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类左翼政治力量面对资产阶级保守与反动势力的挤压和围攻，各自及相互之间都在探索和尝试某种程度的联合与合作，也有过一些政策举动。但相对而言，各自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内耗与争斗反而更加凸显，给不少政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带来严重后果。

（一）不同左翼政党之间难以“抱团”，多是各自为“政”。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生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世界许多国家的左翼政治力量大都处于新自由主义攻击和保守政党打压的相似境遇下，它们本应加强相互联合、共同对外。但现实状况却并未依据这种政治逻辑发展，最明显的是同为左翼阵营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基本上各自为政，甚至是挤压对方。新世纪以来，德国政党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从原来的四党格局演进到德国左翼党走上政治前台的五党格局，对于传统的大党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讲，维系多年的“最小胜利联合”的政治逻辑已经失效，时代的发展变化需要传统大党与时俱进、有新的思维。然而，德国社民党自两德重新统一后的多次大选中均誓言：宁愿在野，也不同左翼党在国家层面结成所谓“红红联盟”。该党甚至在多次大选前，事先就排除了与左翼党结盟的选项，实际上是自断与左翼党的联合之路。另一个欧洲国家希腊也是如此，希腊近几年连续举行两次大选，作为第一大党的激进左翼联盟（希腊左联党）并未与同为左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泛希社运）、希腊共产党联手，而是同非左翼的“独立希腊人”党联合执政。意大利民主党是从左翼民主党演化而来的，而左翼民主党的前身就是意大利共产党，于1992年改名更性为左翼民主党，并加入到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阵营中。该党在2013年大选中，拒绝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结盟参选，使得重建共只好与其他几个左翼小党结成竞选联盟，但未能跨过4%的门槛而无缘进入议会。西班牙联合左翼是由西班牙共产党主导创立的一个相对松散的左翼政党组织，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西共和联合左翼内部围绕政治、战略与纲领的争论和分歧日益加剧，联合左翼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在发展中国家，左翼政党之间的不和现象也普遍存在。一些国家在选举或政府组阁时，左翼政党排斥左翼“兄弟”的情况屡屡出现。墨西哥在2016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左翼的民主革命党和劳动党在各州分别与右翼的国家行动党联手，共同对付左翼执政党革命制度党，有意削弱革命制度党在国家层面的执政地位，最终赢得了12州中的7州州选。南非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之间的不和谐近期也曾一度显露，同工会大会构筑的铁三角联盟裂痕在增大。2017年6月召开的南非共十四大在强调三方执政联盟重要性的同时，却又公开表达了“独立参选”的意向，甚至表示要尽早出台该党独立参选的路线图，这是自新南非诞生以来所未有过的情况。印度国大党与印度共产党（马）和印度共产党，长期以来较少开展有实质意义的合作，更多的是在某些地方邦结成过不紧密的竞选联盟而已。事实上，在国大党2004—2014年执政的十年间，两个共产党在政府高官腐败等许多问题上也同反对党印度人民党立场一样，痛斥国大党政府，并对其一些政策进行抵制。在其他不少国家，左翼政治力量内部间这种不和甚至“同室操戈”现象，最终的结局多是一再地让亲者痛、仇者快。

（二）非执政的共产党“阵营”内部四分五裂。冷战结束后，世界一些非执政共产党尽管也在探索各种联合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在反对资本主义目标下的合作途径。例如，由希腊共产党等发起创立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到2017年底已经召开过19次会议。但也要看到，在该平台内部，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派系，相互间的观点立场差异甚大。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巴西共产党等相互间不时暗中较劲，抢抓主导权，导致有的会议甚至连一个统一的“最终声明”都难以达成。2016年在越南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第18次国际会议以及2017年在俄罗斯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工作组协调会上，围绕中共、朝鲜劳动党等加入会议工作组的问题，内部就分成了以希腊共产党、哈萨克社会主义运动、苏联共产党（苏联解体后成立的新党——作者注）等极个别党为代表的坚决反对派；以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大多数党结成的坚决支持派；还有以叙利亚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等为代表的沉默派。在一些地区内部，共产党之间不仅整合困难，而且是相互间在不断地进行打斗和内耗。据西欧有的共产党内部透露，欧洲共产党尽管已十分弱小，但当前却在其内部分化成事实上的三大派别：一是以法国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和德国左翼党等为代表的革新派；二是以希腊共产党和一些激进共产党为代表的传统派；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共产党，包括葡萄牙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意共产党人党等，总体上属于温和派。三派在围绕社会主义、欧洲一体化、如何看待国际资本主义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买账，难以协调一致地行动。尽管这些政党组织也在欧洲范围内成立了以共产党为主导的区域性政党组织——欧洲左翼党，但欧洲共产党内部间的这种矛盾与分化，实际上是在进一步削弱其在欧洲特别是欧盟这一舞台上本已很小的作用与影响力。同样，拉美国家共产党内部步调也不一致。例如，各党对马杜罗主政的委内瑞拉局势就存在不同的立场与看法，多数党总体支持马杜罗政权，但也有包括墨西哥劳动党等在内的个别党对马杜罗当局的激进政策颇有微词。　　

（三）本国共产党之间相互竞争和拆台，甚至成为政坛对手。苏东剧变以来，在世界非执政共产党中，可以概括为一种总体趋势就是：多国共产党之间分裂严重，矛盾冲突经常发生，大大削弱了左翼的整体力量。那些存在多个共产党的国度，大都发生过内讧与互损情况。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与共产党人党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分离以来，双方总体上是争多和少，即便是在2008年大选严重失败、共产党在历史上第一次未进入国家议会的惨局下，两党仍在互挖对方“墙脚”，导致本党部分党员流失或向对方分流，造成两败俱伤。多年保持意大利第五大党地位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如今已沦落为在国家议会、欧洲议会没有一名议员的边缘小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与共产党人党两党党员分别从90年代后期大约12万和3万人，急剧下跌到近年来的不足4万和数千人。在尼泊尔，仅自2008年以来，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和尼泊尔共产党（毛中心）两党为了权力、利益数次博弈，相互拆台。近几年来，它们各自分别联手右翼的尼泊尔大会党，逼对方的政府总理下野，甚至把对方从执政党整为在野党。2016年中期，尼共（毛中心）以尼共（联）不守信为由，联合大会党将后者赶下台，普拉昌达再次出任总理。在前几年，它们还各自把当今尼泊尔政局动荡、国家政治转型遇阻、制宪会议久拖无果的责任推给对方。　

更有甚者，极个别国家共产党之间的这种“相互掐架”，有的还打到了国际场合。2015年在土耳其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上，来自墨西哥、巴勒斯坦等国的几个共产主义政党在这一平台上彼此水火不相容，其中先加入会议机制的党不让本国后来的党进入会议机制，在数十个共产党面前上演“同室操戈”。　

（四）多国左翼政党内部乱象丛生，内斗不断带来党的分裂，直至没落。多年来，世界多国左翼政党包括诸多共产党党内大都是山头派系林立，内讧、倾轧导致的结果多是本党的分裂和内外形象受损，有的党则是加速衰落。尼泊尔毛派政党的历程比较典型。2008年执政以来，联合尼共（毛）〔现已改名为尼共（毛中心）〕党内围绕权力、路线、结盟等问题的斗争持续不断。正是围绕上述问题，该党形成了以普拉昌达为首的主流派、以基兰为首的激进（传统）派和以巴特拉伊为首的所谓“温和”派。三派之间多年来互相倾轧、各不相让，最终导致基兰派分裂并于2012年另立新党——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以及巴特拉伊退党的不良后果，致使尼共（毛中心）从原来的第一大党降为第三大党，在国会中的议席不及尼共（联）的一半。有材料显示，到2016年5月，尼泊尔仅毛派政党就达十个之多，可见分裂之甚。在委内瑞拉，查韦斯去世之后，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内矛盾也日趋凸显，2014年6月，马杜罗撤换了长期以来主管国家经济事务的计划部长希奥达尼，并指责其“背叛”了查韦斯的方针，而希奥达尼则发表公开信，批评马杜罗领导不力。统社党领导成员之一、前政府部长纳瓦罗也因公开支持希奥达尼而被开除出党。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冷战后曾连续两届执政，成为前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力量“重返”政坛之美谈。然而，正是在执政过程中，党内围绕权力、路线的斗争实际上从未停止过，不少领导人甚至是基层干部，对党主席沃罗宁长期个人大权独揽、任人为亲、打压异己、听不进不同意见日益不满和怨愤，导致党内少壮派和有作为的领导人、总理格雷恰内等离党，于2011年成立摩尔多瓦社会主义者党。直至2016年，以该国议会副议长、本党议会党团主席为代表的14位议员集体退党，致使其在议会席位减到7席，不到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该党从曾经多年的第一大党、执政党沦为目前的一个议会小党。

同为左翼的不少社会党也是如此。德国社民党内部在世纪之交围绕“2010改革议程”出现了重大分歧，以拉封丹为代表的传统左翼，坚决不同意施罗德所主导的那种完全新自由主义式的“激进改革”，社民党所影响的工会也对这一改革甚为不满，导致拉封丹派同以施罗德、总书记明特费林等为代表的主流派彻底决裂，前者于2005年另立新党——德国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抉择党，2007年该党又与德国民社党合并组成德国左翼党。德国社民党以这次分裂为转折点，持续走下坡路，从原来与基民盟实力大体相近，而在此后的三次大选中，双方差距明显拉大，大选得票率相差十个百分点以上，尤其是2017年大选该党仅获得20.7%的选票，有滑入二流政党的危险。印度国大党于2014年加入社会党国际，社会主义是该党意识形态的四大支柱之一。该党在百年历程中，曾发生三次大分裂，最近的一次重大分裂是1978年，英迪拉·甘地组建印度国大党（英迪拉派），成为实力最强的一派，而以布·雷迪等为代表的一派则改名为国大党（社会主义派）。　　

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左翼政党内部，那些基本不掌权甚至长期在野或短暂参政的政党，也同样为权力和路线方针展开内部倾轧。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自1991年成立以来，据称至少发生过12次以上的大小分裂，有的分裂给该党带来重创。1995年，该党内的激进势力指责主流派“脱离共产主义传统”并集体退党。1998年该党围绕对中左政府的财政法案发生分歧，以科苏塔为代表的党内温和派与党决裂，于1999年另立新党——意大利共产党人党，意重建共至少损失五分之一的力量。2006年，在该党重新参政后，该党内的托派因坚决反对参政而脱党，并于当年另建意大利劳动者共产党。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党内费雷罗派和温多拉派的争斗日益公开化，两派围绕权力分配、路线的制定多年博弈，最终以温派于2009年退党、另立“左翼运动”而告终。此后该党仍接连发生多次分裂，致使其在意政坛完全边缘化。此类事件可以说在许多共产党内不胜枚举。　

世界左翼力量在众多领域场合下长期内耗、不能联合求大和向强，其原因复杂多样，难以一概而论，总体讲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和综合作用所致。不少党教训十分深刻，其主客观原因都不可忽视。　　

（一）教条主义地坚持所谓原则，思想解放不够。在世界左翼力量的联合中，思维观念的禁锢和僵化是导致合作难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党在面对左翼力量联合问题上，不少是因为固守原则立场而封堵了灵活求变之路。希腊共产党就明确表示，绝不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谋求组建政府，声称自己是希腊政坛最正统的左翼力量，拒绝与其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的合作，包括泛希社运、左联党等。希共反对中共加入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工作组协调机制，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担忧所谓“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向”，声称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大国密切互动，并经常参与世界地缘战略博弈，因此中国加入工作组只会降低该机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份量”，等等。从中不难看出该党的教条与僵化。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左翼政治力量之间以及内部的联合之所以难以实现与顺利推进，许多党的思维僵化和思想禁锢是主因。尼共（毛中心）主席普拉昌达就曾表示，该党原领导人基兰固守旧有思想，坚持武装夺取政权，因此错失了许多同尼共（联）等左翼政党合作而挤压大会党的机会。基兰自身也承认，该派决不放弃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也是其从尼共（毛中心）分离出来的主要原因。可以预见，在大多数左翼政党特别是非执政的共产党内部，这种状况短期不会得到根本性改观。对此，就连被西方学界和媒界长期认为相对激进的德国共产党，在2017年11月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圣彼得堡第19次会议上都表示：当今不少共产党仍活在过去，他们只是手拿书本，不看现实。　

（二）政治包容性不够，不善于求同存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惨痛教训。然而在21世纪不少左翼政党特别是共产党依然在此方面继续重蹈覆辙，它们不是在妥协中维护内部统一，而是在斗争中排挤不同政见者，直至把战友、盟友变成对手、敌手，这种“政治悲剧”甚至在几个国家的主流政党乃至执政党中一再重演。例如，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第二任期后期，党内持续的争斗导致曾经的战友出走另立新党成了竞争对手，但该党领导人沃罗宁并不以为然，也没有真正地从中汲取教训。如在2009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该党虽仍为第一大党，离赢得总统职位只有一票之差，却得不到其他任何政党的支持，而是一党孤军奋战，最终政权旁落、在野至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已经离党并另立新党的民主党领导人卢普就曾明确表示，摩共应该学会与其他各党派合作。在亚洲，典型的就是尼泊尔几个共产党。多年来，尼共（联）与尼共（毛中心）之间的斗争多于联合，两党加上分裂出去的基兰领导的尼共（毛），三个共产党足以成为本国政坛的决定性力量，然而三党多数时间并不是求同存异，共同联合对付大会党和马德西党等保守政党，而是内部混战，让大会党等从中“渔利”。前几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几个共产党与大会党的共识竟然多于共产党相互间的契合，这是造成尼泊尔两大共产党合作成果不彰的深刻原因。而这种结局本应是可以避免的。可喜的是，两党近来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都在进行反思和调整，并于2017年底结成竞选联盟赢得大选，而实现共同执政，而且在2018年初两党签订了合并协议，成立统一的尼泊尔共产党。当然，不难预料，合并之路不会平坦。　　

在西方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学者的语境中，多是把共产党等政治力量列为所谓“激进左翼”，把社会党等政治组织划入所谓“温和左翼”。这种划分是否科学另当别论，而委内瑞拉学者史蒂夫·埃尔纳通过对拉美许多激进左翼政党组织进行分析比较后得出结论说：与温和左翼不同，激进左翼更不愿意与对手协商并达成协议，也不愿作出重大让步。此说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当今国外一些非执政共产党的政治表现。

（三）历史恩怨纠纷的制约，影响左翼力量间的联合。事实上，上述许多左翼政党在历史上或者是同根同宗，或者甚至是同党，但后来的政治分野与组织决裂，使相互的信任关系受创，怀疑甚至敌意之心久久挥之不去，进而导致彼此在本国政治生活中的感情用事多于理性思维。墨西哥民主革命党是从革命制度党中分裂出来的政党，但此后多是把革命制度党视为对手乃至主要对手，甚至到2007年党的第十次特别党代会仍誓言“拒绝同革命制度党组成任何形式的政治联盟”，可见旧怨之深。摩尔多瓦2009年议会选举结果出笼后，如作为第一大党的摩共能与第四大党卢普领导的民主党结盟，摩共可望继续执政，但从摩共脱党的卢普表示，其深知摩共的行为与思想方式，不会与之合作，可感知它们彼此成见之深。希共与左联党、德国社民党与左翼党等难以结盟，意重建共同左民党（现民主党）在结盟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摩擦，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历史恩怨的影响。　　

（四）奉行机会主义所带来的政治投机行为，进一步伤害了彼此的信任和感情。现实政治生活中，许多左翼政党相互间以及内部之间的争斗，在相当程度上消弭了对外联合的功效，而这多源自于权力与路线斗争的结果。为了争权夺利，国外一些左翼政党乃至表现出一种不可理喻的两面性：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僵化教条，看似为一些所谓“原则立场”誓不妥协；另一方面它们又在政治博弈中异常善变，为了得到眼前的利益特别是权力，甚至可以超越政治底线，与左翼共同的政治对手进行无原则的交易、联手，来打压曾经的“骨肉兄弟”，甚至将其拉下马。墨西哥民主革命党、尼泊尔两个共产党都曾多次为赢得选举、谋求权力和执政，从事哪怕是冒险的政治投机。正是这种无底线的投机行为，导致部分国家左翼力量之间连共同对付右翼敌手的起码联合都很难做到。这就是一些国家左翼政党既为右翼势力所利用、又遭其鄙视的深层原因。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近20多年来几乎没有在总统和议会选举中与其他左翼政党结成过竞选联盟，希腊共产党与左联党也大体如此，更别说它们能为了共同的理想事业，进行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与联盟了。　

（五）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对左翼政党的分化与破坏战略起了一定作用。近几十年来，左翼政治力量之间为何未能实现根本和完全意义的联合，固然是主观原因居多，但也确有其他因素的干扰，尤其是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竭尽全力的阻挠、分化和破坏。这是导致部分左翼政党难以真正走到一起的重要外因。正是德国联盟党等右翼势力长期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丑化宣传，对德国社民党（以及后来的左翼党）妖魔化的蛊惑，使德国社民党在政治上难以逾越两党实现在联邦层面合作的心理底线，制约了社民党的合纵连横战略，而为联盟党自身的纵横捭阖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尼泊尔两大共产党何以很难实现长期、真正的联合，固然有两党自身的主观原因，但尼泊尔大会党从中挑拨，尤其是印度、美国等资产阶级势力的渗透、影响和干预，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