使司法管辖权。政治一体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建立一个置于原来已经存在的政治共同体之上的新的政治共同体”[12](P16)。在这里,哈斯和早期功能主义理论一样,强调一体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各国家内的政治行为主体将其忠诚、期望和政治行动转向一个新的权力中心的过程。这个新的权力中心将逐步在公共事务中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确立自己的合法管辖权,并最终成为一个新的、替代原有的民族国家的超国家实体。“超国家性”(supranationality)———而不是联邦、不是邦联,也不是政府间组织———似乎是民族国家在区域层次合适的替代者。[13](P159)
与早期功能主义理论不同,新功能主义认为,一体化的动因不在于功能性的需求或技术的变化,而在于各种政治力量(利益集团、政党、政府、国际机构)因追求其各自的利益而施加压力所产生的相互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哈斯强调一体化是各民族国家内的政治行为主体,而不是国家向新的权力中心转移其忠诚和期望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政治一体化过程是一种通过利益政治的政治发展过程。[14](P113)从世界体系的层面讲,谋求共同决策的动因源于政治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存在和发展。在民族国家层面,推动国家间一体化的动因在于各利益集团,特别是功能性利益集团间跨国联系的加强。从个人层面上讲,忠诚、期望的转移来源于共同的社会、经济生活所造成的人们态度、心理的变化。新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假定是政治的集团基础。一体化之所以必须首先在经济领域开始,就在于利益集团在其中是最为集中、最为活跃的。[15](P141)
功能“外溢”说是新功能主义理论中最主要的内容。根据这一学说,在某一经济部门内一体化的形成和深化将带来在这一部门内或超越这一部门的进一步经济一体化和在欧洲层面上确立更大权能的压力。[16](P60)在新功能主义者看来,“外溢”是一体化“扩张逻辑”的必然产物,这种扩张包括功能扩张和任务扩张。“一个与特定目标相关的既定行动,会造成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其初始的目标就无法实现;进一步的行动又会造成同样的状态,要求更多的行动,并依此类推。”[17](P10)但是,经济领域的功能外溢并不完全是自发的,并不能完全取代政治,因此它要求一系列政治措施的推动,要求来自更高权威(诸如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高级机构)的指导和协调。[18]
新功能主义另外一个重要理论内容就是探讨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哈斯在探讨欧洲一体化条件时,着重强调的是发达的工业化多元民主作为一体化的基础。在他看来,完备的政党政治体制、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是一体化从经济领域外溢到政治领域的基本前提。功能主义的基本假定就是在一体化进程中,功能领域的作用要超过政治领域;在功能领域中,利益集团的作用强于其他行为者。因而也有人认为,“政治的集团基础”是新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19](P141)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假定,哈斯认为,只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只有实行多元民主制度的国家,才会有活跃的、有序的和组织完备的利益集团政治;只有当主要的利益集团参与一体化进程,功能领域的一体化才能更容易地外溢到其他领域。从新功能主义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新功能主义者仍强调功能领域合作对一体化的重要意义,但是,他们对一体化的认识比早期功能主义要更加政治化、国家化和制度化,即更加强调一体化作为一个政治过程,注重国家的作用,注重制度建构,注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政治因素。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新功能主义理论是人们研究欧洲一体化的主要理论工具,同时也受到一系列挑战,特别是来自政府间主义的挑战,并且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解释性理论,即仅仅是对欧洲一体化现象本身的解读和诠释。由于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一体化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人们开始质疑新功能主义的解释能力。[20](P89)从80年代后期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欧盟先后有6个新的条约出台,全民公决成为公众参与欧洲一体化制度设计和选择的重要形式之一。针对原有理论,特别是新功能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过多关注精英政治的缺陷,部分学者将注意力转向“政治化”进程,并提出了“后功能主义”理论,作为对新功能主义的修正。
后功能主义以欧洲一体化中的多层治理为基点,从欧盟机构、成员国家、利益集团、政党及公众之间的互动,探讨一体化中的“政治化”现象及其对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后功能主义认为,尽管功能主义理论探讨了国家层面和跨国家层面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并将“政治化”作为其三大理论假定之一[21](P161-166),但是仍过于关注经济福利对国家和公众偏好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经济福利并不必然导致人们对欧盟的认同。1991年以来,尽管欧盟成员国的人均收入在不断上升,但公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率却在日益下降。影响公众对欧盟偏好的因素,不仅包括经济福利,更重要的是欧盟机构的运作效能和政党政治。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传统欧洲政党政治中的“左”“右”之分正在淡化,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和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党竞争的主要内容。公众对一体化的态度成为影响国内选举和政党竞争的主要因素。同时,政党竞争也在影响公众对欧洲一体化偏好的变化。因此,公众认同就成为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因素。“要理解欧洲一体化,我们就需要理解认同是如何和在什么情况下被调动起来的。”[22](P2)由此可见,后功能主义对新功能主义的修正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化进程并不像新功能主义假定的那样,总是对一体化进程产生积极作用,其后果也可能是消极的。第二,精英政治驱动模式在欧洲一体化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中在逐步失去其能动性,公众参与和民粹主义正在成为影响一体化的重要因素。第三,认同正在成为欧洲一体化政治化进程中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变量,而认同或偏好的形成并非单向度的,它是一个超国家、成员国、利益集团、政党和公众的互动过程。所谓的后功能主义,就是一种将功能性的经济福利需求与多层次制度绩效结合起来考察的理论方法。[23]
三、制度主义:联邦主义、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的混合物?
在早期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中,制度因素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学研究中制度主义的兴起,制度主义成为一体化研究的主要支派,甚至被有的人认为是主流。[24](P125-143)制度主义一体化理论包括三个学派,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派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既有的正式制度层面,将制度视为纯粹工具性的,制度受行为体的控制,是行为体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对于欧盟制度的研究,理性选择学派主要关注欧盟层面三类制度的功能及其运作,即立法政治(欧盟理事会以及立法角色处在变化中的欧洲议会)、行政政治(欧盟委员会、其他行政机构及其权力的运行)、司法政治(欧洲法院相对于成员国政府和法院的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仅限于正式的制度,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则存在大量的非正式制度要素,而且,就正式制度与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而言,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利益集团的作用也被忽略了。
社会学派制度主义既带有制度主义的标签也具有建构主义的色彩。该理论从一个更广的范围研究欧洲一体化中的制度问题,即强调行为体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建构性。社会现实先于行为,制度赋予行为存在的理由,而不是限制行为;制度通过提供认知脚本、标准和模式来塑造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认同。欧盟的制度本身和制度结构,建构了成员国和公众对其所处的情势和对其他行为体行为的理解,并确定自身的偏好和行动战略。
历史制度主义是介于理性选择和社会学派之间的理论方法。历史制度主义认为,任何制度都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行为者往往并不完全了解制度的后果。制度一旦建立就会形成一系列“中介变量”,不仅管理与政治行为发生在相关的广泛领域(正式和非正式),而且会改变行为者的目标和偏好,建构某种政治情势和打上其政治的烙印,并形成某种制度惯性,即“路径依赖”,行为者因此而不愿意去改变或放弃。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旦建立了某种机构或形成某种规则,要改变或改革就是十分困难的。[25]
制度主义一体化理论的出现和发展,为欧洲一体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弥补了原有理论的某些不足。但是,制度主义究竟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方法或研究路径?制度主义是联邦主义、功能主义或建构主义乃至政府间主义的替代物,还是一种补充,甚至混合物?这是学术界始终争论不休的问题。
政府间主义是否构成一种一体化理论,也是颇有争议的,尽管它曾经是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的热点。政府间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空椅子危机”之后,带有明显的传统现实主义特性。传统政府间主义的代表人物斯坦利·霍夫曼不同意新功能主义的“外溢说”,他认为,一体化在高政治和低政治领域是截然不同的。各国政府是愿意在低政治领域即功能性领域进行合作的,因为这是政府保持其在那些应该按照社会间交往的规则而不是国家间关系的规则行事的领域中的权力的一种方式。但是在高政治领域则不然,因为它涉及国家的根本利益、政府的自决权和民族认同问题。在高政治领域,国家都希望自身的主权和自决能够得到确定的保障,或至少是使这种确定性控制在自己手中(即所谓自我控制下的不确定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无法接受既无保障又失去控制的状况的。[26](P82)因此,国家间在政治领域的一体化只能通过政府间的协商和协调以及持续的讨价还价。[27](P86-87)罗杰·汉森也指出新功能主义理论上的三大谬误,即忽略了高政治与低政治之间的区别;没有把欧洲一体化置于一个适当的国际视野之中;过分强调超国家机构对各成员国获取经济收益的重要性。按照汉森的观点,新功能主义只对低政治领域具有解释力,而在高政治领域则无所事事,因为政治一体化是实施政治决策的结果,而不是功能性或经济重建的产物。[28]
20世纪90年代,安德鲁·莫拉维切克从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发,修正了传统政府间主义,提出所谓“自由政府间主义”。他的自由政府间主义是建立在以下三个基本理论假定基础上的:(1)作为政治的基本行为主体是理性的和自主的个人和群体,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建立在私利和规避风险的基础上的;(2)政府所代表的只是国内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这些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和认同在国际层面上并不一致;(3)国家的行为和冲突-合作的方式是由国家利益的本质和结构所决定的。[29](P713)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所谓“两层次—三阶段博弈模型”来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在他看来,欧洲一体化中存在两个层次的博弈:一个是成员国国内政治层面的,即国家偏好的形成过程;另一个是欧洲层面的,即政府间的讨价还价战略的形成过程。这种两层次的博弈通过国家偏好的形成、政府间讨价还价和制度选择三个阶段来实现。按照这种理论模型,国家偏好的形成(即国家利益和国家在国际谈判中立场的确定)主要是由国内政治所决定的,是由经济相互依存所强加的制约因素和机会决定的,是国家—社会互动的结果。[30](P481-483)从国际或欧洲层面上讲,政府间谈判及其结果“是由政府相对的讨价还价权力、对高交易成本产生的制度化职能刺激以及控制国内议事日程的愿望决定的”[31](P517)。在他看来,欧盟制度性安排的存在的最主要作用,不过是它们为各国政府在其国内政治中确立合法性和追求其优先选择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并降低了交易成本。从欧洲联盟机构和制度化进程的经验性论证中可以得出结论,欧盟成员国对制度的选择受前两个阶段制约,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受国内政治所制约。同时,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除政府之外,利益集团和其他政治力量也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正是它们决定了成员国国内政治的结果。
从对制度主义的阐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由政府间主义带有明显的制度主义的特征,即十分关注制度问题。从欧洲联盟机构和制度化进程的经验性论证中可以得出结论,欧盟成员国对制度的选择是受国内政治和政府间讨价还价制约的。同时,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除政府之外,利益集团和其他政治力量也起着重要作用,因为正是它们决定了成员国国内政治的结果。
实际上,人们在讨论制度主义理论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讨论自由政府间主义。莫拉维切克对于其学派归属采取了一种模糊的态度,他将联邦主义、功能主义、安全共同体、新功能主义统称为“区域一体化的古典理论”,而将政府间主义分称为“区域一体化的现代理论”、“主要的国家间决策理论”、“日常政策制定理论”。[32](P280-291)
正如《欧洲一体化理论》一书作者所说的那样,欧洲一体化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的嵌入,即不存在一个宏观的一体化理论体系,而是一种“马赛克式”的嵌入拼图,各种理论学派和学说交织在一起。从其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它经历了一个从制度设计(联邦主义)、理论推演(功能主义)、现象解释(新功能主义)到中层理论解析(后功能主义、制度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和具体领域(机构、治理、决策、认同)研究的发展进程,理论建构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密切相关,相互促进,各种理论之间既相互论争,又彼此借鉴,形成一种在争鸣中共同发展的联系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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