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是一种关于大众政治与精英政治复杂交织的全球性现象，有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甚至政治策略与政治风格。 然而，直到2016年之前，在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出现的大约150年的时间里，绝大部分的讨论并没有将其置于左与右的政治谱系中。人们将美国总统大选中桑德斯、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现象分别冠 以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之称，将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和德国“另类选择党”称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把意大利“五星运动”党、西班牙“我们能”党划入左翼民粹主义政党范畴。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到了2019年的当下，当民粹主义一词在公共讨论中被提及时，越来越多地与右翼政治等同，指代反对多元文化、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义，它不仅与本土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理念相关联，更与种族主义、排他主义、分裂主义等极端思想相呼应。

这一政治变迁的背后，是一个需要深刻思考并回答的问题，即当2005年法国、荷兰公投反对欧洲宪法时，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甚至当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举行“脱欧” 公投时，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一再显露，这是已沉寂数十年的左翼政治的复兴机会，然而，为什么是右翼政治、右翼民粹主义最后占据激进政治的舞台?桑德斯之后，左翼民粹主义哪里去了?或许民粹主义的所谓两极化只是一个臆想的幻象，“单向极化”或“失衡的极化”才是其真实面貌，它折射出左翼政治的持续衰微和民粹主义全面右翼化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左翼、右翼与民粹主义的政治谱系

在人类政治史与思想史中，左与右是一对极其复杂的概念。“左/右的隐喻始于法国的1789年国民会议，并被证明非常恰当”，当时的雅各宾派和圣劳伦派分列左右，在处理国王路易十六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虽然这一历史起点给左翼(左派)与右翼(右派) 留下了激进与保守的政治定位，但左与右的相对位置毕竟是偶然形成的，它们之所以成为一对无处不在的政治隐喻，应归因于这一隐喻所表达的政治区分。经过200多年的历史演进，左与右分别形成了哲学观与历史观迥然相异、政治与经济的政策主张完全不同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和政党阵营。

在一般的政治常识中，左翼阵营及其主张常常与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平等诉求、中下层取向等概念相联系；与右翼阵营及其主张相关联的则是保守主义、资本主义、自由诉求、精英取向概念等。但是，理论视野中的左、右辨识则复杂得多。1967年，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斯坦·罗坎(Stein Rokkan)提出“社会分歧理论”，认为中心与边缘、 国家与教会、资产者与无产者、土地和工业之间的分野决定了欧洲政党的出现及其政党纲领的差异性。这一理论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了左—右维度如何成为现代政治话语中的稳定要素，清晰区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与政党营。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博比奥(Bobbio) 认为，现代政治的左右分野源自对社会平等的争论，左翼将不平等看成是由社会构建而成的，是社会变革的对象，主张通过积极的国家干预如再分配政策来解决; 右翼将不平等看成是自然而成的，属于国家视界之外的，并且是很难根除的现象，因此左翼“具有较多的平等主义色彩”，而右翼“具有较多的不平等主义色彩”。在博比奥看来，左与右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国家应该更重视社会平等还是个体自由。而在英国政治学家吉登斯的眼中，“左派——以及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代表现代化，放弃过去，承诺一种更加平等、更加人道的社会秩序——而右派则反对它，重新回到早期的社会制度”，因此，主张变革的政治激进者通常被看做是偏左的人，他们反对留恋过去的保守主义的右派。概言之，激进和变革的左翼以“公正与平等”为旗帜，而保守和传统的右翼则竭力维护“法律与秩序”，它们在政治发展和思想演进的历史上一直泾渭分明、相互对立。

然而，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 左与右的传统划分遭到普遍的质疑，它们的传统含义也日益模糊和交织，简单的激进与保守已经不能适应意识形态与政党集团的多元化，不仅两派标志性的主张变得界限模糊，在选举政治的驱动下不断向中间靠拢，而且左翼与右翼的内部出现保守、稳健和激进等复杂分野，这种情况推动了各国政党结构的分化组合，政党定位常常游移，政党体系的政治光谱日益复杂。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与8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共识，更深刻影响了左右翼的价值取向和阵营划分，在欧美等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战随着左翼主力军社会民主党日益保守化、中间化而偃旗息鼓，布莱尔的“新工党”运动接受了吉登斯理论中提出的“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从而引领西方左翼政党的右翼化潮流，西方政党政治的左衰右盛态势自此出现。21世纪初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深陷困境，表面上看是民主社会主义与本土保守主义(或者说桑德斯与特朗普) 从左右两翼发起了攻击，重新掀起了西方极化政治潮流，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左翼力量总体上严重式微，始终处于守势; 右翼则日益激进化，右翼保守主义势力集结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极端思潮而强势崛起，成为当下欧美政治中的主导力量。

对于民粹主义来说，左右分野并不是其150年历史的主调，传统的研究甚至没有提出过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概念。其原因何在?历史地看，民粹主义现象从其形成之初起，本质上就是左翼取向的，是抗争性的左翼政治如社会主义运动的构成部分，在实践中常常与阶级性的工农运动和城市贫民运动密切联系，在当时，没有人意识到需要区分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一方面，从理念与主张上看，民粹主义在理念上表现出左翼色彩。“民粹主义的起点是人民民主要素，呈现为反对统治集团意识形态的一种对抗性选择”，它作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运动和学说”，持鲜明的“人民史观”，相信普通民众、草根阶层的智慧、创造力和道德价值。 基于这种人民信仰，民粹主义反对财富分配不公， 追求社会平等，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加强国家宏观控制，扩大税收特别是提高富人的税收，提高公共福利，主张以公平为目标的再分配政策。这些理念与主张无疑是左翼的、激进的和倾向变革的。 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克劳提出了为之辩护的观点，认为阶级与人民的辩证法、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是可以达到统一的，“没有民粹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最高形式只能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从历史实践上看，反对资本主义、垄断资产阶级以及整个上层的权贵精英等左翼主张是19世纪后半叶俄国民粹派、美国“人民党”、20 世纪初叶的美国进步主义者以及20世纪50年代拉美庇隆主义者和其他民粹主义者的共同诉求，美国民粹主义活动家休伊·朗(Huey Long)的“共享财富”计划就具有最清晰不过的左翼色彩。不仅美俄和拉美的早期民粹主义运动具有这种反抗上层资本家阶级的草根政治、工农政治的色彩，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波及的东亚、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也出现以激进的阶级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有着鲜明民粹主义色彩的民主运动。当然，历史上的民粹主义浪潮也不全然是激进的、进步主义的左翼，右翼保守主义的一面也时有闪现， 这一面向虽然并非民粹主义运动的主流，但是奠定了与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本土主义相勾结的右翼民粹主义底色，其典型事件与人物如1894年美国排华法案和曾参加过四届美国总统选举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乔治·华莱士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新纳粹主义和玛丽·勒庞的国民阵线兴起之后，欧洲新民粹主义的右翼政治形态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在后工业化、后现代化和后物质主义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共同作用下，这一时期欧洲政治的右转之势日益明显，极右势力不断扩张。虽然右翼民粹主义的概念还未正式引入，但基本主张已经提出，如保罗·皮可尼(Paul Piccone)等欧洲学者将法国的勒庞及其国民阵线的主张定义为民族民粹主义，即一种直接诉诸于民族的、共识的“认同性民粹主义”，他们认为勒庞的支持者们由20世纪70年代的“人民vs反人民”的评判标准转变为90年代的“法兰西vs反法兰西”，掀起了一场反欧洲一体化、反欧盟、反移民的新民粹主义运动。苏黎世大学政治学教授汉斯·本茨(Hans Betz) 认为，极端的右翼政党对公众情绪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利用与工具化，这使得人民对这些政党的定义无法简单地界定在激进主义左翼或保守主义右翼之上，所以应该把这些右翼势力的活动放到一种新型民粹主义的“显微镜”下观察。右翼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新型民粹主义登场之后，一直在欧美政治中蛰伏，直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公投等现象引起全球关注，右翼民粹主义的概念正式启用。

民粹主义缺乏深厚而系统的意识形态，因此无论是与社会主义、进步主义结合形成左翼民粹主义，还是与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结合形成右翼民粹主义，都只是特定时代与环境的产物，正如意大利学者艾里克·琼斯(Enrico Johns) 所说，“欧洲的民粹主义是机会主义的而非意识形态式的。民粹主义者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依环境而定”。 在欧美的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中，无论是主张革故鼎新并许诺新的未来，还是追忆美好过去和捍卫民族传统，都有其特定的环境因素，单纯以激进性与保守性来区分并不完全准确。虽然民粹主义的左右翼之间有具体的尤其是政策层面的差异，如左翼反对紧缩政策和主张再分配，右翼反对开放市场和多元主义，主张民族主义和限制移民，但是共同的民粹主义之名，说明它们有共同的诉求，即在制度或体制层面上反对建制派精英对权力的垄断，主张人民或民族的权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目标的民粹主义浪潮开始席卷欧美，一度表现出左右两极的态势。然而，在西方左翼学者看来，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中的左翼民粹主义，并非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的复兴，最多只是桑德斯式民主社会主义的一时之兴，20 世纪70年代以来左翼政治的衰微之势并未改善。

由于选举竞争的需要，激进的左翼政党与极端的右翼政党都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体制外动员机制，但它们在动员对象或者社会基础的选择上完全不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强调阶级性和平等性，注重劳工阶层和草根群体的支持; 右翼则强调民族性和本土性，注重本国人或本民族的支持。然而，20 世纪7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以来， 左右翼的社会支持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数十年间，不仅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而且主要社会阶级的规模、力量和政治态度也有所改变，劳工阶级萎缩，中产阶级扩大。走民粹主义路线的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调整了它们的动员策略，对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葡萄牙社会理论家桑托斯曾将20世纪最后40年视为全球左翼思想和实践陷于退化危机的年代，称其为“孤寂的四十年”。西方左翼理论认为，劳工阶级萎缩是20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运动衰微的最重要因素，是产业工人富裕化和内部分化的直接后果。英国左翼社会理论家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认为，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20世纪工人运动失败前的最后高潮，因为这正是社会主义主张占据激进思想主流的时候，如英国矿工工会提出打倒希思政府的激进思想、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雇员基金的主张、法国左翼要求全面国有化和“与资本主义决裂”等。瑟伯恩的判断没有错，70年代左翼运动确实已是强驽之末，它在历史上曾经依赖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重大改变。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工业所占比重不断减少，工人阶级的整体规模与影响大大萎缩了，仅仅是20世纪最后40年间，美国的制造业产业工人所占人口比例就从43%降到16%，英国是从36%降到19%，荷兰是从30%降到19% 。

在规模、影响不断萎缩的同时，劳工阶级的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在二战后数十年的经济繁荣中，西方劳工阶级在整体上得到了福利国家制度的很好照顾。在美国，福利制度在70年代之前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20世纪60年代的约翰逊“伟大社会”计划，推动了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虽然福利制度没有改变社会贫富分化的现实，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本质，但是社会福利措施弱化了西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吉登斯对20世纪70年代左翼运动降温的解释是，当社会主义将注意力放在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所关注的福利国家时，社会主义即退出了激进主义并转向守势。在经济斗争的必要性下降之后，劳工阶级的目标追求也发生了转移，他们日益认同后物质主义价值，更关心人权、环保等非经济议题，这些建立在人道主义价值之上的目标并不需要革命的斗争精神，只需要文化多元主义的宽容与自由意识。这种情况导致人们基本上不是在阶级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层面讨论今天的西方左翼政治。对此，左翼理论家霍布斯鲍姆曾在1978年的一场演讲中忧心忡忡地质问:“劳动者前进的步伐停止了吗?”劳动者会在什么情况下停止激进行动?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Sombart)早在70年前已经预见并回答了这个问题。1906年，他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中指出: “在烤肉和苹果派面前，一切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都烟消云散了。”

与劳工阶级萎缩和意志消退不同，中产阶级的队伍则在不断扩大。这既是富裕后的产业工人加入的结果，也是白领阶层尤其是公共部门雇员队伍扩大的结果。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美国的非体力劳动者占人口比例从43%增长到58%，并且一直保持增长势头。西方国家步入中产阶级时代的这40年间，由于经济增长与繁荣使得消费品增多、福利国家制度使得资源分配渐趋公平，社会成员中开始盛行消费主义的经济观和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社会结构也“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金字塔型转变为类似中间凸出的钻石型”。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中等收入家庭占所有家庭比例达到61%，而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比例分别是25%和14%，富差距并不严重。于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常常自称为中产阶级社会，以标榜其以资本、市场与消费为基础的制度吸引力，而在全球，这样一种社会则成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想象。瑟伯恩认为，全球中产阶级时代已经成为21世纪初具雏形的构想，因为20世纪的工人从记忆中消失了，无产阶级领导的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被实现中产阶级身份的普遍抱负所替代。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对应着劳工阶级的萎缩与消沉，左翼阵营除了在价值与观念上向右调适之外，也不得不调整了自己的民粹主义动员策略。

于是，西方左翼政党更多地向正在成长的中产阶层而非所占人口比例在下降的产业工人和穷人寻求支持。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的民主党政治家桑德斯被认为是左翼民粹主义的代表，但他本人从未表示代表工人阶层，只声称代表一个认同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美国进步主义的更广泛群体，在美国，这一群体就是社会中坚力量——中产阶级。当然，桑德斯只是延续了新社会运动以来左翼政治日益远离劳工阶级而倒向中产阶级的趋势，因为早在1968年之后的政治重组中，美国民主党已经离开白人工人阶层，与中产阶级达成了价值共识和组织上的同盟关系。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政党的民粹主义动员基本上围绕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与社会政治诉求来展开，放弃了以经济平等为目标的阶级政治，转而投入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身份政治、“生活政治”。西方中产阶级普遍受过更好的教育，不仅生活稳定富足，而且更关心非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如环境、健康、教育质量、个人道德、妇女权益、少数群体权益等，这些关怀被纳入后物质主义价值体系。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对后工业社会进行过最有实证意义的价值观调查，他发现在后工业社会中，后物质主义价值变迁和阶级冲突减少是后半个世纪富裕环境不断扩大的结果。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被认为是理想社会的基础，自然也是理想政治的动力，左翼民粹主义将其视为必然争取的新兴势力。

然而，戏剧性的是，在21世纪初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劳工阶级却成了右翼、极右翼政党的支持力量。欧洲右翼、极右翼政党日益将目光转向中下层尤其是劳工阶级，试图从这一群全球化的“失意者”身上挖掘保守主义的潜力，显然，他们成功了。一项关于丹麦和挪威激进左翼与激进右翼政党的选民阶级构成的研究表明，相比于激进左翼政党在中产阶级( 社会文化、技术领域与自由职业领域) 中高达40%的支持率，极右翼政党在中产群体中只得到了13%的支持; 但是，意味深长的变化却是，两国右翼政党的支持力量中有68%左右来自生产领域、服务领域的工人阶层，而激进左翼政党在这一群体中的支持者约占40%而已。正是40年来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改写了右翼政党与工人阶级势不两立的历史定势。工人阶级在新社会运动和新自由主义的双重冲击下，不断萎缩、弱化，遭到左翼政党的切割与放弃。 这一阶级不仅失去传统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上无所适从，而且在经济上日益贫困化，成为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和现代化的失意者。为了赢得蓝领选票和摆脱边缘小党的地位，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德国选择党等抓住了历史机遇，调整动员策略，为劳工群体提供了表达不满、恐惧和愤怒的途径，提出了诸如反移民、反欧元、反自由贸易、保护劳工等竞选纲领，将民族议题、阶级议题掺杂一起，得到了多数工人的支持。玛丽娜·勒庞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得到了34.5%的选票，差不多是其父在2002年大选中所获选票的两倍(17.8%)，但令人惊异的还有她在工人中获得支持的比例高达56% 。“正是那些被定义为蓝领选民的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右翼民粹主义的成功”，这种成功除了指右翼民粹主义对全球秩序和国家政治的重组之外，还意味着右翼民粹主义成功吸引了那些在经济和社会福利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以劳工阶层为主)。西方左翼政治消沉40年之后，在民粹主义的巨大浪潮中，右翼、极右翼政党最终取代了左翼，成为劳工阶级的代言人，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戏剧性的一面。

然而，历史发展的戏剧性还不仅于此。在左翼民粹主义阵营疏远劳工阶级，转而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之后，中产阶级的壮大之势在经济全球化中却消退了。欧美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即中产阶级的萎缩，这使得左翼阵营的民粹主义动员缺乏足以盖过右翼风头的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美国中产收入家庭占所有家庭比例已经不到一半，从1971年的61%减少到2016年的49.4%。一方面是将劳工阶级拱手让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另一方面是现有的社会基础出现萎缩危机，这是左翼阵营面临的现实。雪上加霜的是，在社会支持虚空的危机当中，民粹主义左翼政党仍陷于身份政治、生活政治的漩涡而无法自拔，难以重回经济议题并重新占据分配正义的道德优势。

近40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欧美各国政府在经济上普遍放松国家管制，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全球流动使得资本总量急剧膨胀，资产者在市场原则的支持下大量集中财富，而劳动者却因政府缺乏对资本的有效管控、忽视社会福利和再分配机制而陷于被剥夺的不利境地。美国麦肯锡集团的研究显示，2009—2016年，意、英两国90%的家庭收入停滞甚至下降; 在英国，100家上市公司CEO的平均薪酬在2010年已经是普通工人的160倍，2014年则攀升到183倍，60%的劳动者承认“普通人与高管的薪酬差距使其失去工作动力”。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曾指出过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七大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惊人的贫富分化和持续增长的失业。虽然客观上存在的较大贫富差距并不必然导致民粹主义的反抗情绪，但是，当贫富差距存在的事实通过特定的方式(如政党宣传、社会运动) 被显著感知时，就会诱发普遍的社会不满和对立情绪，形成中下层的相对剥夺感，这是激发民粹主义运动的重要因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中下层民众普遍地对主流政党解决财富分配不公问题的诚意与能力失去了信任，处于弱小、边缘地带的民粹主义政党或非主流政治人物趁机提供各种新自由主义之外的替代方案，强化反建制、反主流的社会舆论。虽然左翼与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都纷纷呼吁还人民以主权，共同指责当局与“普通民众即政治共同体的‘真正’公民或选民之间是分离的，是无代表性的或不负责的”，但在议题建构与选择、大众动员方面，两类政党走的道路完全不同， 影响与结果也因此不同。

(一) 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议题选择与政治动员

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欧美的一些中右翼政府采取了紧缩政策，削减社会福利，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这种不满，提出了以反紧缩政策和主张再分配为核心的方案。创建于2014年的西班牙“我们能”党提出了典型的左翼民粹主义政见，包括反紧缩、反全球化、反私有化，主张加强对经济的公共控制，减少贫困等，这一左翼政党得到了民众的极大支持，曾创下20天内10万人入党的记录。反紧缩是要求政府保障或扩大社会福利，缓解中下层的贫困问题，它强调国家干预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再分配政策同样依靠国家干预来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是欧元区第一个执政的反紧缩政党，也是一个持比较明确的左翼民粹主义立场的政党，该党反对新自由主义片面化强调自由市场，反对私有化，主张“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政策。法国左翼党在2012年已经提出“共享财富与消除社会不稳定”的政见，2017年法国总统竞选期间，左翼党领袖梅郎雄领导了“不屈的法国”竞选运动，主题就是财富重新分配和解决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呼吁从金融寡头那里夺得政权来实施这些方案。

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在经济理念上强调的是分配平等和结果平等，在经济政策上以再分配和反紧缩为基本诉求，这些理念与政策得到了大众较广泛的响应，也符合其追求平等公正的政治纲领和左翼政党的身份定位。一般来说，左翼政党主张通过强调国家干预、政府功能来弥补自由市场、资本流动带来的不平等问题，确实有纠偏功能，但在实践中却很难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原因在于，一方面，不平等问题不是一个仅仅通过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的财富分配问题，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金融危机、经济衰退、财政赤字、社会福利收缩是新自由主义结构性缺陷带来的连锁反应，扩大社会福利首先需要解决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需要推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国家财政收入;收入再分配政策则需要同时解决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另一方面，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策主张很难得到右翼的认同。在美国，反大政府主义的传统很难撼动，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只是主张财富的再分配，建立北欧式“福利社会”，并不赞同建立一个以反对资本主义、工人控制生产资料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一主张的实现要落实在政府权力扩张上，因此具有一定的激进色彩，会使得右翼精英十分紧张和警惕，不仅共和党坚决反对，民主党的主流也不接受桑德斯的立场，连民主党的核心选民如少数族裔等群体也没有积极回应。

在40年的新自由主义实践中，左翼政党全面拥抱自由民主制度，认同自由市场规则，否定福利国家，放弃了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目标，这种努力“让资本主义变得人性化一些”的立场与传统左翼的平等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目标是背离的。欧洲许多左翼政党接受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逐渐脱离了与劳工阶级联系紧密的经济议题和阶级政治，改变了议题导向，投入到以人权平等取代经济平等的新政治议题，即所谓环境政治(绿色和平、生态主义) 、身份政治(少数群体平等)或身体政治( 性取向平等) 等，李普塞特曾尖锐地指出，左翼阵营的这些新政治议题“导致更保守和自以为是的社会的产生”。基于改善生活质量为目标的权利平等与劳工阶级追求的经济利益平等之间，本质上是后物质主义与物质主义两种价值观的差异，左翼民粹主义的议题选择远离劳工群体和草根阶层的需要，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受到财富分配问题突显的冲击，在劳工大众中的动员力大大下降。

(二)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议题选择与政治动员

应用了民粹主义动员策略的传统右翼政党偏重文化保守主义，强调本土取向和民族主义议题， 并不热衷于财富分配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爆发了左翼民粹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右翼民粹的茶党运动，根据2011年10月的一项民意调查，这两大运动追随者中的绝大部分都同意“政府被特殊利益群体掌控了”这一观点，体现了两项运动所具有的反建制的民粹立场，但显著差异在于，82%的占领运动支持者认为“美国有太多的不平等”，相比之下，茶党活动人士当中只有26%的人同意这一点。这反映了左右翼阵营对不平等问题的敏感度和兴趣很不相同。当然，在全球化带来的金融、经济和社会危机面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了争取规模萎缩但抗争性极强的劳工和底层选民，也开始将财富分配问题纳入议程。

在分配问题上，民粹主义的左翼侧重依靠国家干预的结果平等，如主张再分配; 右翼则强调弱化国家权力的机会平等，如强调自由原则，这使得右翼在议题设置方面并不具备优势，不易争取劳工群体。但是，由于全球化既带来了纵向的、以财富分配不公为焦点的阶级冲突(不平等问题) ，也带来了横向的、以劳动力流动为核心的族群冲突(移民与难民问题) ，于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政治人物有机会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成分混合到政纲里，将其打包成一个既可以动员劳工阶级，又可以动员本国人民的民族民粹主义新议题，新议题既涉及文化性的族群政治、又涉及经济性的阶级政治，动员范围非常广。

一直以来，右翼民粹主义就试图将其真正关注的本土议题、民族议题列入政治日程。当20世纪70年代左翼政治的激情被物质繁荣消磨掉时，“随着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已经在西方消退，一连串全新的政治运动，包括复兴的族群民族主义，正在取而代之”。经济全球化的整个进程中，这种民族主义暗流一直存在，2005年5月和7月，法国与荷兰先后就欧洲宪法举行公投，移民问题和欧盟东扩问题成为两国民众投反对票的原因，推动和引领这种民众反对的让·玛丽·勒庞和皮姆·富图恩(Pim Fortuyn)是两位极端仇外的民族主义者、右翼民粹主义者， 他们第一次将移民问题与贫穷、无安全感和孤立感联结在一起。到了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当选这两个重大事件最终将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议题带入国家政治和全球政治之中。当特朗普将他的主要支持者定位在“白人蓝领工人”时，“白人”与“蓝领”背后的种族色彩与阶级色彩极其醒目，对此，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尖锐地指出，“特朗普的危险之处表现于他对民主政治存在潜在的巨大危害”，因为特朗普体现了白人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对抗和民粹主义的暗流涌动。而英国独立党因为其反欧盟的单一议题而得以集结广泛的政治不满，包括对国内权贵阶层的不满、对欧盟政治精及其政策的不满、对外国移民及其宗教信仰的不满等，英国脱欧公投既有民粹主义的反精英、反权贵取向，也有民族主义的反移民、反全球化取向。

当右翼极端主义者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拼凑到一起之后，结果常常是经济议题与阶级议题被稀释、淡化，而进一步突显的是越来越强势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事实上，这类族群议题才真正代表了右翼和极右翼的保守主义立场，从左翼那里抢占过来的经济与阶级议题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动员目的的策略设计。如特朗普因承诺严厉管束精英而得到蓝领的支持，他承诺“我必须要‘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 ”，声称要终结华盛顿被有钱有势者绑架的腐败情形，以迎合他的中西部蓝领支持者们对美国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的愤慨。但是，特朗普上台后并没有在劳工阶级关注的分配正义问题上有积极作为，反而不加掩饰地为大企业和资本集团大幅减税，他为工人创造就业机会上的政绩远不如他在反移民、反自由贸易等方面的表现。

左翼理论家温迪·布朗(Wendy Brown)认为，资本主义民主的主体是现代性的、道德自主的，但它的另一面却是白种男性的、殖民主义的， 这导致并维持了等级制、排斥和暴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右翼民粹主义早已全面嵌入这种民主体制，并以本土、阶级、种族、民族等不同性质的群体之名，制造各种激进、极端的民族民粹主义议题，掀起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之势， 这一趋势既为民族主义提供了重振的路径，又为民粹主义找到了全新的主题。当前来看，右翼民粹主义呈现出左翼民粹主义无法企及的强劲势头。

当前，民粹主义正在成为西方政治中的一种替代性政治形态，它对建立在自由主义政治共识之上的主流政治形态提出了严峻挑战，试图进行重大修改;其令人注目的左右分野意味着传统共识被打破之后的不同路向，尽管这种分野存在明显不平衡。法国政治思想家雅克·朗西埃将政治看做对共识的打破，认为政治本质上要使异议显现，他所定义的政治可用来概括当下盛行的反建制、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因为这种民粹式政治努力打破的是由资本家(财富统治)与精英(知识统治) 共同加强的共识秩序，是一种反对财富精英与知识精英的新政治形态。朗西埃认为，寡头统治者及其依附精英为了摆脱人民而进行统治，希望用民粹主义的名义，“将所有对主流共识持异议的形式都打包到一起，无论这形式是包含了民主的主张还是宗教和种族的狂热”，并且贴上以下负面标签，即“对退步的无知，对过往的依恋，特别是对过往社会优势以及革命理想或祖先宗教的依恋”。

历史地看，民粹主义最初在概念上被创建和在现象上被观察时，是一种混杂着诸多价值、理念与诉求的反抗政治，包含了左与右、激进与保守、 进步与反动等各种成分。但这一反抗政治在反全球化的潮流中之所以突显出其左右之分，甚至进一步与右翼极端主义等同，是新自由主义的共识政治被打破的结果。二战结束以来，欧美经历了两轮重要的共识政治，左右翼政党在政治理念上达成了共识，创造了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政治的左右翼势力就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达成了共识，虽然具体政策上仍有左右之别，但基本认同这种“内嵌式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支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社会保障和福利支持等手段保护和补偿劳动阶级和弱势群体，从而建立了第一轮左翼色彩的政治共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福利国家的实践出现政策失灵和经济危机，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新政”为代表的右翼政治提出改革福利国家的主张，打破了第一轮共识政治，福利国家的左倾共识被终止，政治经济秩序向新自由主义的中间偏右转向，社会民主党等欧洲左翼政党随之集体右转。于是，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政治的新共识，20多年间主导了全球化进程，直到2005年法、荷等国公投反对《欧洲宪法条约》，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2016年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公投，第二轮共识政治才被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浪潮打破。美国学者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 认为，桑德斯和特朗普继承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两大叛逆力量，代表着民粹主义的左翼和右翼谱系，他们共同瓦解了新自由主义/市场自由主义共识。如果说1968年后法国五月风暴和新社会运动推动了从福利国家到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重组，那么2008年以来欧美的民粹主义浪潮正在促成新一轮政治重组，未来的政治共识将是什么?又能维持多久?这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解答的问题。

在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新浪潮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断激进化、极端化，借反新自由主义、 反全球化之机迅速扩大政治影响，民族民粹主义新共识正在成型，但是，从政治的另一极来看，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却未能改变70年代左翼政治右转后逐渐衰微的态势。从左翼主导的福利国家，到左翼牺牲传统价值而接纳的新自由主义，整个左翼阵营再次面临路线失败的打击，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等中左政党不仅改变了传统左翼形象，而且淡化了激进的意识形态，疏远甚至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极大地妨碍了左翼阵营在重大的时代命题面前进行建设性的理论创新。与此同时，左翼阵营内部的政策分歧也十分严重， 中左翼、激进左翼在欧洲一体化、欧盟问题上的态度极具分裂性和异质性，出现“亲欧派”“温和疑欧派”和“强硬疑欧派”等不同甚至对立的政策主张，这种状况使得左翼民粹主义无法像右翼民粹主义推出民族主义目标那样，也在一个统一的旗帜下集结力量，发动对建制派政治的强有力攻击。

当前欧美民粹主义思潮与运动中的“左衰右盛”之势，反映了左翼民粹主义的“人民—阶级” 逻辑不敌右翼民粹主义的“人民—民族”逻辑的现实，也是右翼阵营各种保守和极端思潮不断集结和壮大、而左翼阵营无法走出过去40年的消沉衰微的结果。由于当前民粹主义的右翼势头明显强于左翼，再加上二者本质上存在深刻的意识形态对抗，未来左右翼合流的可能性十分微弱，强势的右翼民粹主义或将一枝独秀，“单向极化”或“失衡极化”现象将持续较长时间。概而言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之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趁机复兴民族主义，民族民粹主义兴风作浪，可能将世界政治导向保守甚至极端的反全球化方向; 而左翼民粹主义在放弃社会主义思想武器、远离极富斗争精神的劳工大众之后，其对全球化的无力反抗只能被淹没在右翼民粹主义的巨大阴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